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2000年，我经历了一次陆上长途旅行，来到了中国。那时没有手机或智能手机，互联网也诞生不久。发展中的“2000年”标志着未来，代表着一个遥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都住在火星上的气泡城中，拥有家用机器人，乘坐会飞的汽车到处穿梭。

然而，实际上，我在几乎已经废弃的苏维埃时代的旅馆中喝着俄罗斯酸辣汤；我搭乘摇摇晃晃的老火车跨越西伯利亚，每天早晨都被公共广播叫醒；我在戈壁滩与欢迎我的游牧人共饮伏特加；终于，我从蒙古边境搭乘卧铺客车，在一个温热的夏日早晨抵达了北京。

我生长在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那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公社。我一直觉得很难向西方世界的人解释它。真的，对任何一个人都难以解释。在五月一日劳动节这天，我们穿着红衬衫游行。这大概就是未来的梦想诞生的地方。我的祖父相信世界可以被改造得更美好。他在九十岁的时候进入了大学——而且学习成绩比我还好。我觉得，我继承了他的一些理想和欲望，这个男人在九十岁高龄放弃了自己的家，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新的社群。也许，在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鲍里斯·阿哈龙·钟身上，有一些他的影子——也有一些我的影子。鲍里斯离开了家乡，后来不情愿地回归故土。但这对我的祖父来说是不可能的。他认识的世界，已经同他的家庭一起，在二战中被永远毁灭了。他深知过去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黑暗。也许他不得不相信未来——相信某一个未来。

不过，我跑题了。我从诞生不久的网络上找到了关于中国科幻的唯一信息，带着它来到了北京。那是吴岩教授的电子邮箱。

我给他打了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热情招待。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作家，只是一个长头发、稚气未脱、笨拙局促的年轻人。如今我的头发早就没了……而且出版了几本书。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见到了一些科幻作家。我和吴岩、星河以及很多其他人一起吃饭。我们坐慢车去成都，我参加了《科幻世界》的作家大会。一位名叫刘慈欣的年轻作家因他写的一个短篇故事获了奖……看着那些老照片，我惊讶于我们彼时的年轻。

两个月后，我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最终，我回到了伦敦，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2008年，在南太平洋的孤岛上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是另一个时期的故事了），我搬去了老挝，一度旅行到中国边境，游览在那里发展起来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中国的另一番景象。

中国无处不在——在老挝，在南太平洋……在我早期创作的那些科幻故事里，也许就能看出中国对我的影响。它为一个未来的宇宙构造了血肉，最终催生了《中央星站》。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老朋友们，在老挝生活的时候，我萌生了编著国际推想小说[推想小说（Speculatine fiction）是一种与科幻、恐怖与奇幻有所交叠的文类。一种超自然象发生在故事中，但除了这个超自然现象外，其他部分都是现实的。]选集的想法。我把吴岩拉进了我的计划（《世界科幻小说巅峰丛书》就是献给他的），也在英国发行了21世纪最先出版的两本中国科幻小说译本，那是韩松和杨平创作的故事，我负责翻译和编辑。这些年来，我在中国也出版了一些作品，也把更多的中文小说编成选集发行（如今已经成了系列），包括陈楸帆的一部早期作品以及夏笳、马伯庸和其他作家的小说。我想，这是我表达感谢的微小的方式。

离开老挝之后，我回到以色列待了一段时间。

如今，我意识到，时间会改变事物。二十岁时看来充满变数的事物经过了重重转变，在眨眼间成了全新的东西。我了解我的国家，但同时也不认识它了。我相信，北京也不再是我曾游历的那座城市了。

那是在以色列，在特拉维夫，我对老中央车站区域着了迷。车站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存在，是一片配备了核辐射避难所的巨大建筑，它周围的街区充斥着穷人和难民。非洲难民穿越西奈沙漠逃到了这里，无家可归，也别无去处。有很多来自亚洲，来自泰国、菲律宾和中国的经济移民，他们是跟小说里的钟卫威非常相似的劳工。

我想写一写这些人的故事。我想写那种已不复存在的未来——有着火星上的穹顶城市，有着机器人和宇宙飞船的闪光的、美丽的、不可思议的未来，在那里，一切都有可能。我思索着，假如我把这闪光的未来放到故事背景中，然后淡化大部分，会怎样？我想要写人，而不是事物。我也想写家庭——不是美国科幻中西方式的孤独英雄，而是由关系、责任、叔叔、阿姨、表亲组成的复杂纷乱而广阔的亲缘网络，我也是这样的家庭的一分子。这是一个被婚礼和葬礼、仪式和聚会定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定义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与你有关的人。它是一个没有太空战役，但充满戏剧性的世界。

我只是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向何处。

我在以色列开始创作，之后回到了伦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书写《中央星站》的故事。最终，它完成了，虽然我时常回归更广阔的世界。现在我迷上了土星的卫星土卫六，以及在那里生活的幻想……

我又扯远了。

老实说，我没想过会有人出版这部小说。它可能太冷门，太沉闷，太杂乱——同样，也太陌生了——不会有人读。因此，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使我喜悦，还有些茫然。就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我得知这本书又获了一个奖……

这本书一直有新读者，这让我很高兴，我也希望你——无论你是谁，生活在哪个充满不可思议的奇迹的未来主义年代——能在这本书里发现一些价值。因为如果你找到了，我就算是完成了我的职责，能够再心满意足一会儿。

---拉维·提德哈

---2018年，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