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醒了，脸挨着ACQUEDOTTO这个词，胳膊上火烧火燎地疼，脑子玩了命地在想弄明白自己身在何处，现在是几点。但她记得另一个时间，能听到一只蝉在鸣叫。那是某天晚上的六点，她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几乎和她现在处于相同的位置，脸颊枕着上臂。她当时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觉。那次唯一不对劲的是感到很疲劳。她走了许多路进城去会费伦，无奈地等了几个小时，在人行道边找了个小公园睡觉，然后突然醒过来，听到蝉的悲声。但刚开始的时候，和现在有些相似，她也没弄明白自己在那里干什么。那次她是在小公园里等他。

现在让她感到迷糊的是acquedotto这个词，渡槽，一种供水流过的路径，下水道。她把头从窨井盖上抬起。她需要让自己清醒一点，好让自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躺在这里，她需要思考。她看到了自己胳膊上血渍未干的一道道割伤。如果有什么东西在发出悲声的话，那东西一定在她的身体里。她抬起手腕，抹去已经砸坏的手表上的血，玻璃的裂痕有如星光散射，显示的时间是五点或六点，大清早。她望了一眼天空，记忆开始慢慢恢复了。她需要到一处安全屋去。假如她需要帮助的话，她必须去跟一个叫卡门的女人接头。罗斯站了起来，撩起深色裙子的一角，用牙齿叼住，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把裙子下摆撕下一截来，忍着痛把胳膊上的伤处包扎好。干完后她趴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现在该下山到码头去找卡门了，然后搞一条船。这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人们如此说那不勒斯。

在离开了卖小匕首的街后，她重新在脑子里找回了地图。波西利波是人们对该城富人区的称呼，意思是“忘忧”。这是一个希腊词，至今仍在意大利使用。她需要去到斯帕卡纳波利，一条纵贯整个城市的大街。她一边沿着下坡路走，一边在口中重复着这两个名称——斯帕卡纳波利和波西利波。海鸥的喧闹声响了起来，说明已经近水了。找到卡门，然后是码头。现在天空中有亮光了。不过此刻感受得最真切的是她的左臂，那里是疼痛的源头，绷带已经因为浸了血而变重了。现在她记起了他们在她身上用过的小刀。在小组为了以不同的路线撤离国境而分散后，她和那个保镖战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发现的？有人泄露了什么吗？在她进入那不勒斯的郊区后，他们认出了她，杀死了战士。他还只是个孩子。在某所房子里他们开始审问她，每问一个问题就在她手臂上割开一条口子。一小时后，他们停了手，离开了。她肯定用了什么办法逃出来，爬到了大街上。他们会回来找她的。难道他们就这样放过她了？她一边沿着下坡路走着一边如此思忖道，各种感觉也渐渐恢复了。“忘忧。”“止悲。”Tombiro是什么意思？拐过街角后，她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走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广场。

原来天空中的光亮一直都是从这儿来的，根本不是黎明的微光。而是许多个家庭以及各色人等围着一家酒吧，在夜晚的露天中吃喝，一个十岁大小的女孩站在他们中间唱歌。这是一首她熟悉的歌，数年前曾用另一种语言唱给自己儿子听过。眼前的这番景象可以是晚上的任何一段，唯独不可能是清早。她的手表肯定是在稍早受审时停的，那上面显示是五点或六点，但那是指傍晚，而不是天亮前。现在肯定还没到午夜。但那些海鸥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纯粹只是被这片喧闹广场上的灯火给吸引来的？

她倚靠着一张桌子，一个陌生人，看着周围的人们说话、大笑，那个小女孩站在一个女人的腿上在唱歌。这种感觉像中世纪，像某个费伦最喜欢说起的大师所创作的油画，指出其隐藏的结构，讲人群是怎样呈放射状散开，布满整张画布，而起点却是如一条面包那样的小东西，那是使整个画面得以定住的锚。这便是世界互动的方式，他会作如是说。此时此地，对她来说，那条面包便是那个正唱得自得其乐的小女孩。她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亦是如此：她原本沿着斯帕卡纳波利大街前往应该能找到卡门的地方，却被小女孩的歌声诱引着，踏入了这场喧闹的聚会。她还能再前进一步，更多地袒露自己，但她只是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把受伤的胳膊搁上去，周围的景致如连绵的壁画拥裹着她。她已经有好久没过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家庭、有群体。她接受了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那里涌动的是一种不同的力量，在那里，慷慨的分享是不存在的。

