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栈。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蒋星德：《曾国藩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7页。]

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共鸣。

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最高。

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十二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了很大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繁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

当然，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得也很清楚。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拼命著书。”[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8页。]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5页。]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1页。]对李鸿章这些缺点曾国藩只能接受。

因此经过多年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裁湘留淮。当曾国藩把这一计划通报给李鸿章时，李鸿章是非常兴奋的。枪杆子就是权力来源：“兵制尤关天下大计。”因此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并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唯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348页。]

现在，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师门”曾国藩要“征调”这支保留下来的军队了。

曾国藩是一个凡事从长远筹划的人。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的“剿”捻任务。那时虽然是由僧格林沁负责“剿”捻，但是曾国藩认为此人头脑简单，战术单调，难以成事。湘军都是南方人，不耐北方寒冷气候，也不惯食面，而淮勇生长在北方，刚劲斗狠，正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寇之用”。因此淮军东下之初，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这支淮军现在的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将来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目下可使在沪、常、苏之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页。]

然而淮军和湘军一样，都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如同周代的分封制一样，将领们只效忠自己的直接领导。淮军虽然广义上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但是这毕竟是李鸿章的军队，有着浓重的李氏色彩，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心里并没有把握。

因此曾国藩首先要解决的是淮军的指挥问题。

他去信试探李鸿章的态度，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他的指挥：“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孚否？”其次是要求李氏兄弟中的“季泉、幼泉同往相助。祈阁下于竹报中一为劝驾”[《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424页。]。湘军自认姓曾，淮军也一样，自认姓李。因此只有姓李的人协同指挥，他才放心。

巧的是，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同一天，五月初四日，李鸿章也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虽然师徒二人不知道对方在这一天给自己写信，但是两信的内容竟然若合符节，李鸿章的信几乎完全是针对曾国藩一信所提问题的回答。可见师徒两人之心有灵犀，也可见李鸿章的明敏通透。对于恩师的心理，李鸿章十分清楚。他在信中对老师说，他准备把淮军中的三部交给老师指挥，同时他还打算让弟弟李鹤章随同曾国藩出师，帮助他协调诸将：“铭、盛、树三军共三十三营，计一万六七千人可供指挥。刘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鹤弟前请开缺，如尚未出奏，应令随侍旌麾，少效犬马，藉可联络诸将。伏祈迅速缴调。鸿章奉命暂权督篆，事棘何敢固辞！所幸墨守师训，亦步亦趋，再随时随事请教，冀无颠蹶。”[《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65页。]

他说，调拨给曾国藩的铭、盛、树三军均是淮军精锐，而刘铭传尤为“淮军特出之将”，他这样做是“以上驷奉吾师，以中、下驷留鸿章左右，设有警变，只有自将而已”[《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67页。]。李鸿章的表态令曾国藩非常满意，看来这个徒弟比左宗棠、沈葆桢之流强过何止万倍！

然而，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曾国藩的“剿”捻进行得却不顺利。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人，他凭头脑打仗，而不凭血气之勇。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深知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曾国藩计划东以大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挖土筑墙，择要分兵驻守，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的战备原则的新发展，目的仍是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与此同时，针对捻军与地方联系紧密的特点，曾国藩又制定了“查圩”之法。所谓“查圩”就是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圩寨，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使之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圩寨，圩设圩长，坚壁清野。在圩寨外高筑墙、深挖沟，凭墙“击贼”。把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圩寨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同时分别良莠。圩长应编造良民册与莠民册，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施这个策略需要花很长时间，地方也不配合。主要原因是河南官绅反对设防贾鲁河、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是“以豫为壑”。河南方面出工不出力，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勉强建成，质量又不过关。

186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河防堤墙建成约莫一个月光景，捻军大部队在河南省城开封以南十数里之地，“潮涌而至，抚标三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曾国藩全集·奏稿》8，岳麓书社，2011年，第165页。]，轻易突破了建得不坚固的贾鲁河墙，向东奔驰而去，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破坏严重。

河防崩溃，曾国藩当然非常忧灼。不过，对这一情况，曾国藩早有预料。早在建设河防之初，曾国藩就说过：“假如初次办不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62页。]预想到这一策略一旦受挫，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

