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以“淮河”为界，分作南方、北方。清末两大事件——“戊戌变法”（1898年）与“庚子事变”（1900年）均以北方为舞台。“戊戌六君子”就义不过两年，西太后一行便仓皇弃京西逃。

乱世无史，时任侍读之职的叶昌炽所留日记便成了重要历史依据，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杨深秀）外，皆南人也，今（义和团起义）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赵舒翘）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复手，顷刻间耳。今日之祸，非“党祸”。

戊戌党人杨深秀祖籍山西，为“北人”，赵舒翘是陕西人，为“汉人”，因此不可以“党祸”论之。

纵观中国历史，前有汉末朝臣结党对抗宦官与外戚，反致山河破碎。后有宋时“新旧法”党政，消耗国力。因此，各朝统治者皆视“结党”为洪水猛兽。

但恰恰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志士为救亡图存，“党派”应运而生。救国之道有几条，“党派”便有几个，“党争”在所难免。

第二次武装起义，在孙文的主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1900年6月11日，他于横滨搭上客船，重返香港。同一日，日本公使馆杉山彬于北京永定门遇害。

在客轮上，孙文偶遇台湾举人林炳文，林炳文也常驻横滨，两人时常能在街头巷尾碰上，孙文也不惊讶。

与孙文同行的，除宫崎滔天、平山周等熟面孔外，还有前番广州起义的组织者、辅仁文社会长杨衢云。林炳文表情玩味，神秘道：“此阵容聚首，怕是又要在大陆那边掀起一阵波澜了吧？正好又碰上京师局势不稳……”

众人所乘“Indus”号为法兰西船只，乘客多为日本人，林炳文眼下也是西装革履，一副日本人行头。

去年11月，香港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三派联合。当时，孙文因“禁留港令”没能出席联合大会，却依旧被推举为总会长。

自此，兴中会干部毕永年游说于长江流域，郑士良开始在华南方面走动，与另外两会的联系愈发紧密。三派联盟暂名为“兴汉会”。联合大会当天，兴中会派代表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三人出席。香港方面制作“兴汉会总会长之印”，由宫崎滔天带回日本，呈交孙文。

孙文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里头正塞着印章，叹道：“这年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稀奇了。”

林炳文眺望着海平线：“据说，清廷终于向李鸿章服软了……”

“所以才说，谁都可能突然改变立场，不稀奇了。”

大陆政局晦暗不明，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卜。就连那占尽主动的列强，既不能与清廷翻脸，还得在反清组织面前赔着小心。搞不好过了今晌，这紫禁城就会易了主。林炳文调侃道：“所以说，孙先生也顺应时代，与阿尔曼密会了？”

孙文苦笑道：“若是密会，你又怎会得知？我们兴中会不行那偷偷摸摸之举。”

林炳文口中的阿尔曼是法国驻日公使。孙文原一厢情愿地认为经历过二月革命的法兰西会站在己方阵营，曾请求公使馆提供起义所需军火以及军事顾问。谁想阿尔曼竟一口拒绝，给出的理由是本国政府的对清政策趋于维稳，无法向革命方提供支援。

庚子事变，让法兰西政府愈发瞧不清当前局势。阿尔曼也不愿就此斩断与孙文一派的联系，欲从另一方面提供帮助道：“若尊驾革命成功，法国政府愿与新政权友好建交。届时，法领印度尼西亚总督将成为尊驾一大助力，还望尊驾重视。”

说完，还不忘亲自为孙文作引荐信一封。

孙文此番游历众国，首要目的便是携手各国华侨。其中，夏威夷与美利坚的华侨力量，尤为受孙文重视。至于华侨最为势大的东南亚，则全权托付给辅仁文社。有引荐信在手，孙文向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扩张便更有底气一些，目的自然是凑齐军资。

“瞧那大块头的兴奋劲儿……”林炳文一向爱调侃宫崎滔天的体形，“看来，是对新加坡颇为期待呀，倒是逸仙先生您，依然是愁眉不展。”

“期待越高，若落了空，摔得更惨。香港如此，新加坡也差不远。”

