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低沉而阴郁的笑声。

三个穿着邋遢的旧西装的成年男人，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画面上，一个男大学生被自己家的门板戳了手指，痛得直皱眉头。大学生的外婆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跑过来，用手指戳了外孙的后背一下。

又是一阵阴郁的笑声。一边笑一边做记录的阿久津英士，也是发出这种笑声的人之一。

在位于大阪的一个电视台，节目宣传部那层楼的深处，有一个很难被注意到的安静的记者接待室。来这个记者接待室的，虽然也有阿久津这种全国性大报的文化部记者，但主要还是那些体育报的娱乐版面记者。现在坐在阿久津左侧的那两位都是体育报的记者。

“龙田演得真好！”

说话的是电视台节目宣传部一个剪着短发的男人，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是同样的笑脸。他们的工作就是请记者写文章宣传电视台的节目。

“虽然一直到十五年以前她都在走性感路线，可是……”

“现在连一点性感的影子都没有了。不过，这个角色也许能让她再次走红。”一个体育报记者随声附和道。

他们议论的女演员龙田，扮演的就是用手指戳了外孙后背一下的外婆。龙田长得很丰满，阿久津也记得这个女演员。

已经是8月下旬了，这部深夜喜剧将在10月开始播放。今天在记者接待室举行试映会，给记者们看的是第一集。说是记者们，其实就是坐在长沙发上的这三个人。

阿久津心想：写个二十五行的报道吧。

阿久津很快就在脑子里完成了包括两个过渡段一共四个段落的稿件。过会儿用电脑打出来，然后等着电视台通过邮件把广告用的照片发过来他就可以交差了。今天就不回报社了，直接去西餐馆吃牛排、喝啤酒。

阿久津正要伸手去拿放在茶几上的冰绿茶，放在地板上的采访包里的智能手机振动起来。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文化部”几个字。阿久津说了声对不起，拿起手机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指划开手机屏幕。

“喂，抱歉打扰了。”

是报社文化部文艺组主任富田。虽说是上司的电话，但阿久津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不管喝酒不喝酒，也不管是不是错过了采访机会，富田总是笑嘻嘻的。在报社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他真是一个好上司。

阿久津走出记者接待室以后，小声问道：“您有什么事？”

“刚才鸟居先生给我来电话了。”

一听鸟居这个名字，阿久津不由得用右手按住了额头，准备等着富田接下来要说的话。鸟居是社会部案件报道组主任，如果问报社里谁跟警察打交道最多，首先被想到的就是鸟居。

“阿久津，你能马上到社会部去一趟吗？”

阿久津就知道富田要说这句话，浑身上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喂，阿久津，听得见吗？”富田的声音里包含着些许同情。

“非得我去吗？如果还有不太忙的……”

“鸟居点的名。”

“您能不能帮我推托一下？”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就这样吧。”刚才的些许同情完全没有了，富田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阿久津叹了一口气，狠狠地攥住了记者接待室的门把。

阿久津从电视台回到《大日新闻》文化部的时候，富田已经回家了。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富田到点就会回家，可以说是一位忠实履行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是日本中央省厅之一，是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编注]规定的模范，这对于部下来说本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当部下想在上司面前发发牢骚，却看到上司空着的椅子时，难免叫人泄气。阿久津把采访包放在自己的椅子上就往外走。

文化部跟其他编辑部不在一层楼，平时看不到那些板着脸的面孔，也听不到截稿前的怒吼，所以阿久津每次踏着铺有化纤地毯的楼梯上楼的时候，都会感到一阵巨大的压力，下意识地把拿在手上的按压式圆珠笔咔嚓咔嚓按个不停。

楼上除了社会部，还有经济部、体育部、版面设计部，没有隔间，挤满了报社所有忙得不可开交的人。阿久津进报社已经十三年了，看到这种情景就想回家的心情，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阿久津不情愿地向离门口最近的社会部办公区走去。他用眼神跟那些正在用电话采访或正在复印资料的同事打着招呼，来到了坐在沙发上嚼着烤鱿鱼条的鸟居面前。鸟居留着在很久以前的黑白照片上才能见到的那种三七分的发型，工作方法也非常老派。

“怎么这么晚才来？”

鸟居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一边说话一边把含在嘴里的烤鱿鱼条拽了出来。阿久津脸上倒是堆满了礼节性微笑。鸟居用拿在手上的烤鱿鱼条向会议室那边指了一下。

这层楼有两个会议室，一大一小。阿久津跟在鸟居身后，走进社会部的记者们经常使用的小会议室。小会议室中央由几张白色的长桌拼出一块长方形，还有很多椅子和一块白板。因为没有窗户，让人感觉就像一间审讯室，憋得喘不上气来。

鸟居把电灯打开，坐在了阿久津对面的椅子上。

“你正在采访一个电视剧？”

鸟居说着把烤鱿鱼条叼回嘴里，顺手扔过来一沓装订在一起的A4纸。

“刚在电视台的记者接待室看了一集。”

“就能写稿了？”

“差不多吧……”

“哦？你的工作好轻松啊！今天的采访就算结束了？”

阿久津特别讨厌听别人说这种话，但在与社会部的记者一起值夜班的时候，经常被人这样说。最近，“职权骚扰”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就算是上司也不怎么使用歧视部下的语言了，但鸟居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还陶醉在上一个时代。

阿久津没有回答鸟居的问话，把视线落在了那一沓A4纸上。

资料的题目是《住在深渊里的人（暂定）》。

“这是我们的年末报道计划。简单一句话，我们要搞一个跨越了昭和与平成两个时代的悬案特辑。”

A4纸上还含糊地写着，要连载五到十次。小标题是《银万事件——三十一年后的真相》。阿久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大阪总社要搞银万！”

“银万……”阿久津看着那份计划书，呆住了。

“怎么样？很有意思吧？”鸟居向前探着身子问道。

“不过……太难了吧？”

“是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不但想借小猫小狗来帮我，就连一片沙丁鱼的胸鳍都想借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叫来参加这个采访小组。”

“等等！我觉得我连一片沙丁鱼的胸鳍都不如。”

阿久津不是在开玩笑。他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鸟居。在鸟居手下调查这么大的事件，对于他这个“文弱之辈”来说，只能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你很忙？”

鸟居进入报社以后一直在采访重大事件，曾经担任驻大阪府警察本部的记者组组长，调到社会部以后担任事件报道组主任，能在这种人面前说自己很忙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呢？现在的会议室已经完全变成了审讯室，阿久津沉默着，决定行使缄默权。

“你沉默也没用，我已经跟富田说好了。”

“什么？您跟富田先生……”阿久津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但马上就屈服了。一想起从此以后就要过被束缚的日子，阿久津就像患了感冒似的全身倦怠。

“你看看计划书的下一页！”

看来鸟居马上就要让阿久津投入工作。阿久津只好翻了一页。

——关于弗雷迪·海尼根绑架案[即喜力绑架案。下文提到的海尼根啤酒公司，即喜力啤酒公司。——编注]——

“海尼根？就是那家啤酒公司吗？”

“你小子，连海尼根绑架案都不知道吗？”

“……对不起，我……”

鸟居故意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命令道：“往下看！”他依然叼着烤鱿鱼条，朝放在桌上的那份材料努了努嘴。阿久津尴尬地向鸟居点头哈腰之后，看起事件的概要来。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案件。可是，阿久津想不明白，海尼根绑架案跟银万事件和他这个大阪报社的文化部记者到底有什么关系。看着阿久津不解的样子，鸟居把烤鱿鱼条从嘴里拔出来，认真地说道：“银河糖果公司社长被绑架，是海尼根绑架案四个月之后发生的。”

“啊？这么说，银河的社长被绑架，跟海尼根绑架案有关？”

“你先看看第三页上贴着的那个便条。”

阿久津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但他还是把视线落在了桌上那份材料的第三页上。

第三页上贴着当时《大日新闻》驻布鲁塞尔分社的记者用打字机打的一个便条，上面写着：“从海尼根绑架案的发生到海尼根和他的司机被放出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看上去很像侦探的男人经常在案发现场周边打探消息。”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一个住在伦敦的亚洲人”。据阿姆斯特丹一家中餐馆的老板说，那个男人好像“对伦敦的唐人街很熟悉”。一直到绑匪被逮捕，那个男人对本地警察的侦查行动始终很感兴趣。

