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第一个冬天结束，就是我们跟蛾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蕾切尔硬要我跟着她一起下到地下室里。那里，在她推开的几只盒子和一块防水帆布下面，居然放着母亲那只旅行大皮箱。它根本没去新加坡，而是在这儿。这看着像一场魔术表演，就好像皮箱在经历了旅程之后又回到了房子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沿着楼梯走出了地下室。我想，我是害怕我们会在箱子里发现她的尸体，紧紧地压着所有那些仔细叠好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蕾切尔离开房子的时候，“砰”地摔上了门

蛾子很晚回来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他说那天标准饭店度过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夜晚。通常我们要是在房间里的话，他是不会来搭理我们的，可这次他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你没吃晚饭。”

“吃了。”我说

“你没吃。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给你做点。”

“不用，谢谢。”

“我来……”

“不用，谢谢。”

我不想朝他看。他待在原地，什么也没说。后来，“纳撒尼尔，”他平静地喊了我一声，就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蕾切尔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们找到她的箱子了。”

“啊，”他答得很平静，“就在这儿，是吧，纳撒尼尔。”我记得他当时的原话，重复了一下我的名字。接着是更长的沉默。我的耳朵也许对任何声音都聋了，哪怕有什么声音出现过的话。我保持着弯腰弓背的姿势。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把我给弄到楼下，我们走进地下室，蛾子开始动手打开皮箱

箱子里，紧紧叠在一起，仿如经历了永恒的，是所有那些我们看着她如此富有戏剧性地放进去的衣物，每一件都讲出过一番道理，为什么她会需要这一条及小腿的裙子或是那条披肩。她必须带上那条披肩，她说过，因为那是我们送她的生日礼物。那个茶叶罐，她在那儿会用得着的。还有那些便鞋。每一样东西都有其目的和用处。而每一样东西都留在了这里

“如果她不在那儿，那他也不在那儿吗？”

“他在那儿。”

“如果她不在那儿，他为什么在那儿呢？”

沉默

“她在哪儿？”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学校的事都是你们搞定的。”

“那是我自己搞定的。”

“你跟她有联系。你说过。”

“对，我是说过。可我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在哪儿。”

在冰冷的地下室里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后来我甩开了他，回到楼上，坐在了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煤气暖炉的旁边。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上来了，到了我的房门口也没停，径直走上阁楼去了。每当我回想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要我马上只回想起一件事，那就是那天晚上蕾切尔消失之后我独自坐在黑漆漆的房子里。以后当我碰到那个奇怪的词——“地狱之火”，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标签，可以贴到那个时刻上面，那时我和蛾子一起留在房子里，凑在煤气暖炉跟前，几乎一动不动

他想劝我跟他一起吃点，在我拒绝后，他开了两听沙丁鱼罐头。两个盘子——他一个，我一个。我们坐在暖炉边上。他跟我一起坐到了黑暗里，屋子里只有暖炉发出的一小团红光。我记得当时我们说的话有点乱，前言不搭后语的。那感觉就像是他想解释，或者揭破某样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父亲在哪儿？”

“我跟他没联系。”

“可我母亲是要去跟他会合的。”

“不是。”他停了一会儿，思忖着该如何继续，“你得相信我，她没跟他在一起。”

“可她是他妻子。”

“这我知道，纳撒尼尔。”

“她死了吗？”

“没。”

“她有危险吗？蕾切尔去哪儿了？”

“我会去找她的，这会儿先不管她。”

“我觉得不安全。”

“我在这儿陪着你呢。”

“一直到母亲回来吗？”

“对。”

沉默。我想起身走开

“你记得那只猫吗？”

“不记得。”

“你以前有过一只猫。”

“不，我没有过。”

“你有过。”

我不出声了，出于礼貌。我从来没有过猫。我不喜欢猫

“我见了猫就躲。”我说

“我知道。”蛾子说，“为什么会这样，你想过没有？见了猫就躲？”

