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在一条荒凉大河的河岸上，屹立着一座城市，那是俄国的行政中心之一。城里有一座要塞，要塞里有一所监狱。二等流放苦役犯拉斯柯尼科夫已经在这所监狱里关了九个月。从他犯罪以来，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

对他的案件的审讯没有遇到多大困难。犯人的口供始终如一，坚定、准确而且清楚，他没有歪曲事实，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推卸罪责，也没有略去最微小的细节。他详尽地叙述了谋杀的全过程，说明了在被杀害的老太婆手里发现的那件抵押品的秘密（一块绑着扁金属的小木片）；他详细地讲了他怎样把死者的钥匙弄到手，这些钥匙是什么样的，箱子是什么样的，箱子里装着什么东西；他甚至还列举了箱子里的个别东西；他解开了杀害丽莎维塔之谜；他谈到柯赫怎样来敲门，以后又来了个大学生，他把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全部复述了一遍；他也讲了后来他这个罪犯怎样跑下楼去，听见米柯尔卡和米季卡尖声嚷嚷；他怎样躲进一间空屋里，然后走回家去，最后，他指出了沃兹涅先斯克大街上一个院子大门口的那块石头，而且果然在那块石头下面找到了东西和钱袋。总之，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但是，预审官和法官们对于他把钱袋和东西藏在石头底下没有动用一事都感到很惊奇，尤其使他们惊讶的是，他不但不记得他亲自抢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甚至连这些东西共有几件也记不清了。他说他一次也没有打开过那个钱袋，甚至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事后发现，钱袋里一共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放在石头底下太久，最上面一层面额最大的钞票已经霉烂了。）法官们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清楚，为什么被告在别的一切事情上都供认不讳，偏偏在这件事情上要撒谎呢？最后，有些法官（特别是擅长心理学的法官）甚至认为那也是可能的：他确实没有往钱袋里看过，因此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后来就这样把它藏到石头底下去了，但是他们从这一点马上得出结论说，这件罪行，除非是由于某种一时的精神错乱，由于一种病态的想杀人抢劫的偏执狂，既没有进一步目的，也不是为了贪图钱财，否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结论，恰好符合近来最时髦的那种关于一时精神错乱的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设法将这种理论应用在某些罪犯身上。此外，许多证人，包括佐西莫夫医生、拉斯柯尼科夫从前的同学、他的女房东和用人，都确凿无误地证明拉斯柯尼科夫早就患有多疑症。这一切都有力地促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拉斯柯尼科夫并不完全像一般的杀人犯、强盗和抢劫犯，这里一定另有原因。使那些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十分遗憾的是，犯人根本不想为自己辩护；对于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去杀人和抢劫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清楚，直言不讳，他说，这一切的原因是他恶劣的境遇，他的贫穷和走投无路，他指望从死者身上至少弄到三千卢布，再靠这笔钱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他所以起意杀人，那是由于他轻率和懦弱的性格，贫穷和失意使这种性格更加突出。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前来投案自首这个问题，他干脆回答说，是真诚的忏悔。这一切几乎都是无可讳言的……

然而，就所犯的罪行来说，判决却是出乎意外的宽大，这可能是因为犯人不仅并不想替自己辩护，甚至还似乎企图把自己的罪行说得更重一点。一切奇怪的、特殊的情况都被考虑到了。犯人在犯罪以前一直处于一种病态和困苦的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为什么没有使用他抢来的东西，人们认为，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事后悔恨交加，一部分是由于他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并非完全正常。无意中杀害丽莎维塔这事就是一例，它更加证实了后一种假设：一个人犯了两件凶杀案，居然会忘记门是开着的！最后，他出面自首的时候，这个案子恰好正被那个垂头丧气的狂人（尼古拉）的假口供搅成了一团乱麻，而且，当时对于真正的罪犯，不仅提不出明显的罪证，大家甚至不曾有过怀疑（波尔费利·彼特罗维奇丝毫没有食言）——这一切都大有助于对被告从轻量刑。

此外，还完全出人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些对被告十分有利的情况。过去曾是大学生的拉祖米欣不知打哪儿调查出了一个情况，而且提出了证据：犯人拉斯柯尼科夫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用他自己最后的一点钱，帮助过一位害痨病的穷同学，维持他的生活几乎达半年之久。那位同学死后，他又去照料这位亡友（他从十三岁起就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的父亲）仍旧活着的年老多病的父亲，最后又把这位老人送进医院，等老人也死了之后，又把他安葬了。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决定拉斯柯尼科夫的命运一事都产生了某些有利的影响。拉斯柯尼科夫从前的女房东，就是他那位已故的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岑娜也出庭作证，说当他们住在五角地一带的另一栋房子时，一天夜里失火，拉斯柯尼科夫曾经从一家已经着了火的房间里救出两个小小孩，他自己还因此被烧伤。经过仔细的调查之后，许多证人都充分证明了这件事。总之，考虑到犯人主动投案自首和其他一些足以减轻罪行的情况，最后给他判了刑期只有八年的二等苦役。

