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并不是在案发当天就结束的。它是调查、验尸程序、审判，或许还有死亡审查的开始。孩子们可能会成为孤儿，受害者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可能还要加上凶手的家人。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谋杀发生之后启动的。对于改变事件进程以及关于后果的探讨几乎与那些发现危险的迹象的讨论同等重要。

在谋杀发生后，操纵者一定会试图摆布和控制其他人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已故受害者的操纵仍会在死亡之后继续呈现。操纵者会不断地影响其他人对这段关系的印象：他们并不在乎受害者如何被人记住。他们会试图让受害者看起来对自己的死亡负有责任。这可能是通过种种谎言来达成的，比如说，受害者的性情、心理疾病、性生活、是否爱孩子等等。当经历了全部八个阶段时，操纵无所不在。

我最近打开了一封标记了“紧急”的邮件，是一名警方调查员发来的，请我查看一起悬案。在受害者死亡时，它没有被当作凶杀而记录在案，证据在这些年来逐渐显露，阶段模式的形成再加上新的证据，已经可以考虑实施逮捕了。我的工作就是查看案件历史以及评估凶杀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就询问嫌疑人和目击证人给出建议。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司法意见，有关亲密伴侣凶杀案，以及那些受害者仍幸存的高风险案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受害者和施暴者复杂的行为开始被人们认识和接受。识别情感操纵不能只依靠“常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行为是偏离常态的，值得仔细地研究。人们所了解的八个阶段时间轴越多，就会有越多的这类凶手被追究责任，我们就越有可能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保护受害者。

不仅仅是研究以及对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更加细致的了解推动了观念的根本转变，还有那些因凶杀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所发起的运动。许多最好、最有效的慈善机构和运动都是由失去亲人的家庭发起的，正如我所提到的：AAFDA（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是由弗兰克·马兰在茱莉亚·彭伯顿和威尔·彭伯顿被杀害后发起的；PAS（防止跟踪骚扰）是由特里西娅·伯纳尔在克莱尔·伯纳尔和拉娜·法鲁基被害后成立的；苏济·兰普卢信托基金则由家人在苏济·兰普卢失踪后创办；艾丽丝·拉格尔斯信托基金（the Alice Ruggles Trust）由苏·拉格尔斯和克莱夫·拉格尔斯在女儿艾丽丝·拉格尔斯被谋杀后开创；霍莉·加扎德信托基金（Hollie Gazzard Trust）由尼克·加扎德在他的女儿霍莉被害后创立；卢克和瑞安·哈特在他们的母亲克莱尔和姐妹夏洛特·哈特被害后发起了运动；SUTDA（反对家庭暴力）是蕾切尔·威廉斯创办的，她在被丈夫枪击后幸存了下来。再想一想其他失去亲人的人发起的活动：多琳·劳伦斯在失去儿子史蒂芬后做出的努力，以及希尔斯堡足球场和格伦菲尔塔遇难者的家属们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发起这些运动是万分艰辛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必须去做。

某些人的命比另外一些人低贱，这种根深蒂固但往往是社会潜意识的观念成了许多运动的主线。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The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强调了这样的观念是如何也确实造成了一种环境，其中有些人不那么安全，而对他们施暴的人则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好的系统保护。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关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谁更重要这一点上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更优越，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涉及来自伴侣的暴力、凶杀或性虐待的指控时，妻子和女友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研究发现，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与施暴者或凶手生活在一起的女性地位最低。女性作为一个性别阶层的地位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

受到操纵的男性也会发现他们在受害者等级中是下滑的，尤其如果他们是同性恋，或者发现他们在使用暴力防卫的话。男性也常常以为他们所处的危险比可能面临的要小：西蒙娜的丈夫亨利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下意识地指责受害者，并且试图对这种罪责有所共情。除了少数几个一意孤行的凶手，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孩子通常也是受害者，但大多数都未能发声，他们背负着终生的创伤。我曾经审查过一个案例，受害者十七岁的孩子介入了一次殴打，并杀死了施暴者。在尚未成年的十七岁，他就被法庭指控犯有谋杀罪。这个案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但这将是这个年轻人余生都要背负的东西。没有人能保证情感操纵的后果会如何，谁会在施暴者的行动中受到伤害。

