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渐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累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15页。]因此他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李相（李鸿章时为协办大学士，故称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2页。]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

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

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容闳的特殊人物。

容闳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澳门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的推荐下，曾国藩召见容闳，并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容闳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容闳担任翻译工作。容闳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1870年10月，曾国藩向朝廷提出派人赴西方留学的事。他说：

读者一般以为俄国彼得微服到欧洲学习之事，是康有为介绍给清朝皇帝的。其实在康有为之前二十年，曾国藩已经提到过这件事。

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后，与李鸿章联衔将此事正式上奏。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

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和约第七条里写道，中国人可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各科文化技艺。

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方，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人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振奋自强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才能取得远大的发展。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人想一下子把他们的技术都掌握，想要获得他们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古人说学齐国方言的人，必须把他放到齐国。又说“百闻不如一见”。真要学到了西方人的方法，回来后触类旁通，以后更能无穷扩展开去，也许有超过西方的一天。

这篇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

曾国藩等拟订的计划，是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四年内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十五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三十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

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