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

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时，曾国藩上的《应诏陈言疏》就指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77页。]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9页。]。因此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心性品行的影响，换句话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38页。]“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223页。]

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94页。]“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701页。]他在家书中也说，“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因此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我们在这一章中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时曾入都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出色，“每落笔，藻采纷披”[《李伯元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颇得曾国藩青眼。曾国藩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后来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1页。]李鸿章二十四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

李鸿章身高在1.82米到1.85米之间[美国学者福尔索姆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六英尺”，六英尺合1.83米。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说：“李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六英尺四英寸以上。”六英尺四英寸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83米。]，眉宇间精明外露，一望而知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他功名心极强，而且从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的早年诗作中，“欲封侯”“梦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

然而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宛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八年（1858）投奔曾国藩大营。

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就发现这里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很大。所谓幕府，即幕僚班子或者说助手班子。一般官员的幕僚，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身边，盛时保持着一二百人的幕僚队伍。容闳回忆同治二年（1863）秋他在曾氏幕府：“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两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二百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一百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第83页。]

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四百二十一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四百九十七人。

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它很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314页。]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学生看待的。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给他的二十多名幕僚出了一道“策问”题，同时还让每人拟一道告示。事见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日记：“夜接课卷二十余篇，盖初六日余出策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忠义局及各员应课，至是始交卷也，粗阅一过。”[他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记中也说：“揆帅会试幕僚，每月二期，今当第二试，应教撰《对策》一首。”曾国藩还给他的学生们留作业，并定期检查。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十日日记：“旋王、马诸生呈阅五日功课。”]

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决定的。

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才，就是半成品。要想适用，就要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100页。]，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81页。]。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64页。]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69页。]。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高兴。

第二步是观察。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先寄给他三百两以安其家。到来之后，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他，看看他在数年军旅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长进。

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一是让他们直观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

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份任务，让他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道：

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

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后，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

李鸿章是一个综合型人才，既能办事，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因为身边正缺乏文案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

安排好工作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四条》，其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这四条是专门针对进入他幕府的幕僚的。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的人，必须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至少选择一项，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

他的教育方式，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六日日记：“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二字乃洐文）及诸生呈缴功课，余教以‘诚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页。]

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1页。]

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曾国藩密友欧阳兆熊在其编写的《水窗春呓》中有《进场饭》一文，也写当时曾幕中人为曾国藩这一“早餐规矩”所苦之事。]。薛福成说，曾国藩此举是为了折折李鸿章的气焰。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可见确有其事。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播弄之”[梁启超：《李鸿章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到了曾国藩幕府后，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若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炼，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折他的锐气。

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有不少“雄谋善辩”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士”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

至于曾氏本人，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唐文治记述吴汝纶晚年对曾国藩的回忆：“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遂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卯正早餐，群僚毕至，公详告各案，剖析如流。辰巳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公牍。午初作大字，午正餐毕，即遍历群僚宿舍，无偶遗者。或围棋一局。未正后见宾治事，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十室以外。子初与家人或幕僚谈，旋灌足。子正始寝，至寅正又起，盖晏息仅二时，岁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方宗诚在《柏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毕，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笃老未尝或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吴永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可以说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吴汝纶全集》1，黄山书社，2002年，第220页。]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张文虎：《覆瓿集·杂著》乙编上，第7～8页。转引自朱东安：《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他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8·报刊记载·外人记述·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42页。]。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说：

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而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材，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说：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转引自戴逸：《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56页。]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比如咸丰十年（1860），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指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知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因为武汉的位置实在太重要，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十日上午，他和名将李续宜“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二时之久”，讨论思考了四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荃数言而决”[《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页。]。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意不撤皖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在曾国藩遇到的另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中，李鸿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僚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各立一议。大多数人主张“入卫”。但是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虚名。六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8·报刊记载·外人记述·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8页。]李鸿章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经过多年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咸丰十一年（1861），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良机降临到李鸿章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创建淮军。

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55页。]而这支军队，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

得到这样的机会，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团练。同治元年（1862）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

在京期间，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毕竟李氏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

因此曾国藩利用一切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亲手为淮军制定营制营规。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陶铸淮勇风气。这样在淮军初创之时的十三营中，湘军班底实际占了主要成分。

同治元年（1862）三月底，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一军“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曾国藩全集·奏稿》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5页。]

因此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即三月二十七日，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此就开府一方。

师徒两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教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乞钧示”，“乞核示”。曾国藩则在信中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

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已极，根本不能用。更为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71页。]

然而千头万绪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自然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打不了胜仗，他再有手腕，也无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

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后，他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六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与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

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

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59页。]，“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7页。]。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十五日给曾国藩写信说：

二十一日又说：

曾国藩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确实高人一筹。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

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

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9页。]“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4页。]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因为他遵照老师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

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纶评价他：“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吴汝纶全集》1，黄山书社，2002年，第215页。]“任艰驭远，前古未有。……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其事。”

独当一面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吏治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72页。]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并向西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仿夷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跃居第一。

李鸿章在上海依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384页。]

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203页。]。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放黄翼升走。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曾国藩全集·书信》5，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325页。]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曾国藩全集·书信》5，岳麓书社，2011年，第563页。]的感谢之词。

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开花大炮”会攻天京。

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接着又提出部队需休整两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