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战役大多是在地形图的折痕上打的。”

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英国阿弗罗飞机公司首飞于1945年6月14日的一款活塞式发动机运输机，是英国第一台加压客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父亲离去后，母亲的存在感变强了。以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话都在讲大人的事情，可现在她开始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萨福克郡乡村的成长轶事。我们特别喜欢“屋顶之家”的故事。我们的外公外婆住在萨福克郡一个名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生活安静无扰，平日里只闻河水潺湲，间或从邻村飘来一声教堂的钟鸣。但某个月里，有一家人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屋顶上，把东西到处乱扔，相互间大呼小叫，声音响到钻透了天花板，打扰到了母亲家里的生活。那是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从不吵吵，很多时候都是他爬梯子把一桶桶的水拎去给屋顶上的那几个。不过每次母亲从屋子里走去鸡窝捡鸡蛋，或是上汽车，都看见那个小儿子在盯着他们看。这一家子是搭茅屋的匠人，干修补屋顶的活计，整天都很忙。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放好梯子离开。可后来有一天，一阵强风猛地刮来，把小儿子刮得失去平衡，从屋顶上栽了下来，砸破了欧椴树形成的凉篷，摔在厨房旁边的石板地上。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屋里。那个名叫马什的孩子跌破了髋部，赶过来的医生给他一条腿打上了石膏，跟他家人说不能随便动他。他必须待在厨房后部的一张两用沙发上，直到屋顶上的活儿干完。母亲要做的——她当时八岁——就是给他送饭。偶尔，她也会给他送去一本书，但男孩非常害羞，很少开口说话。那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一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母亲告诉我们。最后，他们的活儿干完了，一家人带上那孩子一起走了。

每当我和姐姐回忆起这个故事，总感觉它像一个我们不很能理解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母亲讲得一点儿都不带戏剧性，男孩从屋顶掉落也一点不可怕，就像听第二遍的故事。我们肯定央求过她再讲一点那个从屋顶掉下来的男孩的故事，可听到的就只有这一个——在那个突然刮起狂风的下午，她听到他砸穿了欧椴树凉篷的枝叶后落到石板路上，发出重重的、湿漉漉的“嘭”的一声。只是母亲生活的朦胧线条中一个片段而已。

蛾子，我们的三楼房客，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不过有时候也会回来得挺早，赶上吃晚饭。现在我们会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吃，他总要装模作样地摆手推拒一番才会坐下来，跟我们一桌吃饭。不过大多数晚上，蛾子都会逛到比格斯街上去买一份晚餐。周围这片地区大部分都在德国大空袭的时候给毁了，那儿只有一些临时性的街边小吃摊。我们早就注意到他行踪不定，忽而出现，忽而消失，一直没弄明白他这样子是算不好意思，还是算吊儿郎当。当然，情况是会变的。有时我透过卧室窗口，会发现他正在黑黢黢的花园里跟母亲低声说话，或是一起喝茶。开学前，她花了不少时间想说服他帮我补习数学，此前这门课我在学校里老不及格，而在蛾子好久不给我补课后我又会重新不及格。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我对我们这位监护人唯一弄不明白的，还只是他为了让我深入理解几何定理而画的几乎立体的图画。

