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年初，梁启超携孙文引荐信，从日本起航至夏威夷。同年，清国上下正值多事之秋，其中风头正盛的当属义和团运动。按理说，义和团以首都圈为主舞台，与孙文的革命派无甚关联。但此番动荡不仅令西太后失势，更是动摇清朝整个根基。谈及清末历史，是如何也脱不开“义和团”这三个字的，遑论孙文以推翻清朝为己任，更无理由置身事外。

南方起义余波未平，梁启超一句“携手攻入中原”，却说进了孙文等一干革命分子的心坎里。

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欲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册封“大阿哥”，放眼清朝历史，绝无仅有。明眼人也瞧得出，西太后这是在为日后废帝安排“软着陆”。

光绪帝下台是势在必行了。西太后为疏通关系，事先还专程致电两江总督（南京）刘坤一、湖广总督（武昌）张之洞、两广总督（广州）李鸿章三位封疆大吏，商议废帝之事。

这三员大臣本是洋务派，心中暗自赞同光绪帝的变法举措，便纷纷回电表示“唐突废帝，怕难令外国政府信服”。李鸿章还带来了某国公使对废帝的态度：吾皇绝不承认清国新君。

莫非，果真是太过操切了？西太后不免踟蹰了。毕竟光绪帝热衷西洋文化，在坊间素有“少年英主”美名，且无失职失德。

满心盘算着“父凭子贵”，捞个“摄政王”当当的端郡王在西太后面前大发牢骚。西太后恨铁不成钢地点了点自己的脑袋，斥责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脑，用脑！”

最终，西太后还是不顾国际压力，强行册封了这个“大阿哥”。

是时候聊聊这义和团的渊源了。

说句直白的，山东那会儿盛产善于蛊惑人心的老神棍。其中不乏在坊间卖艺、教授拳脚功夫、游医卖药之徒，他们多有绰号，其中名头最盛的当属山东大刀会头目、人称“梅花拳”的朱红灯。

戊戌翌年（1899年）三月，清廷派遣毓贤赴任山东巡抚。当时，山东境内有数千天主教徒，信仰者更是愈八万之巨。大多华人信仰者只把教会当避难所，满心以为有传教士撑腰，便可为所欲为，所以便常在坊间闹事。这也成了日后“仇教事件”的导火索。过去三年间，山东省便有两名德意志传教士遇害。

按常理，毓贤身为巡抚，应竭力制止境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但他偏偏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他不仅不打压“梅花拳”的大刀会，还为其出谋划策：“‘梅花’太过娇弱，恐不能服众，改名作‘义和’如何？义和拳，何其英勇！”

于是乎，义和拳生父，竟是一堂堂朝廷命官。1899年“仇教事件”爆发，巡抚果然力挺义和拳。

清廷不得不招毓贤回京，风波暂平。但打心底憎恶列强的清廷中枢，却为毓贤的举动暗自叫好。毓贤非但未受惩罚，还即刻赴任山西巡抚。而接替他的新任山东巡抚，则是在百日维新中背叛变法派的袁世凯。

毓贤坐镇山东时，以义和拳为首的那帮仇外组织，可真是被宠坏了。被逮捕者，未经审问便直接释放；官府不放人，便自行劫牢狱、劫法场，反正天塌下来，有巡抚大人给挡着。

“仇教事件”中，合计有六名义和团成员被捕，却一一被朱红灯从牢狱中领回。假若是那朱红灯被捕，怕是只要跟巡抚打个招呼，便能大摇大摆地走出牢笼去。

列强如何容得山东这般胡来？纷纷要求清廷更换巡抚。清廷不堪外方压力，只得调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并意味深长地嘱咐道：“莫要太过于镇压，切记留之于后路，避免酿成大祸便好。”话中之意很明确，是要袁世凯对排外组织手下留情。

此时，大清不敢公开违背列强意愿。户部尚书张荫桓有英、美两国庇佑，免死，被遣返原籍。黄遵宪则有日本政府撑腰，也逃过死劫。而排外派毓贤被调任至山西，也是由于德国政府的施压。

