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熊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

原载于《外国哲学》，第23辑，2012年

熊伟先生的《说，可说；不可说，不说》是篇奇文。单说题目就奇，通常论及不可说，只与可说相涉，此文却拉进说与不说。不说，义近于不愿说，不可说，却是愿说也说不出。于是，不可说似乎比不说来得内在。然而，不说，怎么知道可说不可说？缘何不说？缘不当说，比如，说了只会造成误解。说了只会造成误解，那是可说还是不可说？所说未能说出要说的，也就不可说。

说好像在两类不可说中间，一类比语言琐碎，一类比语言高深。谁也说不清梨子的滋味、咖啡的香味、林妹妹的眉眼，好在，尝一口梨子，闻一闻咖啡，看一眼林妹妹，就无须多说。熊伟此文所涉，则是另一类不可说。天命不可说，神意不可说，对生活的至深体会不可说。这类不可说，伴着苦恼，苦恼缘于说的欲望，欲说而说不出，于是苦恼。此文似无这种苦恼——不可说吗？那好，不说。

熊伟是海德格尔亲炙弟子，深受海德格尔影响。他论及可说不可说，一上来就跟我、跟在、跟无连在一起。

说，是说者说，凡有所说，必连着一个说者之我。“我就是亲在的本身……只消我在，我就可以说。”〔凡未特别注明的引文皆出自熊伟的《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一文〕但这个我，并不一味在此。惟其有尽，才有此，惟其有死，才有我，惟其自知从无来向无去，才知天知地，才有知，才有的可说。“可说，要有可说的有；要有可说的有又要有不可说的无乃成其可说的有。”

亲在在，才有说者。而亲在在一世界中，说，总说出这一世界。“宇宙永远是在说着。无非它说必须用我的身份始说得出，若由它自己的身份则说不出。”

熊伟此文，始于与冯友兰“倾向实在论之眼光”相争。“此客观实在中有我的成分乎？……所谓‘实’亦即有我去实，所谓‘在’亦即有我去在矣。苟无我的成分，则不管客观实在尚有与否，不管其是什么样子，至少它已是不可说者。因说必须我说。若可说便有我的成分矣。”

所说总跟说者相连，却并非所说都是在说说者。说冰冷说的是冰，不是说说者如何如何。然而，说冰冷，已经连同说者一起说出。若无知冷知热的说者，冰无所谓冷热。

但我们也有办法，把所说与说者切断，不说冰冷，说这块冰零下五度。近代科学的一项主要努力，在于找到系统的方法不连着说者来说，做纯客观的陈述。

今人或以为唯这种纯客观的陈述才说出事物之真实所是，说出真正的存在。然而在熊伟看来，那已经远离了说的本源。哲学并非说我，亦非“说宇宙则已”。哲学说事穷理，说事理，事中之理。这些理，连着说者的理解，不是切断了说者的客观规律。哲学之说中，我与宇宙从不是“截成两半”的。

中国人读佛，尤其刚上手时，难免用老庄来格义。这篇文章，更把海德格尔拉进来。贬之，则谓混搅佛学、庄子、海德格尔，尊之，则谓贯通三学。

理解者，把不理解的连到已理解的，把理解不清楚的连到已经理解清楚的。依此，理解一个新的道理系统，必由格义。用佛学和庄子来讲海德格尔，亦理解海德格尔之一途。“无本身就不”陌生，不妨连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无其所以无”来理解。但不是要把海德格尔讲得跟庄子相同，只是讲到两者多有相通。如何能不同而相通，相通而不同，端赖讲者深入于各不同者。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学我们从前不知道的新东西，当然越学越多。道，却非远在天外，而在我们已知的种种之内。为道者稀，“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庄子语〕。

若道在我们已知的种种之内，何需“为道”？我们并不总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浮面看去，道东露一个端倪，西露一个端倪，所谓求道，是把在浮面上断断续续的道连通起来。越通，道越少，达乎至道，道通为一矣。

然而，这个为一之道岂可道哉？熊伟喜引庄子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说，原是分疏，原出于分别心，“‘有’若成了这样一个混成的物，则又不可说，不可说……我若不分别变异，施设种种名言，则我所思之有便尚若有若无……必欲说之，则便有‘有’，且亦有名”。我们是说话的生物，即使一言不发，我们也是说话的生物，因而是有分别心的有限亲在。天下本无至道，此一分别心，彼一分别心，相通可矣，无缘尽归大同。天道无别，天何言哉？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为二十世纪大哲，两人都对不可说这个题目深感兴趣。不过，维特根斯坦只承认事实可说，其余皆不可说。而可说的都能说清楚。

我们有多种方式来言说，诗歌的言说，哲学的言说，宗教启示的言说。也许，这些言说，不在说出什么，而在显示什么？但若意在显示，何必说，拈花一笑也能显示。拈花一笑能显示的，不必说。但也不必不说，只要说也有所显示。只要我们心知并不是非如此这般说不可。即使最精妙的说，也只是精妙之一道，总归要随说随扫，总归要得意忘言。

可说者不是某种现成固着的东西，仿佛有待说出而已。说，原是可说者的初次成形。不可说者，更不是某种固着的东西，仿佛我们一层层逼近它却永远达不到它。不可说者随着言说起舞，唯其舞姿惚兮恍兮。言说可言说者，不可说也随之显示。“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这就像说，无并不是笼统无别的，无与不同的有相映而无。“不可说者在今宇宙内，是达得到者，无非我们不以可说来达到，须以不可说来达到而已。”老子的无形，其中有象，无形也是气象万千的无形；庄子的无所谓，是有品有格的无所谓，惟其如此，我们在庄子里读到大悲大乐，读到大智大慧，无品无格的无所谓，不过滑头而已。

熊伟谈海德格尔，谈庄谈佛，终久却说：“我们最正当的态度是应当恬然澄明，同时毫无怨尤地向尘世中滚将入去，自强不息。”这自强不息，明明是儒家语。中国之学，何曾是一家一派？我们原无须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却也无须立志挟泰山以超北海，统一儒释道。无非各依本性，择善而从。弟子云集熊门时，先生已七十有奇，率真如孺子，诲人不倦更甚于壮岁，以老教授之尊，一堂课一堂课讲授初级德文。说不说可说不可说，看来终是第二层的，第一层的，是做。立功、立言，终是第二层的，第一层是立德。这“恬然澄明”四个字，非先生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