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四十八分菅家先生出狱了！菅家先生于再审前被释放！”

“菅家先生，恭喜你！”

商旅车的车窗摇下近五十厘米，媒体记者的叫嚷声、相机接连不断的快门声、刺眼的闪光灯排山倒海般涌了进来。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这辆车从千叶监狱缓缓驶出，六十二岁的菅家利和从车窗探出身子，向拥挤在四周的媒体记者挥手致意。经过前所未有的DNA型再鉴定，菅家一案最终被认定为冤案。度过了十七年半的铁窗生涯后，他出狱了。

作为采访者，我与菅家同乘一辆车。在四周不断亮起的闪光灯下，我稳住身体，举着摄像机，通过取景框注视着这个两鬓斑白的男人。

我们头顶的上空盘旋着数架电视台的采访直升机。车子驶出监狱大门，好几辆摩托车立即紧紧跟随。各家媒体为报道此次再审前释放，几乎倾巢而出。

这是我第一次与菅家见面，虽然才不到五分钟，我们却有种彼此早已熟悉的感觉。

十七年半的牢狱生涯——我犯难了，不知该如何与他谈起。是说“你辛苦了”，还是“你觉得狱中的日子漫长吗”？车子一路向前行驶，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情急之下，我说出一句很苍白的话：“菅家先生，你现在已经出来了……”

菅家望着我不住地点头，笑眯眯地说：“我很高兴。”

车子离开监狱后沿着日本的国道前行，开往千叶市的酒店，那里有一场记者见面会在等着他。车窗外是大家见惯的“外面的”景色，菅家痴痴地贪看不已。

我长达两年的采访如今可以画上句号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今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菅家释放，“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真相也终于要浮出水面。

时间回到两年前。

二〇〇七年六月，日本电视台报道局。

办公室一角，新闻快报的提示音、怒吼声、年轻员工小跑的脚步声交杂起伏。一张桌子上资料堆积如山，摇摇欲坠。那是我的办公桌。当时的我供职于电视台社会部，是一名电视台记者。

手头的工作和以往并无太大分别。我不曾加入记者俱乐部[1969年11月成立，由日本报社、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的独立组织，是日本记者交流、采访的重要活动场所。]，主要负责跑现场、采访和调查报道。在一群忙于新闻直播与节目制作的年轻同事当中，我执着于某个案子或者事故，一旦得到线索，便立即外出采访。早年做周刊记者时，我追踪过杀人犯，也调查过警方都不管的“未侦破案件”，如今的我仍做着这样的工作。

“去吃饭吗？”

我正伏案看报，社会部部长衫本敏也过来跟我打了声招呼。他曾是田径运动员，后来做记者，带队报道过涉及警视厅[管辖日本东京都治安的警察部门，由日本警察厅直接监督管理。]、日本司法部门的重大案件，如今的他已是一位了不起的管理者。

我们穿过一条狭窄昏暗的石板小巷，不知转了多少个弯，走进银座一家高级寿司店。

吃饭时，我正要伸手去取最后一个黄瓜卷寿司，衫本部长突然压低声音说：“其实，我想做个报道特辑。”

我一听，立即把手缩了回来，双臂交叉在胸前，抬头望向天花板。“是吗？”我简单的回答在店内安静的空气中显得突兀。

部长眨着眼睛，侃侃而谈。他脑中有个非常庞大的构想：定下一个主题，用一年时间来报道，报道的结果要“撼动日本”。

这个节目就是后来的《ACTION：撼动日本》。当下的我佯装冷静，脑子却转个不停。部长在说什么？撼动日本？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部长对我脑中的念头一无所知，继续说道：“清水，让你来做的话，你觉得报道一些尚未侦破的案件如何？”

尚未侦破的案件——这个说法确实让我这个调查记者心动。可是，如果以撼动日本为目标，负责这样的案件报道意味着什么？

不就意味着只能去“侦破”案件了吗？可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检察官，只是一个在案件周围徘徊的普通记者。调查、采访、报道是我的工作，侦破案件可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虽然我之前也做过超出记者本职的工作，可从没有这么大阵仗。