每次一说到战争的话题，我和姐姐就千方百计要从他那儿套出一些故事来，好知道他当时在哪儿，在干些什么。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真假并存，蕾切尔和我都很好奇。蛾子和母亲会提到一些自战时起他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很显然，早在他来和我们同住前母亲就已经认识他了，但他居然也介入过战争让我们很感意外，因为从行为举止来看，他丝毫不像是个与战争有染的人。每回我们知道他在房子里，都是因为从他的收音机里传出宁静的钢琴曲，他现在的职业貌似跟一家管记账发薪水的机构有关。不过在我们几番撺掇后，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些东西。我们得知，他们俩在战时从事的是“火警瞭望员”的工作，他们管工作的地点叫鸟巢，位置在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们俩穿着睡衣，喝着好立克牛奶，坐听他们俩回忆往事。一段轶事会打破表面，然后便消散了。一天晚上，就在我们不得不各自奔赴新学校前不久，母亲正在起居室的屋角熨烫我们的衬衫，蛾子犹犹豫豫地站在楼梯口，随时要走的样子，仿佛只有半个人在陪着我们。但就在那时，他非但没走，反倒跟我们说起了母亲一次夜间驾驶时的高超技巧。那时在实施宵禁，路上一片漆黑，母亲就要在这一片漆黑中把一批人员送去海岸地区的某个“伯克郡单位”。当时能让她硬撑着不睡过去的“只有几小块巧克力和车窗里吹进来的冷风”。蛾子在那儿不停地讲着，母亲听得好专注，只见她右手把熨斗悬空举着，不让它落到衬衫上把领子烧坏，全然陷入到了蛾子站在阴影中讲述的故事里。

我其实当时就应该知道的。

他们说的话会在无意中泄露出时间。有一次我们听说母亲曾截获过德国人的信息，并从贝德福德郡一个名叫奇克桑兹女修道院的地方把情报发过了英吉利海峡，母亲双耳紧贴着无线电的耳机，听着里面复杂的频率，又是从格罗夫纳屋酒店的顶上，到这时我和蕾切尔已经开始怀疑她干的根本不是什么“火警瞭望”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母亲掌握的技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那美丽白皙的臂膊和纤细灵活的手指有没有带着明确的意图射杀过一个男人呢？从她跑上楼梯的优雅步态中我看出她有运动才能。这可不是我们之前注意到过的东西。在父亲离去后的那个月里，直到我们新学期开学她离去为止，我们渐渐发现了她身上更出乎我们意料却也更让我们感到亲近的一面。她手拿熨斗悬在空中，看着蛾子回忆他们早先岁月的那短暂瞬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父亲不在家，我们的房子开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宽敞了。我们跟母亲待在一起总也没个够。我们听收音机里的惊悚广播剧，家里的灯故意不关，因为想要看看彼此脸上的表情。毫无疑问，她听这些肯定觉得没劲，可当我们听到大雾中吹响的号角、狼嚎般的风声掠过沼泽、罪犯慢慢靠近的脚步声或是玻璃窗碎裂的声音时，都非要她陪着不可，这些时候我会想起她在没有路灯的暗夜里开车前往海岸地区的那个讲得有点潦草的故事。不过说到收听电台节目，她更感惬意的是在星期六下午，瘫坐在躺椅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博物学家时间》，把手上拿着的书撇在一边。她说那档节目让她想起萨福克。我们无意中会听到收音机里的男人不停地讲着河流、昆虫，以及他去钓过鱼的白垩溪[流经白垩山区后汇入大海的溪流，因为白垩有过滤作用，所以白垩溪溪水呈碱性，水质清澈。]。这些东西听在耳朵里就像是一个微小而又遥远的世界，尤其是我和蕾切尔那会儿正趴在地毯上玩拼图游戏，把一块块小碎片拼到一起，拼成一片蓝色的天空。

有一次我们三个从利物浦街乘火车去母亲童年时在萨福克郡的家。那年早些时候，外公外婆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所以我们当时默不作声地看着母亲在房中漫步。记得我们总是得小心翼翼地贴着前厅的墙根走，要不然那已有百年历史的木地板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是一块会唱歌的夜莺地板，”外婆曾这样告诉过我们，“夜里要是有贼它会发出警告。”我和蕾切尔每次都会跳上去，故意弄出声响来。

