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奎光胞弟，同属广州水师的程璧光，原为军舰“广丙”号上的船员。“广丙”号在即将毁于日舰炮火之际，恰逢日清媾和，遭日军虏获。程璧光也由此捡回一条性命。

“广丙”号并非北洋水师旗下战舰。当时的清国海军，除了绝对主力——李鸿章麾下的北洋水师外，另有南洋、闵洋、粤洋等一干附庸。隶属粤洋水师的“广甲”号、“广丙”号、“广乙”号三艘军舰便曾现身在战前军演。

其中，“广甲”号在鸭绿江江防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次战役。]中触礁沉没，“广乙”号于护送运输舰“高升”号途中，殒命于日军大佐东乡平八郎所掌舵的“浪速”号的炮火之下。幸存的“广丙”号在被俘后，终究未逃过沉没的命运。早在被俘时，清国使臣牛炳昶曾致信日方代表伊东祐亨，言道：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均隶属广东。其名讳中之“广”字足以为证。广东与彼邦素无瓜葛，只因北洋鲁莽开战，累我粤洋军舰三损其二。还望彼邦念往日之谊，将“广丙”遣还，此乃清国之幸，亦为天皇陛下之恩德。

卑躬屈膝、推脱责任之意昭然若揭。对此，活跃于同年代的学者、评论家梁启超直言不讳道：日清之战，乃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一国之间的较量。

李鸿章一手培育了淮军与北洋水师，并凭此位极人臣，武器弹药自家工厂造，军粮补给自家田地产，成立招商局，发展工商业与运输业，未向清廷讨要毫厘俸禄。

李鸿章得势如此，不免在朝野中树敌众多，甚至连洋务派领袖——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视他如眼中钉。欲打击李鸿章的势力，方法只有一个——把他推向前线。

当时，清国仅存一支队伍尚有御敌之力，那便是李鸿章麾下的淮军。这支军队组建于安徽，因此得名“淮”[淮军是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建立起来的，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原为用作镇压太平天国的乡勇。

李鸿章手握雄兵，却始终消极避战，原因无他，只为保全这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十年前，黑旗军在越南勇挫法军，清廷却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究其原因，也是由于李鸿章不愿继续出兵。

蕞尔岛国，焉有不胜之理——这是当时清人的思想，他们视日本为海蛮。而李鸿章却在开战后的奏疏中语出惊人——海上交战，我方毫无胜算。

李鸿章在奏疏中列举出多方面原因。其中最为直观的，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清国水师便再未购置过一艘军舰，如今在役的舰艇多为旧式，最高时速不过十八海里，而日方则采用近期购置的新式舰艇，时速高达二十三海里。

李鸿章未经交火，便已参透败局。可笑一众主战的政敌均为纸上谈兵之辈。他能做的，只有极力避战、尽早停战。

日方提议下关媾和时，李鸿章星夜赴日，生怕突发变故，一心要趁北洋军力尚存时，将事态缓和。日方也恨不得早一刻将条约拍板，因为据线报所禀，清国北部三万俄军异动，武力干涉之意再明显不过。

签约会场设在下关春帆楼[下关当时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清国使节暂宿引接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

3月24日，议和会谈已进行到第三回，这一天的行事主要是文件交换，清、日双方代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打了个过场，便都早早退席。

会议结束，日本外交首相陆奥宗光喊住身为清使节之一的李经方，悄悄言道：“明日会谈结束，中堂阁下离席后，还烦请李大人暂留片刻。”

“中堂”，为唐代时世人对宰相的雅称，朝代更替，宰相一职早已不复存在，而“中堂”一词却延续至今，用作对朝廷肱股之臣的尊称。清末，够格“中堂”者，唯李鸿章一人尔。这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1855—1934年），字伯行，号端甫。他本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长年驻日任公使，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此时，他与陆奥的交谈也是以日语进行。

李经方正问及缘由，忽闻楼下厅堂人声骚动，紧接着是慌乱的脚步声，一个警卫未经应允便破门而入。陆奥宗光不快地训斥道：“有何急事？怎么这般不知礼数！”

警卫极力抑制住急促的喘息，吭哧道：“中堂阁下……遇袭了！”

“你说什么！”在场的两位高官齐刷刷地站起身。

“有人朝中堂阁下开枪，打中了他的左边脸。”

“只开了一枪吧？”

“是的，应该是只开……”

不待警卫说完，陆奥宗光与李经方已推门而出。

清国使团一众抵日后，大多以洋车代步，唯独李鸿章一人乘坐四抬轿辇，以彰显身份。当时的中式轿辇，多以红蓝配色，轿壁上嵌有玻璃窗。李鸿章不喜气闷，上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窗。