孙文是打算听天由命了，毕竟新加坡有保皇会会长康有为坐镇，而香港则是李鸿章的新据点。

清国中枢面临八国联军的来势汹汹，苦于无谈判人才。唯一能与西洋掰掰手腕的李鸿章，却被左迁至广东。西太后屈尊一连几通电报，也召他不回。

“Indus”号自出航后，先后途经了神户、长崎，下一站便是香港了。林炳文笑道：“香港的局势可耐人寻味得很。可惜，李鸿章也是弥留之际，若再早个十年，还真掐不准了。”

“李中堂不复当年，新加坡那帮人可个个不好相与。比起他们，我更好看华侨中的年轻一辈。”

海风袭来，孙文赶忙摁住要被掀翻的帽檐。林炳文问道：“在下此番在香港登岸，逸仙先生呢？”

“五年之期，再有几个月就到头了。香港，孙某迟早会卷土重来，此番便先去见识见识那印度尼西亚。”

“香港事宜便交给迪之先生去操办。若有在下力所能及之处，请尽管吩咐。”

孙文有些吃惊：“你认得迪之先生？看来，我也有必要喊你一声‘同志’了？”

何启，字迪之，别名沃生，是当时享誉中外的著名医学家、法学家。何启任职于香港议政局，曾进言时任香港总督布雷克，协助李中堂与孙文建立南方联合政权，以稳定大陆局势。

孙、李二人一向亲英，布雷克自然乐意见到南方由友好的和平政权统治。得总督应允，何启随之将此构想经由陈少白传达给孙文。

也难怪孙文惊讶，此事甚是机密，知情者只有寥寥数人同志而已。至于赞同与否，孙文一时踟蹰不定，但下次抵港时，是务必要给出明确答复的。孙文暂且态度暧昧——兴中会愿做尝试，但一旦建立新政权，为顾全大局，便只有革命一途；李中堂是否有此魄力，孙某深表怀疑。数日后，孙文收到了来自李鸿章帐下幕僚刘学询的邀请函：请速至广东，协商合作事宜。

“Indus”号抵港，林炳文扫了眼港口，蔑笑道：“怕是鸿门宴，不赴也罢。”

“孙某哪有魄力效仿关二爷单刀赴会，早已安排代表去赴宴了。”

港口停泊着一艘清国军舰，明眼人一眼便可瞧出，这是李中堂旗下的“安澜”号。与孙文同行的宫崎滔天在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中，对当情景有如下记载：船抵香港，一艘支那军舰为迎接孙文，待机于码头。

“硬石”“吞宇”分别为内山良平与青藤幸七郎名号，两人均是支持孙文革命的日本志士。于是乎，三个日本人代表孙文，换乘至“安澜”号，转航到广州。他们被领到当地某位大户的宅邸中，与李鸿章方面进行会谈。

会谈内容与某大户的身份，宫崎滔天在作品中并未提及。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三十三年之梦》初版发行。此作品也流传到中国大陆，但那时距清朝覆灭（1912年）还有十年，暂未正式出版。

据相关史料记载，“某大户”不是别人，正是出函邀请的刘学询。此人在广州垄断了国营博彩“闱姓”的庄家位置，身家以数亿计。前番广州起义前，孙文一众曾意欲拉拢他。奈何此人自小受儒家君臣教育浸淫，思想泥古不化。孙文只得作罢。打那儿以后，更是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士别三日，当年的“顽固派”，如今竟全权代表李鸿章，与“革命派”谋划建立民主政权。

“保障孙文人身安全”自然是双方合作的第一前提。在此基础上，孙文方要求李鸿章方提供六万元借款，做革命资金。谈及金钱，刘学询很是爽快，当场应允，并预支了三万元。此事项为机密，宫崎滔天自然不会写在作品中。

广州密谈当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西太后仓皇失措，连发电报，催促李鸿章“上京入卫”。李鸿章却从容得很，也不着急动身，反倒先安排幕僚刘学询会见孙文一派，也算是为自己，为中国加了层保险。坊间倒心急了，一部分人盼着李中堂能在京师失陷前独立两广。