审判和调查发生在凶杀案之后，正是查明真相和缘由的机会。但对家属来说，这是令人恐惧也是徒增烦扰的事情。我最近参加了两个调查，这两起案件都令我失望不已。其中一个案件，掌握了可供呈堂的相关资料的机构由大律师代表，并且他们有五个人。那个受害者家庭则没有律师，他们连一个也请不起。在第二个调查中，有八名大律师来代表机构，而这家人又是没有钱来支付这种援助的。在这两起案件中，大律师都主张反对信息公开、反对家属询问，也反对家属作证。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可能被看作是公平公正的，也不可能揭开案件的真相。情感操纵有时候极难辨别，如果还有盘根错节的法律争论进一步阻碍了证据的发布，整个过程就会变得毫无效率，也不符合我们的目的。

我一直在运作一个名为“看不见的凶杀”的项目。我们正在按照八个阶段的模式，调查那些没有被当作凶杀来调查、起诉或记录的突然和意外死亡。这一类案件远比你想象的要多，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失亲家庭和专业人士来联系我。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突然的死亡常常被简单地评估为没有疑点，即使存在明显的可疑证据，并且家人也主张进行调查。在这类案件中，有些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才有所推进，警方不得不重新调查，其中有些案件推翻了最初的结论。让这些家庭心碎的是，看到嫌疑人可以逍遥法外，竟然还能继续对他们下一个伴侣施加暴力。至少在我看来，如果存在情感操纵或家庭暴力的历史，突然和意外的死亡就应当被调查。

在我看过的一个案例中，有一名年轻女性被发现死亡。她原本打算离开，身边都是包和手提箱。她的伴侣有家庭暴力的历史，说她是不小心用床单勒死自己的。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女性被说成自己捅死了自己，尽管有一名目睹了事件的儿童做了不同的陈述。还有一个案例，受害者已经离开了她格外暴虐的伴侣，正在躲避他，却被发现在伴侣的卧室里死于超大剂量的非法药物过量。她没有吸毒史，而伴侣说过他打算杀了她，让她看起来像是吸毒过量。家庭暴力、侵犯和情感操纵在意外死亡中的作用常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这必须改变。

情感操纵会扩散到法庭上或者调查中，这个想法也令人深感不安。有一个很能说明情况的案例：六岁的埃莉·巴特勒被她的父亲本·巴特勒杀害。在审判中，埃莉的母亲詹妮弗·格雷支持了她的丈夫。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会站在他一边，在两次不同的审判中都包庇了他，为他撒谎。

我将要谈一谈这个案例，谈一谈在法律系统中认识到情感操纵的重要性，比如詹妮弗·格雷和去世前的埃莉·巴特勒，她们两个都遭受了情感操纵和暴力。还要谈一谈这种虐待在审判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巴特勒

本·巴特勒被判在女儿只有几周大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残暴的殴打，致使她头骨骨折，因此他和孩子母亲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抚养权。

巴特勒似乎感到耻辱，而不是悔恨，他决心要挑战这个判决，重新取得监护权。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是由于他有很强的操纵欲，必须赢得他与健康服务中心和法院的斗争。而他确实赢了。他玩弄司法系统和专业人士于股掌之间，以至于他们撤销了对他的定罪，把孩子交还给他抚养，并明确地表示他的品格不应沾有任何污点，他是司法冤案的受害者。他清楚他侥幸逃脱了，他的妻子也很清楚。

殴打发生后，不到一岁的埃莉被交给了祖父母来照顾。这个小女孩只认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回到了她的父母身边。

起初，巴特勒打赢官司的时候，他看起来像一个英雄，一个被司法系统冤枉的人，一个排除万难只为夺回孩子抚养权而奋斗的人。巴特勒重夺了他的地位——还不止这些。他和伴侣詹妮弗也就是埃莉的母亲，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他的胜利，还有鞭策他奋斗了五年的不公正。不过，就在那次胜利后不到十二个月，小埃莉死了，巴特勒再一次殴打了她，她死于头部的致命伤害。

这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良知：巴特勒杀害埃莉的审判被广泛地报道。他对自己第二次击败司法系统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自己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在场的人告诉我，他把法庭当作了个人舞台。他表现得像一位节目主持人，他似乎沉浸于充满对抗性的诉讼之中，也陶醉在胜利和夺回控制权的那种诱惑中。他告诉陪审团，他是不公正的牺牲品，他受到司法系统的迫害。

巴特勒似乎是一个自恋、令人极度不快的人。一旦你意识到并接受这一点，危险就更容易察觉了，他会杀了埃莉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发现呢？如果可以的话，小埃莉或许还活着。

埃莉两次遭到毒打时，詹妮弗·格雷已经嫁给了巴特勒，并且和他生活在一起，但两次都不在现场。然而，她确实在帮助巴特勒尽力掩盖殴打的事实，还作为共同被告在谋杀审判的法庭上站在他的一边。她不愿意陈述不利于他的证词，而是描绘了一幅他们在一块儿的图景——经过一番姗姗来迟的查核之后，被发现全都是谎言。