几天后，我约了一位女同事在台里的自助餐厅见面。

她叫衫本纯子，与部长同姓，为免混淆，我连名带姓地称呼她。衫本纯子以前是新闻类访谈节目《Wide Show》的记者，我与她相识在一九九八年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1998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喱案，祭典中的咖喱被掺入砒霜，造成4人死亡，多人送医。]现场，当时我是写真周刊《FOCUS》的记者。后来我们又在很多案发现场碰到，再后来机缘巧合到了同一家电视台工作。我打算把她也拉下水。

一九九九年，埼玉县发生一起震惊日本的“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嫌疑人八木茂是某公司社长，还经营了一家居酒屋。居酒屋一带连续发生离奇死亡案，媒体蜂拥而至，八木顺势在自家居酒屋召开了两百零三场收费的记者见面会，信心十足地拍胸脯保证——这些都不是犯罪！

八木对我的报道十分不满，在记者见面会上对我吼道：“你那是什么狗屁报道！”他还在居酒屋墙上贴出告示，圈出我的名字说我是“最差记者”，搞得像通缉令似的。衫本纯子曾指着这张告示捧腹大笑——一个杀人案的嫌疑人竟然评我为“最差记者”。

衫本纯子跃跃欲试，立刻带了一份未侦破案件的清单来见我。重大案件都有追诉时效，即使是足以判死刑的重案要案，只要凶手逃得了二十五年，便是无罪。因此我们商定，既然要做，干脆就挑时效快到的案件来做。就是要用这样的案件来撼动日本。

清单中有二十多起未侦破案件，既有“八王子超市枪杀事件”“世田谷灭门事件”[1995年，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3名女店员被杀害；2000年，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宫泽干夫一家4口被灭门。]等大案，也有我没听说过的。每起案件她都整理出了梗概，这份清单分量不轻，我们逐一讨论，一行字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

弹珠游戏厅诱拐事件。

案子还没侦破吗？

这是著名的女童诱拐案“横山由佳梨诱拐事件”，一九九六年七月发生在群马县。

四岁的横山由佳梨在太田市一家弹珠游戏厅失踪。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名可疑男子，警方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公开了他的影像。由于案情始终不明朗，连带着时效期限也模糊不清。

监控录像中，当时明明是酷暑天气，那名可疑男子却穿着深色长袖夹克、肥大的长裤。他在游戏厅里阔步闲逛，却对游戏台视而不见。随后他坐到了一条长凳上，紧挨着由佳梨，还对她频频耳语。由佳梨不知听到了什么，看上去非常开心。男子指了指门口就出去了。不一会儿，由佳梨也追了出去。

由佳梨至今下落不明。那段监控录像被警方送到电视台循环播放，嫌疑人的通缉海报也贴满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我在札幌、大阪、鹿儿岛都见过。铺天盖地的通缉之下，却没有出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男子的身份依然成谜。录像中他的走路方式那么特别，警方为何迟迟无法锁定凶手呢？一种异样感在不断地刺激我。

黑色、蓝色、绿色。我握着四色圆珠笔，咔嚓咔嚓地按动按钮。停下来时，出现的是红色笔头。

就它了。

我在清单上的这一栏画了个红圈。

先做前期调查。我回到资料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与衫本纯子分头上网查资料、去资料室寻找陈年报刊、调取当年的新闻影像。我们只是初步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便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

发生“横山由佳梨诱拐事件”的六年前，群马县邻县栃木县的足利市也发生过一起弹珠游戏厅女童诱拐案——一九九〇年五月的“松田真实诱拐事件”，也称“足利事件”。

四岁的小真实跟着父母来到弹珠游戏厅，随后下落不明，第二天，人们在附近的渡良濑川岸边发现了她的尸体。小真实遇害时与由佳梨同岁。

足利市在哪儿呢？我将一份颇有年头的关东地图册翻开。

群马县与栃木县虽然行政归属不同，但这两起案件的发生地太田市与足利市紧挨着，开车或者搭电车就可轻松来回。两个女孩失踪的地点，即两家弹珠游戏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大概十公里，也就二十分钟车程。

这是个巧合吗？

继续调查，我发现足利市发生过不止一起类似案件。在“足利事件”案发六年前，还有一起女童失踪后被害的案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长谷部有美事件”。

五岁的小有美也在弹珠游戏厅失踪。一年零四个月后，人们在市内的某块农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我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以下信息：