孙文对刘学询这位香山老乡可算知根知底。此人因君临两广的财力，受李鸿章青睐而收入帐下，专门负责见不得光的活动。

此时此刻，真正被李鸿章视为后盾的是香港总督布雷克。相较之下，交好孙文只不过是其中一条“后路”罢了。布雷克也有自己的考虑，大陆政局不稳，大英帝国在江南乃至华南的利益难免受损。届时，两广若能独立，好歹也多个保障。

然而时任英吉利首相索尔兹伯里却视“大英帝国孤立政策”为信条，尤其忌讳与他国野党政权交往过甚，认为此举有失荣耀。李、孙两家合作，注定要以夭折告终。

宫崎滔天三人将三万巨款笑纳，意气风发地返程香港。孙文不得登港岸，只得留在“Indus”号船舱中，随之同赴下一站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宫崎等人也不理孙文了，径直就要赶往新加坡。孙文从一开始便表明态度：“孙某就不去新加坡了，建议各位也别去浪费时间了。”

没办法，毕竟新加坡现在是保皇会康有为的地盘。宫崎等人是一心期盼兴中会与保皇会能握手言和，两股势力若能携手，一加一将远超于二。

两会有共同的敌人——顽固派。宫崎滔天与梁启超坚信，两派绝对有理由站在一条战线上。先携手铲除顽固派，再和平讨论接下来是改良还是革命。但两派领袖，孙文与康有为似乎对两派合作很是悲观。

在东京，康有为始终不愿意会面孙文。孙文也是硬脾气，不愿做那热脸贴冷屁股之事。康有为说话丝毫不留情面——吾乃天子直臣，如何能与革命党那帮乱臣贼子往来。

孙文也死心了——对方就差没有拿棍子撵自己，这新加坡还有必要去吗？但宫崎滔天却认死理，满心以为自己能打动康有为。

两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狼狈逃亡香港。坊间误传光绪帝遇害，康有为心如死灰，一时间欲自尽殉主。若无英吉利友人劝阻，如今还哪里来得保皇会？

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门下四十弟子，听从日语老师田野橘次的建议，赴香港求援于宫崎滔天。十日后，康有为也现身香港。说来，也难怪宫崎有此等自信。要知晓，康有为与四十弟子危亡之际，他宫崎滔天作为局外人却犯险相助。康有为欲逃亡日本，为其周旋奔走于外务省与公使馆之间的也是宫崎滔天。如此恩德，康有为如何能拒绝自己这个大恩人的建议？

此时，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作客于富商丘菽园的宅邸。远在异国，他身边依然是众星拱月，一大帮崇拜者为他出生入死。甚至连新加坡第一拳师，也愿意屈身做他的贴身保镖。

康有为很是慎重，就连出门买瓶醋，也得计划再三。他时刻不敢忘记自己是清廷要犯，顽固派为取自己性命，派遣刺客也在所不惜。

孙文当初亡命至日本时，第一个目的地便是当地警署，得让日政府明白，清国刺客随时会潜入日本，得多加防范才是。

这一日，康有为派去的探子带回一条重要情报——数名日本人在广州密会清朝高官后，赴新加坡而来。宫崎寅蔵便在其中，有必要予以注意。康有为闻讯，不免惊疑：“要说宫崎，我认得，他一向与孙文走得很近。你说，他与清廷高官密会？可疑，很是可疑……广州高官，莫非是李鸿章？”

“听说，高官还专程派炮舰到香港去迎接。”

“那便是李鸿章无疑了……我听闻西太后正传唤他回京？李鸿章回京便要带着‘孝敬’。西太后此时最想要的不就是我康有为的项上人头吗？”康有为考量再三，踌躇道，“让他们登陆新加坡，怕日后会成为隐患。”

探子得令，立马展开行动。要知道，在新加坡保皇会成员中，不乏在警界吃得很开的人物。康有为在广州与香港知己众多，单是万木草堂的学子便有数百人。他们便在圈子里奔走相告——更生先生有危险了！

