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这里将这些研究工作的学术背景做一简要交代，以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主题、特定研究角度及其相应的局限。

一

这一研究项目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多年来，我对国家与社会间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自己的组织社会学学术训练，我更多地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解读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我在20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写了“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等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文章，其中的部分内容在这本书中也有所反映。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自1993至2003年我转向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即使在这些研究中，我对国家与社会间关系仍不能释怀，并以此为主线，着眼于国家政策对民众生活机遇的影响，研究成果汇集于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一书。

在我从事社会分层量化研究的这些年里，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常年沉湎于统计模型和数据资料中的研究经历让我感到自己距离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越来越远，找不到感觉，激发不出有新意的思路。于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改变研究风格，从量化研究转向田野研究，通过近距离观察来寻找研究灵感和学术课题。

2004—2005年我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任教两年。空间距离的缩短让我有了在国内进行田野研究的便利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知道我想找一个基层角落，驻足潜心观察，介绍我来到北方一个乡镇做田野研究，于是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2004年夏天之后的十年中，我每年数次来到这个乡镇，每次暂居在镇政府院子里，和基层干部朝夕相处，有了持续的交往。我跟随他们的日常活动来观察了解他们的工作过程和环境：落实政策、布置任务、检查工作、组织村庄选举、接待上级检查等。我也到附近的村庄里和田间地头，与村干部、村民接触、聊天。这些田野接触使得我和这里的许多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成为熟人，进而成为朋友。田野观察帮助我了解了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环境和官员工作中面临的任务压力、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为我思考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学友蔡禾、张永宏、何艳玲、邱海雄（以上四位均任职于中山大学）、陈国权（浙江大学）、黄进（四川社科院）、沈原（清华大学）等还带我在广东、浙江、河北、四川等地走访观察，扩大了我的视野，帮助我更好地思考问题和理清思路。在此期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指导的两位博士研究生艾云和练宏也正在从事他们的相关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和思考得益于与他们的讨论，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发现，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是在与他们的合作工作中首先发表的。本书的经验材料和田野工作主要来自上述研究活动。

二

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本书的研究有近似之处，即发掘和理解中国国家治理诸多现象背后稳定的制度逻辑。本书各章涉及的事例大小不一，或为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或为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历程，或为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或为基层政府的一类现象或行为如共谋现象或向下攫取行为，但我的宗旨意图一以贯之，即从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寻找把握国家治理逻辑的线索。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数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而且仍然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研究机遇。但在研究过程中，面对扑朔迷离的场景、事件和众多头绪，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叹。有时想象自己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拔地而起，超越一时一事一地之囿，俯瞰把握这些林林总总现象之间的总体关联和来龙去脉。虽然知其不可为，但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可以借助理论、比较和历史的视角拔地而起，跳出“身在此山中”的困境。理论的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来审视所观所闻，引导学人“独旁搜而远绍”；比较的角度启发我们关注制度设置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角色位置，明了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特色，进而识别其内在机制；历史的角度帮助我们解读研究现象的来龙去脉，从纵向上提供了制度延续与演变的线索。因此，虽然本书的着眼点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但我的研究讨论得益于关于其他社会背景下和历史上官僚制度、治理模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工作和视角帮助我透过纷纷扬扬的现象情景来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过程和制度逻辑。

书名副标题特意提示，本书取“一个组织学研究”的特定角度。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有意而且执着地坚持从组织学角度来审视研究过程中所睹所思的种种现象。这部分缘于自己学术训练在组织社会学研究领域，对其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有所心得，用之得心应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角度可以提供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持续递进的思考，于追求有积累有创新的学术目标颇有裨益。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之间总是难免顾此失彼，因此，必须有所选择有所割舍，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本书报告的研究成果常常有重要的方面和角度不能涉及。

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大多在学术期刊上已发表。但是，这些文章在编入本书过程中多有修订：一方面，它们在本书提出的大的理论框架中各得其所，因此需要删削订正以就其位；另一方面，自己的眼界与思路在求学的过程中也有提高和变化，反映了学识提高后重新调整的聚焦点和心得。例如，我在写就、发表《逆向软预算约束》一文以后，才注意到文中讨论的这些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向下攫取行为与清朝“火耗归公”改革前后的官府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对基层政府“共谋现象”的看法也在随后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中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些研究工作虽然起初分别着眼于不同现象及课题，但它们间的关联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它们也在逐渐浮出的大的理论框架中各就其位。所以，希望读者能够在本书呈现的大结构中发现这些具体研究间的相互关系和新的意蕴。

三

我的学术工作是建立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这从文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上可见一斑。尤其令我珍惜的是，在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中有机会与学术好友长谈交流，面对面的讨论、批评、指正启发我的思路，推动我的思考，校正我的偏见。他们是：艾云、蔡禾、曹正汉、陈家建、狄金华、冯仕政、何艳玲、黄晓春、李路路、李强、李友梅、练宏、刘世定、刘玉照、马骏、欧阳静、渠敬东、沈原、史普原、田先红、张静、张翔、张永宏、赵鼎新、赵树凯、折晓叶、周飞舟、周黎安等。商务印书馆的李霞编辑仔细阅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还要感谢许多接待了我的政府及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遗憾的是，按照田野研究的规则，我在这里不能向他们一一指名道谢。对于这些帮助我学术成长的朋友们，我怀有深深的谢意。

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许多学术团体和机构的支持和资助。在2004—2005年期间，我的田野研究得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资助。自2006年以来，我的研究工作得到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系、东亚中心（CEAS）、亚太研究中心（APARC）、休利特教授基金（Hewlett Faculty Fund）、校长国际研究创新基金和UPS研究基金的资助。我在国内的研究活动得到了许多院校特别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E-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术机构提供了以学术为本的宽松治学环境，使我没有在急功近利的压力下惶惶然地从事研究工作。

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编辑和参与本书工作的各位，从审稿、修订到出版，一路扶持。我从他/她们身上看到了令人敬佩的专业精神！

掩卷伫笔，回想十年来负笈而行、风雨兼程的学术历程，检点收获，仅得篇许心得，尚不敢言得其要领，不免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叹。研究途中，或迷惘困惑，或头绪茫茫，百感交集，唯寸心知。然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的心得，豁然开朗的领悟，自我否定的成长，学术创造的欣喜，可谓一介书生的至高愉悦和回报！希望读者可以分享我的学术思考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