身后的一个女人轻轻地把双手搭上了她的肩头。“这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女人对她说道。

***

几个月后，费伦如先前曾许诺过的那样，和罗斯一起走进了马萨林图书馆。之前他们在古波尔咖啡馆用午餐，悠闲地吃到了下午，相互看着对方吞下牡蛎，用细长的玻璃杯喝香槟，直到以分享可丽饼结束了这丰盛的一餐。她伸手拿叉子的时候，他看到了她手腕上方的伤疤。

“干一杯，”她举杯邀道，“我们的战争结束了。”

费伦没有举杯。“那下一场战争呢？你会回到英国，而我会留在这里。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伤在塞维利亚，死在科尔多瓦。’记得吗？”

上了出租车后，略感眩晕的她会靠到他身上。他们这是要去哪里？他们转到了拉斯帕伊大街，然后是孔蒂码头。她心中充满着不确定感，全靠这个男人维系，由他指引。过去几小时发生的事不知为何涌上了二人的脑际。她醒来时独自一人躺在宽阔的大床上，她觉得自己是在一叶筏子上漂荡，就像今天下午在古波尔咖啡馆时，大约一百张空荡荡的桌子横陈在她面前，恍如一个被抛弃的城市。

他把手搭在她肩上，和她一起走进褐色的建筑——著名的马萨林图书馆，他说马萨林是“黎塞留[1585—1642，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枢机，是将法国改造成现代国家的伟大改革家。]谢世后法国内定的统治者”。她相信，只有费伦会这样在不知不觉间用出“谢世”这种词，而他在十六岁之前还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这个词来自他背的那些不太常用的词汇，他在这上面所花的力气就跟他重新练字的情形一样。她在他小时候的笔记本上见过他写的字，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照着大自然里的样子用素描精准地描绘了贝类和蜥蜴，还在这些素描旁边配了文字，那些字写得可真叫糟糕，可他硬是把那样一笔字给彻底改掉了。这是个自我成就的人，一个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的人。因此，这一行里的有些人怎么都不相信他的本事是货真价实的，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进到图书馆里之后，罗斯意识到，怎么说呢，自己有点微醺了。她的脑子从他讲的那些句子上漂浮了起来。大中午刚过就喝下肚的三大杯香槟被九只牡蛎给结结实实地坠住了。现在他们已经有点像进入十五世纪了，有着一千本左右的残本或孤本书籍，或是从修道院里抄没来的，或是由那些被推翻的贵族乖乖奉上的，甚至还有印刷术初创时期的古版书。所有这些书曾一度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因而隐匿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都被搜罗到了这里，得到了保护。“这是美妙的来世。”费伦跟她说。

他从比她高的某层俯视着她的剪影靠着明亮的窗子走动，就仿佛有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从她身后经过。然后她站在了一幅标着境内数以千计教堂的法国大地图跟前，跟他曾经想象过她会做的一样，因此这画面带给他的感觉就像一种早前有过的欲望的重现。那些地图总给人一种信仰的压迫感，仿佛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一处教堂的圣坛走向另一处教堂的圣坛，而不是跨越湛蓝的河水走向远方的朋友。他喜欢更古老的地图，那上面没有城市，只标着等高线，因此即便现在也能用于精确的侦察。

费伦站在一组大理石的学者与哲人雕像边，目光从一座座雕像身上很快地掠过，仿佛他能捕捉到他们的眼神，洞悉他们的思想。他喜欢这些雕像脸上那种永久性的盖棺论定，他们那明显呈现的弱点或是不坦诚。在那不勒斯，他曾站在一位暴君的雕像前，他至今记得那张石头脸上闪烁的眼神，不管他如何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想要捕捉暴君的目光，暴君都永远也不会与他对视。有几次他觉得自己就变成了那个人。罗斯用手指捅了捅他，他朝她转了过来。他们走过一排古董桌子，每张都散发着琥珀色的原木光泽。有一张上面留有一位圣徒仓促的笔迹，另一张上面的手迹则属于一个年纪轻轻就被处死的人。有一把椅子则有幸被蒙田[1533—1592，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以其《随笔集》著称于世。]叠起的外套搭于其上。