这个便条确实很有意思，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阿久津面露难色，看了鸟居一眼。

“这个便条是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写这个便条的记者已经去世了。”鸟居说道。

“也就是说，只剩这些线索了？”

“是的。顺便说一句，除了根据海尼根绑架案拍成的电影[这里指的是2015年由丹尼尔·阿尔弗雷德森导演的犯罪片《惊天绑架团》。]，几乎没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日文资料。”

“英文资料呢？”

“网上好像只有少数几条资料是英文的，基本上都是荷兰文的。”

“什么……？”

资料少得如此可怜，怎么才能在此基础上写出像样的报道来呢？这个问题阿久津都不知道该去问谁。

“在国外，绑架案不一定非要请警察出马，家里人把赎金交给绑匪以后放人的案例也有不少。”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

“在伦敦甚至有一家风险管理公司，专门负责跟绑匪交涉。”

“啊？什么买卖都能做啊！”

“欧洲总分社有个记者还认识一个专门负责跟绑匪交涉的所谓绑票交涉人呢。”说到这里，鸟居把嚼得所剩不多的烤鱿鱼条整个儿吞了下去，“不过嘛，那个记者到苏格兰采访去了，不在伦敦……也就是说……阿久津，我的话你明白了吧？”

“什……什么？没……没明白……”

“你英语检定考试是一级[日本英语检定考试一级水平最高，以下依次为：准一级、二级、准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吧。”

阿久津直到现在才理解了鸟居的意思，真想给反应迟钝的自己两个耳光。

“不是一级，是准一级，而且那是上大学时候的事。”

“不过，跟一级也差不了多少吧？”

“差多了，完全不一样。准一级合格以后还得学好几年才能达到一级的水平呢。”

“你小子还以为自己是个初学者吗？你大学毕业都十多年了吧？”

“可是，这期间我根本就没学过英语。现在要是让我考准一级，肯定考不上！”

去伦敦采访一个跟事件没有多大关联的绑票交涉人，顶多也就是给这个单调的报道加点可读性。总之一句话，因为完全属于很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所以鸟居才看上了他这个有闲工夫的文化部记者。

“我直接说结论吧。派你到伦敦去，先采访那个已经退休的交涉人，了解一下外国的企业家被绑架的情况。然后呢，找到便条里说的那个住在伦敦的亚洲人。”

阿久津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迄今为止在工作上有很多毫无道理的安排，他都忍了，可这次也太过分了。鸟居大概是意外地搞到了一笔派记者去伦敦的预算吧，其主要目的应该就是采访那个已经退休的绑票交涉人。什么亚洲人啦，都只不过是为了不让记者太闲加上的说辞。采访之后是要上交采访报告的，阿久津必须用他那磕磕巴巴的英语去四处打听。这可不是那种采访顺带旅游的美差。

“都三十多年了，还找得到那个亚洲人吗？”

“你怎么净说这种泄气话？要是找到了呢？不就是一个大素材吗？”

“我认为，那个亚洲人只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海尼根绑架案的情况，跟银万事件有关联的可能性很小。”

“你正在采访一部毫无意义的电视剧吧？即便毫无意义，也能写出有意思的报道来，难道不正是文化部的记者应该具有的本领吗？谁也没有指望你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硬派社会部记者！你永远是个软蛋！软蛋！”

鸟居说完这番话，也不管阿久津还在房间里，把电灯一关就出去了。从此以后，阿久津除了自己的正常工作，还要支援别人的采访，近期恐怕没日子休息了。

阿久津留在昏暗的房间里，呆呆地看着鸟居远去的背影，决定了今天晚饭吃什么：炸牛排！海尼根啤酒！

2

就像旅游指南里写的那样，伦敦的天灰蒙蒙的。

阿久津在希思罗机场下飞机以后坐上了开往伦敦市内的特快列车。到达帕丁顿站的时候，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乘坐的飞机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起飞，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转机，经过长达二十个小时的飞行，总算到达了英国。

特别是从大阪到多哈那一段，简直受死罪了。旁边的一位白人乘客理所当然似的独占了两个座位中间的扶手，看电影时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睡觉时鼾声如雷。前面那位男乘客呢，根本不顾阿久津的感受，把椅背完全放倒。除了起飞和降落，阿久津的膝盖一直都处于顶着前面椅背的状态。

这时的阿久津走在伦敦市内绝对说不上平坦的便道上，行李箱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响声。跨着大步往前走的行人们接二连三地把他超过去。在街上走了十分钟左右，阿久津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伦敦人几乎没有不闯红灯的。

由于手上拿着一张在日本时印好的地图，阿久津顺利找到了酒店。酒店附近道路两旁的公寓都是白色的西洋式建筑，门前的圆柱和长方形窗户整齐划一，让人有一种来到了欧洲的感觉。如果把眼前的景象画成一幅画，一定美不胜收。

酒店前台服务员说着速度极快的英语，阿久津连一半都没听懂，不过，包括付定金等在内的入住手续很顺利地就办完了。虽说对狭小得连行李箱都摊不开的房间有所不满，但冲了一个热水澡以后，阿久津心情好多了。

整理完行李，阿久津从皮制双肩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又从文件夹里把专门为银万事件整理的采访本拿了出来。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刚过下午1点，还不到约定的时间。

采访本里是阿久津加入银万事件采访小组以后整理的素材。每一次采访活动，记者一般都会准备一个专用采访本。其实用电脑会快得多，但为了把有关事件的信息深深刻入大脑，阿久津是用他爱用的自动铅笔一字一句地写上去的。

银万事件发端于1984年3月18日晚上，银河公司的社长菊池政义在位于兵库县西宫市的自家宅邸被绑架，终结于1985年8月12日，犯罪团体宣布停止犯罪。在这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关西地区很多糖果糕点食品制造商的总公司和分公司都接连不断地受到威胁，发展为一连串的无差别杀人未遂事件。

按照受到威胁的前后顺序排列，有以下这些企业：银河糖果公司、又市食品公司、万堂糕点公司、希望食品公司、鸠屋西式糕点公司、摄津屋日式糕点公司——总计六家。由于万堂公司实际受到损害早于又市公司，因此被称为银万事件。银河与万堂两家公司损失巨大。银河公司社长被绑架以后，旗下公司遭纵火、恐吓威胁，甚至有人造谣说银河公司搞不正当交易，企业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万堂公司生产的糖果被混入剧毒氰化钠，不仅散布到关西地区，还散布到名古屋乃至东京，所有万堂公司的产品被迫全部下架。生产停止了，大批员工被解雇。万堂股票在事件发生前每股将近七百日元，当年底就跌落至不到四百日元。这两家公司面临几近破产的危机，还没地方说理去。

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还是经常被人提起，大概是因为事件本身足以超越推理小说吧。围绕着交接赎金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团伙与警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紧张得令人喘不上气来。还有利用媒体不断传出的关西腔恐吓信和挑战书、至今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狐目男的肖像画、留下了各种证据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犯罪团伙。这个以剧场型犯罪[剧场型犯罪最早由日本社会评论家赤冢行雄提出，意为以社会为舞台、犯罪实行者为主角、警察为配角、新闻媒体和大众为观众，由此构造出酷似舞台剧的互动犯罪形式。——编注]闻名的事件，不但在昭和史上，甚至在日本犯罪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

阿久津看着采访本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想，这个事件都不是自己能插上手的。如果有人想接替他，他会高高兴兴地把采访工作移交过去。半个月以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来伦敦采访。

阿久津的视线落在采访本上。在这个绑架事件里，他对一个地方始终觉得放不下。

为什么要绑架一个成年人……

三十一年前的3月18日晚上9点左右。那一年冬天的寒冷是破纪录的，每天的气温都要比常年低七八度，西日本地区普降大雪，兵库县西宫市当然也不例外。已经3月了，还是寒风刺骨。银河公司社长被绑架事件发生那天，下着冰冷的小雨。

菊池政义家有六口人。菊池政义和他的妻子，三个孩子，还有政义的母亲。母亲的名字叫房代，住在隔壁的一栋宅邸里。事件发生的时候，政义和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长子以及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女儿在洗澡间洗澡，妻子和大女儿在二楼的卧室里，母亲房代在她自己的宅邸里。

闯进政义家的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中年人，手持来复枪；另一个是年轻人，手持一把短枪。两个男人个子都不高，都戴着只露出眼睛的黑色头套，穿着黑色上衣。

