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杜涅奇卡和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那次谈话，对彼特·彼特罗维奇来说是非常不幸的。第二天的早晨在彼特·彼特罗维奇的身上也产生了促使他清醒的作用。尽管这是一件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情，他也不得不逐渐承认，这是一个不能挽回的既成事实；昨天，他还以为这件事几乎是荒唐可笑的，甚至在事情发生以后，他还觉得似乎是不可能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像毒蛇似的，一整夜都在咬着他的心。起床以后，彼特·彼特罗维奇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这一夜的工夫，他已经得了黄疸病。然而在这方面，一切暂时还平安无事，因此当彼特·彼特罗维奇望着最近有点发胖的那副高贵白皙的面容时，甚至还感到片刻的快慰，他深信他会在别处找到一位未婚妻，也许还更好些；但是他马上又清醒过来，转过身去用力啐了一口，他这种表情使得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位年轻朋友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列别加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揶揄的笑。彼特·彼特罗维奇注意到了这个笑容，马上又给他的这位年轻朋友记上了一笔账。最近，他对他已经累积了不少宿怨。当他想到他悔不该把昨天的结果告诉安德列·谢苗诺维奇的时候，他心里的怒气就更大了。这是他昨天由于一时冲动和多余的感情流露，一怒之下造成的第二个错误……不仅如此，这天早上，不愉快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甚至他在枢密院承办的那桩案件也有败诉的可能。特别使他恼火的是那个房东。他因为快要结婚而租了一间屋子，并且自己出钱把它装修了一番。那间屋子的主人是个发了横财的德国工匠，虽然彼特·彼特罗维奇把几乎装修一新的房子退还给他，但是他却死也不肯取消刚刚订立的租约，硬要彼特·彼特罗维奇缴付租约上规定的全部罚金。家具店也同样如此，他们死也不肯退回他为买家具付出的定金，连一个卢布也不给，那些家具他虽然买了，但是还没有搬回住所。“我总不能特地为了家具而结婚吧！”彼特·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想道，同时他的脑子里又闪过了一个大胆的希望，“难道这一切果真不能挽回地落空和结束了吗？不能再碰碰运气吗？”一想到杜涅奇卡，他又感到悠然神往、心如刀割。这时他忍受着极大的苦恼，如果单凭他的诅咒就可以叫拉斯柯尼科夫立刻死去的话，那他会毫不踌躇地把他的诅咒说出来的。

“此外，我完全没有给她们钱，这也是我的一个错误，”当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列别加尼科夫的小屋里的时候，想道，“真见鬼！我干吗这样小气呢？这真是得不偿失！我本来想让她们手头暂时紧一点，让她们把我看作天神，可现在你瞧她们！……呸！……要是最近这一个时期，我在她们身上花去一千五百卢布左右，给她买些妆奁、礼物、各式各样的匣子盒子、化妆用品、珠翠宝石、衣料，以及从克诺普公司[克诺普公司是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一家著名服饰用品公司。]或者英国公司买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得多……牢靠得多！到时候她们再要拒绝我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们呀，就是那一号人，要是拒绝了我，就会觉得应该把财礼退回来，可是真要退就拿不出手了，舍不得了！在良心上也觉得不安，她们会说：怎么能把人家赶走呢？人家一直对咱们这么慷慨和彬彬有礼……嗯！失策了！”彼特·彼特罗维奇又咬牙切齿起来，他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地里骂。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以后，他回家时比他出去的时候加倍恼怒和烦躁。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家准备办丧餐的事引起了他几分好奇心。他昨天就听说了一些关于丧餐的话；甚至记得好像也邀请了他，但是因为他当时自顾不暇，对这一切与己无关的事也就没有去理会。他急忙去向莉佩韦泽太太打听，由于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不在（到墓地上去了），她正在张罗摆桌子，他听她说，丧餐将办得很隆重，几乎所有的房客都受到邀请，其中甚至还有几位跟死者素不相识的人，甚至也请了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列别加尼科夫，尽管他以前跟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吵过架，至于他彼特·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而且主人殷切地盼望他能够光临，因为他是所有房客中几乎最重要的来宾。阿玛莉娅·伊凡诺夫娜虽然过去跟主妇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所以她现在忙出忙进地张罗着，几乎以此为乐，而且她虽然穿了一身丧服，但那是全新的绸衣服，穿得十分考究，并以此而自豪。所有这些事实和消息，使彼特·彼特罗维奇产生了一个想法，因此他走进自己的屋子，也就是走进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列别加尼科夫的屋子时，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问题在于：他听说，在被邀请的人中也有拉斯柯尼科夫。

