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

什么对手呢？

洋人。

前面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的时候，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1860）九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82页。]

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宫保信，知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与语。”[《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87页。]

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三十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呜咽失声，老泪纵横：“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5页。]

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8页。]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之。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

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

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页。]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60页。]

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曾国藩仍然认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77页。]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而这一次，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如同以卵击石，败得一塌糊涂。“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铜墙一般，马步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兴河：《天朝师夷路：中国近代对世界军事技术的引进（1840—1860）》，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422页。]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663页。]。遇事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其次，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

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第38页。]。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

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89页。]

其实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73页。]

清政府事后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37～43页。]

外国人将七十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赞叹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廉明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两倍甚至三倍：“即令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关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48页。]

这些事情，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618页。]等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治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特别是在拿下苏州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一万两白银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这件事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