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她）们并不在我的朋友圈。

不单单是指书中提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例子：在英国平均每周有两名女性为她们的伴侣所杀害，在美国平均每天有三名，在墨西哥平均每天大约有五名，而在南非大概平均每三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害……

这些都有点遥远。我想说的是，自从开始翻译英国法医犯罪学家（Forensic Crimindogist）[法医犯罪学家的工作重点是研究犯罪心理、确定犯罪动机。他们通常在犯罪现场协调调查，通过收集物证、研究犯罪概况来了解犯罪的行为。]简·蒙克顿·史密斯的《致命爱人》之后，我忽然发现类似的、从前多少有点视而不见的新闻突兀地进入了视野。因为这些有关亲密家人的凶杀新闻几乎不在头条，也因为其主人公往往是某姓某名地隐去了真实身份，它们就好像没有那么触动。但它们确实存在，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每一次报道都有生命在逝去，无可挽回，也令人痛心。

这些事件、悲剧、灾难，有可能被阻止吗？他（她）们都不在我的朋友圈，我了解这些有意义吗？或者，就像作者本人偶尔也会为人质疑——是不是因为她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她过度紧张，乃至于草木皆兵了？

我们看起来正在进入一个普遍具有同理心的时代，每当惨绝人寰的案件发生，我们会体谅犯罪者窘迫的人生，觉得那人也是逼不得已的环境所造就的，有些则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激情谋杀。但在作者简·蒙克顿·史密斯看来，由于受害者的声音因为死亡而消失殆尽，我们往往因此不能洞见其中隐含的情感操纵，而真相本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悲剧。

在《致命爱人》一书中，简·蒙克顿·史密斯通过对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的研究，发现凶手虽然不会像该隐一样有明显的记号，但大多数施暴者都有精神病态般的控制欲，并且大多数犯罪存在一定的模式，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早一些识别这些迹象，惨案本可以被制止。她提出了凶杀的八个阶段时间轴，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明晰的指征来帮助我们判断是否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情感操纵的困境。

这八个阶段的特征不仅仅可以帮助警方或者法律等专业人士判断案情，它像一本实用手册，也可以用来保护生活中的我们。比如，在第一阶段对情感操纵历史的追踪中，“渣男”伦尼是如何在酒吧里搭讪玛西的：他怎样使用话术来试探，同时相当轻松地获得了对话的主导权，决定了女孩喝多少、可以坐在哪里，又在不经意间就定了下一次约会……他行使诱骗的话语普通得令人心惊。又比如在第二阶段“旋风般的承诺”中提到的对“一见钟情”的警惕：“人们倾向于迅速地进入一段关系的主要缘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坠入了爱河。感情越激烈、越缠绵，爱情就降临得越迅疾。”然而，过于迅疾的感情，往往预示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不正常，“速度”有时候正是情感操纵者实施控制的帮凶。还有第三阶段中对家庭里刻板规矩的识别，可以帮助我们更早地敲响警钟。无论在哪个阶段，在简·蒙克顿·史密斯看来，我们都有机会踩下刹车。

感谢我的中学同学黄霈萱，她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多年来一直往来国内外生活、工作，对我遇到的疑难问题，尤其是准确地翻译法律术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要谢谢苏格兰姑娘李茜茜（Francesca Leiper），解决了一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难点。我们都觉得翻译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在翻译中，我莽撞地把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多巴什的名字看成了日文“土桥”（Dobashi），并且在搜索图像的时候还觉得他的确有点像东方人，幸得他耐心回邮件解疑，并且告诉我他的名字恰与一种捷克斯洛伐克的巧克力蛋糕同名，这算是翻译中的趣事。还要谢谢上海译文的编辑们，正是张吉人老师对非虚构图书出版的志趣和眼光，以及责编范炜炜细致的工作，让这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面世。

在对《致命爱人》的翻译收尾的时候，我刚好看到了艺术家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在1990年创作的作品《无题/死于枪击》（Untitled/Death by Gun）。冈萨雷斯将美国一周内死于枪杀的四百六十人的头像印刷在一张海报中，堆放在美术馆内任人取走。那么多的普通人，那么多的名姓，那么多的人生，就全包括在那薄薄一页纸中了……既轻，又重。我不禁想到，当我们对世界怀有善意的时候，也不可忘记“恶”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都要学会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