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朋友。”

人这一辈子，多少听过几次这样的故事开头，也多少几次跟人讲过这样的故事。但对于一个每年要阅读数百篇个人亲身经历的编辑，也就是我来说，少有朋友能被轻易冠以奇怪这个词。

刘任侠律师是我这一生中，为数不多几次，动用这个开头跟你介绍的朋友之一。

我最初认识她的作品是在微信朋友圈。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能在朋友圈字数限制内，频繁使用“脏话”来描述一桩案件的律师。往后半年，我持续偷窥她的朋友圈，当段子看。篇幅很短，短到我脑海里对她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中国北方、狂野律师、脏辫文身、办案犀利。

我终于有天忍不住联系了刘任侠，没记错的话，她当时的朋友圈内容是：“哎呀妈呀，受害人的头味太重了。”我知道对很多警察和律师来说，调侃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们经历的生死太多了。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跟进此案记录的编辑伙伴挺犹豫，我只能鼓劲儿，说这个作者很有生命力。后来这个编辑就离职了。再后来，这个稿子就砸在了我手里。其实这是编辑挺害怕的一种情况，你曾经跟别人说过这作者行，后来没人管了，你就真得让她行。

而刘任侠给到我的故事，超出了我已有的预期，在聊到写哪些故事时，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类型，她会坦率地告诉我，这种案子她不接，比如强奸案。

我问为什么，她说心里闹腾，不缺钱，不接。

她只接自己想接的案子，这部分案件可能没有丰厚的报酬，只是让她觉得有趣，或者有必要这样做。而她的经济来源在于一些不是那么想接的案件，其中包含一定的商业报酬，正好填补她在前者上的亏空。那么是什么案子让她感兴趣呢？说实话，我只能根据她手头的书稿来计算：总共二十三篇故事，其中有十六篇和女性相关，这些当事人曾都被困在某种由社会、自身、时代、亲密关系竖起的高墙中。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奶奶，地主家庭出身，受过一定教育，在特殊年代闯关东，嫁给死了妻子的农家汉。逃亡路上，她丢下了自己的孩子。往后一生她惩罚自己的方式，就是不生，把所有精力给了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当她老了，丈夫濒死，她却要被孩子们赶出家门，还被要求离婚，别抢家产。

法庭上，孩子们指责这个女人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舍得抛弃。

奶奶最终放弃了这场官司，站在刘任侠律所楼下的十字路口，茫然地说，自己很不体面。

她老了，她也没有机会再闯一次关东了。

这种困境往往不是靠当事人自己就能解决的，甚至刘任侠在，也无济于事。但往往只有关乎个体的故事被看到，我们才有机会窥视到她们残酷生活的一角，继而有第二个刘任侠的出现。如此这个故事才不止关乎一场官司的输赢，而是有机会改变一众她们的命运。

这本书中记录除了这些女性，还有刘任侠自己。她之所以活得和别人不太一样，或许是因为，她看过了太多人如何活，所以才会那么用力地让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

坦诚地说，在最初认识刘任侠的时候，我也对她的故事集结成书一事有些疑虑。

正如我以上所说的一些美好的期望，大概是功利性的读书所不能达到的，我也不乐观地想，关心他人与关注自身，人本能地会倾向后者，况且直视书中这些不太圆满的人生，更需要内心有充足的力量。

直到我来到北方，和刘任侠见面过后，这种疑虑有了些许打消的迹象，我看到了那些被她帮助过的人。

那种投射在她身上，尊敬且喜爱一个女性的眼神，我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

我想，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也会更有力量吧。如果可以，就让这本书带着刘任侠这个朋友，来到更多读者身边。

最后我想说，我和刘任侠律师相处多年，她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她本人大概也很介意被贴上这个标签。

只是有个叫特蕾莎的修女说过：我们无法成为伟大的人，只能心怀伟大的爱做细微的事情。

我只能说，这种伟大的爱出现的细微瞬间，常常在我这个朋友身上显现。

---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