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是挑战“陋规”问题。晚清地方官员的主要贪污方式，是营谋“陋规”收入。

什么叫“陋规”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大致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陋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比如大清王朝总督和巡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年的“陋规”收入是十八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而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因为权力巨大，可以达到三十万两。

这些数字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连皇帝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皇帝们对这些陋规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有一个收陋规的借口，叫“办公经费不足”。

办公经费不足，这确实是实情。清代的财政制度之奇葩，表现之一在于清代督抚衙门里，有正式“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本人，其他工作人员国家都不负责开支。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需要，要请数名师爷，每人年工资至少一千两白银。这些钱，国家不负担，要总督和巡抚自己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通信，也就是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每年需要几千两白银的路费，这个钱皇帝也不出，要总督自己出。加到一起，一名总督一年需要支出数万两。

而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是多少呢？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因此这种财政制度简直是开玩笑。从雍正时期起，富于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抚们钱不够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一万八千两，但是仍然不够花。

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督抚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就形成了“陋规”。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吃他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关、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吃老百姓。

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县官要负责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所以他们就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向百姓收取国家税收之外的附加费。因此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清帝国各级官员的“陋规”其实都是百姓的血汗。

从办公经费不足的角度看，收取附加费开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越来越“丑陋”。因为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因此陋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陋规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从督抚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的分肥体制。在你赠我馈中，整个官场编织成一张张关系网，官官相护，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

第二个后果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浮赋”问题。

早在就任总督之初，曾国藩就开始思考陋规问题。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了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百分之五十，所有州县办公等费一概在内。

同治二年（1863）五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将松苏太属漕额，统按原额减去三分之一，常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十分之一”[《松江府续志（第13卷）·减赋全案》。转引自郑起东、史建云主编：《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合计全省为三十分减去八分。

安徽的改革进行得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的裁撤浮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部定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另加八钱上下作为司库提存之款，废止陋规和捐摊等费。[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9页。]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裁撤陋规必须以官员的汰换相配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42页。]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侍当附片奏之。”[《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3页。]

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使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赋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卫三畏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旧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92页。]。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洲，看到瓜洲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廛市楼阁，千墙林立矣”[《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382页。]，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洲时残破的情景，他不禁唏嘘不已。

要裁撤别人的陋规，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陋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陋规浮动于十万两到三十万两之间。而曾国藩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的礼物。这在当时的督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

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英］伯纳特·M.艾伦（Bernard M.Allen）：《戈登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在做京官的时候，因为需要面对上级，所以曾国藩对官服是非常讲究的。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一个破瓦盆。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衙里生活。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

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这五十五亩田生活。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

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

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生。“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0页。]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然后再纺纱或绩麻；中饭后，做针线活儿；晚上，则做鞋子。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