这三起案件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一个范围不大的地域内，被害人都是年幼的女孩。

为何诱拐地点都是弹珠游戏厅？我把时间范围锁定在这三起案件发生的十二年间——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六年，翻遍了当时的报纸，也问遍了日本的警察局，再也找不到其他类似案件。

我扭头问坐在隔壁噼里啪啦敲电脑的编辑齐藤弘江：“你听说过栃木县的弹珠游戏厅诱拐案吗？”

齐藤是栃木人，他应该对当地的案件有些印象。果然他答道：“当然知道啦。小时候爷爷反复告诫我，不许靠近弹珠游戏厅，里面有拐骗小孩的坏人！”

看来栃木县的人都知道。

如果跳出“弹珠游戏厅”的限制，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诱拐并杀害女童的案件：一九七九年八月，足利市内，一个五岁女孩在自家附近的神社失踪，这是“福岛万弥事件”；一九八七年九月，群马县尾岛町（今太田市），八岁的大泽朋子在公园里失踪。这两个女孩的尸体后来都在河边被发现。

五人中有三人被抛尸在河边？

我翻开地图册中太田市那页，找到大泽朋子失踪的公园与横山由佳梨失踪的弹珠游戏厅，用手指大概一量，两处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公里。

太近了。

地图册一会儿被我翻到太田市那页，一会儿又翻回足利市，实在麻烦。于是我出去买了两张地图，铺在工作台上一看，发现这两个城市所在的两县县界竟如里亚斯型海岸般曲折复杂。

衫本纯子沿着县界将两个县的地图剪了下来，再用胶带粘在一起，制成了一张巨大的拼接地图。我们在已经明确的诱拐地及尸体发现地做上标记，发现这些标记集中在这张地图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县界附近。

十七年间，在栃木与群马的县界附近方圆十公里的区域内，发生了五起女童被害案，每隔三到六年就会发生一起。我长期进行各类案件的采访和报道，却从未见过这样集中的案发区域。

我将这些案件的共同点罗列出来，它们几乎指向同样的“作案手法”。

一个想法在我脑中逐渐清晰——这是同一个人五次诱拐并杀害女童的重复性犯罪吗？或许可以称之为“北关东连环杀童案”。

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吗？真的会是警方没有承认、媒体也没有报道的连环重案？有没有模仿作案的可能？可如果是模仿作案，为何要选距离这么近的地点？太多疑惑尚待解答。还不能轻易下判断。

我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栃木、群马、埼玉一带，果然又发现了三起未侦破的类似案件，分别发生在日光、今市、桐生。经过深入研究，我最终认定这八起案件共同点太少，区域与年代的跨度也太大。

还是决定聚焦之前列出的五起案件。

我调出台里保存的相关新闻影像：案发的弹珠游戏厅、在游戏厅周围侦查的警察、航拍的尸体发现地、河岸边随风摇曳的芦苇、波光粼粼的河面……从我眼前一一掠过。接着是这五名女童的照片——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五张可爱的脸。

脸庞圆润、眼神羞怯的福岛万弥。

身穿幼儿园园服、露出两条黄色书包肩带的长谷部有美。

站在杜鹃花丛前的大泽朋子。

一头黑发、戴着红色运动帽的松田真实。

身穿条纹上衣、梳着两条辫子、冲镜头微笑的横山由佳梨。

笑眼弯弯，传达着对摄影者的信任。这五名天真无邪的圆脸女童，难道只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区域，就必须承受从此失踪，甚至死去的命运吗？

我盯着那张拼接地图上的县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足利市的三起案件归栃木县警方侦办。

太田市的两起案件归群马县警方侦办。

这条县界有没有可能成了警方办案的障碍，导致两边警方的线索与侦查中断？理论上，各县警方可以信息共享，可实际上，邻县的警方之间通常关系交恶——遇上吃力不讨好的案件，两边警方就相互推诿，能轻松破案的就你争我抢。

某警察局的侦查员曾有过这样的抱怨：“住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女人失踪了，考虑到有被害的可能，我们出警了。几天后，她的尸体在隔壁县被发现。隔壁县的警方说，这是他们的案子，让我们不用过去了。这个案子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抛尸的问题，所以那边就随便查了查。”

