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离开我们半年多了，但每逢朋友、师生会面，我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谈起他，有关他的一切也常常延展为谈话的主题，就像书友们反复揣摩他们尚未完全参透的作品。朱锐是怎样做到既对生命饱含热爱与激情，又对死亡全无畏惧的？照普通讲法，难道不是生命有多可贵，死亡就有多可畏吗？为什么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当他平静地、坦然地，甚至是满怀欣喜地面对死亡时，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他生命活力的怒放？朱锐留给我们的形象蕴含着独特的张力。越是回想，越是体会，其中的张力非但不会消减，反而愈加鲜明。张力中，似乎又蕴藏着一种深度。

你打开的这本小书，是哲学家朱锐在临终前十天中留下的口述。2024年7月12日，朱锐转院到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当时，所有治愈性的医疗手段已经不再起效。由于严重的肠梗阻和腹水，他已不能再进食，仅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医生告知朱锐，癌细胞已经冲破最后的防线，现在，他的生命随时可能走到尽头。时间紧迫，朱锐决定将他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做最后的分享。

“对话是最好的告别方式”。7月15日起，朱锐与年轻记者解亦鸿约定，每天中午11点半，以生命与死亡为题展开对谈。这之后，除有一天间隔，对谈进行了十天。7月25日，对谈结束，朱锐决定终止人工维生手段。8月1日，哲学家朱锐含笑停止了呼吸，终年56岁。

我认识朱锐是在他2020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后。我们的研究方向相近，志趣相投，常一同开课。课上，他和我“一唱一和”，互为评议，课下也会一起吃饭散步。我们聊天的主题离不开两人深爱的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类以哲学为业的人，一类以哲学为职业，另一类以哲学为志业，那么朱锐无疑属于后者。所以，若以前者为标准，朱锐似乎一方面会显得太过闲散，另一方面又显得太过拼命。熟悉朱锐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经验丰富的野外探险家。没课的日子，他准会一头扎进深山，享受夜以继日登山徒步的乐趣。朋友若要加入，却多半会被他拒绝。他向我解释过原因：他步伐快，同行的朋友多半跟不上，更重要的是，他要在徒步中进入深度的思考，而成全深度思考的必须是绝对的孤独。他这样描述深夜徒步的场景：朝周遭任何方向极目望去，都是深海般的黑暗，没有一丝人类社会的光影或声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只有手中的平板电脑在他要读些什么或记些什么的时候，亮上那么一下。他的许多得意的奇思妙想，就是在这样没白没黑、孤独而漫长的旅程中形成的。我至今记得，这样讲述时他满是沉醉的神情。我仿佛也被什么打动了，分不清是他澄净的快乐，还是孤勇的胆色。

我相信，被如此打动的肯定不止我一人。事实上，不论朱锐带过的学生，还是我本人，都曾为他的朋友之多而感到惊讶，甚至困惑。朱锐为人很带棱角，甚至用“爱憎分明”形容也不为过。他乐于同学生分享他的人生经验：“一个人应该学会孤独，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这样一个人，五湖四海的朋友却那么多，不是很奇怪吗？

让我想通这个问题的，是那年夏天《孤勇者》的流行。事实上，若就一个角度想，一首“孤勇者”的歌却成为街头巷尾的“全民神曲”，这事不也一样带着些许古怪吗？发人深省的倒是这一点：真正的勇者必定敢于孤独，乐于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勇者必定困于孤独，终于孤独。谁说每个人心底没有蛰伏着一个“孤勇者”呢？谁说只有附送上油滑与苟且，我们才能混得开社会，交得上朋友？

学生路文回忆初见朱锐的印象：“他的气场如此与众不同，令我驻足回望——他整洁干练、意气风发，爆炸头，咖啡在手，步伐有力……少年般潇洒自信，坚定向前，同时清澈的心始终望向理智的世界。”的确，朱锐的少年心性一向自带感染力。而与其说是身边的人从他那儿沾染了一份热度，分得了一份能量，不如说他的存在像一种感召，是我们心底的那个自由、无畏的“我”，自己唤醒了自己。

以哲学为职业和以哲学为志业，差别何在？我愿说，前者是为人之学，后者是为己之学。假如哲学对于我们首先是一项志业，而不只是一门职业，那就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响应自己内心的召唤，对切身的思想困境予以清理和整顿，意味着我们的第一要务不再是为别人转运来的技术难题给出像模像样的解答——不再是如何教育别人，而是如何平定自己。因而，也就意味着不论多么艰深的思考，都不再是头脑的苦役，而是心智的解放，意味着我们越是沉入孤独的内心，越会发现在那里，我们达成了更深层的联结与共鸣。