不知为什么，安德列·谢苗诺维奇整个早上都待在家里。彼特·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一种奇怪的然而多多少少也是很自然的关系：彼特·彼特罗维奇几乎从到他这儿来的那天起，就瞧不起他，甚至十分憎恨他，同时又好像有点怕他。他一到彼得堡，就到他这里来落脚，不单是为了省几个钱，虽然这几乎是主要的原因，但这儿还有别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安德列·谢苗诺维奇，这个受过他监护的人，是最进步的青年进步党人之一，他在一些他颇感兴趣、近于荒唐的小团体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彼特·彼特罗维奇惊诧莫名。这些颇有势力的、无所不知的、瞧不起一切人、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久已引起他一种特别的，但又说不出所以然的恐惧。当然，他在外省的时候，对于这类小团体的情况，不可能有正确的了解，甚至大概的了解也没有。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样听说过，有某些进步党，虚无党，揭露者[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这是当时的俄国反动派、保守派对他们意含讽刺的称呼。]，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彼得堡，但同时他也跟许多人一样，把这些名称的含义夸大、歪曲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多年以来，他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揭露，这也就是他一想到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时，总感到极其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受了惊的，就如同小孩有时候会受惊一样。若干年前，当他在外省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是省里相当重要的人物受到无情的揭露，而他们都是他那时一直抓住不放、给他充当后台的人。一件事情的结局是被揭露者大出其丑，另一件的结局是差点没法收场，惹出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彼特·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就决定立刻把情况摸清楚，必要的话就先下手为强，设法博得“我们年轻人”的欢心。在这方面，他指望能得到安德列·谢苗诺维奇的帮助，而在走访譬如拉斯柯尼科夫的时候，他已经鹦鹉学舌似地多少学会了一些新名词……

当然，他很快就看清了安德列·谢苗诺维奇是一个非常庸俗和头脑简单的小人物。然而这丝毫也没有使彼特·彼特罗维奇放心或者壮胆。即使他确信所有的进步党都是这一类蠢货，他的忧虑也不会消除。老实说，安德列·谢苗诺维奇用来向他进攻的这一套学说、思想和体系，都与他毫无关系。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需要立刻弄清的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和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没有？有没有什么叫他害怕的地方？倘若他有什么打算，他们会不会揭露他？要是他们准备揭露他，那么究竟揭露他什么？现在到处在揭露，又究竟揭露些什么？此外，要是他们真有势力，他能不能设法巴结上这些人，趁此骗他们一下？需要不需要这样做？他能不能够利用他们来飞黄腾达？总而言之，有几百个问题需要解决。

这个安德列·谢苗诺维奇是个贫血而瘦弱的小个子，他在某处供职，长了一头黄得出奇的淡黄色头发，还有他引以自豪的一把肉饼形的络腮胡子。此外，他几乎经常闹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但是说出来的话却非常自信，有时候甚至十分倨傲——这跟他那小个子相形之下，往往显得很可笑。他是阿玛莉娅·伊凡诺夫娜那些颇受尊敬的房客之一，也就是说，他不酗酒，按时缴付房租。尽管有这些良好的品质，然而安德列·谢苗诺维奇毕竟还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出于一时热情，厕身于进步事业和“我们年轻人”之中。他是那无数形形色色的庸人、半死不活的低能儿、半瓶醋的刚愎自用者中的一个，那些人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前最时髦的思想，然后立刻把它庸俗化，并且把他们真诚信奉的一切眨眼之间漫画化。