解释一下，康有为字“祖诒”或“广夏”，号“长素”。变法失败后，改字为“更生”，算是寄托一个浴火重生的愿望吧。信奉者们的“护主”之心，连康有为本人也大感招架不住。以讹传讹，宫崎一行人倒真成了欲谋害康先生的奸徒。康有为忙做出解释：“说来，若非那男人仗义相助，我还真无法从清国全身而退。”

然而，信奉者不仅不感恩，反倒挑起这帮“恩人”的不是——协助康先生逃亡的那帮日本人多为崇洋媚外的草莽之士，更可恶的是，他们历来抬高孙文，贬低康先生。他们选择性地无视康有为那似有似无的辩解，同仇敌忾道：“与这帮草莽谈何恩义？”

于是，宫崎一行人刚下船，正打探康有为住处时，便让个混血巡警喊住了：“喂，那边那伙日本人，站住！”

警察也不提有人告发，正主就在眼前，要揪他个小辫子还不容易？他劈头就是个下马威，指了指宫崎腰间的佩刀，明知故问道：“这是什么？”

宫崎不想生事端，老实道：“您说这口刀？世间凶险，带把武器，方便护身。平时，也就当手杖用。这有何不妥，英吉利人不也随身配枪？”

警察随之将宫崎行囊中的那摞钞票甩在桌上，厉声道：“那这又做何解释”

这笔巨款可得稍作隐瞒了，说是刘学询赠予的，就相当于承认自己与李鸿章暗中有经济往来。宫崎义正词严道：“我等来贵国做生意，又不是来游玩，带些钱财有何不妥？还是说，你嫌钱财少了？”

警察冷笑道：“真是巧了，前些天有人报案说被盗了三万元。若确证这笔钱真是您的，自当全数奉还。还请阁下少安毋躁，到牢房里稍歇片刻。请宽心，咱新加坡的牢房可舒适得很。”

宫崎滔天这才瞧出来者不善，也不发作，冷静道：“好说，但还烦请帮忙联系一下贵地的日领事。”

宫崎众人无端遭受牢狱之灾的同时，孙文已与西贡的华侨接上了头。乍闻友人落狱，孙文也料想不到康有为竟如此决绝，叹道：“瞧见了吧，瞧见了吧……清国的忠臣，便是如此报答恩德的。我早已提醒，不要对他们抱有期望……”。

虽心中埋怨友人不听奉劝，但孙文还是担忧友人安危，连夜赶赴新加坡相救。宫崎吃了整整六日牢饭，钱财所属虽被证实，但仍被安上了一条欲加之罪的“妨碍治安”，经审判，五年内不得入境新加坡。宫崎心如死灰，愤恨道：“若当初听逸仙之言，何至于落得如今田地？正如你所言……食清禄者，不净也，不净也！”

若非孙文从中周旋，宫崎怕是难以全身而退。要知道，英国人原本是打算向康有为一派卖好，重判这伙日本人的。在英国人眼中，无论是受清廷缉捕的保皇会人士，还是被左迁的李鸿章，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棋子。偶尔施些小恩惠，对自己有利无弊。

宫崎就想不通了，即便谋害自己的是保皇派那帮盲目分子，并非康有为本人之意，但自己早已报上名号，请求出面相见，康有为缘何默不作声？他便是这般报答两年前的救命之恩的？

在返程客轮上，宫崎滔天奋笔疾书，作绝交信一封：

弟与先生在国难之际结义旧事，今日何必多言！但处此时局，弟今怀有一片深忧与满腔热血，不远千里来访知己。焉知昨日之知己，今日已非知己，竟以最大耻辱之名相加！世事表里，人情反复，如梦如幻，实令人惊骇不已。日南同志亦将来此谒见先生，已由香港出发，正在航中。倘彼抵此，闻知此事，不知亦将作何感想？呜呼已矣！吾辈将与谁共议兴亚之大事！

谨具手书，致于感泣皇帝之知遇，却不解朋友大义之人，以表诀别之意。幸加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