在阿久津的采访本里，中年人被简称为A，年轻的被简称为B。

保安公司没有在房代的宅邸里安装报警装置。两个人利用梯子翻过围墙来到房代宅邸的后门，打碎玻璃闯了进去。

“不许出声！”

房代正在只有四叠[叠，日本面积单位，1叠约等于1.62平方米。]半的起居室里看刚开始播放的电视剧，A突然用来复枪顶着她，B则用随身带来的尼龙绳和起居室里插座的延长线等，把房代的手脚捆起来，然后逼着她说出东侧儿子政义宅邸的钥匙在哪儿。拿到钥匙以后，他们把房代的眼睛和嘴巴用胶带封起来，离开的时候还扯断电话线，切断了电视天线。

两个歹徒拿着钥匙，进入政义宅邸西侧主妇做家务的房间以后，先去了二楼政义的妻子和大女儿的卧室。大女儿美佐子尖叫起来，其中一个歹徒威胁道：“美佐子小姐，不要出声！”也就是说，歹徒知道大女儿的名字。歹徒随后用胶带把母女俩的手脚缠上，用毛巾把她们的嘴堵上，塞进了后边的卫生间里。

歹徒紧接着冲进洗澡间，用来复枪顶住政义的胸膛，低声威吓：“安静！不许出声！不许出声！”歹徒把政义拉出洗澡间，用浴巾裹住他的下身，然后把他拉进孩子的房间。其中一个歹徒扯断电话线以后，报警装置被触动，警报响了起来。歹徒慌乱中拖着政义从原路返回，从一楼做家务的房间出去，穿过房代宅邸的院子，出了大门。

马上就有一辆双门的红色跑车开过来，政义被从副驾驶座那边塞进后座。在这个过程中，B的头套被蹭歪了，露出脸来。政义看清了，那是一个年轻男人。跑车在夜色中向大阪方向疾驰而去。

一个大企业的社长被如此粗暴地绑架，立刻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各大报社纷纷派记者去西宫市采访。第二天早上，“银河社长被绑架”的消息见诸报端之后，警察与媒体破例缔结了禁止报道的协定，报纸电视都没有跟进报道，陷入极不自然的沉默之中。

三天后的3月21日白天，摇摇晃晃地走在大阪府摄津市的铁路上的菊池政义，被国营铁路的职员发现……

从此，银河公司的苦难历程就开始了。

阿久津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没想到时间过去得这么快，他赶紧合上采访本。采访之前得先买个手机。

他穿上一件夹克衫，把采访本塞进了双肩包。

3

在帕丁顿车站附近的一家手机店，经一位年轻店员推荐，阿久津买了一部三星牌的预付费式手机，当时设定好就能用了。

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工作。走出手机店以后，阿久津再次把事先写在采访本上的英文念了几遍，然后拿起手机，给那个已经退休的绑票交涉人克林·泰勒打电话。

接通音刚响了两下，一个男人就接了电话。

“您是克林·泰勒先生吗？我是日本《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阿久津？哦，你是昌男的同事吧？”

昌男，应该就是欧洲总分社的木户昌男。

“啊，是的。我刚到伦敦，现在可以跟您见面吗？”

“当然可以。我现在在苏豪区的一个酒吧里，你能过来吗？”

阿久津觉得这位克林·泰勒先生的英语还是很容易听懂的，没想到把店名和地址记下来却花了很大工夫。最初克林说话速度较快，不过阿久津希望他说慢点以后，语速就慢多了。刚才手机店里那个年轻店员也是这样。阿久津很快又在心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人待人还挺热情的。

在帕丁顿站买了一张交通卡，阿久津直奔地铁贝克卢线。让阿久津感到吃惊的，第一件是自动扶梯转动的速度，快得让他感到害怕，可是周围的人一点儿都不介意；第二件是地铁车厢自动门开关太快，喇叭里刚刚传出“Mind the Gap”（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间隙）的广播，车门就关上了。

十分钟以后，阿久津来到皮卡迪利环岛站。这一带矗立着有名的厄洛斯雕像和英国国家美术馆，是伦敦的市中心。走出地铁站，阿久津看到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过的用发光二极管制作的建筑物上的大型广告，再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来到了伦敦。

虽然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日，而且是白天，厄洛斯雕像周围的游客也非常多。从这里向西走三百米左右，应该就是克林所在的英式酒吧。在飘扬着米字旗的威严的建筑物前，行驶着红色双层巴士和黑色出租车。阿久津一边欣赏着美丽的街景，一边分开人流往前走。

克林说的那个英式酒吧是位于拐角处的一座红砖建筑，阿久津很容易就到达了目的地。跟酒吧那敞开的黑漆大门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门前装饰着五颜六色的花篮的柱子。将要接受为期一周的英国文化熏陶的阿久津不由得感慨起来：这才是地道的英式酒吧。

酒吧里边没有开灯，全靠自然光照明。十五个木桌之间的间隔很大，还有二楼，看来可以同时招待很多客人。座位几乎被占满了。阿久津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把手机掏出来，正要给克林打电话，坐在附近靠窗的一个座位上的秃顶白人举起手来。

阿久津问道：“您就是泰勒先生吗？”

“叫我克林就可以了。”克林·泰勒站起来跟阿久津握手。

克林是个大块头，秃顶，阿久津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岁数了。

“我叫阿久津英士。”阿久津坐在了克林对面。

克林已经在喝啤酒了。好像没有下酒菜。

阿久津点了一磅健力士啤酒：“我刚走进酒吧，您怎么知道就是我呢？”

“你显得很紧张嘛。那样一副表情进酒吧的，恐怕没有吧？”克林不紧不慢地回答了阿久津的问题。

阿久津虽然能听懂克林说的英语，但从一开始就感觉被人观察，心里有点不踏实。

静下心来之后，阿久津拿出采访本和数码录音笔，开始采访外国的企业家被绑架的情况和跟绑匪交涉的事例。克林谈到了发生在1978年的法国大财阀在巴黎自家宅邸附近被绑架的事件，以及发生在1983年的中国香港房地产大亨绑架案。还有海尼根绑架案，他表示犯罪集团的灵感来自1977年荷兰的企业家绑架案。

“‘荷兰病[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这个经济术语你听说过吗？”

阿久津摇了摇头。

克林说了声“OK”，两肘撑在桌子上，十指交叉在一起，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荷兰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出口天然气赚了大钱，工人的工资猛涨，社会福利非常充实，富裕一时。”

“一时？”

“是的。出口天然气虽然扩大了贸易顺差，但本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大幅上升，结果使其他制造业出口受到巨大打击，失业率上升。这就是荷兰病。80年代初期，荷兰的失业率达到了12%。”

阿久津在自己写的“The Dutch Disease”上画了一个圈。

“绑架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荷兰陷于贫困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原谅绑架这种行为。”

克林那露在T恤衫外面的胳膊非常粗壮，一看就知道是练过的。秃顶的面庞看上去也叫人感到害怕，但是一跟他交谈，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后来克林又谈到了他自己负责交涉过的绑架事件，还开玩笑说，除了不知道南美那边谁跟绑匪有勾结，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只有这些素材还写不成一篇追踪银万事件的稿子。阿久津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跟银万事件有关的信息。

“再来一杯怎么样？我请客。”阿久津指着克林的空杯子问道。

“你有采访费吗？”

“一杯啤酒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你还想了解别的情况吗？那我也来一杯健力士，好久没喝过了。”

两人都满上健力士之后，阿久津提到了银万事件。克林说：“这个事件我听说过。在英格兰，还有往火鸡里灌水银的傻瓜呢。”说完他禁不住笑了。

“我想请您看看这个。”阿久津把当年报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写的那个便条的英文译文递给了克林。

克林看完以后，嘟哝了一句什么，但由于语速太快，阿久津没听懂。克林又说了一遍“这个事件我听说过”，然后把译文还给了阿久津。

“英士，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克林突然问道。

“有，当然有！”

“也许我能向你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克林说完，一口气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光，道了声再见，转身就走出了酒吧。阿久津完全没料到这个发展，下意识地嘟哝了一句“怎么回事”。想起数码录音笔还在录音，赶紧把电源关了。

阿久津一觉醒来，最初的感觉是全身酸痛。

他转动一下似乎凝固了的双肩，活动一下僵硬的腰身，看看放在枕边的手表，已经晚上8点半了。阿久津觉得肚子饿了，赶紧起来收拾了一下就走出了酒店。

早就听说英国的夏日很长，但刚刚8月下旬，伦敦的夜晚已经凉风习习，犹如晚秋。离开酒店向西走了十分钟左右，来到了贝斯沃特站前面的大街上。这里的餐馆、杂货店一家挨着一家，各种肤色的人挤满了便道。西班牙餐馆、印度餐馆、埃及餐馆……应有尽有。阿久津犹豫了半天，走进了一家泰国料理店，因为他在国外从来没有吃过泰国料理。

