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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典的讲演中，我对于托诺贝尔奖的福，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小说和诗歌得以译成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我的日文小说也翻译成了各国文字，表示了感谢。

参加此次庆典的文学家讨论的主题是《给二十世纪作证的文学》。在世界上的某个国家，某个地方，人们现在是怎样生活的？有着怎样的苦难与希望？对未来怎样想象？怎样记住过去？小说、诗歌以及戏曲正是为了表现这些内容的。

我讲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文学，倾听了讲述现在世界上的人们受着什么样的苦难的声音。在获奖者讲话之后的讨论中，一位从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的年轻女性讲述了每当自己的国家政治随着欧洲局势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的时候，全家人所遭受的磨难后，问道：“人类究竟会不会进步？”

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1927—2015），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纳丁·戈迪默（1923—2014），南非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法籍华人高行健[高行健（1940— ），法籍华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我都表情黯淡地面面相觑。不言而喻，我们这些获得文学奖的人，都是想要把自己对下一代的期望写下来而笔耕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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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文学家这样聚到一起，有时自己也会主动去参加科学家们的聚会。通过这些聚会，我逐渐感到，科学领域的获奖者比文学领域的获奖者要精力充沛。

在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大使发表了演说，他说我国政府为在不久的未来，产生出三十名诺贝尔获奖者——文学方面一般是十几年才能出一个，所以指的是科学领域——而投入了很大力量。

回国之后，在东京举办了诺贝尔奖百年展览会。瑞典大使馆也举行了招待会，负责科学技术政策的国务大臣热情洋溢地具体介绍了希望产生出多少科学方面的获奖者以及与此有关的方针。

在会上遇见了一位久违的瑞典朋友。他也是小说家，是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艺术学会这一人数不多的团体的成员。他负责发表对我的颁奖理由，并因此与我熟识，他对我说：

“健三郎，为了评选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获奖者，我们要先选出一百名具有相当水平的候选人，再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讨论，才得出来的。我想科学领域也是一样的。

“能够进入一百人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与其以产生一个获奖者为目标，不如努力向一百人的候选人名单里输送更多的人，才是更有意义的教育。就像你在获奖时所讲的，为输送高品位的日本人制定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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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在全世界进行的事业之一，是选出这两千年流传下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书。我也参加了。我认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典籍中重要的作品都应该入选。再加上《神曲》和《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等。我列了一个名单，我这个名单里有伽利略的《新科学对话》。[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于1638年，是伽利略积数十年之力写成的，也是物理学、力学、数学和哲学方面重要的经典文献。]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新制中学三年级的时候。要读懂它需要相当程度的数学水平。我感兴趣的是两卷中的上卷。我读的版本是我出生两年后岩波书店出版的，从那时算起，这本书是伽利略在约三百年前写的。

这本书是以仨人对话的形式写的。他们是当时作为独立国家而繁荣的威尼斯市民萨格雷德，新科学者萨尔比亚奇，以及对亚里士多德——从希腊时代开始，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进行说明的人物——的学问很有研究的学者希姆普力奇奥三个人。

看了我用红笔做的记号，这四天的对话，我读第一天的内容就用了一个月。

那个时代的威尼斯有兵工厂，手艺人都集中到了这样的工厂里，制造各种东西。他们学习伽利略等人推进的新科学——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来说，的确是新科学——使之实用化。这本书就是以来参观工厂的市民们与科学家的对话形式写成的。

第一天是关于机械学和运动理论的对话。造好的船入水时，为什么大船比小船更需要船台等各种器具呢？通过对话才知道，体积大的东西比起小的东西来较为脆弱，对外力的承受力也比较弱。

他们讲述了实际的观察，并且还做了实验。我对他们的对话内容很感兴趣。

战败之后，我总是听到人们说，重建国家非常需要科学。我国科学家中的汤川秀树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像许多孩子所期望的那样，我也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可是上了高中后，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学理科的能力。当然，报文科的大学也要考数学和理科两科的方针没有改变。

那时候，大概因为自知不能走学习科学这条路而失望，我才勉为其难地选择这本书来看的。加上对于论证科学事实的对话很感兴趣，才增强了自己坚持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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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幼儿从哥哥姐姐们掉下来扭了脚或摔破了头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不会受伤了？”

我真心地期望长成大人后，自己也能像这本书里的萨尔比亚奇那样，妙趣横生、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解科学。即便做不到他那样，也要像萨格雷德那样成为一个懂科学的市民。有科学演讲就一定去听；可能的话，要和科学家交朋友。

我的人生由于进入了文学系而改变了方向。我进入了法国文学科，遇到了使我发现了自己能做的事和真正想做的事并给予我鼓励的学者。后来我写起了小说。

可是，让初中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读《新科学对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不能这样想。科学的观察、实验，由此展开的思考，在文学范畴也是需要的。特别是在把自己所想的所发现的事情表达得让别人能够理解这一方面，这本讲科学的书就是榜样——即便是写给外行人看的。

我在写这本随笔的时候，经常想起科学家萨尔比亚奇和市民萨格雷德的高雅的幽默，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那样准确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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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百五十年前的威尼斯的新科学相比，现在的科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因此，现在能够了解同时代的科学家所想所做的事情的市民恐怕已经没有了。

我们虽然享受了科学进步的恩惠，但是科学家造出的核武器等带来了可能毁灭我们的危险。大量化学物质有可能使地球的环境变得人类无法居住，就连环绕地球的大气，都受到了科学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影响。

对于生活在科学不断发展中的人类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一般市民也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科学的知识，为此，有必要请科学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解。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些孩子，去完成你们的祖父、父亲没能做到的事。现在的教育制度，可能会把你们这些小学生、中学生很早就分成理科班和文科班，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有关这种早期分科的教育计划的报道。

但是，你们一入学就会获得超越文理科区别的交流和友谊，将这种和睦的关系一直保持下去是完全可能的。上了高中后，因分科而分开后，也可以继续做朋友。即使上了大学，在精神上能够互相沟通的话，也会给你们力量的。

理科的高中生给文科的同学讲解《新科学对话》中的算式等难懂的地方，应该很容易吧？而文科的同学给比较死板的理科同学分析市民萨格雷德讲话的独特幽默时，两个人都会开怀大笑。

这样一来，就会建成这样的社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以及九十九位候选人，都能像伽利略那样写出深入浅出、趣味横生的科学书，而一般市民也能够具备理解科学的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