虽然列别加尼科夫心地善良，但他对他的同住者和以前的监护人彼特·彼特罗维奇也多少讨厌起来了。这种情况是双方在无意之中形成的。尽管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头脑简单，他也渐渐看出彼特·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暗地里瞧不起他，他也多少看出了“这个人有点精神错乱”。他曾经想向他讲述傅立叶的学说和达尔文的理论，但是彼特·彼特罗维奇听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特别是最近，而在最近这几天他索性开口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已经本能地开始看透，列别加尼科夫不单是一个庸俗、头脑简单的小人物，同时也许还是个骗子，甚至他在自己的那个小团体里也完全没有什么举足轻重的关系，不过听到一些第三手的资料，拾人牙慧罢了；不仅如此，他多半对于自己所宣传的那一套也知之甚少，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弄不清楚，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去揭露别人呢！我们得顺便指出，在这一个半星期内（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彼特·彼特罗维奇欣然接受了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对他奇怪的赞扬，比方说，安德列·谢苗诺维奇赞扬他准备资助（不久将建）在市民街上某个地方的新型“公社”；再比方说，他赞扬他绝不干涉杜涅奇卡在结婚的头一个月找个情夫；或者赞扬他不给自己未来的儿女施洗礼等等——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话，而他听到这些话并不提出异议，也不吭一声。彼特·彼特罗维奇听到别人对自己的任何赞扬，都非常高兴，别人把这一类的品德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照例也不反对，而别人对他的溢美之词，他也一概听之任之。

那天早上，彼特·彼特罗维奇为了某种用途，兑换了几张五厘的公债券，正坐在桌旁数一叠叠的钞票和连号的债券。一向几乎一文不名的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踱来踱去，故意用冷淡甚至鄙视的神气望着这些钞票。彼特·彼特罗维奇决不相信，比方说，安德列·谢苗诺维奇看了这些钱，会真的无动于衷；安德列·谢苗诺维奇也痛苦地想，也许彼特·彼特罗维奇当真对他抱有这种看法，也许还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揶揄和逗弄一下他的年轻朋友，把一叠叠钞票摆在他的面前，提醒他，他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以及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

他发现彼特·彼特罗维奇这一次异常烦躁，而且心不在焉，虽然他，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已经开始就创建专门的新型“公社”这个他所喜爱的话题大发议论。在算盘珠嘀嗒嘀嗒的响声间歇的时候，从彼特·彼特罗维奇嘴里脱口而出的简短反驳和评语，流露出十分明显和有意无礼的嘲笑。但是“心地忠厚”的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却认为彼特·彼特罗维奇的心情不佳是由于昨天他跟杜涅奇卡的关系破裂所致，因此他迫切希望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对这个问题，他有一些进步的、有宣传价值的话要说，这多少可以安慰一下他这位可敬的朋友，并且“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今后的进步会带来好处。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丧餐？”彼特·彼特罗维奇忽然问道，他在安德列·谢苗诺维奇谈得最有趣的时候把他的话打断了。

“好像您不知道似的；昨天晚上我就跟您谈过这个题目，而且我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看法……我听说她也邀请了您。您昨天还亲自跟她谈过……”

“我绝没有想到，那个又穷又傻的娘儿们，会把她从另一个傻瓜……拉斯柯尼科夫那儿弄来的钱，全部花在丧餐上。刚才我走过那里真吃了一惊：准备了那么多东西，还有酒！……还请了几个人帮忙，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彼特·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他问长问短，好像抱着某种目的故意岔到这个话题上去似的，“什么？您说也邀请了我？”他抬起头来，忽然加了一句，“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可是我不想去。我到那儿去干什么？昨天我只是顺便跟她谈到，作为一个官吏的贫穷寡妇，她可能领到一年的薪俸，作为补贴。我想她请我，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吧？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加尼科夫说。

“可不是吗！您亲手揍过她，当然不好意思去喽，嘿嘿嘿！”

“谁揍她了？揍谁？”列别加尼科夫忽然惊慌起来，脸都急红了。

“就是您嘛，约莫一个月以前，您揍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我昨天听说的……原来您的信念就是这样的呀！……连妇女问题也处理不好。嘿嘿嘿！”

彼特·彼特罗维奇仿佛感到一种快慰，又拨弄起了他的算盘珠。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加尼科夫忽然发作起来，他一直害怕别人提这件事。“这根本不是那回事！这是另一回事……您听错啦；那是造谣。我当时不过是自卫罢了。她先扑上来用指甲抓我，把我的络腮胡子都拔掉了……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保卫自己的人身自由。同时我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得有个原则。因为那样就等于是专制主义了。我该怎么办呢：就这么站在她面前吗？我不过推了她一下。”