点了一瓶泰国胜狮啤酒、一份泰式炒米粉，阿久津打开了采访本。虽然今天的经历有几分苦涩，但采访记录还是要整理出来的。

下午，跟克林分手以后，阿久津走出酒吧，去了附近的唐人街。欧式建筑上的汉字招牌越来越多，就像到了别的国家。西边的牌楼让阿久津想起了日本神户的南京町。

但是，在到处是游客的地方采访并不合适。阿久津突发奇想，在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的情况下，四处打听起那个三十多年前住在这里的亚洲人来。结果可想而知。在伦敦这个待人冷冰冰的城市，被店员轰出来、被人漠视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换作鸟居，在这种状况下能采访到什么呢？阿久津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痛感身处异国他乡的自己能力太差。

看着泰国料理店窗外涌动的人流，阿久津开始吃店员端上来的泰式炒米粉。怎么这么甜啊！没想到竟是这种味道，真叫人难以下咽。

阿久津赶紧喝了一口啤酒，嘟哝道：“伦敦啊伦敦，求求你饶了我吧！”

就像有人在某处看到这个苦闷的男人似的，手机铃声响了。是克林打来的。

“英士，你现在在哪里？”

听到克林的声音，阿久津非常兴奋。说不定今晚能采访到好素材。

“我在贝斯沃特站附近的泰国料理店里。”

阿久津把店名告诉克林，克林说了句“我马上过去”就把电话挂断了。本来期待吃一会儿就能习惯的泰国炒米粉，吃到最后也没能适应，但他还是受罪般全部塞进了胃里。要求太高是吃不饱肚子的。正如人们所说，在英国的餐馆里吃饭，必须预先练习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克林出现在大街上，走进店里马上就坐在了阿久津对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小雨来，克林的T恤衫被淋湿了。

“您不冷吗？”阿久津关心地问道。

“不冷。你在吃什么？”

“炒米粉。已经吃完了。”

“好吃吗？”

“我如果是您，不会向别人推荐这种食物。”

克林笑了笑，把店员叫过来，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瓶胜狮啤酒和写着“热门”的鱼肉炒饭。

“您第一次来这家餐馆吗？”

“以前也来过几次，我在这里除了炒米粉以外什么都吃。”

“……”阿久津无话可说。

店员把啤酒端上来以后，克林举起酒杯，对阿久津说了声“Cheers”（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鱼肉炒饭上来之前，克林已经喝光了一瓶，又要了第二瓶。

“对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日本的色情电影明星怎么都那么漂亮啊？”

这个英国人到底是为什么来见我的呢——阿久津感到有些烦躁，但转念一想，也许人家是为了跟我这个日本人拉近关系才谈到这个话题的。

“的确，现在不管看到多么可爱的女孩子都不会叫人感到吃惊了。”

“是吧？每个女孩子的笑脸都很可爱。”

克林列举了好几个色情电影演员的名字，阿久津连一半都没听说过，只知道讨好地笑着随声附和。

“咱们言归正传吧。英士，做好记录的准备了吗？”克林把吃得干干净净的炒饭盘子推到一边，耸了耸肩，那是典型的外国人做的动作。

“英士找的那个亚洲人，当时是住在苏豪区唐人街的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

“是的。荷兰警察当局委托英国警察和英国军情六处[全称是英国陆军情报六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6，简称MI6），成立于1909年，负责国外情报工作。]锁定过他。后来查明他跟海尼根绑架案无关，就把他从嫌疑人名单中删掉了。”

一听是个中国人，阿久津在心里马上就排除了那个亚洲人跟银万事件有关的可能性。但为了向鸟居报告，还是继续记录下去。

“那个中国人去向不明，但我弄清了跟他谈过恋爱的女人的身份。”

“女人？为什么要去弄清她的身份？”

“她当时是个记者，警察也知道她的身份。也就是说，跟你是同行，也是干媒体的。警方展开秘密调查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她。”

“当时是个记者，现在不是了吗？”

“现在在一所大学教书。”

“她住在哪里？”

“谢菲尔德。”

“谢菲尔德在哪里？”

“你看过电影《一脱到底》吗？”

阿久津摇头。

克林又耸了耸肩：“谢菲尔德嘛，比日本可近多了。”

4

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照进车窗，视野大半被染成了橘黄色。

轻轻摇晃的车厢让阿久津觉得很舒服，他在列车上迎来了早晨。英国国家铁路长途列车的头等车厢，有两人用也有四人用的宽大的桌子，桌子一侧或两侧是宽大的真皮座椅。车厢里有二十个座位，乘客只有十人左右。其中有正在优雅地看报纸的六十来岁的绅士，还有几个看起来是出门办公事的穿着西装的青年男女。

彬彬有礼的男列车员把香肠卷放在了阿久津面前的盘子里，阿久津低头致谢。虽说只是三小段面包夹香肠，但加上一点番茄酱之后，就觉得格外好吃。热乎乎的早餐想吃多少吃多少，饮料也是随便喝。慢慢喝着橙汁小憩的阿久津，尝到了久违的踏实感。

今天早上是在慌乱中做的出发前的准备。日出之前离开酒店的时候，冷得叫他感到吃惊，这哪里是夏天啊！他只好缩着身子走向帕丁顿车站。车站很大，地铁线路不同，进站口也不同。阿久津昨天晚上在酒店里用电脑查好了，直奔北侧的汉默史密斯城市线，没想到那里的铁栅栏门关着呢。看到一块手写的“SUSPENDED”（暂停）的牌子时，阿久津还以为是铁路工人罢工了。

阿久津看到铁栅栏里边有人，就对那人说：“我想去国王十字站。”那人告诉阿久津，这边的供电系统异常，让他去坐别的线路。慌乱之中阿久津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糊涂，竟然走错了路。本来出门前留出了富裕的时间，计划顺便游览一下在《哈利·波特》中常常看到的国王十字站，结果什么也没看成，就慌慌张张地跑进圣潘克拉斯车站，坐上了长途列车。

睡梦中的阿久津被自动车门开门的声音惊醒，抬头一看，那位看报纸的绅士好像刚从卫生间回来。阿久津看了看手表，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看来是太累了。那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早就下车了。

车窗外沐浴着阳光的草地上，有一群黑褐色的牛。三角形屋顶的石头造的房子，隐映在远处的树林里。阿久津一时被美丽的英格兰风光迷住了。由于刚才睡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全身轻快多了。虽然买火车票花了一大笔钱，但值了。

在朗伊顿车站，绅士下了车。下一站是德比站，又有一个中年妇女下车之后，车厢里就只剩下阿久津一个人了。除列车行进的声音以外，阿久津什么都听不到。连一座山都看不到的景色开始让他感到几分寂寥。又过了三十分钟，终点站到了。

谢菲尔德天气晴朗。

阿久津从谢菲尔德站出来以后，上了一辆有轨电车。他从在车里转来转去的性格开朗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有轨电车在铺着铁轨的石板路或柏油路上缓缓前行。在路上看到的大教堂，满溢着欧洲情趣。但是，除此以外再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几幅大概是面向中国人的汉字广告。按人口来说，谢菲尔德是英格兰第五大城市，但让阿久津感到奇怪的是，观光指南一类的小册子里，居然没有关于谢菲尔德的介绍。

在谢菲尔德大学那一站，阿久津和一些学生一起下了有轨电车。天空湛蓝如洗，飘着几朵边缘清晰的云彩，今天也许会下雨。阿久津现在要去接触一下在这所大学教新闻学的苏菲·莫里斯女士。事先没有联系她，是因为阿久津认为用突击采访的方式更能摸准对方的脉搏。不过，对于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艰难采访的阿久津来说，恐怕没有几分胜算。

大学没有集中在一个校区里，各个学科的教学楼错落分布在城市里。有轨电车站两侧的路旁都是很有情趣的红砖建筑。由于没有任何标志，阿久津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时他在车站北侧看到一块木板上画着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院）。

新闻学院在一座比较新的大楼里，入口处有玻璃幕墙。这所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但让人感觉小巧玲珑。阿久津站在附近的一家书店前面，等着学生从新闻学院里边出来。他要在采访苏菲·莫里斯女士之前搜集一下关于她的信息。