罗斯贪婪地吸纳着一切。这一切就像是他们午餐的延续，牡蛎的口味突然就和渗透在空气中书桌上的清漆味和古旧纸张的气味融合到了一起。自从来到这里后她一直没怎么说话。他要是指出了某个细节，她并不做出反应，而只是急切地想要发现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这个男人她一辈子都很崇拜，但她却发现自己跟这个古旧的地方存在着冲突。这是美妙的来世。就像她也许是他美妙的来世一样。他一直是用这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吗？这个小小的想法让她醉了。

天上下起了小雨，但她没有在意。此刻她独自走在这城市中，摆脱了他拴着她的那根皮带。若是迷了路，她并不着急去问，反倒沉浸在这种不确定的感觉里，在两次经过同一个喷泉时会放声大笑。她想要意外，想要自由。她是为着一场引诱而被带到这个城市中来的。事情会怎样一点点发生，一切都在她的想象之中。他那清晰可见的肋骨，那是她会把头枕上去的地方。她的手会放上他毛茸茸的肚子，那东西会昂然崛起。她的嘴会带着赞许和善意而张开，而他转过身来，进入她的身体。她经过了一座桥。等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间是凌晨四点。

太阳投进第一缕光芒时她就醒了，起身走进他跟自己相邻的房间。费伦依旧熟睡在他自己挑的那张小一点的床上。他们刚抵达那会儿，他坚持要她睡更大的那个房间。他仰面睡着，眼睛紧闭，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像是在祈祷或是绑在了桅杆上。她拉开了高大、沉重的窗帘，房间里洒满了冬日的阳光，满屋的家具显现了出来，但他依旧没醒。她看着他，意识到他此刻正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许正是十几岁时那个犹疑的少年。她从来没见到过他犹疑的样子：她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一个经过再造的人了。这些年来，他向她展示了她所渴望的了不起的眼界，但她现在觉得，对于展现在眼前的真相，只有那些缺乏坚定的人才看得清楚。

她在装饰着浮雕织锦的旅馆房间里走动着。她的眼睛没有从他身上移开，仿佛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以前没有过的无声的对话。长久以来，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相互缠绕，难以剥离的，而她已经不再确定该如何继续和他保持这种同盟关系了。一家巴黎的旅馆。她会永远记住它的名字，又或许该忘掉它才是。她跑进盥洗室洗了把脸，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她坐在浴缸的边缘。如果说她想象过他对她的追求的话，那她也想象过自己对他的追求。

她回到了他的房间，仔细看着他任何细小的动作，以防他是在装睡。停顿片刻后，她意识到如果此刻离开，那她永远也无法心安。她褪掉鞋子，走上前去，俯身躺到床上，抻直了身体睡在他旁边。我的盟友，她在心中念道。她想起了他们的历史中她永远也无法放手的一些小片段，某些忘记了内容的私密絮语，他的紧握，某次隔着屋子的相认，他在一片田野里和一只动物一起跳舞，他怎样在《博物学家时间》中学会把话说得又慢又清晰，好让他接近耳聋的母亲在那些周六的下午能听得明白，他在完成那只蓝翅膀的小橄榄虫时怎样把细细的尼龙绳打上结并咬断。那时她八岁。那时他十六岁。那只是第一层。往下还有更为私密的深处。他在冰冷、黑暗的小屋里点起炉子。一只蟋蟀几乎弱不可闻的鸣叫。接下来，后来，他在欧洲的一所小屋里，站着，一任哈德威克熟睡在小屋的地上。她手臂上所有那些伤疤他都没有看见。她转过来，侧对着他，端详着他的脸。然后她就要走了。这就是你在的地方，她想。

***

战争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得到掩埋。母亲回到了前一个世纪建造的房子里，它依然矗立在田野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被遮掩过。隔着几乎有一英里远，你就能认出它那片白，耳边还能听到阵阵的松涛。但房子本身总是沉默着的，山谷中的一层褶皱保护着它。这是一片幽静的地方，河边的草地顺着坡度缓缓地伸向河流。在此地，若是在礼拜日走到门外，依然可以听到几英里外某所诺曼式教堂飘来的钟声。

