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

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包括林则徐。别忘了，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

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他就不是一个儒家信徒，更别提理学家。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即在于“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73页。]，他歌颂忠义精神说，“嗟我湘人，锐师东讨；非秘非奇，忠义是宝”。[《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67页。]

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第2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731页。]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不可能是真事。左宗棠和彭玉麟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正如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薄皇帝而不为……因其以护持名教为帜志，绝不能自毁立场，做反乎礼教之事也。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威之下，业已根深蒂固，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萧一山编：《清代通史》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6页。]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名教，而名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

蒋廷黻更分析说，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心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它的精神，脱换它的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在一“悔”字。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64页。]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惰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

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了人，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五十年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五十年了。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然后各地割据。

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五十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

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

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比较高，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因此也许不会这么快“抽心一烂”。

但是，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

曾国藩对慈禧和奕的组合，一开始是很有好感的。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她颇能“英断”。到了后来，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即如九舍弟参官相折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与看，不令睹全文，比放谭、绵二人查办，而军机恭邸以下尚不知始末。一女主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79页。]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受别人蒙蔽，做事明敏。曾国荃参奏官文，慈禧看到奏折后，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不让他看到全文。因此直到派谭、绵二人去查办此事时，奕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没法提前做准备。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政治手腕相当高明。

奕则“聪明过人”，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且做事颇能顺应大势，所以朝廷“枪法不乱”。“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78页。]

正是因此，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

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前，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夺了奕的权。慈禧在政变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她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进京面圣，与慈禧直接接触后，曾国藩的失望更加严重了。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十二月十三日他抵达京师，翌日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治。

曾国藩对这次谈话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外交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然而，慈禧一开口，问的多是家常。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

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内容也大致相仿。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

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样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竟然相信子虚乌有的“剜眼挖心”之说，并且执迷不悟。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事实证明，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她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她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她并没有一个成形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

至于奕，人虽聪明，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虽然才具不凡，但他毕竟是“臣”而不是“君”，地位本不稳固，性格也不够坚忍厚重。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令他后半生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违。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

至于奕的政敌，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醇郡王奕等权贵，以及倭仁等保守派，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更让曾国藩绝望。

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

也就是说，两位太后才干平常，聊了半天没有一句重要的话。皇帝年纪太小，还看不出什么。权力在奕、文祥、宝鋆等几个人手里。奕极聪明，但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立场不坚定，不足以依靠。文祥人很正派，但是格局不大。宝鋆则形象不佳，大家对他颇有微词。朝中有人品有原则的人还有倭仁，但是才干很差，见识更短。其他的都是碌碌无为之人。实在是太可忧虑了。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79）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

心情无比悲凉。

他曾经对弟弟曾国潢说：

眼闭箱子，就是棺材。就是说，在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我经常想早点儿跑到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地睡大觉，再也不用醒过来了，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

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8页。]我天天想着早点儿死掉，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

天津教案的打击，晚年心情的低落，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了。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仅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

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

从三十一岁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见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三日日记。]。他在家书中说：“常耳鸣，不解何故。”[《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7页。]“总以耳鸣为苦。”[《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页。]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不会对家里提起。

道光二十二年（1842）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仁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就得了失眠症[日记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六日，失眠。二十三年一月初七日，失眠。]，支撑了二十多天后，又突然吐血。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数口。”[《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7页。]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灰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诸弟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

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想到这里，就非常灰心。以后如果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知道了一点儿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千万千万！

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地经受磨炼。才三十二岁他就说自己：“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恨也。”[《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1页。]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也就是三十三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日记中说自己的眼睛问题：“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2页。]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因此才三十六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昆焘信中说：“自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三十六岁）已用增光镜。”[《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三十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十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

三十五岁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5页。]，奇痒异常，抓烂作痛。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是“神经性皮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苔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我们看一下外科学对此病状的描述：“本病多累及中青年。”“多对称广泛分布于头皮、躯干、四肢。开始常先局部奇痒，搔抓后出现针头至米粒大小的多角形扁平丘疹，淡红、淡褐色或正常肤色，质地较为坚实而有光泽，表面可覆有糠秕状菲薄鳞屑，久之皮损逐渐融合成片，皮肤增厚，皮脊突起，皮沟加深，形似苔藓……自觉阵发性瘙痒，常于局部刺激、精神烦躁时加剧，夜间明显；皮损及其周围常见抓痕及血痂，也可因外用药不当而产生接触性皮炎或者继发感染。本病病程慢性，常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一般为夏重冬轻。”喻友军、刘毅主编：《外科护理学》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严重的皮肤病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外，还严重影响他的体力与精神。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十日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

在给朋友陈源兖的信中，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说：

虽然想尽办法，寻遍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军事不利，他身上便“癣痒异常，手不停爬”，以至于搔得浑身出血而仍不止痒。“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78页。]。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55页。]

咸丰七年（1857）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回忆说：

这一症状也跟随了他一生，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多则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

以如此孱弱的身体，承担起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曾国藩的艰难竭蹶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自述“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577～578页。]。刘体信（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也说：“先文庄公尝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中国史学会主编，范文澜等编：《捻军》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0页。]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咸丰八年（1858）四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

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五十，精神已然极为“委顿”。四月二十一日记中，四十八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七十多岁的人：

是日……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

也就是说，这天写字写得多了些，就感觉特别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也不能大声。简直虚弱得像七十多岁的人。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困苦。

同治九年（1870），也就是满了六十虚岁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这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曾国藩一目忽然失明，“右目既盲，左目亦复昏蒙”[《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一目失明，另一目也视物模糊，经常“不能治事”，令他非常痛苦。

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全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他在日记中说：

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我们前面说过，同治八年（1868）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曾作《自箴韵语》，全文是：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