“嘿嘿嘿！”卢仁冷笑个不停。

“您所以没事找碴，因为您自己一肚子火，您有气……不过这都是胡说八道，跟妇女问题一点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您理解错啦；我甚至这样想过，如果我们承认妇女在所有方面都跟男人平等，连体力上也平等（像人们所断言的那样），那么在这方面也应该平等。当然，后来我认为，实际上，这种问题决不应该存在，因为人和人根本不应该打架，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之类的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岂非咄咄怪事。我没有这样愚蠢……虽然，话又说回来，打架的事是有的……我是说，以后不会有，可是现在是有的……呸！见鬼！您把人都弄糊涂了！我不去吃那个丧餐，并不是因为有那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不过是按原则办事，因为我不愿参加办丧餐这种陋习，就是为的这个！其实去去也无妨，不过是为了取笑它……可惜神父们不去。要是神父去的话，我一定去。”

“那就是说，坐下来接受人家的款待，可又对人家的款待嗤之以鼻，甚至对于邀请您的人也同样如此。是不是这样呢？”

“完全不是嗤之以鼻，而是抗议。我是抱着有益的目的去的。我可以间接有助于提高觉悟和进行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和进行宣传——人人有责，甚至越尖锐越好。我可以撒下一粒种子，一种思想……那粒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成为事实。我怎么欺侮他们呢？起初他们也许会生气，但是以后他们自己会看到我是为他们好。您知道，捷列别娃（她现在公社里）曾经受到人们的责备，因为她离家出走……委身他人的时候，她写信对她的父母说，她不愿生活在偏见中，她将与人自由同居，人们认为她对她的父母太狠心，应该可怜可怜他们，把信写得委婉些。我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必要写得委婉些，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应该立刻提出抗议。瓦连茨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了七年，最后扔下两个孩子，她在一封信里对她的丈夫断然说道：‘我认识到，我跟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我永远不能原谅您对我的欺骗，您瞒着不告诉我，存在着另一种借助于公社的社会制度。这一切都是我不久以前从一个好心人那儿听来的，我已经委身于他，跟他共同创造一个公社。我对您直言不讳，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可耻的。随您怎么办吧。反正别再指望我会回到您的身边去，您已经太晚了。祝您幸福！’这类信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捷列别娃，就是您那次说的跟人同居过三次的那个女人吗？”

“说实在的，一共才第二次同居。即便是第四次，即便是第十五次，又怎么样，这都是小事！如果说，我对于自己的父母双亡也曾经觉得惋惜，那么现在，有过好几次，我想，要是他们还活着，我会对他们提出多么严重的抗议啊！我会有意这样做的……我是什么，无非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罢了，呸！我会让他们瞧瞧！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真可惜我现在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让他们大吃一惊！嘿嘿！好，您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彼特·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不是认识死者的那个女儿，那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吗？人们谈论她的话是不是千真万确的呢？”

“那又怎么啦？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信念，这是一个女人极其正常的情况。为什么不是呢？我是说，应该有所区别。在现在的社会里，这还不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是被迫的；在未来的社会里，那就完全正常了，因为那是自由的。即使现在，她也有权这样做：她在受苦受难，这就是她的基金，就是说，这是她的资本，她完全有权支配它。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就不需要基金了；但是在和谐合理的条件下，她的作用就将在另外的意义上表现出来。至于索菲娅·谢苗诺夫娜本人，目前我把她的行动看做是对社会制度有力的活生生的抗议，为此我深深地尊敬她；我看到她都觉得高兴！”

“不过我听说，是您把她从这儿的公寓里给撵出去的！”

列别加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

“这又是造谣！”他号叫起来，“事情根本，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都是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在胡说，因为她什么也不懂！我压根儿就没有巴结过索菲娅·谢苗诺夫娜！我只是提高她的觉悟，没有任何私心，并且努力激起她的抗议……我需要的只是抗议，此外，索菲娅·谢苗诺夫娜本人也的确不能再在这公寓里待下去了！”

“您曾经叫她参加公社吗？”

“您又来取笑了，不过让我告诉您，您笑得很不恰当。您什么也不懂！公社里是没有这种角色的。办公社就是要消灭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个角色将会完全改变她现在的本质。在这儿是愚蠢的，到那儿就变成聪明的了，在这里，在当前的环境下，是不自然的，到那儿就变成完全自然的了。一切都取决于人处在怎样的情况下和在怎样的环境中。环境决定一切，而人本身是毫无办法的。到现在我跟索菲娅·谢苗诺夫娜的关系还很好，这足以证明她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也没有把我当做欺负过她的人。是的！我现在正打算把她吸收到公社里来，只不过这公社将建立在截然不同的基础上！您笑什么！我们想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基础上，创办一个我们自己的公社，一个特别的公社。我们在自己的信念上又前进了一步。我们否定的东西将更多！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爬出来，我也会和他争论一番。至于别林斯基，我真想把他送进监狱！目前我仍在继续启发索菲娅·谢苗诺夫娜。她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天性！”