要以哲学为职业，还是志业？虽然我不愿在两端之间厚此薄彼，但平心而论，我仍愿坚定地站在朱锐一方，选择后者。在这一点上，朱锐和我有高度的共识。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大概就发端于那次哲学作为为己之学的聊天吧。我们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直到后来，我对朱锐的思想格局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才发现在这个路向上，他要走得远为坚决，远为彻底。他的兴趣从不受制于学科建制的限定，从先秦到古希腊，从古典到现代，从认知科学到当代艺术，从形而上学到神经美学，他在不同的思想领域自由驰骋。他的英文诗发表在哲学顶刊上，打破了哲学期刊不发诗作的成规，而他在诗中探讨的是柏拉图的“技术”理论。朱锐的存在，让我领略了在今天的学院哲学中已经相当罕见的东西：丰沛、灵动的感性与生命力的交响。他像一面镜子，迫使我从更深处检视自己：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思考？在为什么而表达？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倾尽全力的方向？是鄙视链上已取得标准化认证的高位，还是不拘一格的启发与洞见？

2022年夏，朱锐意外查出直肠癌，且已是晚期。但这不曾伤及他的锐气与活力，一轮轮放化疗的间隙，朱锐选择重返讲台。按他的话说，他不能接受“活着就只是为了活着”。我们要怎样理解恐惧？怎样面对恐惧？怎样基于对死亡与恐惧的思考，更好地理解生命？这一组对我们每个人都极切身的话题，构成了他确诊后开设课程的核心主题。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课程。今天，感谢解亦鸿和中信出版集团编辑陈紫陌的工作，让这部分课程内容有机地融入这本书，与最后十日的对谈一道，合成了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上面我断言，这是一组“对我们每个人都极切身”的话题。我所说的“每个人”包括所有年轻人、所有健康的人，以及对哲学不曾产生过丝毫兴趣的人。我这么说是否太武断了？假若你年纪正轻、没病没灾、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又为什么要费心去思考死亡与恐惧呢？

对此，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你已经在关心，已经在思考了。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我们是唯一能在观念层面理解、思考并恐惧死亡的生物。

所有生命都有求生避死的本能，但朱锐提示我们，动物的恐惧是应激性的，只有人才具有前瞻性的恐惧。动物只对具象的、物质层面的现象起反应。科学家身上不小心粘了宠物猫的毛，导致小鼠实验的结果全部无效，因为猫毛激发了小鼠的恐惧。人类却会对存在于抽象的、观念层面的事物感兴趣，并因此受到伤害。冬暖夏凉的空调房里，物理意义上绝对安全的生存环境中，人类个体却在为最近的裁员传闻寝食难安，在执掌“生杀大权”的老板面前，打工人噤若寒蝉。为了将来的“生存”与“饭碗”，年轻学子奋力内卷，甚至陷入焦虑……显然，一方面，这里所谓的“生存”或“毁灭”只有在足够概念化、观念化的层面才能被理解；另一方面，其与生物学意义的生死并非全无关联，哪怕是以一种相当迂回、遥远的方式。无论如何，这类蔓延于观念层面的死亡恐惧，正在以不容小觑的深度和广度形塑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朱锐引入了一个更为鲜明的区分：“死”（dying）和“死亡”（death）的不同。死是生命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死亡则是整个生命过程的终点。死的过程可能是痛苦而漫长的。与之对照，任何生命体都不可能在实质的意义上体验死亡、感受死亡。理由很简单：当生命体有感受能力时，死亡尚未降临；而当死亡降临时，那个可能感受些什么的生命体已经消失。

这是一个微妙且富有启发性的区分。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动物只对“死”有恐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动物则既不理解也不恐惧——那是唯有人类才恐惧的对象。尽管打工人爱把自己比作牛马，现实的牛马却不会为尚未真实到来的死亡威胁操心。狮子啃食捕获的斑马，而不远处，斑马群正在悠闲地吃草。相较之下，人才是遭受死亡恐惧的困扰最频繁、最深切的生物。怎样面对死亡，怎样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不只在死到临头才需要思考的课题。

死与死亡的区分也许给你一种印象——死亡是人臆想出来的、子虚乌有的。这却不是朱老师或我的意思。对死亡的认知与恐惧存在于人的观念层面，但这不意味着观念层面的存在就一定不够真实、不够现实。恰恰相反，人本来就是观念的动物。一个人活在什么样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

我们今天的观念生活正面临一种撕裂。一方面，我们活得越来越观念化，我们降生在早教包里，吃喝在配料表上，挣扎在鄙视链中；另一方面，我们的自我观念越来越牛马化。我们哀叹生存不易，把生活自嘲为挣口饭吃，把社会设想为食物链的丛林。