不过我们最高兴的，还是和母亲一起待在伦敦自家的地板上。我们想得到她那种随意的、带点朦胧睡意的亲情，比我们之前得到过的更多。这就仿佛她回复成了更早前的自己。在父亲离开前，她就是个雷厉风行、行事干练的母亲，我们出门上学她就去上班，她下班回家则通常能赶上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个新的她的出现，难道是因为摆脱了丈夫的束缚吗？或者想得更多点的话，这是不是她在为离开我们而作准备，现在的她是她希望自己被记住的样子呢？她帮我补习法语和我要读的《恺撒之高卢战记》——她的拉丁语和法语好到令人惊奇——帮我准备上寄宿学校的东西。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我们这个冷冷清清的家里，她居然鼓励各种戏剧表演，我们可以装扮成神父，或是踮起脚学水手和恶棍的样子走路。

其他的母亲也会这样吗？她们会背上插着把飞刀倒吸一口凉气跌倒在沙发上吗？蛾子在的话她当然绝不会这样做，但为什么她好歹这样做过呢？是她厌倦了日复一日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照顾我们？还是把戏服换上换下能让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母亲？而最棒的是，当第一缕晨光悄悄洒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会像犹犹豫豫的两只小狗那样进到她的房间，凝视着她没有化妆的脸，闭着的双眼，而她那白皙的臂膀却已经伸了出来，将我们揽入怀中。因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她总是醒着的，总是在等着我们了。我们从来都没能惊到过她。“过来，斯蒂奇。过来，瑞恩。”她会轻轻道出私下里给我们起的小名。我想，每当此时，我和蕾切尔才会觉得我们是有妈的孩子。

九月头上，大皮箱从地下室里拿了出来，我们在一旁看着，母亲往里装连衣裙、皮鞋、项链、英文小说、地图，还有各种她觉得东方不会有的物品和用具，甚至看着根本用不上的毛料衣物，因为她跟我们说过，新加坡的夜晚经常是“清凉的”。她让蕾切尔照着一本旅行指南大声读出那里的地形和公交线路，还有当地话里的“够了!”“再来点”和“有多远？”。我们大声背诵着那些词语，用的是我们想当然的东方人的腔调。

也许她认为，目睹收拾大箱子的细节，和她收拾时的平静，可以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她的旅程，而不是感受到更多的离别之苦。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在期待着她会爬进那种黑色的木头箱子(皮箱角的包铜让它真的很像一口棺材)，然后从我们身边被遣送走。装箱花了几天时间，让人觉得其中的活动缓慢而又命运攸关，仿佛一个老也讲不完的鬼故事。母亲就要发生变化了。她将要演变成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蕾切尔对此的感觉会有所不同。她比我大一岁多。这在她眼里也许颇有戏剧性。但对我来说，不停地考虑来考虑去，装好了再拿出来，然后再装进去，这一行为意味着永久性的消失。从母亲离去前开始，这所房子就成了我们与世隔绝的洞穴。只有寥寥几次，我们曾沿着堤岸到河边走过一走。母亲说，接下来的几周，旅行会是她只嫌太多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她就必须得动身了，出于某种原因比预期的时间提早了。姐姐跑到盥洗室里，给自己涂了张大白脸，然后就戴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跪在楼梯顶上，胳膊箍着栏杆，怎么也不肯撒手。在前门边我加入了母亲和蕾切尔的争吵，都想把她劝下楼来。整件事仿佛是母亲刻意的安排，为的是不出现含泪告别的场面。

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面目几乎全被挡住了。我只是从姿态，即某种肢体上的姿势认出她来，尽管这张照片拍在我出生前。上面的她十七八岁，是她父母在家乡萨福克河的河岸上抓拍的。她之前在河里游泳，拍照时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单脚站立，另一条腿朝旁边弯着在穿鞋。她的头朝下倾斜，因此一头金发挡住了她的脸。这张照片是母亲离去几年后我在空下来的卧室里找到的，那里还有寥寥几件她决定留着不扔的东西，照片就在其中。直到现在我都还留着。照片上的这个人几乎看不出任何特征，她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守护着自己的安全。已然失去了身份。