这不是一件亲密伴侣谋杀案，但它可能会是——格雷的风险相当高。对埃莉的殴打发生在暴力的情感操纵背景下，巴特勒经历了八个阶段。甚至在第一次伤害埃莉之前，他就已经处于八个阶段时间轴的第一阶段了，因为他有因殴打被判刑的前科，包括家庭暴力和随意地攻击他人。耐人寻味的是，他和詹妮弗·格雷的关系开始得非常迅速。他们在一家小酒馆相识，不到八个星期她就怀孕了。在二审中出现的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的证据也表明他处于第三阶段。即使面对强有力的反面证据，格雷还是不承认有虐待行为。她支持他的说法，即他是一个好父亲，他并不暴力，即使他们的女儿死在他的手上。

人们提出疑问：一个母亲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应当在两次审判中都加以更为严肃的考虑。尽管我下面对情况的分析可能会令人不忍卒读，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埃莉的母亲身陷的困境。我并没有试图为她辩护——根本不是这样——但我确实考虑到了巴特勒的操纵和暴力所造成的极其恶劣的、令人崩溃的影响，使得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面临严重伤害的风险。

***

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表明，通过格雷和埃莉所遭受的暴力，情感操纵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短信、日记和网络搜索都说明了这种虐待的存在。以下是法庭上披露的，在埃莉被杀害之前，格雷独自一个人时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键入的三条信息：

格雷显然感到孤独无依、绝望无助。她甚至沦落到要搜索神奇的咒语来试图改变状况的地步了，这也意味着她被隔绝在其他那些更为常见的救助系统之外。情感操纵故意地孤立受害者，往往会切断联系，不让他们接受外界的影响和帮助。

我读了格雷和巴特勒之间数以百计的短信往来，巴特勒还以为这些都被删光了。并不需要高超的司法鉴定技巧就能看出其中的残酷无情。格雷在法庭上说，这些短信不是恐吓，只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明白无疑的是这些短信类型的一致性。巴特勒自始至终都在恐吓、辱骂和控制；格雷自始至终都在道歉、安抚和绝望。这些短信不是简单的争吵：它们显示出残酷的支配和服从的模式。这数以百计的短信的庞大数量表明，它们不是莫名其妙的吵架，而是这段关系维系的方式。

我选择了一些短信来佐证我的观点。它们并不是最糟糕的：我特意选择它们来展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短信类型。

巴特勒：带着埃莉到大街上待着吧。你不会回来这里的……我要废了你，婊子。

格雷：我浑身发抖，哭个不停。你太可恶了。我不是在唠叨。你变得太可怕了，让人难以忍受……我真的在努力表现给你所有好的一面，你想要的那一面。

格雷被迫到大街上待着，有时候和刚蹒跚学步的埃莉一起，因为她惹恼了巴特勒；有时候会整夜地给关在外面。这些短信说明了她在尽力安抚他。他已经操纵了法庭，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模范父亲，而格雷也亲眼看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已经向她证明了，他可以打败这个司法系统，他可以赢得抚养权之战。第一次审判之后，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英雄，人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恳求和安抚他，她可能会觉得她在设法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短信和互联网搜索都是有关殴打和伤害的，而埃莉死后被发现有陈旧的创伤性骨折。

格雷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外伤引起的左侧头部巨大肿块——头部起肿块的症状和护理。

巴特勒：我回来的时候你就死定了，你个渣渣。

格雷：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在听你的。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的，本。请别这样离开我。求你回来。

在这一点上，人们或许会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如果他这么讨厌她，对她感到腻烦，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一个确实有能力离开的人，也并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什么不离开呢？这是因为他的侮辱和恐吓并不是想摆脱她，它更像是把她套牢在他身边的一个手段。

巴特勒：要么取消你的理发（预约），要么把你的娃一起带去，反正我不会照看的。给我滚你妈的臭婊子。

乍一看这些短信，格雷似乎可以带着孩子去某个安全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她为什么非要他来照看孩子呢？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解读。利用儿童的后果往往是可怕的，抚养权听证会可能会把孩子逼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受害者意识到了。巴特勒已经赢得了最艰难的一场抚养权听证会。格雷一直站在他这一边，安抚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和孩子的安全。她恐怕很害怕他会杀了她或者孩子。显然，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格雷在第一次审判中为他作证，并且撒了谎，她在以后的听证会上所说的任何证词都会受到质疑。她可能真的很担心他会取得抚养权。她走投无路了。这只是操纵之网的复杂拼图的一小块儿。但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过的，我们不应当就去假设，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类似情境下的行为不同于任何理性的人。

