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正月在家里听广播时，听到了一个让我们全家人兴奋的消息：黑柳彻子女士获奖了，这个奖是某报社为奖励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颁发的。

一直以来，这个奖项都是颁发给广岛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博士的。由于每次颁奖都由我来介绍获奖者的生平事迹，所以每年年初，我都会和妻子谈起重藤先生，这位值得我们敬重的人物会使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萌生出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先生是在四十年前。要想确认这个时间，只要问一下旁边的光[作者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你今年几岁了”就行了。光是六月出生的，出生时头上带着个大瘤子样的东西。八月我去了广岛，是重藤先生叫我不要逃避，给予我这个年轻的爸爸以莫大的鼓励。

我有幸能和重藤先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缘于我在广岛时多次去该医院采访。我想要向重藤先生了解：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病人，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逐渐走向康复的——当然死去的人更多——以及重藤先生如何与难以治愈的病魔进行斗争。

重藤先生自己也是原子病受害者，但是他没有畏缩，从受伤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为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人们进行治疗。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他一直不懈地斗争着。尽管先生只给我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依然从中获得了勇气。从广岛回到东京后，我和年轻的妻子决心要为了光的成长而不惜付出一切。

从我正写作的这个书房，可以看见被雨打湿的树枝上长出了冬芽，硬硬的，却又给人以柔软的感觉。这情景使我联想起和重藤先生来往的那些日子，先生说的每一句话，都像这细雨般滋润了我的心田。

2

黑柳彻子女士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探望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中的儿童，给他们送去温暖，让日本人民了解这些儿童的悲惨处境。黑柳女士有两件宣传武器，那就是电视和文章。黑柳女士是个执着的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尽管黑柳女士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但每次黑柳女士在电视上做新的讲演时，都能够看到她为新探访到的贫苦儿童再一次落泪。

我给黑柳女士写去贺信，还让妻子在信上画了一束花作装饰。默默坐在一旁的光，也谱写了一首题为《绕口令》的曲子。光和我一同参加黑柳女士的电视节目时，黑柳女士能听懂他的话，为他说的话开怀大笑。这首曲子写的就是这件事。虽说只写了开头几小节，我也把它一同寄了去。

黑柳女士回信说：

“我试着唱了唱那首歌。不过，我说话真有那么快吗？”

3

过后不久，我去某地演讲。看到听众中有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我就把准备好的讲稿中只有成人能听懂的部分删掉，换成了别的内容。换上的是一小段童话故事。这是我事先写在本子上，准备在被邀请参加黑柳女士获奖庆祝会时朗读的，结果没用上。这个本子我一向不离身，旅行的时候也把它和其他要读的书一起带在身上。

我这个故事是读了黑柳女士最近出版的书之后写的。

恐怕大家都读过黑柳女士的《窗边的小豆豆》吧。那个女孩子总是站在窗边，等着敲锣打鼓队过来，好马上告诉在教室里学习的同学们。

出于写小说的习惯，我总爱把看过的故事凭着记忆在自己脑子里加以重新编排。于是，我想象那个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女孩子站在窗边等待敲锣打鼓队过来。只要来学校，她就会一直站在那里等。敲锣打鼓队一直没有来，女孩子依然在等。她就那么一直站在窗边，执着地等着敲锣打鼓队到来……

敲锣打鼓队终于过来了！

大家可能对敲锣打鼓队不太熟悉[着重号为原书所加。下文同。]，这是对从前的宣传队的亲切叫法。一般以三四个人击打锣鼓为节奏，其他还有拉三弦琴、弹吉他、拉手风琴、吹单簧管的。乐手们都穿着古装列队而行。我和小豆豆一样大的时候，我家所在的村子太小了，没有敲锣打鼓队来，我去邻村的时候遇见过，当时我觉得那阵势实在是好看得不得了。

女孩子终于等来了敲锣打鼓队，她告诉了教室里的小伙伴们，大家都跑到了窗前。这时，发生了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以往在上课时去看敲锣打鼓队的话，都会挨老师的骂——不过，对于把等敲锣打鼓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那个女孩子，老师也无可奈何——而这次老师不但没有责骂大伙儿，反而兴致勃勃地跟着看起来。

后来大家都出了教室，跟在敲锣打鼓队后面走起来。那个女孩子自然走在最前面，就如同《捕鼠人》[《格林童话》中的故事。]的传说一样，全校同学都参加了进来。还有老师们，连校长也加入了敲锣打鼓队行进的队伍。所有的孩子和老师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乐过。