煤气暖炉发出噼啪的声响，蛾子跪到地上，朝煤气表里塞了枚硬币，煤气又续上了。暖炉的火焰照亮了他左侧脸颊。他待在原地，仿佛他知道，只要朝后一靠，他又会陷入到黑暗中，仿佛他想要让我看到他，好让我们的交流保持亲密

“你有过一只猫，”他又开口说话了，“你很喜欢它。那是你小孩子时唯一养过的宠物。它很小，会等着你回家。人不会每样事情都记得的。你记得自己上过的第一所学校吗？在你搬到卢维涅花园来之前？”我摇了摇头，望着他的眼睛。“你很喜欢那只猫。到了晚上，等你睡着后，它好像就会唱歌给自己听。不过那其实就是猫叫，不是什么悦耳的声音，可它就是喜欢叫。这让你父亲很生气。他睡觉睡得很浅。在刚结束的那场战争里他染上了一种毛病，非常害怕突然冒出来的吵闹声。你那只猫的叫声让他抓狂。你们当时都住在伦敦的近郊。塔尔斯山，我记得是，就在那附近。”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就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

“对，塔尔斯山。那是什么意思？塔尔斯？你父亲警告过你。你还记得吗？他会跑进你房间，你的房间在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当中，把猫抱走，放到外面，直到第二天天亮。但是这样一来事情更糟糕了。那猫反倒唱得更响了。你父亲当然不觉得它是在唱歌。只有你那么觉得。你就是那么跟他说的。问题是，那只猫还非得等到你睡着了之后才开始叫，就像你开始入睡时它不想打搅你一样。所以有天晚上你父亲把它给杀了。”

我没有把眼睛从炉火上移开。蛾子往炉火的光亮里又凑近了一些，叫我不可能看不见他的脸。这的确是人的脸，尽管看上去好像在燃烧一样

“到了第二天早上，你找不到猫了，他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他说他很抱歉，不过他实在受不了猫叫。”

“我干什么了？”

“你从家里跑掉了。”

“去哪里？我跑去哪里了？”

“你去了父母的一个朋友那儿。你跟那位朋友说你想要住到他那里去。”

沉默

“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你父亲，不过他不稳定。你必须要理解，战争对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他还不只是害怕突然响起的声音。他身上有要守的秘密，他必须得一个人待着。你母亲是知道的。也许她应该告诉你。战争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这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人告诉我的。”他说

“谁告诉你的？谁……”说到这里我突然打住了

“我就是你跑来住到一起的那个人。你告诉我的。”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蛾子站起身来，从炉火跟前退开，直到我几乎看不到他黑暗中的脸为止。于是谈话变得放松些了

“我跟你在一起住了多久？”

“不算很久。最后我只好把你送回家。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有一段时间不肯说话。你觉得那样安全一些。”

姐姐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都过了半夜好久了。露面的时候一副漠然的样子，见了我们爱理不理的。蛾子没有因为离家的事情跟她发生争吵，只是问了她是不是在喝酒。她耸了耸肩，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胳膊和腿上都很脏。自这天晚上之后，蛾子会有意对她多亲近些。但我的感觉却是，她已经渡过了一条河，现在离我更远了，置身在了别处。毕竟她是那个发现箱子的人，那口母亲登上飞机展开前往新加坡的两天半旅程时就那么“忘了拿”的箱子。没有披肩，没有茶叶罐，没有及小腿的裙子可以让她在某块跳舞的地板上旋转着打开，在一场下午的舞会，和我们的父亲，或者随便她跟谁，随便她在哪里。但蕾切尔拒绝说起此事