人生的真相却是在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逃离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若以动物的视角看，这无疑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稳居食物链顶端，并无性命之虞的人类，为什么要陷入如此漫长持久的死亡恐惧呢？

生而为人，我们先得好好活着——这是我们的现实。但生而为人，我们对“好好活着”已有太多超出牛马的认知和期待——这也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不只活在求生的赛道上，还活在对生命的自我理解中。正是在这个层面，对死亡的关切与对生命的关切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感受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生命观就是死亡观，生命哲学就是死亡哲学。

古训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这当然不错，但在观念反思的意义上，我们大概也一样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

2024年春，是朱锐为我们授课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形销骨立，走路需要借助登山杖，体力已很难支撑完整的一堂课，但他的语调依然沉稳，眼神锐利且坚定。课上，他向学生们坦陈了作为癌症晚期患者的病情。他平静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开心，为我骄傲。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

哲学家为什么可以不惧死亡？这正是将这本书的内容贯穿起来的那道红线，也是对于课堂上的我们最具分量、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它时而浮出水面，更多时候则沉在水底，隐隐构成其他话题共同指向的核心。像磁石一样把我们聚拢在这个话题之下的，与其说是智性的困惑，不如说是讲台上那个道成肉身的形象。即便理论的褶皱还有待一一熨平，这个强大的形象已经确凿无疑地说服了我们：是的，哲学家就是不惧死亡的。

直到今天，朱锐在讲堂上的身影还时时浮现于我的脑海。

及至情绪的波澜渐趋平静，我从更深处检视自己，才更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课题上，有待熨平的远不止理论层面的褶皱。我醒悟到，若是将朱锐最后的分享归结为一位临终的智者向世界举行的告别仪式，就会完全错失朱锐的本意。

生命的最后时刻，朱锐关心的仍是怎样呈上更多有益于世界的东西，而不是怎样为自己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他期待的不是观摩者，而是同行者、对话者。对一位哲学家的真正尊重，不也应体现在将问题的矛头扎扎实实对向自己吗？平心而论，我又能否做到对死亡无所畏惧？我会真心相信哲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又是什么样的顾虑或恐惧让我一再选择延迟直面这个课题？我感到，因为将心比心的灵魂之问，更曲折幽深处的褶皱才开始向我展开，我似乎与朱锐有了更深切的一层共鸣，也更切身地遭遇问题周边的重重陷阱。

哲学家究竟为什么不惧死亡？是因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生命无望，所以明智地放弃了无谓的挣扎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所问的本就不是“死期将至的哲学家为什么不惧死亡”。那么，是哲学家作为怀揣“特别教义”的小团体，因为相信了常人所不相信的东西，掌握了常人所不掌握的手段，所以坚信自己可以灵魂不死或长生不老吗？当然也非如此。就像所有哲学命题一样，此处的答案并不预设任何常识之外的信念，而向一切爱思想的头脑开放。换言之，这里所断言的是：只要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去感受，每个人原则上都有可能破除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将消除恐惧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消除所恐惧的对象，另一类是消除恐惧本身，那么第二种才是哲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朱锐提示我们：寄希望于长生不老、灵魂不死，无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消除对死亡的恐惧。通过排除死亡的存在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严格来讲，只是对恐惧的迁就，而不是祛除。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哲学家感到生无可恋，或压根儿认为生是受苦，死是解脱，才不惧死亡的？当然更非如此。

如果问朱锐留给我们的最为鲜明的印象是什么，那一定是他蓬勃的活力和对生命的挚爱。从生活实践到理论主张，朱锐从未意图要对生物共有的求生冲动实施人工切除。一块石头砸下来，正常人得躲，正常的哲学家也得躲。说得直白点儿：哲学家不惧死亡，当然不意味着哲学家就是在有意作死。

绕过这重重陷阱，敏感的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我们谈来谈去，只是在围绕一个更大的陷阱打转？这个陷阱就是单一的动物性视角，逻辑法则是：求生避死，趋利避害。在生死关系的思考上，这或许是我们最容易陷入的思维定式。由这一视角看，求生就等于避死，珍爱生命就等于恐惧死亡，生命多可爱，死亡就多可怕，“生之欲”和“死之畏”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种叫法。只要还被束缚在这一思维惯性上，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就已经认定，既珍爱生命又不惧死亡的哲学家是不可能的一类存在。于是，与求生避死的动物性生存法则相匹配的人生态度就仅剩一种：贪生怕死的“狗智主义”。