“那您就乘机利用一下这个非常好的天性，对吗？嘿嘿！”

“不，不！哦，不！正相反！”

“哦，正相反！嘿嘿嘿！说得好听！”

“您得相信我！请问，我凭什么理由要向您隐瞒呢？正相反，连我自己都感觉奇怪：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点紧张，有点腼腆、羞涩，可望而不可即！”

“而您当然在启发她……嘿嘿！在向她证明，这样的羞涩都是胡扯喽？……”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您把启发这个词理解得多么粗俗，多么愚蠢啊（请原谅我这样说）！您什么也不懂！哦，上帝呀……您还多么……不成熟啊！我们正在为妇女争取自由，可是您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且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涩问题，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就是毫无用处，甚至带有偏见的，我完全容许她对我保持贞洁的态度，因为她有这样做的权利，有这样做的自由。当然，如果她亲自对我说：‘我要你，’那么我就会觉得自己三生有幸，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姑娘；但是现在，起码是现在吧，不用说，从来没有人比我对她更有礼貌、更彬彬有礼，也没有人比我更尊敬她的品德了……我在等待着，盼望着——如此而已！”

“您还不如送她一点礼物呢。我敢打赌，偏偏这件事您没有想到。”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您什么也不懂！当然，她的处境不好，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您无非是瞧不起她。您看到一个被您误认为应该鄙视的事情以后，您就不愿对一个人采取人道主义的观点了。您还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到惋惜的是，最近，她不再读书，也不再向我借书了。以前她常常来借的。同样使我遗憾的是，她在提出抗议时，曾表现出那么旺盛的精力和那么坚强的决心，但她好像还缺乏独立性，也可以说，不能独立自主，否定得太少，以致还不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糊涂思想。尽管她对某些问题知道得很清楚。比方说，她对吻手的问题就了解得十分清楚，即一个男人吻一个女人的手，就是以不平等来侮辱女人[列别加尼科夫在此套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薇拉·巴甫洛芙娜说的这样一段话：“男子不应该吻女人的手。我亲爱的，这对于女人是一种很大的屈辱；这表示男子不把她们当做同样的人看待，他们以为一个男子决不至于在女人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价……”（第二章第十八节）]。这个问题我们辩论过，我马上就把这件事讲给她听了。她也仔细听过我讲法国工会的事。现在我正在向她说明，在未来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随便进入别人房间的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我们辩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公社社员有没有权利在任何时候进入别的社员的屋子，不论是男的屋子还是女的屋子……最后我们断定他有这个权利……”

“唔，万一那时候，他，或者她，正忙着解决一种不能不解决的需要[指大小便。]，那怎么办呢？嘿嘿！”

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可真生气了。

“您总是谈这种事，谈这种可恶的‘需要’！”他憎恶地喊道，“呸，我真懊恼，真恨我自己，当我向您解释我们制度的时候，我过早地提到了这种可恶的需要！真见鬼！对于你们这类人来说，这是块绊脚石，最糟糕的是，这些人在还不懂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把它当成笑柄了。好像就只有他们正确！好像他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似的！呸！我曾一再肯定地说，对一个新手，只有到最后，等他对这个制度已经深信不疑，人已经很成熟，而且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时候才可以对他说明这个问题。请您告诉我，哪怕在污水坑里吧，您到底发现有什么可耻和可鄙的东西呢？我就头一个情愿去清洗任何一种污水坑。这也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这不过是一项工作，一项高尚的、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它抵得上任何一种别的活动，而且比什么拉斐尔或普希金的活动要高尚得多，因为它更有益！[列别加尼科夫在此夸大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皮萨列夫（1840—1868）的下述主张：任何工作，包括艺术在内，首先应该给人们实际好处。]”

“而且更高尚，更高尚——嘿嘿嘿！”

“什么叫更高尚？我不明白这样一类用来形容人类活动的说法。‘更高尚’，‘更崇高’——这都是胡说八道和荒谬的，是我所否定的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凡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都是高尚的！我只懂得一个词，有益！您爱笑就尽情笑吧，反正这是事实！”