马勒[指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曾在音乐总谱的某些段落旁边写下“schwer”一词，意思是“艰难的”“沉重的”。我们是在某个时候从蛾子那里听说此事的，他告诉我们的时候隐隐然带着些警告的意味。他说人生中难保不发生突然事件，需要我们控制自我，不迷失心智，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时刻做好准备，才能在它万一出现时有效地加以应对。他又说，那样的时刻每个人都会遇到，就像没有哪本乐谱只有一个音高，交响乐团里的乐手们也不会只按一种强度来演奏。有时候无声也能胜有声。这可真是一种奇怪的警告，它要我们接受的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schwer’”，他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比着引号的动作，然后我们有口无心地跟着说一遍，然后再说出这个词的英语意思，或者索性只是疲惫地点点头，表示我们知道。姐姐和我后来都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先说一遍，另一个人就机械地重复一遍——“schwer”。

***

经过了这几年，在我把所有这些事都写下来的时候，有几次竟生出了自己像是在烛光下写的感觉。就好像除了这支铅笔在移动，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黑暗之中，我看不见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些感觉像是没有上下文的凌乱瞬间。我听说，毕加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只在烛光下画画，为的是让影子能瞬息万变。但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坐在书桌边，画能四面八方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很详细的地图。所有的孩子都画地图，但我在画的时候会竭尽精准之能事：我们那马蹄形的街道、下里奇蒙德街上的店铺、泰晤士河边的人行小径，普特尼桥的确切长度(七百英尺)，布朗普顿公墓砖墙的高度(二十英尺)，最后是富勒姆路拐角的高蒙电影院。我每周都要画一幅，确保任何新的变化能得到反映，仿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会危在旦夕。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区域。我知道，如果我把两幅这种手绘的地图并排摆在一起，会很像报纸上的那种小考题，就是让你找出两幅看上去一模一样的画面中有哪十处不同——钟面上的时间，夹克上没扣好的纽扣，这边有只猫，那边没有猫

有些夜晚，当我置身带围墙的自家花园，遭遇十月的大风，会在黑暗中感觉到围墙在颤动，那是因为它们抵挡着来自东海岸的风，将它引到我头顶的空中。在这片相对更温暖的黑暗中，我感到没有任何东西能侵入或打破我在此间找到的幽静。仿佛我受到了保护，可以不再接触过去，那里有我依旧害怕唤起的回忆：炉火映照着蛾子的脸，我一个接一个地问着问题，想要用力把一扇未知的门打开一条缝来；又抑或是怕无意间唤醒一位懵懂青春中曾经爱慕过的人，即便那段岁月是我很少造访的地方

以前有段时间，建筑师不仅管造房子，也管疏浚河道的事儿。克里斯托弗·雷恩不仅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也改变了弗利特湖下游的走向，拓宽了水道，使其能用于运煤。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弗利特湖结束了其排污通道的生涯。等到那些地下污水管道也干涸之后，那些宏伟的雷恩风格的穹顶和拱廊就成了城市下面的非法聚会场所。人们到了晚间会聚集在早已不再有水的水道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即便是文学或艺术的声名也无法保全得了我们身边的世俗之物。画家康斯塔布尔画过的湖水干涸了，被汉普斯特德荒原给掩埋。靠近赫恩山的一条细细的埃弗拉河支流曾被拉斯金描述为“一条蝌蚪满布的清渠”，景色在他的素描中显得十分清丽，而它现如今可能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某幅存档的图画之上。古老的泰伯恩行刑场不见了，甚至在地理学家和史学家那里也未留下踪迹。因而我相信，我费尽心思记录下来的下里奇蒙德路两边的建筑也大有可能危在旦夕，以大致相仿的方式湮灭，就像战争期间失去的那些伟大建筑，就像我们许多人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父母不在了这件事能显得如此无动于衷呢？父亲，我们亲眼看到他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阿弗罗都铎飞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到底去哪儿了？我曾经坐到一辆懒洋洋开着的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俯瞰空荡荡的街道。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个人都见不到，只有寥寥几个小孩子，孤零零地走着，了无生气，像是些小幽灵。那是战争的幽魂尚未散尽的年代，那些没有灯火的灰色建筑，即便到了晚间，其破碎的窗户在原先是玻璃的地方依然覆着黑色的东西。城市依然感受到伤痛，彷徨无依，城中的人自然也就不理会规矩和法度。能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过了，不是吗？