***

九月中我们来到各自的学校。之前我们一直走读，所以对寄宿学校的生活颇不习惯，那里的每一个人早就知道，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可忍受不了这个，刚到没一天就通过一个新加坡的代转邮箱地址给父母写信，求他们放我们出去。我算了算，我们的信先得搭一辆小货车到南安普顿的码头，然后一路坐船，到达并离开沿途的一个个港口，一点儿也没有着急的意思。等过了六星期，走了那么长的距离后，我已经知道我们这张抱怨的清单会显得毫无意义了。就说说我晚上得摸黑往下走三段楼梯才能找到厕所上这件事吧。大多数老寄宿生通常就尿在我们这层一个挑定的盥洗槽里，旁边就是别人刷牙漱口的地方。这已经是好几代学生形成的传统了——几十年尿下来，那个搪瓷脸盆已经蚀出了一条清晰的尿路。不过一天晚上，正当我睡眼惺忪地对着脸盆畅快时，舍监正好溜达到这里，把我在干的事觑了个正着。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他针对自己撞见的这一卑劣行径发表了一番义愤填膺的演讲，还称即便在他参战的四年里也从来没目睹过如此下流的勾当。大厅里的男孩们震惊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不过他们震惊的其实是舍监居然能对这样一个传统装作不知道，这可是自打薛克顿和P. G.伍德豪斯[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 20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1909年1月16日带领探险队在南极附近发现了南磁极。P.G.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两人寄宿生活的交集应为伦敦近郊的达利奇学院。]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起就有的传统(尽管他们之中一个据传被开除了，而另一个在经历了许多争议后被册封了爵士)。我也满心希望能被开除，不料有个级长笑得停不下来，结果坏了我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我是没指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即便我在匆匆写就的第二封信的附言里加进了我的罪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读寄宿学校更多是父亲的意思，而不是母亲的，那样她或许能成为我们获得解脱的机会所在。

姐姐和我的学校相距半英里，要想有联络只能借上一辆自行车，在两校之间的公共草地上碰头。蕾切尔和我决定凡事都要同进共退。于是在第二周周中，也就是我们的恳求信还没到欧洲大陆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下课后混在那些走读的学生里溜了出来，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逛到晚上，想着蛾子也该到家了，这才回到卢维涅花园。我们都知道，蛾子是唯一一个会像母亲那样听得进我们说话的大人。

“这么说，你们连周末都等不到了，对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家里面有个瘦子坐在我父亲平时一直坐的扶手椅里。

“这位是诺曼·马歇尔先生，他曾经是泰晤士河以北最棒的次中量级拳击手，都管他叫‘皮姆利科镖手’。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摇了摇头。我们更在意的是蛾子把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请到了父母家中。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还为逃离寄宿学校的事感到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位尚未经受过考验的监护人会怎样看待此事。不过不知怎的，我们的周中逃亡并没有让蛾子感到担忧。

“你们肯定饿了，我给你们热点烤豆子吧。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火车，再转公车。”

“很好。”说着他走进厨房去了，把我们留给了皮姆利科镖手。

“你是他朋友吗？”蕾切尔问。

“不是。”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是我父亲的椅子。”我说。

他根本没理我，转向了蕾切尔：“是他要我来的，宝贝儿，他计划本周末在怀特查普尔搞一场赛狗。去过那儿吗？”

蕾切尔没作声，就好像人家不是在跟她说话一样。他甚至连我们房客的朋友都算不上。“叫猫叼了舌头了？”他朝姐姐问了句，接着就把浅蓝色的眼睛望向了我。“看过赛狗吗？”我摇了摇头，这时蛾子回来了。

“喏，两盘豆子。”

“他们从来没去过赛狗，沃尔特。”

沃尔特？

“周六我会带他们去的。比赛是几点？”

“奥米拉杯一直都是下午三点。”

“这些孩子有时候能在周末出来，如果我写个条子的话。”

“其实……”蕾切尔开口道。蛾子转向她，等着听她的下文。

“我们不想回去了。”

“沃尔特，我走了，看来你有麻烦事了。”

“哦，没什么麻烦的。”蛾子轻松地说道，“我们能搞定的。别忘了那个信号，我可不想把钱投到一条没用的狗上。”