最初从新闻学院大楼里出来的是两个女生，紧接着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中国人。也许是阿久津没能解释清楚采访的意图吧，那几个中国留学生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后来又出来了两个提着运动包的白人学生，没等阿久津问话，其中一个就说“我们有急事，你去接待处问问吧”，很快就走掉了。

还要不要继续在书店前面等下去呢？阿久津正在犹豫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学生。那是一个背着双肩包、剪着短发的男青年。不知为什么，阿久津觉得那个男青年是个日本人，就用日语跟他打招呼。男青年惊奇地看着阿久津，礼貌地向他鞠了一个躬。

“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想请您帮个忙。”

“是吗？我家就在《大日新闻》报社附近。”

听到了日语的阿久津松了一口气，立刻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打算采访苏菲·莫里斯。

“我是为了采写一个事件到伦敦来的，采访过程中听说苏菲·莫里斯教授在这所大学的新闻学院任教，就坐火车过来了。我打算确认一下苏菲·莫里斯是不是真的在这里。”

“您就为这个特意从伦敦跑到谢菲尔德来了？太辛苦了……不过您没白来，莫里斯确实在这里，我还听她的课呢。”

“她教什么专业？”

“我在她那里主要学习关于新闻自由方面的课程。调查各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展开讨论。”

精力充沛的男青年让阿久津羡慕不已。什么都没想就当了记者的自己，跟人家比起来真是羞愧难当。阿久津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莫里斯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突然采访她，不会吓着她吧？”

“她的个人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总体而言，她是一个很沉稳的人。如果是日本记者采访她，我认为她一定会很欢迎的。您等一下，我帮您问问她现在在哪里。”

男青年说完转身走进新闻学院大楼。阿久津心想：这个男青年目的明确，动作轻快，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时间过去了还不到五分钟，男青年回来了，亲切地笑着说：“在公园里。”

“公园？”

“莫里斯教授喜欢在公园里看书和思考问题。我也在公园里见过她。谢菲尔德虽然什么都没有，但自然风光美丽无比。”

“哪个公园？离这里远不远？”

“您在有轨电车站那里过马路，西北方向有一个韦斯顿公园，紧挨着韦斯顿公园还有一个克劳克斯沃雷公园，就是那个公园。”

“克劳克斯……什么公园？请您再说一遍。”

“克劳克斯沃雷公园。公园里有一片湖水……也可以说是水库。不管是什么吧，总之那个公园里有个湖，还有儿童游乐场。”

“我知道了。我想直接跟莫里斯教授见面，了解一些情况。谢谢您这么热心地帮助我。”

“不客气。对了……我也想求您一件事。”

“您说。”

“回日本以后，我想向您了解一下报社的事情。”

“没问题，如果能帮上忙的话。回国后您用名片上印着的邮箱地址联系我就可以了。”阿久津跟男青年握手告别以后，走在晴空下的大街上，心情爽快。也许是受到了那个日本男青年的感染吧，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了。但他转念又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老人的想法，自己才这个年龄就这样想，太奇怪了。

虽然在刚才看过的地图上确认了公园的位置，但由于有点疏忽大意，阿久津竟然迷路了。谢菲尔德的大街又宽阔又安静，是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但是，大学的建筑物跟公寓很相似，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走了二十分钟左右，在拐角一座很大的西洋式建筑前，阿久津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那座西洋式建筑是三角形屋顶，外墙有凹凸不平的装饰，非常漂亮。当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所公寓的时候，十分惊讶。自己在日本上大学时租过的公寓，跟这所公寓实在无法相比。

清晨那么冷，可是现在暖和得让人出汗。在风景优美的大街上走下一个缓坡的时候，阿久津终于在右手边看到了一片湖水，还看到了一个儿童游乐场。

“找到了！”

阿久津高兴得叫出声来，直奔公园门口。由于低矮的绿色大门是开着的，他直接跑进了公园。湖在草坪的另一边，几个男人在湖边钓鱼。那个湖虽然很大，但还不能称之为水库。

阿久津在距离垂钓的男人们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正在吃三明治的金发女郎。这个人肯定就是莫里斯教授！阿久津掏出手绢擦擦汗，把刚才脱掉的夹克衫披在了身上。

“对不起！打扰您吃饭了。您就是苏菲·莫里斯教授吧？”

突然有人打招呼，但金发女郎一点也不吃惊，微笑着点了点头。眼角和脖子上的皱纹可以让人感觉到她已经老了，但她的表情里还透着年轻人的好奇心。

“我就是莫里斯，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日本《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大日新闻》？我知道的，是个很大的报社。今天来这边采访？”

阿久津说了声“是的”，征得莫里斯的同意以后，坐在了她的身边。

湖的对岸有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白色建筑物，看上去很有来历。从湖边到建筑物的露天阳台，都是绿色的草坪，草坪上是一条优雅的S形小路。此情此景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到。

“那座白色建筑物是什么？”阿久津问道。

“那是个餐馆，你看，前面的露天阳台上还有餐桌餐椅呢。”

阿久津借称赞英国的建筑物寒暄了几句之后，直奔主题。

“莫里斯教授还记得海尼根啤酒公司的社长弗雷迪·海尼根被绑架的事件吗？”

“当然记得。那时候我是一个报社的记者，虽然没有直接去采访，但我对那个事件非常感兴趣。”

“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四处打听海尼根绑架案，莫里斯教授听说过这件事吗？”

“中国人？那个事件的绑匪都是当地的年轻人吧？”

“啊，是的。不过，我在伦敦听说，那个住在苏豪区唐人街的中国人，在荷兰像个侦探似的四处活动，引起了荷兰警方和英国警方乃至英国军情六处的注意。”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阿久津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只能一拼到底了。

“真的吗？恕我无礼，我还听说那个中国人跟莫里斯教授的关系非常亲密。”

苏菲·莫里斯手里拿着三明治哈哈大笑：“是谁造的谣啊？真可惜，你就是因为相信了这种谣言才跑到谢菲尔德来的吗？”

“嘘——您小声点。”

“好的。那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还是1983年吧？我问你，那时候你出生了吗？算了，你也不用回答我。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当时，绝对不存在跟我有所谓亲密关系的任何一个中国人！”

看着苏菲·莫里斯那丝毫没有动摇的眼睛，阿久津只说了句“啊，是吗……”就沉默不语了。为了找到那个谜一样的中国人，从大阪跑到谢菲尔德，结果白来一趟。采访报告怎么写呢？还有更重要的，怎么向鸟居汇报呢？进行下一步采访的线索一点儿都没有了，阿久津顿时觉得浑身无力，眼前一片漆黑。

“实在对不起，没能帮到你。你也饿了吧？先吃块三明治怎么样？”苏菲·莫里斯把一个装着三明治的小饭盒伸到阿久津面前。阿久津先鞠了一个躬，然后拿起一块夹着火腿和黄瓜片的三明治。看着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湖面，阿久津真想游到对岸去，在那个餐馆里喝个酩酊大醉。

自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阿久津眼前浮现出在泰国料理店白吃白喝的克林的脸，怀着苦涩的心情把三明治塞进了嘴里。

什么味道都没有。

5

拆除了墙壁，把几个小房间打通之后，二楼显得格外宽敞，摆着很多古董家具。

曾根俊也身体弯成反弓形，观察着胡桃木柜橱。柜橱的中央是左右对开的两扇柜橱门，四根细细的柜橱腿让人怀疑它们能不能撑起这个柜橱。顶板很长，显得很不协调。深褐色在光线映照下显出橙红光泽，只是放在那里就让空间显得紧凑。俊也心想，用来装衬衣也许正合适，并一时沉浸在自己这个有趣的想象中。

三年前店铺装修的时候俊也来过这里，店老板堀田信二在向俊也解释古董家具的魅力时说：“一个东西能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存续下来，就说明了一切。”只有真货才能经得起时间的历练。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评价西装。用心做的西装，谁也不会觉得它在衣柜里占地方。

“让你久等了！”

头发已经花白、留着大背头的堀田迈着大步走近俊也。堀田穿着一身非常考究的西装，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制作十分精良。他跟俊也的父亲是同学，今年应该是六十一岁了。他的皮肤很有光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还是您这里有好东西啊！”俊也指着胡桃木的柜橱说道。

