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手边有一份日本关东地区的地图，请随我一起打开它，以北部某个地点为圆心，画出一个半径十公里的圆。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居住着普普通通的人们。房屋鳞次栉比，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到处欢声笑语。

要是告诉你，在这个小小的圆形区域内，十七年间有五名女童无故失踪，你会作何感想？这些小女孩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有的被找到时，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且，凶手尚未落网。

这不是小说情节，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这么一个小地方，会对小女孩下手甚至杀害她们的人不可能有很多。”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认为，这是同一个凶手在连环作案。

我深以为然。

可如果侦查机关不这么认为呢？如果他们逮捕了其中一起案件的凶手便以为大功告成了呢？如果这个被抓捕归案的“凶手”是清白的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居住区，也许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在路上、公园、弹珠游戏厅、超市，你可能每天与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擦肩而过。也许你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妹妹或孙女，在下一个被害人出现之前，谁能保证明天卷入案件的不是自己珍视的家人呢？

现实中就是会发生这么残酷的事，例如“足利事件”。

警方以诱拐杀人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名叫菅家利和的男人，检方随后提起公诉，最高法院做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整个过程被媒体争相报道。因杀人案而胆战心惊的居民纷纷松了一口气，安心回归各自的生活。

但菅家是清白的。由于失当的侦查、杜撰的证据、虚假的供述，菅家被关押在狱中十七年半。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决定，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自由与时间；更可怕的是，还给了真凶“特别恩典”——一个名为“时效”的沙漏。就算日后日本司法机关承认了失误，还菅家一个公道，真凶依然获得了“免死金牌”。

真的就此作罢吗？

倘若冤案已经平反，警方是不是可以重新立案侦查？检方也应该立即行动。还有媒体，难道就不用报道真凶逍遥法外的危险了吗？

作为记者，知道多少就报道多少，是我的工作。亲赴现场，事无巨细地调查案件和事故背后的真相，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三十年。这片被称为“调查报道”的领域，就是我的战场。

还是周刊新闻记者时，我写过一本书，名为《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1999年10月26日，年轻女子猪野诗织在日本埼玉县JR桶川站前被人持刀刺死。诗织生前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多次报警却没有得到重视。在这起案件的报道中，日本各大媒体只知道对着政府机关文件照本宣科，让诗织从被害人变成八卦主角。在诸多无视与不屑中，本书作者多方走访调查，找到了凶手，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是对该案的记录。]。一本“三流”周刊以调查报道挑战“一流”媒体手头的官方消息，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我还是踏上了独力采访之路，最终揪出凶手，揭露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如今旧事重提，是因为本书中的案件与“桶川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的案件使我知道，警方为自我保护会指鹿为马，媒体也会被警方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消息牢牢操控。日本司法系统与媒体联手修建起来的围墙坚不可摧，一介小小记者实在势单力薄。因此我执笔写书，只为将信息传递出去。

遗憾的是，情况并无改变。不仅如此，还在继续恶化。

通过本书，我想说，已经平反的冤案“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公众并不知情而日本司法系统极力想压制的“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身藏暗处的真凶以及某个“炸弹”，我要在书中一个个揭开其庐山真面目。

我最想说的是，在日本，声音最为微弱的五个无辜女孩从世上消失了。

我不会就此作罢。

绝对不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清水洁

❶ 福岛万弥遗体发现地

❷ 长谷部有美遗体发现地

❸ 大泽朋子遗体发现地

❹ 松田真实遗体发现地

❺ 横山由佳梨失踪地

床的周围有动静。

有好几个……小孩。

都是小女孩。

有笑声。

这几个小女孩在我床边蹦跳玩闹。

虽然很奇怪，可我居然不害怕，依然躺在床上，感受着她们的快乐。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说话了：“喏，给你！”

她递给我一个盒子——之前明明无法动弹的我，不知为何已经坐在床沿，伸手接过了这个铁皮盒子。

“你把盒子打开，好吗？”

把小盒子放到我手上的圆脸小女孩歪着脑袋抬头看着我，乞求我打开它。

这好像是个装糖果或饼干的可爱铁皮盒子，不过不是普通的四方形，而是个房子，确切地说，外形上是个房子，盖子就是斜屋顶。房子通体金黄，还画着色彩斑斓的瓦片与门窗。

我在小女孩的乞求声中伸手要去揭开盖子，这才发现盖子边缘缠了一圈透明胶带，盒子还有点生锈了。

我摸索着找到胶带头，慢慢撕下它。胶带非常柔软，在我手中一点点展开，缓缓从盒子上剥落。我用指甲抠住盖子边缘，稍一使劲，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