刺客名作小山丰太郎，其父为群马县议员。行刺时，他疯癫似的冲破警卫防线，闯到轿旁，抬手对着窗内便是一枪，但未来得及再次扣动扳机，便被随之而来的宪兵上等兵阿部与警部新条摁倒在地。

天不绝李中堂，子弹竟阴差阳错地射在了李鸿章的纯金镜框上，镜片已被打得粉碎，李鸿章也仅是左眼窝受了些许皮外伤。

今日一件，再加上四年前的大津行刺案（日本警察津田三藏行刺沙俄皇子），日本的排外恐怖主义难免会成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这种局面，是陆奥宗光最为忌惮的。

年逾古稀的李鸿章在此前从未踏离祖国半步，此番访日和谈，自然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起初，清方是派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湖南巡抚邵友濂出任和谈代表的，谁知，这两人竟被日政府毫不留情面地赶回了清国。日方的理由很直接，这两人不配与本方代表伊藤首相、陆奥外相同席议事。陆奥的态度很明确——派李鸿章来！

享誉世界的李中堂也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命令，这着实让陆奥宗光沾沾自喜了一番，孰知此举竟将自己推向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逼迫一个古稀老人长途跋涉，本已有违道义，竟还不保护周全，累其遇袭。这便是日本式外交吗？

现状已容不得再拖延，俄军在清国北部蠢蠢欲动。英国《泰晤士报》已公开宣称英、法、俄三国试图干涉日、清纠纷。

同一时间的广州，兴中会起义的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3月16日（农历二月十二日），亦就是李鸿章赴日两日前，孙文在香港乾亨行后厅向一干志士表明了起义之觉悟；同日，陆皓东一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被定为义旗。

和谈之初，清方极力主张无条件休战，而日方则拥兵自重，毫无妥协之意。但这颗子弹，则多多少少将双方推到了平等的立场之上。

若此时李鸿章打出“愤然回国”的撒手锏，国际舆论会一边倒地偏向清方不说，只怕日方处心积虑平息的“旅顺大屠杀[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旅顺，在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估计死难者约两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又会被搬出来。当务之急，莫过于稳住李中堂的情绪。

为此，日政府不惜请求陆军军医总监石黑与佐藤博士、法驻日大使馆馆医兹巴斯博士这三位在日医学泰斗，亲临邸下为李鸿章就诊。

明治天皇与皇后派遣亲信代表慰问，天皇甚至亲下敕令，以表深恶痛绝之情：

就友邦使节遇袭一事，朕深感憾之。命尔等依法惩治凶徒之罪，切勿包庇偏私。望文武百官体眷朕意，严惩不贷，保全吾国体面。

事发后，山口县知事与警部长引咎辞职。

也是可笑，李中堂挨的这一枪，在清国使团眼里倒像是一簇让人欢喜的烟花。

怨不得他们幸灾乐祸，毕竟就清国的立场，此番谈判名为和谈，实则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割地赔款在所难免。不难猜测，一旦归国，这卖国贼的黑锅还得他们来背。

这可不是多几两银子、少几分地的事，无论赔偿多寡，李鸿章的政敌必然会大做文章。实际上，谈判还未见分晓时，朝野中已有流言，说是使团收受日政府贿赂，卖国求财。

如此看来，这一发子弹倒真算是“及时雨”，洗刷了使团的冤屈不说，还将他们捧到了一个“舍身谈判”的高度。

李鸿章从不打破釜沉舟之战，早在赴日前，他便从军机大臣恭亲王处得了一张底牌。

恭亲王何许人？咸丰帝之胞弟，大清一柱，国之干臣。虽晚年遭西太后打压，但皇族威仪犹在，一举一动仍能左右朝局。他听从李鸿章的建议，对主战派官员说了这样一番话：“若谈判决裂，无非迁都西安。尔等既主战，自当留守紫禁城，誓与城池共存亡。若有宣扬主张，却退离京师以求自保者，定斩不饶！”

如此一来，政敌多少安分了些，但这毕竟是下下策，自保罢了。而如今，面上的枪伤让他在保身之余，可力保晚节不失。

引接寺内，堆满了来自日方的慰问品。其中，“皇后御赐绷带”最为引人侧目。

万般坎坷下来，条约签署仪式最终定在了4月17日。这一场战争始于“甲午”年，故中国称之为“甲午战争”。有了这层关系，这个签署日可有讲究。4月17日，按干支计算，即为农历三月“甲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