在一个交通便利、人来人往的生活圈内，警方居然有“这边”与“那边”之分。这五起案件就发生在如此复杂的地方。

跨越县界就导致线索中断、侦查中止，实在令人头疼。日本警察厅针对这一弊病制定了《跨区域重要案件特别侦查纲要》。我采访过的几大案件都遵循了这份纲要，例如绑架食品公司社长并往巧克力中投毒的“格力高·森永事件”；以及袭警夺枪、接连抢劫射杀他人，令全日本陷入恐慌的“胜田清孝连环杀人事件”。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跟进了一起发生在埼玉县与东京都的连环杀童案，这起案件被命名为“警察厅跨区域侦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

警察带嫌疑人去指认现场那天，天气非常恶劣，狂风暴雨。我在现场等候，嫌疑人迟迟没有出现。我带的尼康F4相机是装电池的，早已泡水不能用了，只好指望另一台全机械F2相机。

被警车带到暴雨现场的嫌疑人叫宫崎勤。他杀害了四名四岁到七岁的女童，不仅毁坏尸体，还将被害人的遗骨丢弃到她们各自的家门口，手段非常残忍。作案后宫崎发现警方并未注意到他，便以“今田勇子”的假名给媒体寄了一封犯罪声明。他不仅夺走了无辜女童的性命，还往家属伤口上撒盐，真是卑劣至极。

他出现时被一群刑警围在中央，头上蒙着一件外套，完全看不到脸。他走了几步便停住，伸手指了指地面，那应该就是抛尸的地点。

警方用行动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基于人权，不能公开嫌疑人的脸。我看着取景框，不由得怒上心头。这世上对人权最大的侵犯，就是杀人！我克制着自己才没把那台坏掉的相机砸到那个恶棍脸上。

“宫崎事件”的四个诱拐地点分别是埼玉县入间市、饭能市、川越市以及东京都江东区，十分分散。宫崎驾车四处流窜，若将这四个地点囊括进一个圆圈内，半径可达二十五公里。

四起案件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之间，前后共十个月。警察厅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将其列为跨区域侦查重要案件的。可事实上，在这之前的七月宫崎已经因为其他案件被捕——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猥亵一名女童时被其父亲扭送到警察局。嫌疑人已经进了警察局，那么所谓的“跨区域侦查重要指定”是怎么回事？难道并非为了逮捕凶手，而是为了公平立案，维系各个警察局之间的关系？

与这起“警察厅跨区域侦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相比，在方圆十公里内多次案发的北关东案看来像是同一个人连环作案。

只是，这个假设有个致命的缺陷——这五起案件中，有一起的“凶手”已经被捕，案子已经“侦破”。

之前提到的“足利事件”中，把小真实从弹珠游戏厅带走并杀害，被栃木县警方逮捕的人，就是菅家利和。被捕时，菅家四十五岁，是幼儿园校车司机。

将他定罪的决定性因素是“自供”与“DNA型鉴定”。

那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判决中将DNA型鉴定视作证据，这让菅家的有罪判决板上钉钉，他被当庭宣判无期徒刑。打开当年的报刊，还能轻松找到《科学侦查的结果》《“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的DNA型鉴定》等警方自夸的评论文章。

若我的假设成立，上述“事实”将会被推翻。媒体必然哑口无言。

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案件——“足利事件”“福岛万弥事件”“长谷部有美事件”是被当作连环案件来侦办的。对菅家的调查也沿着这个方向严格进行。可是，“足利事件”之外的两起案件最终都以“不起诉”的结果莫名其妙地结案了。对媒体来说，连环案件中其中一起的凶手被逮捕、起诉、判刑，他们对其他案件的关心程度便会骤然降低，公众也会产生连环案件已经侦破的错觉。

可是，在“连环案件破案”之后，为何还会发生太田市的“横山由佳梨事件”？这就是我明知连环案件的凶手已经抓到却依然坚持调查的原因。即便“足利事件”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而定罪的，我依然抱着解开疑惑的决心，伏案埋首于海量的资料中。