我们待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母亲曾有过一番最无足轻重的自白，然而其给人的启示有可能是最多的。这番自白说的是她继承的这所房子。她应该选择一个不同的环境，她说。她想要放弃继承权、想要背井离乡的愿望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表明了，那时她跟自己的父母分开，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战争时期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连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现在她回到白漆屋来，我估计应该是她自己的选择。但这是一栋老房子。她知道客厅每一处微小的倾斜，知道每一处窗框卡住的地方，知道不同的季节里不同的风声。她能够蒙着眼睛穿过各个房间走进花园，等她停下来的时候可以确保离丁香花只有一英寸。她知道每个月的月亮悬挂在何处，也知道从哪扇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月亮。这里是她自出生以后的传记，也是记载她成长的生物学书。我想这一点令她感到疯狂。

她接受这栋房子并不只是因为安全和放心，而是因为宿命，甚至那片木地板发出的巨大声响都带有宿命的意味。明白了这一点让我深感震撼。这栋房子是1830年代建造的。只要打开一扇门，她就会发现自己浸润在她母亲的生活中。她可以亲眼看到一代代的女人在分娩，做丈夫的时不时地进来看上一眼，孩子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啼哭一声接着一声，木柴添了又添，楼梯扶手一百年摸下来越摸越亮。几年以后我会在一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中见到相似的意识。“我想了好几个晚上，直想到心都开始隐隐作痛……我看见自己前面有那么多的女性，在相同的卧室里，相同的黄昏。”她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独守空房，父亲在海上，或在伦敦，只有周末才回来。这就是她回来后所继承的遗产，她之前所逃离的生活。她再次回到了一个小小的、不断重复着的宇宙里，这里根本没有几个外人——一个在屋顶工作的茅屋匠家庭，或是带着正在建造的暖房草图前来的马拉凯特先生。

我问母亲——这或许是我问过她的最私人的问题了——“你有没有在我身上多少看到一点你自己？”

“没有。”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或许会和你有相像之处？”

“这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了。”

“我吃不准。也许两个问题是一回事。”

“不，不是一回事。我怀疑我俩之间也许有点相似和关联。我这人不太信任人，不爱敞开心扉。你或许也是这样。现在。”

她走得离我在想的远了太多。我在想的是诸如礼貌或餐桌礼仪之类的事。不过现在的孤独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有礼貌。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她没什么兴趣，只要他们别来烦她就行。至于餐桌礼仪，她已经把一日三餐精简到了空气动力学级别的少之又少：浅浅的一碟，小小的一杯，六分钟吃完，十秒钟收拾干净桌子。每天在屋子里的走动已然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只要没人打断的话，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走。她偶尔会跟山姆·马拉凯特聊上几句。在我跟她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会和我散步一直散到山丘那里。她觉得自己在村子里默默无闻，无人认识是对自己的保护，而在房子里则有那片夜莺地板——声响的地雷会昭示出任何踏入她领地的外来人。那便是她栖在梧桐间的夜莺。

但她期待中那位最终的陌生人却从来也没有踏进门来。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问呢？”现在她倒是要坚持把这场小小的对话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我们俩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呢？”

“没什么，”我脸上泛出一缕笑容，“我觉得也许是餐桌礼仪，或是别的什么能看得出来的习惯？”

她很吃惊：“噢，我父母总是说，所有的父母或许都这样说过，‘有朝一日你会跟国王一起吃饭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吃相’。”

为什么母亲会选择落到那两根细枝上，将其看作自己技能上存在的问题或是自身的缺陷呢？“不太信任人”和“不爱敞开心扉”。现在我明白了，她也许需要学习这些品质以达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的目的，在婚姻中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应付那个具有破坏性的、处于消失状态的男人。于是她从自己的蛹里破茧而出，不辞而别地去和马什·费伦一起工作，而费伦则是早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她心里播下了诱惑的种子。他所做的一切堪称是招募者的经典范例。他耐心地等待，以他自己被机构吸纳的相同方式将她吸纳进机构，几乎令她毫无觉察。我觉得，那是因为她所想要的，是一个自己能够充分参与其中的世界，哪怕这意味着会令她得不到完全的、安全的爱。就像奥利弗·劳伦斯曾经对蕾切尔和我宣称过的那样：“哦，我可不想只是被人崇拜!”