跳出这一思维陷阱的方法是我们再追问一步：真正值得我们珍爱的是哪样一种生命？是我们为其主人的生命，还是我们为其奴隶的生命？怎样才算得上更值得一过的人生：“死之畏”在背后驱赶的苦役，还是“生之欲”在前方引领的历险？

这是朱锐借黑泽明的《生之欲》向我们发起的疑问。故事带有悖论式的结构：主人公渡边堪治三十年全勤，却碌碌无为，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保住饭碗。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从来没有真正活过”。反倒是生命垂危之际，当他奔走努力，为市民排忧解难时，他的生命力才第一次焕发出来。

朱锐反对从“向死而生”的套路解读《生之欲》，我也深以为然。因为我们首要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死期临近才突然迸发的极端情绪反应，也不是“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的别致生活态度，而毋宁是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课题：

我们的生活动力来自何方？是“死之畏”的催逼？还是“生之欲”的召唤？渡边堪治死气沉沉的职场生涯属于前一种，他生命力的勃发属于后一种。二者不像贪生怕死的生存逻辑所断言的那样，不存在任何不同。实际上，渡边堪治“活着就只是为了活着”却“从未真正活过”的职场生涯，奉行的就是这套“狗智主义”的生活态度。难怪年轻的同事给渡边堪治起了这样的绰号——“木乃伊”。

狗并不是“狗智主义者”。动物只是循着自己的天然本能生存而已。但人不是动物，至少不只是动物。人的生活也不只意味着求生。贪生怕死的单一关切不会自动激发人的生命渴望，所催生的倒更可能是纯纯的死亡恐惧。要让人生灌注勇气和活力，我们就得在“活着”之外，为自己的生命立下值得一过的理由。不再单单为活而活时，我们才有机会做回生命的主人。唤醒渡边堪治生命活力的，与其说是死期临近的事实，不如说就是这样一股真真切切活一场的热望本身。

恐惧驱动的奔跑没有属于自己的方向。恐惧在延续生命的同时，没有为生命注入意义与价值。我们若要好好活着，便有此一问：怎样摆脱恐惧的绑架？在这个意义上，诚如朱锐所强调的——唯一应当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

战胜恐惧的力量来自与贪生怕死相反的方向。人们唤它“精神力量”。这当然不等于就要预设独立于肉身的神秘实体。按朱锐的说法，精神也好，灵魂也好，对我们只是一个“参数”。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就像我们用以丈量生命质量的“经纬线”。假如一类生物的行为表现只与生存竞争相关，我们就很难感受它的精神力量。相反，生命活力越是聚拢向超脱于单纯求生避死的维度，就越带有精神性的特征。不畏死亡、在冰原上奋力奔跑的雪橇犬“多哥”，遭遇伤病却永不服输的小个子赛马“海饼干”，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力量的存在。同样的劲头儿也体现在所有元气满满、神采奕奕的小动物身上。如果说恐惧的力量表现为机巧、油滑、挟制，那么精神的力量指向的就是凝聚、纯净、成形。

人类之外的动物不思考生命意义的问题。作为观念性的动物，我们的生命感受却不可能不与对生命价值、意义的感受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只忙于生存竞争，而是还在想象未知，找寻自我，探索能力的边界，追问活着的意义……不论如此这般林林总总的关切能否尽数折算为我们生存竞争上的优势。这没有让我们的生理寿命实现等比例延长，却开放了一个观念性理解与反思的空间。在这个新生的空间，我的关切延展到哪里，我的世界就敞开到哪里，我的生命就生长到哪里。在这个任由精神力量生长的世界，动物性的“我”越小，精神性的“我”就越大。

属人的精神力量更多体现在观念性的维度。我想，朱锐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他身上，“生之欲”有多强烈，“死之畏”就有多罕见。摄人心魄的精神活力既体现在那个健步如飞、英气逼人的朱锐身上，也体现在形销骨立，但依然保持幽默与优雅的朱锐身上——非但不打折扣，而且格外彰显。

哲学家致力于观念系统的整顿，通过改造观念，来改造观念所改造的现实。哲学家不能改变生命终有一死，不能推迟死亡的到来，但可以让死亡变得不再可怕。一切动物共有的畏死本能，我们无法根本克服，也根本无须克服。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却可以因观念而起，因观念而息。在这本书中，朱锐要带我们一起挑战的，就是克服作为观念动物的我们所独有的这份恐惧。一位哲学家的精神力量会将他的生命托举向怎样自由、无畏的高度，他的哲学又会让他的精神自我如何毫发无伤地保存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本书是一份记录，也是一个证明。

这是朱锐带给我的生命教育。真正的生命教育必须得到生命力自身的见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朱锐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证明了：死亡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无法夺去生命的力量和尊严。

---刘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