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把春的艺术天赋也稍微介绍一下。

当时我在上初中，春上小学五年级。

春的学校里有个老师认为油画比水彩画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所以全校学生就莫名其妙地搞起了油画，把衣服弄得一团糟。

最后，春的油画拔得了全县大赛的头筹。

直到那时，我们一家人才初次注意到春的艺术天赋，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听到获奖消息后，母亲兴奋得不知所措。我大喊一声“太厉害了”。刚下班回来的父亲则用右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都去了县政府的展览馆。

春的作品被醒目地摆在会场正中央。我至今还能清楚地想起当时的情景。屋子中央的墙上挂着我弟弟的画，那让我感到骄傲无比。标题旁边还贴着一朵小花，那是一等奖的标志。

我缓缓走到那幅画前，大张着嘴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是一幅风景画。画面左边是悬崖，那个质感实在太难以言说了。就像刚经历过台风，出现了山体滑坡。折断的树木堆在悬崖底下，上面覆满了泥土和岩石。悬崖崩掉的一角露出貌似黏土的山体。层层叠叠的褐色和黄色，立体感鲜明，逼真得仿佛随时都会从画里掉落一些碎块。我甚至觉得，山体滑坡就发生在自己眼前。画面右侧是一片水田，刚收割下来的水稻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尽管描绘得并不具体，却让人觉得仿佛能一把捞起几根金黄的稻穗。稻茎被雨水打湿了，田埂上还有一圈圈的水花。啊，原来雨还没停，台风还没过去呢。我当时感受到了非常逼真的现场感，仿佛自己脚下的鞋子都被浸湿了。

那张画与实物并不相像，构图也是歪斜的。但也因此给观赏者带来了某种不安的压迫感。

后来我有幸见到了岸田刘生[岸田刘生（Kishida Ryūsei，1891-1929），大正至昭和初期日本油画家。]的《道路、堤岸与墙垣》，体会到了类似的感动。那是一幅让人忍不住想感叹“这不是普通的风景”的风景画。比照片还要真实。

比我晚来几步的父母也呆立在画前。对本以为只是小学生画作的他们来说，看到如此超乎想象的作品，想必除了目瞪口呆，再也做不出别的反应了。

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待我回过神来，发现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这是小学生画的？”有个家庭主妇又惊又疑地说。我感到很骄傲。

最近我看到据说是毕加索十二三岁时画的画，觉得确实是令人惊愕的优秀作品，同时认为春的风景画一点也不输他。而且毕加索还大放厥词，说自己“小时候就跟拉斐尔一样厉害了”，相反我弟弟比他低调，搞不好还更优秀。

春面对周围人的赞赏，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个自称审查员的女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向我们走了过来。

“你家孩子可能是天才呢。”她很认真地说。

父亲挠着头说：“我们当父母的才最震惊呢。”

“一定是遗传得好吧。”审查员摇晃着酒桶一样的身体，露出讨人厌的笑容。

“哪里哪里，我们夫妇俩完全不行，根本没有那种天赋。”

其实，我的父母连画个车站前的路线图都能搞得乱七八糟。至于我，想在纸上画个像样的杯子都不太可能。

“我不是说你们，是说他父亲的遗传。”审查员压低声音说。

就连只是初中生的我都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到明显的恶意。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母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

当时还没有人告诉我春出生的真相。

镇上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被强暴的事。不会有错。除了当事人，所有人都爱听八卦，所以流言像水一般渗透进整个镇。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春在外面玩投球时，偶尔能看到两个推着自行车的老太婆交头接耳地经过；有时候去买东西，也能碰到根本不认识的夫妇用看苍蝇一样的眼神看我们。小道消息就像传话游戏一样越传越歪，人们渐渐开始对我们指指点点。

当时作案的青年早已搬到了别处，虽然他最后回来了，但最终还是我们这些受害者沦为他人的笑柄。

“容我更正一下，泉水和春都是我的儿子。”父亲太伟大了。

“我很清楚，很清楚。”审查员轮番看着我和父亲的脸，轻蔑地撇了撇嘴，“很清楚。”她的语气一点都不友善，“两个都很像父亲啊。”

春和父亲长得并不像，那当然了，因为春的DNA里完全没有父亲的遗传基因。可当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的，那个女人还是头一个。

后来我听父亲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呢？

“听说那个担任审查员的画家自己开了一间绘画教室，见到春的画比自家学生的好了那么多，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可是她也不该那样说话啊。”

“所以春才会生气啊。”

当时挺起胸膛与女审查员对峙的正是春。“我跟爸爸长得不像碍着你什么事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哦。”女人耸了耸肩。心里恐怕在想，遗传了强奸犯基因的小孩子果然很讨厌啊。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她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

“你对我和哥哥有什么不满吗？”春一把抓住裱着自己作品的画框，毫不犹豫地取了下来。

他回到女人面前。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呆呆地在一边看着。

“阿姨，你的孩子肯定都是肥猪吧。”

或许当时的春就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面对针对遗传基因的中伤，就必须回以遗传基因的中伤。

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挥起画框。片刻之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原来春用画框狠狠地揍了那女人的屁股。

那一下就像打中了一床棉被。我不明就里，疑惑地愣在那里。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母亲。“快住手！”她大叫一声，试图把春拉住。

尽管如此，春还是揍了女人好几下。女审查员脚下一滑，向前栽倒在地。

这时母亲才终于夺下了画框，又说了一次：“快住手。”

但母亲并没有言语所表现的那般气愤。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她拿过画框后与父亲对视了一眼，竟微微一笑。咦？我觉得那实在太难以理解了。紧接着，母亲竟然又举起从春手上夺过来的画框，亲自往趴在地上的审查员的屁股上来了一下。

审查员又发出一声惨叫。春和我同时惊讶地看向母亲。

最后，我们被带到了县政府职员的休息室里，狠狠挨了一顿批，春的第一名也被取消了。不过一家人谁都没感到半分遗憾。

在回去的车上，春一直问我：“我们是兄弟吧？”由于我不明白他的不安来自何处，便吓唬他说：“不知道呢，我又不像你那么会画画。”结果他大哭着说最讨厌画画了。自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春在手工课和绘画课上都拒绝画画。

弟弟当时是否隐约察觉到了自己父亲的事情呢？父亲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怎么知道？不过他可能确实有些预感。他一定有种讨厌的预感，知道自己很可能跟你只有二分之一的血缘关系。”

“可是啊，”我终于憋不住了，“可是看到母亲用画框揍那女人，我真的吓了一跳。”

“简直太棒了。”父亲也含着泪笑了起来。对了，这段对话发生在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还记得当时父亲举着装满啤酒的杯子，对我说：“干杯。”父亲很喜欢说“干杯”，我也回了一句“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