事实正是如此，朝野舆论物议纷起，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指责曾国藩靡饷两年（实际是一年五个月），捻势益张。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清廷对他也失去耐心，一年之内，廷寄责备七次。同治五年（1866）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

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身体每况愈下[八月十六日日记：“次早晨视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断不能再服官矣。”]，以至“病盗汗舌蹇之症”加剧。他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遂决定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做自己的助手。他奏请朝廷饬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他自己则主控大局，仍然驻扎周家口，以当中路。[曾国藩：《请饬李鸿章暂驻徐州调度军务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第45～56页。转引自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然而他没想到，朝廷竟然因此脑筋急转弯，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不久之后，曾国藩接到寄谕，令曾国藩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

这实际上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这颇出曾国藩意料。

如前所述，河防的大方向是对的，虽然初次遭到失败，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所致，并不是防河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他需要的只是时间。

但是清政府却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朝廷现在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而变成慈禧一个人专政。

原来同治四年（1865）三月，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她亲拟诏旨，革去恭亲王奕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使。

祺祥政变之初，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奕明敏有才，因此军事大事布置得井井有条，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然而慈禧翅膀硬了之后，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故有此举。

慈禧此举扭转了祺祥政变以来蒸蒸日上步入正轨的朝局。后来虽恢复了奕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议政王的称号却从此取消，再也没有恢复。“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打击，奕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处处谨慎，遇事模棱，不敢轻易表示异同，在统治阶级中的威望和影响也渐趋衰微。”[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昏乱。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经常瞎指挥。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更以治病求医为喻，对此痛下针砭：

信中之“新医”，乃曾国藩自况，而病家之指手画脚的“妇孺臧获”，则影射太后、小皇帝与其周围的奴才们，厌烦之情，溢于言表。慈禧小政变之后，曾国藩对她一直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

慈禧和咸丰一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僧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依然如此，一有挫败，就想换人。因此才有曾李互易之举。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

李鸿章北上之时，朝廷并未指明由何人接任两江总督。朝廷的上谕要求曾氏病愈后上京陛见，实际上含有另行安置之意。

李鸿章接旨后，即递上奏折，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因为“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恐”[《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8页。]。自己在前督师，曾国藩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若接替人选不当，诚恐呼应不灵。因此朝廷遂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国藩不愿意这样做。曾国藩自己的想法，是以散员“留营以维系军心”[《曾国藩全集·书信》8，岳麓书社，2011年，第435页。]，与军事相始终。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追求有始有终的人，既然“剿”捻，就一定要坚持到最终胜利。劳师无功，遽回本任，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他只得黯然南返。

左宗棠闻听此事十分高兴，并且放出口风：“湘淮暗分气类，即从大帅分起。”[《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52页。]希望挑动曾李矛盾。朝野上下也出现很多传闻，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李鸿章经常干预和掣肘，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

虽然在回任之时心情确实不愉快，但是作为一个有胸襟的政治家，曾国藩内心明白李鸿章是最适合接替他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写信给朋友，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并致信李氏兄弟，让他们不必心存芥蒂。针对李鸿章初出师不利遭遇言路弹劾的局面，曾国藩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愆，必不使（李鸿章）独当其咎。”[《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53页。]

交卸钦差大臣关防后，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

回到两江之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但曾国藩的心仍然悬在“剿”捻战场上。曾国藩对李鸿章全力支持，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饷献策，尽心尽责。他诚心诚意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把“捻匪”荡平，因为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在他看来都是一家。湘淮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对李鸿章说：

李鸿章接任之后，军事进展也并不顺利，一开始连遭惨败，张树珊败死，成大吉军哗变，号称劲旅的刘铭传军几乎被歼。曾国藩心情十分沉重，对赵烈文说，这一段时间，“各帅均被斥责”，“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少帅（指李鸿章）及沅浦胸次未能含养，万一焦愤，致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他在讲这些话时“神气凄怆”，致使能言善辩的赵烈文都感到“无以为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0页。]

不过事实证明，李鸿章毕竟是可以信赖的杰出人才。他接手“剿”捻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障碍，重点设防，布置关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以静制动”，“觅地灭贼”，力图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不过李鸿章此时年富力强，头脑更为聪敏灵活，在战术上，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紧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

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湘消淮长、曾李瓜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