拉斯柯尼科夫的母亲在审讯一开始的时候就病倒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在整个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要好些。拉祖米欣选定了离彼得堡很近的一座位于铁路线上的城市，以便密切注视审讯过程中的一切情况，同时又可以经常与阿芙朵佳·罗曼诺夫娜会面。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患的是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同时还伴随着某种类似精神错乱的症状，如果不能说是完全精神错乱的话，起码也有一部分是精神错乱。杜尼娅最后一次看望她哥哥回来的时候，发现她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在发烧，发呓语，当天晚上，她就和拉祖米欣商量好，今后用什么话来回答她母亲提出的关于她哥哥的问题，为了她母亲的健康，他们俩甚至编造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说拉斯柯尼科夫为了办一件私人委托的事情，到俄国边界上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这件事情若办好，将来他会名利双收。可是使他们惊讶的是，关于这件事情，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无论在当时或者以后都从未打听过。相反，她自己倒把她儿子突然离她而去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她泪流满面地告诉他们，他怎样前来向她告别；并暗示他们，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非常重要、非常秘密的事情，并且说罗佳有许多非常强大的敌人，所以他甚至必须躲起来。至于他未来的前程，她认为等某些敌情消失以后，他的前途无疑会是光辉灿烂的；她向拉祖米欣断言，早晚有一天，她的儿子将要成为一名国家要人，他的文章和他那杰出的文学才能都证明了这一点。她不断地读那篇文章，有时候甚至高声朗诵，就差睡觉的时候没有手不释卷，可是罗佳究竟在哪儿，她几乎问也不问，尽管别人很明显地避免跟她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光是这一点也足以引起她的怀疑。最后，他们对于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对某些事情采取的这种奇怪的沉默不禁害怕起来。比方说，以前她们住在小城市的时候，支持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唯一期待，就是尽快收到她宝贝儿子罗佳的信，可是现在她接不到他的来信却毫无怨言。这种无法解释的情况使杜尼娅十分担心；她想到，也许母亲对儿子的命运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因此不敢打听，深怕听到更可怕的消息。总之，杜尼娅看得很清楚，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已经精神反常了。

但也有过一两次，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把话题一转，使对方倘要回答她的问题就不能不提起罗佳现在何处；当回答不免使她很不满意或者觉得可疑的时候，她就忽然变得愁容满面，闷闷不乐，一言不发，这种情绪要延续很久。最后，杜尼娅看出，要瞎编一套来骗她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她断然得出结论，对有些事情还不如完全保持沉默的好；但是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可怜的妈妈显然已经猜疑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了。杜尼娅无意中想起，哥哥告诉过她，在她跟斯维里加洛夫会面以后，在最后他去自首的那不幸的一天前夕，妈妈听见了她的梦话：那时她是不是听出什么来了？有时候，在一连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她愁眉不展，一言不发，默默无语地流泪之后，不知怎的，她又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声谈她的儿子、她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很奇怪。他们只好安慰她，随声附和她（也许她自己心里也明白，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安慰她才随声附和而已），但是她仍旧说个不停……

罪犯自首后过了五个月，才宣布对他的判决。拉祖米欣一有机会就到监狱去探望他。索尼娅也是如此。最后，分手的时刻来临了；杜尼娅向她的哥哥发誓说，他们的离别不会是永久的；拉祖米欣也这样说。拉祖米欣在他那颗年轻火热的心里牢牢地确定了一个计划，决心在未来的三四年间，尽可能打下未来财产的基础，攒下一点钱，然后迁到西伯利亚去，因为那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是居民稀少，劳动力和资本都很缺乏；他们准备在罗佳流放的那座城市定居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哭了。在最后几天，拉斯柯尼科夫心事重重，不断打听母亲的情况，经常惦记着她。他对母亲的痛苦怀念，使杜尼娅深为不安。听到母亲多么伤心的详细情形后，他变得很阴郁。不知为什么，他对索尼娅始终沉默寡言。索尼娅利用斯维里加洛夫留给她的那笔钱，早就收拾好行装，准备跟随包括拉斯柯尼科夫在内的那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关于这件事，她和拉斯柯尼科夫之间连片言只语也不曾提及；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将会如此。在最后分手的时候，他妹妹和拉祖米欣满腔热情地向他保证说，等他服完苦役后，他们一定会有幸福的未来；听了这种话，他只是古怪地笑笑，而且预言母亲的病很快就会恶化。最后，他跟索尼娅两人便动身走了。

两个月以后，杜涅奇卡嫁给了拉祖米欣。婚礼举办得凄凉而冷清。波尔费利·彼特罗维奇和佐西莫夫都在受邀之列。最近一个时期，拉祖米欣显出充满坚定决心的神采。杜尼娅心中默默相信他一定能够实现他的一切计划，而且也不能不相信：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钢铁般的意志。此外，他又回大学听课，以便完成他的学业。他们两人不断制定未来的计划，他们俩指望在五年以后一定迁居到西伯利亚去。在那以前，就只能指靠索尼娅了……