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蛾子很危险。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倒不是他对我们有哪里不好，不过他是个单身汉，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说出真相——经常的感觉是，蛾子打破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原本应当安全地存在于我们房子之中的。如果一个孩子听到了只该讲给大人听的笑话，你就能看到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原先以为安静而又害羞的男人，现在却因为身上的秘密而显得危险起来。所以，即便我不愿相信那天晚上他在煤气暖炉边讲到的东西，也还是把那些信息收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母亲走后我们与蛾子单独相处的最初几周里，家里只有过两位访客，一位是皮姆利科镖手，还有一位是来自比格斯街的歌剧演员。从学校回到家里后，我有几次注意到她和蛾子一起坐在我家的餐桌边，翻着活页乐谱，用铅笔勾勒出乐曲的主旋律。不过那是在我们家变得熙熙攘攘之前。圣诞假期过后，我家的房子里就塞满了蛾子认识的人，他们之中大多数都会待到很晚，我们睡觉时说话声还能传到卧室里来。半夜的时候我会看见楼梯井和客厅里灯火通明。就算是到了那个点儿，谈话的内容也从来没变得随便。话题始终让人紧张，是急切需要得到建议的咨询。“给赛狗打什么药是最检测不出来的？”这是我有一次听到的一个问题。出于某种原因，姐姐和我觉得这样的谈话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它们听着耳熟，就像蛾子和母亲有一次谈起过的他们在战争年代做的事情

可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在战争中跟蛾子一起工作过的人吗？那个讲话啰里吧唆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就明显很可疑，应该在过去犯下过某些难以启齿的罪行。我们曾经无意中听到他说起，自己是如何在意大利战役期间学到了那套可疑的麻醉本事。镖手说，现在的泰晤士河上有那么多非法的声呐活动，格林尼治市议会都怀疑有一条鲸鱼顺着河口游了进来。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蛾子那班朋友的政治立场都比新的工党还要左一点——左了有约摸三英里吧。我们家有父母住着的时候是那么秩序井然，显得那么空阔，现在来了这么些个忙忙碌碌、吵吵嚷嚷的家伙，顿时像蜂巢般充满了活力。这些家伙在战时曾一度合法地跨越了某种边界，到了和平时期却突然被告知再也不能越界了

就拿一个“裁缝师”来说吧，他的名字从来没听谁提过，只知道外号叫“香茅”。他最早做男装，事业非常成功，战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政府工作的间谍。现在他解甲归田，重新操起了裁缝的营生，专门伺候那些不太重要的王室成员。我们放学回家，坐在煤气暖炉旁边烤着小圆烤饼，一点儿都弄不明白这些人凑在蛾子身边到底在干些什么。这一屋子人似乎都是和外面的世界不对付的

那些夜晚会以所有人突然同时离去而告终，接着便是安静。如果蕾切尔和我还醒着，我们到这时就能知道蛾子准备要做什么。我们有几次看见他用手指优雅地拿着张唱片，先把浮尘吹去，再用袖子轻轻拂拭。随后一阵渐渐响起的声音开始填满楼下的空间。这已经不再是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过的，自他房间里传出的那种平和的音乐。现在的这种感觉更暴力，更摒弃了秩序，不再彬彬有礼。他选择晚上在我们父母的留声机上播放的，更像是一场风暴，是某种东西从很高的高度崩塌而下，发出巨响。只有等到那种不祥的音乐放完以后蛾子才会换上另一张唱片——一个恬静的声音在独自吟唱——放了一分多钟后我几乎想象出有一个女人加入了进来，某个我确信是我母亲的女人。那是我期盼已久的，就在那时我堕入了梦乡

期中假前，蛾子向我提出，如果我想要挣点儿小钱，他也许可以在接下来的假期中帮我安排一份工作。我小心翼翼地点头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