袁世凯赴任山东后不久，便拘捕了朱红灯。袁世凯也不客气，当即便砍了朱红灯的脑袋。他的小算盘打得响——列强势大，朝廷势弱。如今卖好于列强，日后便有一大靠山。

袁世凯有了这谄媚列强的念头，紧接着便在山东境内掀起一波雷霆般的弹压义和团行动。

义和团元气大伤，心中妄想：“山东已不是久留之地，听闻京官多排外，赴京或许能受优待。”加之袁世凯的雷霆手段，意思也很明显：想活命，滚北上去！于是，义和团便大举北上赴京。

这里说段逸闻。义和团上下均修炼一门名为“浑功”的外家功夫，号称“练功百日，刀枪不入”。

一日操练，袁世凯问收编的原义和团成员道：“可有练‘浑功’百日以上者？”

十人出阵，袁世凯继续问道：“确信自己能刀枪不入者向前一步！”

五人出阵，其中一人拍拍胸膛，夸耀道：“上任毓巡抚也是不信，也曾尝试过。俺这身板，可受过多次枪子儿。来，尽管朝这儿开枪！”

“毓巡抚宅心仁厚，不忍杀生，有意射偏罢了。本官可没那般慈悲。惜命的，且退下！”

袁世凯言罢，五人中两人打了退堂鼓，剩余三人仍岿然不动。袁世凯大笑道：“好汉，好汉！来人呀，将这三名英雄领走！”

将这三人带到操场后，紧随着是三声枪响，操场上多了三具尸体。袁世凯面向剩下的人，也不多说：“义和拳，看到了吗？”

义和拳哪是什么精妙神功，不过是上任巡抚毓贤一时兴起，将梅花拳更了个名罢了。义和团也是源自这拳法名称。

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号召乡绅组织乡勇，称之为“团练”。自那起，但凡名称带“团”字的，多少都与政府攀有关系。义和团自以为有政府庇护，才敢用此名称。

义和团北上，一路迫害中外天主教徒，在京各公使馆的抗议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清廷仍不愿妥协，甚至还派遣排外派毓贤赴山西任巡抚。

1900年3月13日，义和团一众抵达天津南郊，列强派遣军队陈兵大沽口，向清廷示威。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下达最后通牒，勒令清廷两月内剿灭义和团。

6月10日，待机于大沽口的各国军舰派一千五百名士兵登陆，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全权指挥。但义和团已提前斩断北京与天津的电报线，导致北京各公使馆无法与登陆联军取得联系。

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炮台。

各国公使团提出四条停战要求，其中一条要求西太后撤帘，还政于光绪帝。这对西太后而言，碰不得的底线。而后得知，这纯属误报，是端郡王有意煽风点火。18日，在御前会议上，西太后向各国宣战。

19日，御前会议决议，要求各国军队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出北京城。原计划翌日早间，公使团聚集总理衙门与清廷正面谈判，但临时取消。要说取消的原因是德意志公使克林德，在赴总理衙门途中，被清军枪杀……

京内二十万义和团得势嚣张，放下话来：取“一龙二虎”首级！

“一龙”自然指光绪帝，“二虎”则分别为总署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失势后仍被奉为清国“宰相”的李鸿章。

急于拥子即位的端郡王提着刀便要去取光绪帝性命。西太后识时务，好歹给拦了下来。排外派头目刚毅甚至直呼光绪帝为“汉奸”。

端郡王见西太后犹豫不决，还以为是由于列强干涉，一时把心头火全撒在了洋人身上。洋人、洋教、洋货、洋式……凡带“洋”字，便是万恶之源。朝臣谏言要镇压义和团，便是为虎作伥，一律处以极刑。

7月28日，位列总署大臣的许景澄、大常寺卿（负责宗庙祭祀）袁昶两人因上谏而被捕，翌日被斩首弃市。

许景澄曾前后任职俄、德、荷等欧洲国家公使，是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袁昶则视义和团为邪教暴徒，主张应严厉镇压。