彼特·彼特罗维奇哈哈大笑。他已经把钱数完，并且藏好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部分钱仍留在桌上。“污水坑问题”尽管俗不可耐，但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特·彼特罗维奇跟他的年轻朋友决裂和不和的导火线了。最愚蠢的是，安德列·谢苗诺维奇还真生气了。而卢仁却引以为乐，此刻他特别想气气列别加尼科夫。

“昨天您出师不利，所以您的脾气才那么坏，跟人纠缠不清，”列别加尼科夫终于脱口而出，一般说来，尽管他“独立自主”，而且有提出“抗议”的精神，但是不知怎的，他还是不敢和彼特·彼特罗维奇闹翻，对他依旧抱有早年习以为常的尊敬态度。

“您最好告诉我，”彼特·彼特罗维奇盛气凌人而又不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能不能……或者不如说，您跟刚才提到的那位妙龄女郎是不是真要好，是不是好到可以把她现在就请到这间房里来坐一会儿？他们大概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我听到，有脚步声……我需要见见她，见见那个女郎。”

“您要见她做什么？”列别加尼科夫诧异地问。

“不做什么，有点事。今天或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因此我想告诉她……不过，我们说话时，您不妨留在这儿。这样更好些。要不然，天晓得您会想到哪儿去。”

“我什么也不会想……我不过随便问一下罢了。要是您有话跟她说，把她叫来，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我马上就去。您尽管放心，我不会妨碍你们的。”

果然，过了约莫五分钟，列别加尼科夫跟索涅奇卡一起回来了。她进来时感到十分惊讶，而且跟往常一样怯生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向很胆怯，她十分害怕见到生人和跟生人认识，她过去就怕，从小就怕，现在就更怕了……彼特·彼特罗维奇“亲切而有礼貌地”迎接了她，可是带了一点快乐亲昵的神情，照他看来，对待这样一个年轻的，从某方面来说是有趣的人儿，像他这样一个可敬的体面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乎礼节的。他急忙“鼓励”了她一番，叫她坐在自己对面的桌子前。索尼娅坐了下来，向四下里望了望——望望列别加尼科夫，望望放在桌上的钱，然后又忽然望着彼特·彼特罗维奇，从此她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好像钉在他身上似的。列别加尼科夫正向门口走去。彼特·彼特罗维奇站起身来，一面做了个手势请索尼娅坐在那儿别动，一面把列别加尼科夫在门口喊住了。

“那个拉斯柯尼科夫在那儿吗？他来了吗？”他低声问他。

“拉斯柯尼科夫？在那儿。有什么事？对，在那儿……我看见他刚进去……怎么啦？”

“好，现在我特别要请您留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别撇下我一个人跟这位……姑娘在一块儿。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是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不乐意让拉斯柯尼科夫在那儿传播什么……您懂得我的意思吗？”

“啊，我懂，我懂！”列别加尼科夫忽然领悟了，“是的，您有权这样做……当然，就我个人来看，您未免过虑了，不过……您还是有权这样做。好吧，我留下来。我站在这窗口，不妨碍你们……我认为您有权这样做……”

彼特·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跟前，在索尼娅的对面坐下，他仔细地瞧了瞧她，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异常庄重，甚至严厉的神气，好像在说：“你也别误会了，小姐。”索尼娅心里慌乱极了。

“首先，索菲娅·谢苗诺夫娜，请您在令堂面前替我表示歉意……我想是这样吧？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您的继母吧？”彼特·彼特罗维奇开始用一种非常庄重，但又相当和蔼的语调说道。可以看出，他的用意十分友好。

“是的，一点不错；是我的继母。”索尼娅匆忙地、怯生生地回答说。

“那么请您替我向她表示歉意，说我由于一种不得已的情况，虽然令堂好意邀请，我也只得爽约，不能去吃煎饼了……也就是说，不能去吃丧餐了。”

“好吧；我告诉她；马上就告诉她。”索尼娅说罢，就从椅子上匆匆地站起身来。

“我还没有说完，”彼特·彼特罗维奇拦住了她，他看到她那种思想简单和不懂规矩的样子，不由得微微一笑，“如果您以为，我为了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亲自来麻烦一位像您这样的人，叫您到这儿来，那么，亲爱的索菲娅·谢苗诺夫娜，您对我就了解得太少了。我另有目的。”