菅家在狱中一直坚称这是一起冤案，可是并未被采信——总有受刑者声称自己蒙受冤屈、遭到错判。菅家原本就是自供，还有科学警察研究所（以下简称“科警研”）的DNA型鉴定当作物证。作为日本科学侦查的最高机关，科警研的DNA型鉴定怎么可能出错呢？鉴定的精确度已达到“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被鉴定结果锁定的人又亲口招供了——菅家必是真凶无疑。

日本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冤假错案几乎不存在。况且这次的证据是自供与DNA型鉴定。什么连环案，都是我的妄想。我非常清楚，对于记者而言，这种假设是万万碰不得的雷区。

我对自己说：停下，赶紧停下！再纠缠这种危险的案件，别说撼动日本，自己的饭碗都可能不保。我将拼接地图叠起来，啪地扔回桌上，关掉电脑。回家前不如先去高架桥下的烧烤店喝点啤酒吧，店门口的红灯笼在召唤着我。我站起身来背对着桌子。

下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几个孩子的脸……

真的要放弃了吗？菅家被捕后发生的“横山由佳梨事件”凶手真的另有其人，只是作案手法相似吗？我又不自觉地转身面对办公桌，扫视着桌面，视线最终落在刚刚扔下的地图上。心情说不出来地糟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越深入调查这一连串案件，我越是有种“这里头有古怪”的感觉。我背着挎包，单手将那份折起来的地图轻轻地打开。五个圆形标记集中在地图中央，只有一个已经“破案”，十分怪异。

我缓缓坐回桌前。

我把挎包取下，放在脚边，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支圆珠笔，下意识地按动着按钮。我坐在椅子上转圈，两手交叉抱住后脑勺，仰头望向天花板上刺目的白炽灯。

假设一下。仅仅是假设，万一——不，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如果菅家是被冤枉的……

我对这五起案件的思路发生了巨变。

宛如奥赛罗棋的黑白逆转，如果将已经定罪的“足利事件”从黑面翻成白面，整个棋盘上的颜色便全是白色，这一连串案件就变成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而我必须直面以下事实：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五个小女孩接连失踪或丧命，凶手本该被处以死刑，现在却安然无恙。一无所知的人们每天在路上、超市、游戏厅与这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擦肩而过。那个看上去那么喜欢孩子、与小女娃娃漫不经心聊天的人居然是连环诱拐杀童案的真凶。假如，明天出现了第六个被害人……

不！绝不可以再出现这样的事。倘若我最后白忙一场，证明“足利事件”早已妥善解决，也是不错的结局。可如果意识到冤案的可能性却袖手旁观……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视线又移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上。我要继续从中寻找线索。

日复一日，我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

曾经有人告诉我：调查一百页资料，才能写出十页的报道；如果只调查十页，就只能写出一页的内容。我只能一点一点寻找线索——从报纸到资料里的起诉书、初始陈述书、判决书……连日在台里、图书馆、资料室埋首，案头的文件越堆越高，摇摇欲坠。我反复阅读菅家的供状，试图从中找出矛盾点；又对照案发地的地图搜集信息；有时也进行电话采访。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DNA型鉴定的基础知识。

任何资料我都不轻易相信。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书、初始陈述书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全来源于日本司法机关提供的信息，辩护律师撰写的材料则只是一味地辩护。

作为记者，我不为他人的利益去采访报道，只以事实为依据。自打从事这份职业以来，我便牢记：兼听则明。

调查到了第二周，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

当时房内夕阳西晒，我埋首纸堆，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资料。这份资料不知为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曾经无数次拿起又放下。这次我突然看懂了它。

这是一个媒体和司法人都未曾留意的事实，分量轻到所有人都轻易地忽视了它。我找出与这份资料相关的其他资料，将它们装进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不断增厚，我反复检查确认其中有无矛盾之处。

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浮现在我眼前，一个推论直击我的大脑。

次日，我将五名女童的照片打印出来，并排摆在桌上。

此次报道的宗旨是追踪未侦破的案件，可如果我追踪调查的是“已侦破的案件”，这能成为一个节目吗？《ACTION：撼动日本》要怎么办？

我叠好地图，拿起女孩们的照片。它们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把屡次想去烧烤店的我重新拉回座椅上。

我实在无法置之不理。

心中已有打算的我将这五张照片夹到记事本中，离开了办公桌。

一个记者，不去现场，不去采访，一味空想有什么用？

我要立刻出发。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