十三日后，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受刑。

兵部尚书徐用仪已是古稀之年（七十四岁），日清战争时任军机大臣，属求和派，深知外国军队之强。联元位列总署大臣，一向反对围攻各国公使馆。立山为户部尚书，他身属“后党”，但在反对攻击使馆这点上，其观点与荣禄相近。

三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自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至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北京，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维持守势共计五十五天。早在宣战前八日，使馆区便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据日文部省留学生阿部宇之吉《北京城防日记》所载，城防统共坚持了六十三天。

8月14日清晨，英军（印度士兵）率先入城。晚8时40分，日本福岛少将才率步兵第十一联队抵达日公使馆。

翌日一早，西太后撤离紫禁城。光绪帝一向冷落西太后钦定的皇后，独宠珍妃。若留她在城内，难免日后编派自己，西太后命侧近李莲英斩除这个后患。李莲英将这个可怜的妃子溺死于景琪阁后院的水井中。

西太后换上褴褛的粗布衣裳，乔装为汉人老婆子趁乱逃出了京师。

刚毅率十数万，号称二十万义和团，荣禄率京师武卫军，董福祥率号称清军战斗力最强的甘军（武卫军后军）。庄亲王载勋为全军总司令。如此声势，竟苦攻不下小小东交民巷，也是奇怪得很。

当时被困在使馆的某法国神父有记载，听见六百声炮响，城内却无一人伤亡。

即便是极度排外的董福祥那阵营，有旧相识的美国军官举白旗前来谈判，结果还不是一团和气？董福祥说话也直白——慈禧那老婆子想打仗，我们就来走走过场，装个样子给她看罢了。

端郡王接下来的矛头正指向庆亲王、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五人，但八国联军破了城，他最终没得逞。

西太后弃城而逃，京师无主，任凭联军蹂躏。联军准许士兵在三日内公然掠夺，最为肆无忌惮的是公使遇害的德意志军队。与军队同行的德税务司罗伯特?哈德有记载：我军占领区域化作人间地狱。法军海军士官军衔，随军队入城的文学家皮埃尔?洛蒂，曾描写过化作废墟的北京城：

城内之寂寞荒凉，与城外无二。放眼望去，残骸，残骸，望不见尽头的残骸。郁郁葱葱化作死灰，亭台楼阁仅余残垣碎瓦。一望无际死灰、碎瓦……再也想象不到这座都城昨日的繁华。

另一方面，排外派巨头在逃赴西安途中病亡。在此前途经太原时，光绪帝便主张处死端郡王与刚毅，以抚慰列强。西太后驳回了，理由是：“不妥，斩了此二人，怕洋人会罪加更高位者。”

“朝廷依国法论罪，与列强何干？”

光绪帝据理力争，王文韶忙为二人打圆场，论罪之事便这样不了了之。众人心里亮堂着，西太后所谓“更高位者”，比亲王还高位，指的不正是她自己吗？

其实，西太后早在下旨宣战前，便召远在广东的李鸿章还京。外交妥协这件事，放眼清朝，只有李中堂有能力办到。由此可见，西太后一开始是不愿行这鱼死网破之举。

当时，李中堂已重病缠身，一时离不得病榻。7月3日，清廷发电召还李中堂。4日，又急电催促。几日不见动静。清廷情急之下，再次委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知道，那时天津还未沦陷。

八国联军总计军舰四十七艘，士兵两万余众，于7月15日攻陷天津。天津守军退守北仓。不日，北仓失陷。直隶总督裕禄逃至杨村，服毒自尽。

联军也不顾使馆区危如累卵，愣是在天津驻扎半月，等待援军。待日军主力至，才进军京师。

联军态度明确，不见战犯首级，免谈议和。但主要战犯刚毅已病故，李秉衡则战败自尽。战犯“自行”伏法，清廷想要息事宁人，列强怎肯应允？清廷随之剥夺二人原职。如此，朝廷便不再授二人的遗族予恤典（抚恤金）。