索尼娅又匆忙坐下。仍放在桌上的灰色和霓虹色钞票又在她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但是她很快掉过脸去，抬头望着彼特·彼特罗维奇：她忽然觉得，看别人的钱是一件非常有失体统的事。特别是她。她呆呆地望着彼特·彼特罗维奇拿在左手里的金色长柄眼镜，望着戴在那只手的中指上的一只镶有宝石、又粗又大、非常漂亮的金戒指——但她忽然又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不知道看哪儿才好，最后又只好直愣愣地瞅着彼特·彼特罗维奇的眼睛。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片刻之后，又接着说：

“昨天我偶然跟不幸的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顺便说了两句话。从这两句话里就足以使我断定她有点……不妨说是‘反常’吧。”

“是的……反常……”索尼娅匆匆地表示同意。

“或者说得更简单些，更容易理解些——她有病。”

“是的，说得更简单些，更容易理……是的，她有病。”

“对啦。所以，出于人道，也—也—也可以说是出于同情心吧，我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很乐意能够对她有所帮助。看来，这个十分贫穷的家庭，如今得依靠您一个人了。”

“请问，”索尼娅忽然站起身来，“昨天您对她说，有可能领到抚恤金，对吗？因为昨天她告诉过我，您正在帮她争取抚恤金。这是真的吗？”

“全无此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是暗示了一下，只要有人说情，她就可以以一个在职期间去世的官吏的寡妇身份，得到临时津贴……但是看来您去世的父亲不仅工作不够年限，而且最近根本就已经离职了。简而言之，即使还有一点希望的话，这种希望也是十分渺茫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补助，甚至恰恰相反……而她倒已经在梦想领抚恤金了，嘿嘿嘿！……真是一位敢想敢说的太太！”

“是的，她想领抚恤金……因为她很轻信，而且心地善良，善良得什么都相信，而且……而且她的头脑就是那样的……是的……请原谅。”索尼娅说，她又站起身来要走。

“您还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呢。”

“是的，我还没有听完。”索尼娅咕哝说。

“那您就坐下来吧。”

索尼娅狼狈极了，第三次坐下。

“看到她这样的处境，又有这么一群不幸的年幼的孩子，我已经说过，凡是我的力量办得到的，我都乐意效劳，就是说，尽力而为吧，最多只能如此。比方说，可以为她募捐，或者搞搞所谓抽彩……或者这一类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形，总有一些亲友或者以助人为乐的局外人，出来办这种事。我打算跟您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办得到的。”

“是的，很好……为这个，上帝会酬报您的。”索尼娅结结巴巴地说，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彼特·彼特罗维奇。

“这是办得到的，不过……以后咱们再谈……就是说，今天就可以开始……晚上我们碰一次头，商量一下，先打下一个，可以说，基础吧。七点钟左右，您到我这儿来一下。我希望，安德列·谢苗诺维奇也跟我们一起来……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事先很慎重地提出来。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索菲娅·谢苗诺夫娜，我才敢麻烦您，叫您到这儿来。具体地说，我的意见是：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交给她是危险的。今天的丧餐就是一个证明。可以说，她连明天吃的面包皮都没有一片，而且……没有鞋，什么也没有，但她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的罗木酒，甚至好像也买了马德拉的白葡萄酒和……和咖啡。我走过去的时候看见了。到明天，一切又都会落到您的肩上，直到最后一块面包，这太荒唐了。所以按照愚见，即使募捐，也不应该让那个不幸的寡妇知道有这笔钱，而只有您，比方说，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我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才这样……一辈子就这一次……她很想追悼他，纪念他，对他表示敬意……她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不过，悉听尊便，我非常，非常，非常……他们也都……上帝会酬报您的……还有那些孤儿……”

她没有说完，就哭了。

“就这样吧。好，您注意这点就是了！现在为了贵亲属的燃眉之急，请您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钱。我非常，非常希望，对此，不要提我的名字。嗯……我也有，可以说吧，自己的用途，所以不能多给……”

彼特·彼特罗维奇说罢，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了索尼娅。索尼娅把钱接了过去，满脸通红，然后站起身来，嘴里咕哝了两句，就急忙告辞。彼特·彼特罗维奇庄严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非常激动和疲惫不堪地跑出了他的屋子，异常慌乱地回到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身边。