夜幕降临了。这就好比人生。孩子们一个个离开了队伍，老师们也一样，都回家去了。

只有那个女孩子没有回家。她一直跟在敲锣打鼓队的后面走啊，走啊。后来她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得到了个“将军”的绰号——嘴唇上边贴了个小胡须，她一边学单簧管，一边参与敲锣打鼓队的工作。

后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把那个女孩子培养成了骨干成员的敲锣打鼓队走到非洲大陆去了！他们咚锵咚锵地敲打着，走进了深受艾滋病折磨的儿童住的医院里去了。

他们还行进到了阿富汗难民住的帐篷里，看见一个踩到地雷而失去了一条腿的孩子——据说到那样危险的地方去捡烧火用的干树枝是孩子们的活儿——正在练习用假腿走路。孩子告诉他们，等战争结束后他要回到村子里去，给家里放羊。他们听了，咚锵咚锵地敲起了锣鼓，用音乐给他以鼓舞。成了“将军”的女孩子吹得一手好听的单簧管……

4

说起来，敲锣打鼓队这个词含有贬低这个职业的意思。我们这个国家，明治以来一直有许多大户人家信仰基督教。一个生长在这样家庭的女子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一个地方教会里的某一家人的故事。

弘男上校从海军退役后，移居到了麻里父亲居住的地岩国，在当地一个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儿子勇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模仿敲锣打鼓队，于是，他每天都陪着儿子散步，俩人一边走一边模仿敲锣打鼓队。这父子俩成了当时地岩国的一道风景。我是听教会外的人给我讲的。一般说来，有残疾人的家庭都不会让残疾者到外面去的，即所谓“关禁闭”。因此，这位父亲出人意料的做法就成了人们的笑料。当地人都说:“这父子俩好像还挺自豪的呢。”（高仓雪江著《追忆往昔》，新教出版社）

我对故事里的残疾儿子勇和他父亲的“敲锣打鼓游行”产生了共鸣。而且，居然被载入了恰如其书名的《追忆往昔》之中，可见更需要勇气了，我很钦佩他。光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社会上对残疾儿童的态度不像战前那么歧视了。我们一家的生活一直是以光为中心的，带他出门时也是这样。但是，光在学校或上下学的途中，还是会受到健康儿童的嘲笑和恶作剧。

每当这种时候，在另一所小学上学的妹妹——哥哥上的学校有特殊学生班级——就会小声地发出“不怕，不怕”的声音给自己打气，她想要保护哥哥不受别的孩子欺负。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都没有固定在一个班级里待过，也没有在有残疾学生的机构里服务过，所以无法对教育现状和孩子们的心理发表什么意见。我只能通过自身的经验，以及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得来的知识发表言论。除报刊之外，我没有接受过育儿和教育方面的任何“心理咨询”，收到了这类信件，虽说觉得过意不去，也从没回过信。

我曾向一位和我同在一个游泳俱乐部的心理学教授请教过关于光的教育问题，他对我说：

“您家以光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对于其他两个孩子会不会造成心理问题呢？”

当时，我嘴上不置可否，心里却有着坚定的信念。我和妻子一直都是将我们生活的重心放在光身上的。因为我们相信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为了光这么做，对于家庭每一个成员都是必不可少的，光的弟弟妹妹也不例外。

我认为我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能嘴里嘟囔着“不怕，不怕”，去跟男孩子们抗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温柔的女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体贴着哥哥，却尽量不表现出来。透过这温柔，看得出那句“不怕，不怕”就像纪念章闪烁出来的微弱光芒，至今仍然强有力地支撑着她，她已经长大了，成了一名普通市民。

弟弟从大学理工科硕士毕业后，当了一名农药制造公司的研究人员。我们认为，和光的共同生活，对他的品格形成给予了积极的影响。我和妻子从他上大学时起，就把每天护送光去福利工厂上班的任务交给了他，并且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弟弟在家时从不和哥哥说话，每天早上去福利工厂的路上——要乘坐汽车和电车——他们哥俩是怎么度过的呢？我想象不出来。不过，妻子凭着对弟弟的了解，很信赖他，她是一边照料着光，一边陪同弟弟从上补习班一直奋斗到考大学的。

很长时间之后，我和妻子从电视台拍摄的生活录像里，才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去福利工厂途中的真实情况。光自顾自地悠然走在前面，弟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看起来似乎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但是一旦发生情况，他随时都会挺身而出的。

到了工厂大门外，光径直走了进去，弟弟便转身往回走。在通往地铁站的路上，和来工厂上班的工友们擦肩而过时，弟弟会跟对方寒暄，虽不那么热情，却还是很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