“好的，好的……”镖手站起身来，手上做着“请放心”的动作，却相当奇怪地落到了我姐姐的肩膀上，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吃着豆子，我们的监护人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要批评我们的意思。

“我会给学校打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手忙脚乱了。”

“我明天一早应该有一场数学考试的。”我老老实实地交代道。

“他朝盥洗盆里撒尿，差点给开除了!”蕾切尔说。

我不知道蛾子能有多大面子，反正他马上开始施展手腕加以运用了。第二天一早，他陪着我们回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个个子矮小、令人生畏的家伙，平日里总是穿着绉纱底的鞋子在楼厅里无声地走来走去。蛾子跟他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我看到那个经常在比格斯街吃路边摊的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真是给震到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已经是走读生了，而蛾子则带着蕾切尔继续顺路而下，去她学校谈判解决另一半问题。就这样，第二个星期我们就重新变回了走读生。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俩的生活出现如此剧烈的重新调整，父母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在蛾子的照顾下，我们开始大多数晚餐都改吃路边摊了。自大规模空袭以来，比格斯街就成了一条没人去走的街道。早几年，在我和蕾切尔被疏散到萨福克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之后，一颗也许意在普特尼桥的炸弹落到了大马路上，就在离卢维涅花园才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黑与白”奶品铺和灰姑娘舞蹈俱乐部给炸毁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人被炸死。那个晚上有外婆说的“轰炸机月亮”——城镇和乡村都实施了灯火管制，但地面却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哪怕是在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卢维涅花园后，我们这片儿的许多街道依然有部分是碎石瓦砾。当时沿着比格斯街有三四辆装着吃食的手推车，食物是从市中心拉过来的——都是西区的旅馆饭店用不完的。把富余的部分农产品给拉到泰晤士河南边来这件事儿，据传还多少跟蛾子有些干系。

我们俩之前从来没吃过路边摊，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们的监护人没兴趣做饭，甚至连别人做给他吃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按他的说法，“一唿噜就得的生活”。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站着吃晚饭的，他身边要么是一位歌剧女歌手，要么是本地的裁缝和搞室内装潢的，裤腰带上还挂着皮尺，边吃还边就当天的新闻聊着，吵着。蛾子一到街头就浑身充满活力，身边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比格斯街就像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他一到那儿就如蛟龙入海，而姐姐和我则像是走错了地方。

虽说露天吃饭的时候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可蛾子其实还是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向我们袒露感情。除了偶尔问些奇怪的问题外——他一直轻描淡写地跟我打听我们学校画廊的事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画个平面图——他对自己的战时经历和兴趣爱好都只字不提。他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小紧张。“听这个……”他的眼睛倏地从摊开在我们餐厅桌上的报纸上抬起来，“有人曾听到拉提根先生[Terence Rattigan， 1911—1977，英国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说过，‘英国人的毛病不在于鸡奸或鞭挞，而在于他们无法表达感情。’”他停了下来，等着我们给点反应。

青春期的孩子总会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觉得像蛾子这样的，肯定不会招女人喜欢。姐姐曾把他的特征列了一张表：两道平展展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大大的、不过看着很友好的肚子；大鼻子。对于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喜欢古典音乐、在屋子里走动时大都轻手轻脚的人来说，他却能打出惊天大喷嚏。气流似乎并不仅仅是从他脸上喷薄而出，而是源自他那大而友好的肚子的深处。一个喷嚏过后，还会有三四个随后就到，轰然落地。夜阑人静之时，他的喷嚏从他待的阁楼一路向下，清楚囫囵地落到我们耳朵里，就仿佛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连舞台上的轻声絮语都能直抵最远的一排。