格雷：我甚至没有什么想法……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没想要让你难堪。我穿成这样是为了带孩子外出。你出来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穿。

巴特勒：你他妈的让我看起来什么样子，你死吧，你个婊子，我气到发疯，你这个十足的婊子。

这些短信跟我们在罗恩和萨达身上所看到的类似。巴特勒让格雷对他在公众面前的感受、对他心目中被人看见的样子负责，还让她不仅对她自己的行为也要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她要对任何有损他自尊和地位的事情负责。

巴特勒：该做家务了。整个厨房、卫生间、墙壁、地板，最后是卧室。

格雷：好的，没问题。

巴特勒：先打扫楼上的厕所，然后是你的房间。我们不在一块儿，要打扫完，不然我就干翻你，婊子。

巴特勒命令格雷打扫房子。家庭暴力通常集中在典型的女性承担的角色或者对女性的期待上，类似于做家务、照料幼儿、恪守妇德或者满足性欲上。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她没这么做，或者没做到他满意，就会有暴力的威胁。而我们知道她经常遭到殴打和伤害。

格雷：这很美，很性感，也很棒，然后你用头撞我，就好像我不是一个女人。第二次我照你说的做了。你又让我喝多了。

巴特勒：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做错了，你就到大街上去，好好反省。

这一短信揭示了可能存在的性暴力：格雷试图扮演某种特别的情色幻想，当她做错的时候，巴特勒一头撞到了她的脸上。她还说他让她喝多了。在情感操纵中，怂恿、操纵或强迫受害者饮酒或者服用非法药物，这并不罕见。这会让受害者变得脆弱不堪，不仅仅是有碍他们的健康，还影响到了人们对他们行为举止的看法：比如，如果邻居或者其他人看到他们喝醉了或者喝高了，这会显得他们像是很糟糕的父母。这还能极大地操纵他们的行为。我曾经见过有证据表明是受害者被迫吞下毒品或者酒精而死亡的案例。

萨达也在日记中谈到了罗恩的性行为。她提到她必须把性幻想展示出来，这让她不安，尤其她正处于产后恢复的时候。

在下面的短信中，格雷住院了，病得很厉害。她没办法离开医院，回家照料孩子。巴特勒对此大发雷霆：他并不想照看孩子。他毫不在乎她的痛苦，他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同理心。

格雷：我在医院里，我的心都碎了，被你给毁了。我两天里只睡了半个小时。我肿得更厉害了，下巴张不开。感染已经在我脸上扩散开了。我在打点滴。我不能吞咽，我的气道肿了。

巴特勒：你绝对逃不掉的。把孩子扔给我。所以这次你又别想回家了。什么母亲啊。我的天，我很高兴，因为你不会再犯了。再见吧，你让人丢脸，我希望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你没人要了。

巴特勒：要是哪一天你又让我失望了，要是这个清单没有完成，或者哪一天的日记没有写，我就会永远地把家搬走。这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结局，不过你不会在乎，这就是你为什么不长记性的原因。要是你母亲再惹是生非，要是你再跟我说奇奇怪怪的话，我就会狠狠地揍你一顿。要么让我看到你可以成为我想要的人，要么你就等着灭顶之灾吧。

巴特勒威胁说，要是格雷的母亲惹是生非，他就要揍她。他又一次要她为别人的行为负责。

同样地，他也提到了格雷必须遵守的日常规矩。有很多清单要遵守，并且格雷必须写一份他能看到的日记。刻板规矩在这里出现了。在那些日记里，格雷可能会讲述一段完美的关系，还有巴特勒有多么好，如果以后她离开他的话，这将可以为他所用。这些都会成为他在任何法庭听证会上或其他想要赢的斗争中可以使用的证据。它们会推翻她可能提出的虐待指控。一些有操纵欲的人说过，他们会特意地维护虚假的社交媒体页面，只为了让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完美”。

在情感操纵的情形里，唯一真实或者重要的日记是那些操纵者看不到或者不知晓的日记。在萨达的案例中，有这样一本日记——就是我读的那一本。巴特勒多半认为，他和格雷之间的短信一旦被删除就永远无法恢复。他错了，我正在读。