在经过了一定的阶段后，我们对任何关系的了解便再也不会多过其表层了，这就像那些由无数生物在几乎无限久的时间里合力建成的一层层的白垩。相形之下，罗斯和马什·费伦之间那种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关系反倒是更容易理解的。而对于母亲和她丈夫，那位她故事中的幽灵，对于他们之间的故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能想到的只是他坐在那张很不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说着他要离开我们去海外工作的谎话。

我曾经想过要问问她，不知她有没有在我身上看到过父亲的影子，或者她是不是觉得我也许像的是他。

***

那是我和山姆·马拉凯特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畅快地大笑，他翘起脚尖看着我说：“你可真是变了不少啊，头一年跟我一起干活儿的时候，你还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呢。”

“那时候我害羞。”我说。

“不，你那是安静。”他其实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一颗安静的心。”

时不时地，母亲会以一种并非真感兴趣的方式问问我跟马拉凯特先生一起干得怎样，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很难？

“嗯，反正都够不上困厄。”我的话一出口，就看到她脸上浮现出一丝含着遗憾的笑意。

“沃尔特。”她低喃道。

如此看来，这肯定是他经常说起的，甚至跟她也说过。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沃尔特是怎么回事？”

沉默，稍后，“你说你们俩管他叫什么？”她把正在读的书扔到了桌子上。

“蛾子。”

几秒钟前我在她脸上看到过的扭曲的苦笑不见了。

“我们家以前有过一只猫吗？”我问。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是的，沃尔特跟我说过你们之间的谈话。你为什么记不起那只猫了呢？”

“有些东西我会给埋了。沃尔特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他为了保护你们俩死了，在巴克剧院。你小时候他也是那样保护你的，那次你父亲杀死了你的猫，你离家逃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在保护我们？”

“你姐姐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对他的死她永远也不肯原谅我。我觉得他就像是她真正的父亲。他也爱她。”

“你是说他爱上蕾切尔了？”

“不，他只是个没孩子的人，喜欢小孩子而已。他希望你们安全。”

“我并不觉得安全。你知道这事儿吗？”

她摇了摇头：“我想蕾切尔跟他在一起是觉得安全的。我知道你小时候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

我腾地站了起来：“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他在保护我们？”

“罗马的历史，纳撒尼尔，你该读读罗马的历史。那里面的许多皇帝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灾祸将要发生，好叫他们能保全自己。有时候沉默是必须的。”

“我就是在你的沉默中长大的……你知道吗？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要到圣诞节才能再见到你。这是我们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聊天了。”

“我知道，亲爱的纳撒尼尔。”

九月，大学开学了。别了。别了。

没有拥抱。我知道她每天都会在某个时间爬上山丘，登上某个峰顶，回望自己那安全地夹在峡谷褶皱中的房子。半英里之外应该就是感恩村。她应该处于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像费伦教她的那样。一个细长、纤瘦的女人在山丘间疾走。几乎对自己的防御充满了信心。

***

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她曾经这样写过。但来找罗斯·威廉姆斯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某人的后代。我现在告诉自己，此事发生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母亲从来也不会到村子里去，但村里人知道罗斯·威廉姆斯住哪儿，于是那个女人就直奔白漆屋而来了。她穿得像个越野赛跑的运动员，没有道具也没有化装。即便那样母亲或许还是能一眼就把她看穿，不过那是一个黑黢黢的十月的夜晚，等她透过暖房窗户上的水汽看清女人那苍白的椭圆脸庞时已经太晚了。她站在那里，静静地。然后她用右胳膊肘打碎了窗玻璃。她是个左撇子，母亲肯定在心中想道。

“你是维奥拉？”

“我的名字叫罗斯，亲爱的。”她说。

“维奥拉？你是维奥拉吗？”

“是的。”

这一定不比她所想象过的，甚至是梦见过的任何一种可能的死亡方式更糟糕。快而致命。仿佛这是对世仇、对一场战争的最终了结。也许还能带来些许的救赎。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暖房里潮气很重，窗户打破后有了一缕微风。年轻女人又开了一枪以确保万无一失。然后她像猎兔犬一样飞奔过田野，仿佛她是母亲正离开躯体的灵魂，那样子就像母亲在十八岁时逃离这所房子去大学里学习语言，并在第二年遇见我父亲，放弃了进法学院的想法，生下了两个孩子，然后又从我们身边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