“你喜欢吗？便宜点卖给你。”堀田笑了，眼角堆起了皱纹。

堀田在京都市左京区开的这家古董家具店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一楼是英国的古董家具，二楼是日本的古董家具。家具店的外墙是砖砌的，应景地烘托着店铺的气氛。

俊也的店铺装修的时候是请堀田帮的忙，理由之一是早就认识，更重要的理由是有“英国”这个共通点。具有厚重感和高贵感的英国家具，跟俊也追求的英式西装是一样的。

“咱们去里边谈吧。”堀田说完朝里边的会客室走去。枝形吊灯虽然不是很明亮，但走在这个空间里会使人觉得很雀跃。

会客室只有六叠大小，为了跟这个小房间相配，茶几也很小，不过很新，颜色也很亮。一对苹果绿的布艺沙发鲜艳得让人觉得炫目。

“会客室跟店铺的风格完全不同啊！”俊也感叹道。

堀田感到有些意外地问道：“俊也，你没来过这个会客室吗？”

“第一次来。三年前我只参观了您的店铺和仓库。”

“哦，我想起来了。那装修后的店铺，你觉得还合适吗？”

“很好，甚至还有专门来看桌子的客人呢。”

堀田笑着端过来一杯热咖啡。杯子是英国产威治伍德牌的，用来沏红茶也许更合适。

“大热天的让你喝热咖啡，真对不起。我这边没有冰块呢。”

堀田跟俊也的父亲从小时候起就是好朋友，从小学到高中上的都是同一个学校。各自开店以后关系也很好。俊也多次看到堀田到“曾根西装定制”来玩。跟他的绅士外表一样，堀田是一个既有品位又稳重的人。

“俊也的店铺经营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最近年轻的客人增加了。”

“经营新战略的效果出来了嘛！”

“实在谈不上什么战略。”

俊也的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父亲去世前一年，俊也就接手了店铺，第二年跟女朋友亚美结了婚。虽说买卖还在继续，但如果还按照老辈的经营方法做下去，养家糊口就很难了。三年前，趁着改变经营方针的机会，俊也把店里起了毛的地毯揭掉，装修成一家洋溢着西洋情趣的古典风格裁缝铺。

“你母亲真由美身体怎么样？”

堀田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一聊起来就收不住。堀田跟俊也的母亲也很熟。

“母亲嘛……还可以。”

母亲真由美看到独生子俊也的经营方法跟老辈不一样了，心里不高兴，站在新装修的店铺前皱着眉头嘟哝道：“空有佛身没有佛心，还有什么意义。”妻子亚美提出把住宅部分也装修一下，结果引发了婆媳大战，简直就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两年前女儿诗织出生，婆媳二人表面上和气多了，对于受夹板气的俊也来说，却等于又加了一块板子。

“做买卖，形成一种定式很难，但打破这种定式更难。不过，你只要从心底想做好，就一定能做好。你不是别人，你是曾根光雄的儿子，我会支援你的。家具需要修理的话，尽管跟我说，不要客气。”

自己家的事情都被堀田看透了，俊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同时又觉得堀田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心情便不那么沉重了。

堀田坐在对面，手上也拿着一只威治伍德牌的杯子，他看着俊也：“当然，工作以外的事情，你也可以对我说。”说完，他和气地笑了。

最近这八天，俊也一直闷闷不乐。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那盘录音磁带和那个笔记本。一心经营裁缝铺、沉默寡言的父亲，绝对不可能参与那样的事件。但是，既然那盘录音磁带和那个笔记本的内容跟银万事件有关，俊也又不能假装没有这回事。

这件事当然不能跟生病的母亲说，也不能跟每天带孩子搞得身心疲惫、在婆媳关系上神经过敏的妻子商量，那样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跟外人说吧，风险又太大。万一父亲真跟那个事件有关，自己一辈子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看！这就是那个在银万事件中录音威胁别人的孩子！”说不定连女儿都会被卷入诽谤中伤的旋涡。无论如何也得保护诗织啊！

俊也曾查着词典阅读笔记本上的英文，但由于不认识的词语和查不到的惯用语太多，基本上理解不了。他又试着用网上的翻译软件翻译，翻译出来的也是无法读懂的日语，很快就举白旗投降了。

有没有既能为自己保守秘密，又能看懂英语的人呢？俊也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父亲的好朋友，做古董家具生意的堀田信二。他经常去英国进口古董家具，英语一定没问题，而且也能为自己保守秘密。

“堀田先生还记得‘银万事件’吗？”

“银万事件？你指的是那个跟狐目男有关、在糖果里下毒的事件？”

“对，就是那个事件。您是否记得我父亲对那个事件感兴趣？”

“这个可不好说。对了，那时候俊也还很小吧？”

“是的。那个事件发生在三十一年前。”

“这么说，那时候我三十岁……那时候我还没有独立支撑门面呢。事件发生在咱们关西地区，你父亲也许跟我提过这个事件，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

要不要就这样回家呢？俊也犹豫起来。这时候，堀田把杯子放在茶几上。

“俊也，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你。不过，有什么心事我还是希望你说出来。你父亲光雄可是把你托付给我了。”

五年前，在京都市一家医院里，站在俊也的父亲遗体旁的堀田信二满怀诚意地对俊也说：“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了。”想到这里，就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俊也从包里把放入了那盘录音磁带的老式录放机和那个黑色真皮笔记本拿了出来。虽然做好了准备，但心脏还是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前些天我帮助母亲找东西的时候，进了母亲的房间。”

俊也把那天在装着父亲遗物的抽屉里发现了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事告诉了堀田。

“好旧的盒式磁带呀！”堀田把老式录放机拿在手上，看看里面的盒式录音磁带，带着几分怀旧情绪说道。

“磁带里开始录的是我小时候唱歌的声音，后来内容变得很奇怪。”

“变得很奇怪？”

“是的。伏见区有一个城南宫吧？录音磁带里提到了那里的公交车站的长椅什么的，是我的声音。”

“哦？那你为什么觉得奇怪呢？”

俊也翻开那个黑色真皮笔记本：“除这一页以外都是英文。英文我看不懂，但这一页写的是日文。”

“银河，万堂……”

“您等一下。”俊也说着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找到关于银万事件纪实节目的录像，让堀田看。

“到京都去，走一号线……两公里，公——交——车——站，城——南——宫——的，长椅的，靠背的，后面……”

堀田脸上平和的表情消失了，严厉的目光越过手机落在俊也脸上。俊也马上按下老式录放机的放音键，扬声器里传出跟刚才智能手机里完全一样的声音。堀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使用了孩子的录音。”说完双手按住了自己的头部。

堀田盯着茶几，沉默了好一阵。突然，他慢慢拿起了那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和光雄的遗物放在一起？”

“是的。我母亲病了，老婆也靠不住，不知道跟谁说这件事才好，所以……”

“俊也做得对。事关重大，还是不告诉她们为好。”堀田翻看着泛黄的纸页，不时点头。看来他明白了一些俊也不明白的事情。

“您看到什么线索了吗？”

“比起内容来，有一件事更引起我的注意。”

“什么呀？不管是什么，请您一定告诉我。”

堀田用手势制止住身子几乎探过茶几的俊也，指着笔记本说：“比如说centre这个词，这是英式英语。”

“英式英语？”

“对。如果是日本人一直在学的美式英语，最后的r和e前后顺序应该是相反的，应该写成center。”

“美国的英语和英国的英语不一样吗？”

“就像东北方言跟关西方言，不一样的地方多了。别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绝对是说英式英语的人写的。”

到底是个用英语做买卖的人，俊也非常佩服。但俊也并不觉得接近了事情的真相。堀田看了歪着头沉思的俊也一眼，合上笔记本问道：“这个笔记本能在我这里放一段时间吗？”

“当然可以。您在这里边发现什么了吗？”

堀田盯着手指笔记本的俊也，严肃地点了点头。

6

俊也想起来一件事。

背景是浓雾，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但是，肩膀很宽的狐目男的脸却记得很清楚。跟在狐目男身后，俊也走进了一座很小的建筑物。虽然很想确认一下狐目男想干什么，但又很害怕，再往里走也许就出不来了。他僵在那里，对自己说：也许我看错了吧……

“秋装和冬装的面料进货了吗？”是堀田的声音。

俊也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自己的意识不知什么时候飞走了。

“啊，差不多进齐了。我正想把冬装的面料展示出来呢。”