巴特勒赢得了战斗，让埃莉重回他的监护和控制之中的那一天，就是他向格雷展示他权力有多大的一天。他的傲慢得到了满足，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更重要的是，他向埃莉和格雷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比整个系统、警察和法院都要强大。如果你感到害怕，警察和法院可能是你唯一的逃生路径，而在这个案件中，这条路径已经对格雷完全切断了。当他再次殴打埃莉，导致这个小女孩死亡时，格雷或许是一个吓坏了的女人，但她同时是一个不相信警察、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打败施暴者的人。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格雷一直在为巴特勒说话，每个人都把她当成能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母亲。许多人说她应该保护埃莉。讽刺的是，至少在某些方面，她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保护。

刑事司法系统迫使格雷永远不能说出有关巴特勒的真相，这使得案子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法庭上，她作为共同被告坐在他的身旁。不单单是他的近在咫尺吓坏了她，她或许还相信他能够第二次战胜这个系统，而一旦他做到了，她就必须回到他那里。如果她在法庭上不忠诚，如果她违背了忠诚法则，他就会实施报复，而她十分清楚他的报复可以多么危险。巴特勒在为自己辩护时很是装腔作势、傲慢自大，就好像人人都在照他的规则玩，这会强化那种习惯性的恐惧。

保护格雷不受巴特勒的伤害并不是与她站在一边，也不是同情她，而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她有更大的可能提供和揭露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

格雷与暴力相联系的蛛丝马迹，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可悲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她公开说出真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格雷需要巴特勒以外的保护；她需要与他彻底地分开；她需要确信他会一败涂地。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给格雷辩护。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情感操纵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整个系统是如何实际上帮助了巴特勒来控制他的妻子和孩子的。这个系统未能减少恐惧；它显示出对威胁的不了解，反而增加了恐惧。那个法庭是巴特勒感到游刃有余的地方，甚至备受鼓舞。格雷待在她不愿意待的地方，做着她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使得权利的天平很大程度上倾向了巴特勒之手。结果，巴特勒输了，他和格雷都被判有罪。

这个系统两次都未能有效地对情感操纵做出反应。情感操纵的证据就在那里，在埃莉被杀害前就存在了。从某方面来说，巴特勒的操纵和暴力并没有得到重视，或者说没有被察觉。他的行为模式和风险之间并没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理解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动机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审判并不会提点我们该去关注什么，它们只会呈现理想化的、看似合理的叙事，只为了赢得一场对抗性的较量。为了防止未来的死亡，我们需要去看一看其他的流程，那些能更好地揭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家庭暴力审查

最近有一项很重要的革新是家庭暴力审查（DHR）。这是由若干机构联合进行的独立审查，针对可能是由家庭的虐待、暴力或忽视所导致的突然死亡。作为2004年颁布的《家庭暴力、犯罪和受害者法案》（the Domestic Violence，Crime and Victims Act）的一部分，自2011年4月13日起，地方政府就有了进行这些审查的法定要求。在内政部为实施这些审查制定的指导意见中，有一项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并且让家属也参与到这个流程里来。这使得那些进行审查的人有了更多的能力去探索真相，而不需要依靠辩方的陈述、向警方报告的内容以及犯罪者的立场。

我曾在本书中数次提及弗兰克·马兰和他的慈善组织“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这是因为他们在引入家庭暴力审查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弗兰克的妹妹茱莉亚·彭伯顿和她的儿子威尔被害一案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第一次非官方的家庭暴力审查的主题：彭伯顿审查是公开可查的，而非匿名的。2008年，也就是在谋杀发生后的五年所做的审查，为如今我们的审查以及公众和专业人士可获取的知识铺平了道路。从他们开始，已经发布了约八百份审查报告。

我主要负责并撰写了其中的一些审查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主审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关注受害者，但如果没有这些审查，就很难开展八个阶段时间轴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一段关系的历史以及受害者和凶手生活的经历，这些审查都提供了关键的细节。正是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讲述，模式和危险的迹象得以揭示，并且模式是如此显而易见，我们再也不能否认它们。我们需要了解现实，从而保护未来的受害者，并且揭露迄今为止我们以为风险不高的行为和模式——如果存在风险的话。

通过更好的信息收集，大量的资讯变得公开可查——一部分经由死亡审查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一些个人项目，比如“统计死亡女性”网站。还有一些开展的运动，它们增加了量刑的权利，引入了新的立法，并且为记者制定了行为守则。八个阶段时间轴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所有的由各地专业人士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我们正在改变对此的共识：我们已经确定，家庭暴力和凶杀不只是人们吵架和发脾气；它们有一种可识别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就像连环杀手和杀人狂魔一样。是时候考虑把操纵和施暴者视为威胁了，我们应当郑重以待。

在与失去亲人的家庭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最悲伤的话是“我真希望我们早点知道”。知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