与此相对，反对围攻使馆的大臣自然是官复原职。朝廷不仅要为他们平反冤屈，还必须要善待其遗族。

至于被流放边疆的毓贤，列强如何肯轻易妥协？毓贤人还未到新疆，途经兰州便被处死。

刑部尚书赵舒翘不经公堂，草率处死戊戌六君子，朝廷赐其自尽。赵舒翘惧死，仅饮入少量毒酒，迟迟未气绝。负责尸检的人无奈，只得加以“贴加官[贴加官也叫开加官，是明代发明的一种让人窒息的刑罚。]”了结其性命。赵舒翘的妻子闻夫亡，果断自缢随之而去。赵舒翘死到临头，仍妄想西太后回心转意，有意拖延时间，丑态百出，晚节不保。相较之下，其妻倒是恪守忠贞，可谓巾帼。

拥立“大阿哥”元凶，守旧派巨头徐桐，在京师府邸中自尽。其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曾出任许景澄、袁昶的“监刑官”（尸检），残酷镇压主和派。他声称要追随父亲而去，却苟且偷生。在逃亡途中，被日军俘虏，临死受刑时，已然是神志不清。

相较于这等贪生怕死之辈，礼部尚书启秀同样被日军俘虏，却慷慨赴菜市口受刑。狱中，他曾与守监的日本军人这样说道：贵国，往后定会有求助于我中华之日！

汉军旗人、户部侍郎英年（汉姓何），曾随同庄亲王攻打各国使馆。他于西安被捕，被处以自尽。同为死刑，“自尽”轻于“斩首”。举例说，同在西安的赵舒翘原本是被处以斩首，但他一向为家乡学子的楷模，乡众不忍见其血溅刑场，便联名请愿求情，朝廷才将“斩首”改为“自尽”。原计划同日受刑的英年地位低于赵，施以重刑反倒不妥，便也改作了“自尽”。

京师沦陷，许多与事变无干系的京官在悲愤下亦殉城而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便是其一。王懿荣的座下门客、收藏家刘铁云便亲身走访俄占区。储粮仓库“太仓”便坐落在此地。俄军对“太仓”里的粮食没有兴趣。刘铁云此行不为其他，他本是一副侠义心肠，见京城民众饥寒，特来此地向俄军低价收购“太仓”储粮，以济灾民。

可笑的是，八年过后，清廷竟旧事重提，以一条“私卖公粮”之罪，将刘铁云流放新疆。

天津沦陷后的7月17日，清廷心心念念的李中堂，才动身登上招商局旗下商船“平安”号。翌日，商船抵香港，李鸿章再换乘北上。留守广州期间，其子李经述发电道：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

西太后授给李鸿章“全权名义”，这也不是头一次了。说是“全权”，最终决断权还是捏在西太后手中。但唯独这次，西太后怕是动了真格，逃亡第四日，她破天荒地颁布了“罪己诏”，这算是完全服了软。

对排外派的处分中，最棘手的莫属端郡王。端郡王贵为咸丰帝亲侄，不到万不得已，李鸿章是绝不想对先帝一族赶尽杀绝的。结果，端郡王被流放新疆，其子则被免去“大阿哥”称号，贬为一介旗民。

第十二条，也就最后一条议和条约写道：同各国外交机关，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首。朝廷“六部”增设为“七部”，且新增“外务部”凌驾其余“六部”。“六部”长官仍称“尚书”，但“外务部”长官则称作“外务部总理大臣”，其下再设“外务部尚书”。就此，“天朝正统”的格局被打破，大清彻底沦为列强的附庸。

议和条约签署日为1901年9月7日，以“干支”命名，又被唤作“辛丑条约”，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已无垂笔之力。除八国外，未出兵的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三国也想分一杯羹，签署国列表有十一国。

9月17日，联军撤离京师。

10月6日，西太后、光绪帝一行从西安起程回京。自1900年8月15日狼狈潜逃，至今已历一年有余。

11月7日李鸿章卒，享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