俊也的裁缝铺从大阪一个批发商那里进货。春装和夏装3月进货，秋装和冬装9月进货。规模较大的裁缝铺和有门路的裁缝铺，因为是从国外直接进货，要比俊也早两个月。他们需求量大，不担心差旅费和交际费等费用，俊也没法像他们那样做。通过国内的面料批发商也能买到足够的面料，他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

“我打算冬天去欧洲转一圈，出发之前想在俊也这里做一套西装。”

“真的吗？谢谢您！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做一身好西装！”

没想到又要有一份额外的收入，俊也不禁舒展开笑脸。

“刚才我看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发愣，不要紧吧？”

自从在母亲的卧室里看到录音磁带和笔记本以后，他经常想起一些好像在梦中梦到过的情景。比如跟踪那个狐目男，在现实中是否发生过，他无法肯定，也许只是记错了。但是，那个狐目男的脸非常清晰地印在脑子里，想忘都忘不掉。俊也想着告诉崛田也是徒增他的烦恼，于是随口敷衍：“可能有点紧张。”

“今天要见的这个人我也是第一次见。”堀田说着拿起了茶杯。

在京都市河原町一个小餐馆后部，只有一个单间。此刻，堀田和俊也就在这个单间里。

今天早上，堀田给俊也打电话，说要跟他谈谈“前天那件事”，并告诉他在这个小餐馆见面。晚上扔下大病初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外出，俊也有点放不下心来，但考虑到这个事件毕竟关系到自己家里人，不能交给别人自己就不管，就答应了。妻子亚美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俊也说了句“没办法，这是工作”，就从家里出来了。

“您指的是我伯父的同班同学吗？”

“是的。你伯父年轻时跟那个人关系很好，不过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打听出来的事情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也说不好。”

俊也只知道伯父的名字叫达雄，比父亲光雄大两岁，但一次都没见过面。不仅如此，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俊也还有个伯父，现在是否还活着俊也根本不知道。对于俊也来说，伯父完全是个外人。

“堀田先生跟我伯父关系不错吗？”

“小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柔道俱乐部练柔道。曾根家只有达雄一个人身材高大，光雄和你祖父都是小个子，你也是小个子。”

的确如此。俊也身高还不到一米七，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父亲确实个子很小，而且没听他说过练过柔道什么的。

“我跟光雄从小就是好朋友，达雄对我也不错，比如教我柔道什么的。虽说人有点怪，但不是坏人。”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不知道，三十多年没见过他了。”

斩断缘分的亲戚并不少见，但是跟斩断缘分的亲戚的朋友见面，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俊也一看离见面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就开始问笔记本的事。

“那个笔记本里都用英语写了些什么呢？”

“作为文字来说并不是很流畅，好像就是为了写给自己看的，自己能看懂就行了。俊也，你知道发生在荷兰的海尼根公司的社长海尼根被绑架的事件吗？”

“那个啤酒公司吗？”

“对。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事件发生在荷兰，付给绑匪高额赎金以后，海尼根社长和他的司机才被放出来。不过，绑匪团伙都不是专业的，就是几个当地的年轻人，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抓住了。你父亲留下的那个笔记本里，用英文整理了那几个年轻人绑架海尼根采用的手段，以及为什么很快就被警察抓住了，等等。”

“那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983年11月。”

绑架企业家，而且是大企业银河公司的社长，是四个月以后的事情。这个时间点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在笔记本上写英文的人，或者说父亲，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还有关于企业的股票、记者俱乐部、日本警察机构的记述。”

“这……是不是很奇怪？”

“当然奇怪。虽说做出判断可以依据的材料很少，但有几个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

“线索？”

“先说第一页，写着‘The G. M. Case’，对吧？如果把Case翻译成事件，那么G不就是银河，M不就是万堂[银河用日语罗马字表示是Ginga，万堂用日语罗马字表示是Mando。]吗？”

“原来如此……”

“还有两个线索。一个是曾根达雄三十年前在英国失踪了。”

“啊？”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跟英国联系起来，俊也吃了一惊。笔记本上写的英语是英式英语，如果那个笔记本是曾根家的，很有可能就是伯父写的。可是，那盒录音磁带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这时，老板娘操着柔和的京都方言在推拉门外边说话了。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的朋友来了。”老板娘说完拉开了推拉门。

门外出现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哟，您来啦？请！”堀田站起来迎接，俊也随着欠了欠身子。堀田伸手示意男人坐上座，男人在一瞬间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座。啤酒端上来后，单间里只剩下三个人以后，气氛显得有些僵硬。男人似乎并不知道堀田为什么把他叫来。

堀田自我介绍以后，把俊也介绍给男人。男人吃惊地说了句“是吗……”，随后似乎叹了口气。虽然刚到8月下旬，天气还很炎热，男人的西装扣着扣子，但脸上一点汗都没有。已经有些谢顶却留着分头，眼镜后面的黑眼睛放射出些许怀疑的光。

俊也和堀田一齐把名片递过去，男人说了句“我姓藤崎”，然后找借口似的解释道：“以前我在大阪的一家金融机关工作，但已经退休了，没有名片。”跟伯父是同班同学，那么应该六十三岁了，没有名片也可以理解。

生鱼片、乌鱼子等菜肴端上来之前，坐在下座的两个人一直在谈论买卖上的事情，借以缓和气氛。藤崎作为一个工作过多年的人，模棱两可地应对着，不紧不慢地喝着啤酒。

“要说帅气啊，那得数达雄先生，不管什么时候，穿衣打扮都非常讲究。”

堀田伺机转向正题，藤崎并未显出有任何动摇：“是啊，达雄穿衣打扮的确很讲究。”

“藤崎先生，我没见过我伯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俊也紧接着问道。

藤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你小时候应该见过他。因为他跟我谈起过你。”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至于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嘛……我想不起来了。”

“我伯父一直在英国吗？”

“有一段时间往来于日本和欧洲，快三十岁的时候就一直住在伦敦了。”

堀田一边往藤崎的杯子里斟酒，一边看着俊也说：“你伯父这个人有点过激。”

“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过激派。”藤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堀田听了藤崎的话，脸上浮现出谈生意时那种真诚的笑容。

“过激派？我伯父从事过左翼运动吗？”

“啊，可以这么说吧。不过，那也是有原因的。”堀田很痛快地回答了俊也的问题以后，看了藤崎一眼，意思是让他接着说。

藤崎看着传统的纸糊日式格子推拉门思索了一下，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达雄的父亲，也就是俊也的祖父，当年在东京只身赴任时，跟一个学生组织的关系很好。这个学生组织中的一部分人属于被称为‘新左翼’的过激派。俊也，你知道‘内斗’这个词吗？”

俊也暧昧地点了点头。堀田简短地解释道：“新左翼是‘内斗’中最有名的组织，特别是从1972年、1973年开始，左派组织内部相互对立的两派之间发生了全面对抗，残忍的互相杀戮成了家常便饭。”

“其中很多都是遭受残酷的私刑死去的，只看一看记录当时情况的文字，也会感到身心俱痛。杀人以后不但没有罪恶感，甚至还举行新闻发布会炫耀战果。而且，被杀害的还不只是那些参加了派别的人。”藤崎继续说道。

“跟两派都没有关系的人也有被杀害的吗？”俊也问道。

“有啊。这些人被称为‘误杀’。”

听到这里，俊也大概知道藤崎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我祖父卷入了两派的对抗吗？”

看到藤崎点头，俊也心里乱糟糟的。俊也当然知道自己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但是，祖父究竟是怎么去世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年末。在东京的大街上，你的祖父曾根清太郎遭到过激派袭击。我也就不详细说了，总之是被铁管殴打，死因是脑部损伤。当时才四十五岁。”

祖父那么年轻就死了，俊也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为自己直到今天才关心祖父的事情愕然无语。自己连祖父的照片都没见过，为什么在自己的人生中祖父是那么渺小的存在呢？也许父母基本上没有提起过，不，应该说一次也没有提起过祖父，是最大的原因。听到祖父不幸的死亡，虽然不能说不悲痛，但与其说是悲痛，倒不如说是困惑。

“作为‘内斗’的一条新闻，报纸上报道了清太郎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因此葬礼是在东京悄悄举行的。你祖父所在的公司被认为跟极左集团有关联，所以把参加葬礼的人数限制在最少数量。公司虽然给了一些抚恤金，但态度非常冷淡。后来袭击清太郎的罪犯被逮捕，清太郎也恢复了名誉，可是，公司连一根香都没给上。对此达雄极其愤慨。”