在这场戏演出的整个时间，安德列·谢苗诺维奇有时站在窗口，有时在屋里踱来踱去，深怕打断他们的谈话；索尼娅走后，他突然走到彼特·彼特罗维奇面前，庄严地向他伸出手来。

“我什么都听见了，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特别着重地说出“看见”这两个字，“这很高尚，我的意思是说，很人道！您不愿意人家感激您，我都看见了！不瞒您说，虽然，就原则来说，我并不赞许个人的恩赐，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杜绝恶，甚至助长了恶，然而我不能不承认，我看到您的这种举动以后，心里很高兴……是的，是的，对此，我很赞赏。”

“哎呀，这都是小事！”彼特·彼特罗维奇咕哝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留神地望着列别加尼科夫，显出有点不安的样子。

“不，这不是小事！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由于昨天那件事，受到了侮辱，心里十分懊恼，居然能够同时想到别人的不幸——这样一种人……即使他用自己的行为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纵然如此……也还是值得尊敬的！我甚至没有料到您会这样做，彼特·彼特罗维奇，特别是依照您的那些看法，哦！您的那些看法对您是多大的阻碍啊！再比方说，您昨天的失意使您多么痛苦啊！”心地善良的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叫道，他又觉得对彼特·彼特罗维奇有一种强烈的好感，“我最亲爱、最高尚的彼特·彼特罗维奇，您要这个婚姻，这个合法的婚姻干什么呢？为什么您非要墨守这种婚姻的合法性呢？得啦，您要是愿意，揍我一顿也可以，反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您这桩婚事没有成功，您没有被婚姻所束缚，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掉；我很高兴……您看，我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因为我不愿按照你们那种自由同居的办法给自己戴上绿帽子，并且去抚养别人的孩子，因此我才需要合法结婚。”卢仁只是为了回答而回答说。他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心事似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孩子？您谈到孩子？”安德列·谢苗诺维奇猝然惊起，好像战马听到了军号似的，“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孩子问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有些人甚至完全否定孩子，因为孩子是对家庭的暗示。孩子问题咱们以后再谈，现在咱们先谈谈戴绿帽子的问题。不瞒您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门外汉。这是一个下流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在将来的辞典里这种语汇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绿帽子是什么意思？真是荒谬之极！什么绿帽子？为什么要戴绿帽子？真是胡说八道！相反，在自由同居中决不会戴绿帽子！戴绿帽子——这无非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是对它的纠正，是一种抗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绿帽子丝毫没有什么侮辱人的意味……要是我有朝一日——说得荒谬一些——按照法定的手续结了婚，我倒的确喜欢戴上您所说的那顶可恶的绿帽子；我那时将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尊敬你了，因为你还善于提出抗议！’您在笑我吗？这只是因为您还不能摆脱偏见。真见鬼，我也懂得，为什么合法婚姻一旦受到欺骗，就会使人不愉快：不过，这只是贬低了双方的可耻事实造成的可耻结果。在自由同居的情况下，戴绿帽子是公开的，所以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戴绿帽子成了不可思议的事，甚至也就失去了绿帽子这个称呼。相反，当您妻子认为您不可能反对她的幸福[列别加尼科夫的这一篇独白，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捍卫感情自由和夫妻双方彼此竭诚相待的那些“新人”的道德庸俗化了。试把这一番话同《怎么办？》中的罗普霍夫在获悉薇拉·巴甫洛芙娜爱上了吉尔沙诺夫之后说的一段话作一比较：“难道你会不再尊敬我？……我的命运一点也不可怜，原因就在你不致为了我而失去幸福。”（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而且您十分开明，不会为了她的新丈夫而对她采取报复手段，那她就只会向您证明，她是多么地尊敬您。真见鬼，有时候我幻想，要是我嫁了人，呸！我是说，要是我结了婚（自由同居或者合法结婚，反正都一样），我很可能给我的老婆亲自物色一个情夫，如果她很久都没有找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对她说，‘我爱你，但是我更希望你尊敬我。就这样！’我这样说对不对呢，对不对呢？……”

彼特·彼特罗维奇一面听，一面嘻嘻地笑，可是并不感到特别的兴趣。他甚至很少听。他确实正在想别的事情，这一点就连列别加尼科夫也终于发现了。彼特·彼特罗维奇甚至很激动，他在想心事的时候直搓手。这一切都是安德列·谢苗诺维奇以后才明白过来，以后才想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