许多个夜晚，他都坐在那里，像羊吃草那般悠闲地啃他的《乡村生活》[创刊于1897年的一本英国杂志。]，凝视着那些宏伟阔气的乡村豪宅，嘴巴一直从一个顶针箍一样的蓝色矮杯里啜饮看着像牛奶的东西。别看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每在言语中颇多不忿，可他对贵族那套玩意儿却有着烈焰熊熊的好奇心。他最感好奇的地方是奥尔巴尼，从皮卡迪利大街岔出来，经过一个幽僻的庭院就能进入了。有一次他自言自语道：“真想去那儿转转啊。”他一般很少会像这样袒露自己心中的犯罪欲望。

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往往就离开我们跑没影儿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节礼日那天，他知道我无事可做，就带着我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了标准剧院[伦敦一所建成于1874年的剧院，位于皮卡迪利广场，分为多层，还包括餐厅、宴会厅、舞厅等设施。]宴会厅铺着厚厚地毯的大堂里。他在这儿负责监督主要由外国移民构成的员工们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兴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不到半个小时，蛾子已经为员工们派好了各自的活儿——给走廊吸尘，用肥皂水擦洗台阶上的地毯并弄干，给楼梯扶手上清漆，把一百条用过的桌布换下来送到设在地下室的洗衣间去洗。然后根据那天晚上将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为一位新当选的上议院议员举办的招待会，一场成人礼庆祝仪式，一场元媛舞会[专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行的舞会。]，或者某位贵族遗孀有生之年里的最后一场生日派对——他设计编排着那些员工把一个个空旷的宴会厅一点点地改变着，直到最后放进了一百张桌子和六百把椅子，为夜晚的欢宴做好了准备。

有时候蛾子不得不在晚间的那些活动中到场，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那明暗参半的边缘，像蛾子一般站在暗影里。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清早的时光，那些晚上的宾客永远都看不到的员工们在大宴会厅里像大型壁画一般工作着，只见三十码长[约二十七米。]的房间里人头济济，巨大的吸尘器发出愤怒的咆哮，有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三十英尺长[约九米。]的掸子从枝形大吊灯上往下掸蛛网，擦亮木器的人在遮盖着隔夜的气味。没有比这里更不像父亲那些被荒弃的办公室了。这里更像一个火车站，每个乘客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爬到一段窄窄的金属楼梯上，那里挂着灯泡构成的拱门，等着到跳舞的时候打开，我从那里俯瞰下面，可以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人。在这片巨大的人海中，蛾子独自坐在一百张圆餐桌中某一张的旁边，被混乱带来的欢乐包围着，填写着工作表。在这栋五层楼的建筑里，他总有办法知道每个人在哪儿，或应该在哪儿。整个上午，他组织起人去擦银器，去给蛋糕裱花，去给手推车的轮子和电梯的门上油，去清除棉球和呕吐物，去更换每个盥洗脸盆上的肥皂，去更换小便池里的樟脑球，去拿水管给大门外边的人行道浇水，叫那些外国来的移民把他们从来没有拼过的英国名字裱到生日蛋糕上，把洋葱切成丁，用可怕的刀具把猪劈开，或者准备好任何十二个小时之后在伊沃·诺韦洛厅[Ivor Novello， 1893—1951，英国作家、作曲家、歌手、演员，现英国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原创音乐大奖。]或米盖尔·因弗尼奥厅会有人想要的东西。

那天下午一到三点，我们就溜出了那栋建筑。蛾子转头就不见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他会在晚上回到标准剧院，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过不管我的监护人从下午三点到回卢维涅花园之间做了什么，他是不会让人知道的。他是个有许多扇门的人。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职业瞒着我们呢，哪怕只干上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是某种高尚的慈善之举，还是某种颠覆秩序之举？我们遇到的一个人向我们暗示说，一周有两个下午他在和闪族人和激进的国际裁缝、机工和技工联盟一起工作。不过那很可能纯属虚构，就像他战争时在地方志愿军干火警瞭望员一样。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向欧洲敌后盟军队伍发送清晰的无线电广播的最佳场所。那里是蛾子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次揪着他们俩战时那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在母亲离去之后，然而蛾子缩了回去，再也不随便跟我们讲这些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