“这些事情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

“在我看来，达雄和光雄看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裁缝专业学校毕业的光雄，比上过大学的达雄冷静多了。愤怒也好，悲伤也好，光雄从来不表现出来，而是默默地踏进了专门为别人制作西装的世界。”

听了藤崎的话，俊也心想：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如果陷入那样一种境地，恐怕也会像父亲那样。

“跟光雄形成鲜明对照的达雄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那个袭击清太郎的罪犯被逮捕以后，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达雄失去了发泄愤怒的对象，转而恨起清太郎所在的公司。他的想法比较极端，认为公司用完了他的父亲就无情地抛弃了。就在这个时期，曾经跟清太郎关系不错的学生组织来到京都，见到了达雄。达雄跟这个学生组织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后来达雄就加入了跟他心目中的敌人对立的左翼集团。从那时候起，就常听他说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俊也知道，1974年，日本学生运动已经转入低潮，过激派组织日本联合赤军制造的浅间山庄事件[指1972年五名联合赤军成员在长野县绑架浅间山庄管理人妻子的事件。]也已经过去两年了。

“高呼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达雄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恐怕就是你祖父清太郎生前工作过的公司。”

“可是，我祖父是被过激派杀害的，伯父没有恨公司的道理呀。”

藤崎笑着对堀田说道：“果然是光雄的儿子。”

堀田拿起酒瓶，一边往俊也的杯子里斟酒一边对他说：“刚才我说过，在笔记本里找到了相关的线索，对吧？”

换句话说，也就是俊也的伯父跟银万事件有关的线索。其中一个线索是伯父三十多年前在英国失踪了，另一个还没来得及说。

作为回敬，俊也给堀田斟满了啤酒。堀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你祖父清太郎生前工作过的公司就是银河糖果公司。”

“啊？”俊也看了堀田一眼之后，又看了藤崎一眼。藤崎脸上假面似的笑容消失了。

“藤崎先生，今天我们请您到这里来，就是想确认一下俊也跟达雄先生和那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藤崎盯着自己面前盛着京都有名的日本料理汤叶刺身的小碟子，没有说话。从表情上看，好像他知道什么事情。

“藤崎先生从中学到大学一直跟达雄先生在一起。据我了解，知道达雄先生的事情的，除你以外没有别人。”

上座后面的墙上，一幅京都的风景画映入了俊也的眼帘。那幅画应该是从上往下看的二宁坂的石阶。商店的屋顶环绕着石阶，淡淡的垂枝樱花是二宁坂的骄傲。藤崎坐在那幅美丽的风景画下面，表情很严肃。

“您最后一次见到达雄先生是什么时候？”堀田也不管藤崎表情严肃不严肃，继续追问。俊也更是豁出去了，压抑着内心的焦躁，恳求道：“藤崎先生！”

“前些天，我在家里偶然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一件是老式的盒式录音磁带，一件是黑色皮革笔记本。笔记本里写的几乎都是英文，最后两页是银河糖果公司与万堂糕点公司的基本信息……”

俊也把录音磁带里收录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跟银万事件中绑匪使用的录音是一样的种种情况都告诉了藤崎。但是，面对这件足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事情，藤崎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看着藤崎那缺乏变化的表情，俊也见最后一张王牌也不起作用，内心非常焦虑。本来以为把一切都说出来会轻松许多，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说不定自己这样做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会招致极大的麻烦。想到这里，俊也害怕起来。

藤崎盯着俊也的脸看了一会儿之后，把视线移到别处，说了声“这样啊”，随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稀疏的头发。

“对不起！打扰一下！”老板娘进来撤盘子。刚才吃的都是小菜，这次上了三碗米饭。

单间里再次剩下三个人以后，坐在下座的两个人一言不发，默默地等着藤崎开口。

“其实……达雄回过日本。”

一瞬间，堀田和俊也的呼吸都停止了。俊也先于堀田喘过气来，马上问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984年2月。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达雄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我认为他一直在英国，接到电话吃了一惊，但我还是很高兴能跟他一起喝一杯。可是一见面，我更吃惊了，一向穿衣打扮都非常讲究的达雄，竟然穿得破破烂烂……”

看到藤崎的表情变得很难看，俊也预感将有重要的真相被披露出来。一想到达雄是自己的伯父，俊也全身都僵硬起来。

“我意识到他的生活一定非常窘迫，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借给你点钱吧’。没想到那小子说‘我不要你的钱，只想让你告诉我一件事’。”

藤崎抬起头来，看了看堀田和俊也，继续说道：“达雄说了五个公司的名字，说是要了解一下这几个上市公司股票的行情。我虽然在金融机关工作，也不能说了解所有公司股票的行情。当时的情况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说的那几个公司的名字中有又市食品公司、万堂糕点公司、希望食品公司。当然，我是后来才注意到的。”

“还有两个公司呢？银河、鸠屋或摄津屋吧？”堀田问道。

“都不是，不过，另外两个也是食品公司。”

藤崎虽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俊也一听另外两个也是食品公司，预感更强了。在银万事件初期，犯罪团伙攻击得最多的是四个公司，伯父要了解其中三个公司的股票行情，而且是在银河公司社长菊池政义被绑架一个月之前。

犯罪团伙犯罪时，伯父在日本！

“达雄还说出了四个人的名字，问我知道不知道。其中有两个人我听说过。说老实话，我绝对不想跟那两个人有任何关系。”

“四个人都是男的吗？”

“对。”

“您听说过的那两个人是谁？”堀田穷追不舍。

藤崎摘下眼镜眨了眨眼睛：“这个嘛……”看来他不想说。

“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我不是信不过你们。可是，这个世界上，无法断言谁跟谁有没有关联，而且那两个人都已经去世，想找也找不到了。”

“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件，您不想被卷入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既然人已经去世了，就无所谓了吧？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是听您说的。”

堀田逼得紧，俊也则向藤崎低头鞠躬。藤崎重新把眼镜戴上，又用手指梳理了一下稀疏的头发，总算说出了那两个人的身份。

“那两个人啊，一个是暴力团的成员，另一个是交易中介人。”

“交易中介人？”俊也不由得问道。

藤崎一边斟酌字句一边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钱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跟金钱有关的交易中介最来钱。人哪，最害怕虚幻的东西。现在，虚幻的东西不吃香了，不过在昭和时代，虚幻的东西能变成钱。”

藤崎说话，始终就像要避开地雷似的。尽管如此，俊也心里还是有了一个轮廓。他已经活了三十六年，也经历过一两次理解不了的事情。

“那两个人都跟股票有密切关系，所以我劝达雄不要去找他们。我不知道他找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离他们远点。”

在俊也的脑子里，连伯父的剪影都描绘不出来。他想给黑暗中伯父的脸上打上一束光，以便看清他的真面目。银万事件的罪犯就要在自己眼前浮出水面，俊也内心深处涌上来一股纯粹的兴奋。

至少藤崎先生知道事件的真相。不过他虽然知道，三十多年来却什么都没说。

“我伯父是怎么回答的？”

“他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伯父的笔记本为什么在我家里呢？父亲是帮凶吗？

在银万事件里，有三个小孩子跟事件有关。另外两个小孩子的录音也被犯罪团伙使用过。除自己以外的另外两个小孩子是谁呢？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如果是伯父和父亲让那两个孩子卷入了银万事件，自己作为跟伯父和父亲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不是得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想到这里，刚才那种纯粹的兴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恐惧。

“那个暴力团成员和那个交易中介人的名字，您能告诉我们吗？”

堀田的声音打断了俊也正在朝负面方向回旋的思考。

“不能，您饶了我吧。”

当事人已经死去，而且发生在三十多年前，是什么让藤崎这个六十三岁、很有见识的男人如此恐惧呢？俊也心里明白，知道得越多越危险，但他有一个更强烈的想法，那就是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这件事。

“藤崎先生，初次见面就向您提这么高的要求，我也觉得过分。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为什么录音磁带会在我家里？为什么犯罪团伙使用我的声音去犯罪？”

俊也郑重地向藤崎鞠躬。藤崎皱起眉头，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心神不定地前后摇晃着身子。过了好一阵，才在叹了一口气的同时松开了交叉在一起的胳膊。俊也和堀田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

藤崎就像打定了主意似的点了一下头，眼睛看着桌子，用没有一点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以后的事情我不会再参与了，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有一个熟人，他说他见过犯罪团伙聚在一起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