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愉快地祝福了女儿跟拉祖米欣的婚事；但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她好像变得越发悲伤和忧愁了。为了使她得到片刻的欢娱，拉祖米欣顺便把那个大学生和他衰老父亲的事告诉了她，还告诉她去年拉斯柯尼科夫为了从火里救出两个小孩，自己被火烧伤，甚至还病了一场。这两个故事使得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就不大正常的脑子简直兴奋欲狂。她不住地谈这些事情，在大街上也逢人便讲（虽然杜尼娅总是陪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商店里，只要能抓住一个听她说话的人，她就谈起她的儿子，他的文章，他怎样帮助一个大学生，怎样在救火时被火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简直不知道怎样去阻止她。除了这种兴奋的病态情绪所包含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叫人提心吊胆：也许有什么人会从过去那次审讯想起拉斯柯尼科夫的名字并且谈起这件事来。普莉赫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甚至打听到从火里被救出来的那两个小孩的母亲的住址，一定要去看望她。最后，她的焦虑达到顶点。有时她忽然啼哭起来，常常生病，发高烧，说疯话。有一天清早，她直截了当地说，按她的计算，罗佳快要回来了，说她记得，他向她告别的时候曾亲口告诉她，他九个月以后一定回来。于是她开始收拾屋子，准备迎接他，把屋子（她自己住的）给他腾出来，装饰一新，洗刷家具，擦地板，挂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虽然心里很着急，但她什么也不说，甚至还帮助她布置屋子，准备迎候哥哥回来。她在连续不断的幻想、快乐的梦境和眼泪中过了忐忑不安的一天以后，夜里就病倒了，第二天早上，又发高烧，说疯话。热病发作了。过了两个星期，她就死了。从她说疯话时冒出来的只言片语可以断定，她对儿子可怕命运的疑虑，甚至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过了很久，拉斯柯尼科夫还不知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虽然他被安置到西伯利亚以后，立刻就跟彼得堡建立了通信联系。通信是通过索尼娅进行的，她每月按时写一封信寄往彼得堡给拉祖米欣，又每月按时收到彼得堡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来信有些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最后，他们俩都认为，她的信不能写得更好了，毕竟从这些信里他们得到了关于拉斯柯尼科夫最完整、最精确的讯息。索尼娅的信里写了很多最平凡的日常琐事，充满对拉斯柯尼科夫苦役生活全部情况所做的最普通、最清晰的描写。信里没有一句话谈到她自己的希望，她既没有猜测未来，也没有描写她自己的感受。她从来不企图说明他的心理状态和内心生活，只谈事实，只谈他本人说了什么话，她详细报导他的健康状况，还写到他们会面的时候他希望什么，他请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等等。她细致入微地报导了这一切情况。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非常清楚而又精确地呈现出来了；这不会有差错的，因为信里写的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的丈夫并未从这些消息得到多少安慰，特别是在最初。索尼娅在信里老是说他经常愁眉不展，沉默寡言，对于她每次根据他们的来信告诉他的种种消息，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有时他问到他母亲，当索尼娅看出他已经猜到事情真相，而终于把她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使她惊讶的是，这个噩耗似乎并没有给他很大的震动，起码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她还顺便告诉他们，虽然他这样耽于冥想，与世隔绝，但他对于自己的新生活却抱着一种十分直率而简单的态度；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马上会有所改善，也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通常都难免会有这种幻想），对于跟他以前的处境完全不同的新环境，他几乎丝毫也不感到惊奇。她说，他的身体还好。他每天去干活，既不偷懒，也不多干。他对于吃什么东西，几乎毫不在乎，但是除了节日或者礼拜天以外，食物都很糟，因此他终于愿意接受索尼娅给他的一点钱，以便每天给自己弄点茶喝；但他请求她不要为任何别的事情操心，他说对他的一切关心，只能叫他苦恼。索尼娅在信里还说，他在监狱里跟别的囚犯住在一间屋子里，他们牢房里的情况，她没有进去看过，但是可以断定，那里一定很挤，很脏，很不卫生；她说他睡在一张木板床上，下面铺了一条毛毡，而且任何别的东西他都不想要。他的生活过得那么简陋，那么贫穷，并不是根据什么预定的计划或意图，而只是因为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和外表上的冷淡罢了。索尼娅在信里坦白地告诉他们，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他不但不乐意她去探望他，而且一见她就心烦，不愿跟她说话，甚至对她态度粗暴。但是到最后，这种探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甚至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了，所以当她有一次生了几天病，不能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想念。每逢节日，她就去看他，会面的地方是在监狱门口或者在守卫室里，看守把他叫出来跟她见几分钟的面；平常日子，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在作坊里，砖窑里，或者额尔齐斯河畔的板棚里。关于她自己，索尼娅写道，她在城里甚至有了几个熟人和保护人；她在当裁缝，因为城里几乎没有一个做女式时装的裁缝，所以她在许多人家甚至成为不可缺少的人了；但是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柯尼科夫也受到了长官的照顾，减轻了工作，等等。最后传来一个消息（杜尼娅在她最近的几封来信里甚至注意到一种特别的激动和担心），说拉斯柯尼科夫避免和一切人来往，因此在监狱里苦役犯都不喜欢他；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忽然，索尼娅在最近一封信里写道，他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的犯人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