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圆脸女童身穿红色上衣，头发乌黑，戴着一顶小红帽。她应该正在参加运动会，表情有些紧张。

在另一张照片中，她戴着一个报纸叠成的头盔，望向镜头的眼神满怀信任。旁边是一面鲤鱼旗，应该是在端午节[日本端午节是公历的5月5日。]那天拍的。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这个年仅四岁的大眼睛女孩永远失去了未来。

自从开始采访，我就无数次地端详这些照片。这是我与女孩的唯一交集。她是个怎样的孩子？说话声音什么样？喜欢什么游戏？我都不知道。我很想去采访她的亲人，却连他们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在北关东的案发地待了一个月，忙于“足利事件”的同时，也不忘对另外两起菅家已经供认却不予起诉的案件展开调查。他明明供认了三起案子，为何只起诉了一起？我询问了当时的一位侦查员，他站在玄关低声回答：“唉，菅家太可怜了，三起案子都起诉的话，就得判死刑了……”可如果真的是他杀害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判处死刑不是罪有应得吗？侦查员没底气的语气令人生疑。

最初发生的案件是一九七九年的“福岛万弥事件”。当时，五岁的万弥在市内一个神社失踪。人们再次发现她已经是六天之后。在渡良濑川河岸搜查的警察发现芦苇丛中有只旧帆布背包，包口微开，露出一个孩子的脚踝。那就是福岛万弥。她只穿着内衣，无外伤，是窒息死亡。

我先去了福岛万弥失踪的八云神社。神社内立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绿意盎然，十分幽静。当时的福岛家与神社比邻，但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福岛家早已被拆，成了一个停车场。我不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

我在周围到处打听，不一定有用，可这是唯一的办法。我走进一家餐馆，老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新住址，却告诉我一个新的消息——小万弥的亲戚常来这里用餐。我找到了小万弥亲戚工作的地方，跟他见了面。

对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万弥的家人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了。”我仍然恳求他转告万弥的父亲。后来万弥的父亲总算答应接受采访。我心里很清楚，事情已经过去太久，这次采访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但为了不让这一丝微弱的线索中断，我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万弥的父亲福岛让依然清晰记得最后见到女儿的情景。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中午，福岛先生从工作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在八云神社看到了独自靠着围墙的万弥。神社内院一直是她的游乐场。万弥一见到父亲，立刻展露笑颜。福岛先生跟女儿说了会儿话。

“我跟她说：‘万弥，要吃饭喽！’说完我就进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万弥当时笑眯眯的。那时我要是把她带回家该多好啊。”福岛先生十分悔恨。

案发后的第十三年，有警察来联系他。“警察告诉我，一个叫菅家的男人被逮捕了，他招供了关于我家孩子的事情。那个年长的刑警对我说：‘太好了，抓到凶手了。’可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没有人告诉我。”

对家属置之不理的情况在日本刑事案件中一直很常见。

我问福岛先生如何看待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杀童案。

“这么一个小地方，会对小女孩下手甚至杀害她们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怎么会有人毫无人性地做出这种事呢？”说完他深深叹了口气。

万弥的母亲已经亡故。

警察当时拿走了好几张万弥的照片，说用于办案，至今仍未归还。家里仅存的一张照片上，眼神有些落寞的万弥有张圆圆的脸，与父亲长得很像。

“她笑起来很可爱，是个很活泼的孩子。”福岛先生有些失神地说。

“福岛万弥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即一九八四年，五岁的长谷部有美在被家人带去的弹珠游戏厅里失踪了。那天下午五点之前，母亲还见到有美在游戏厅门口玩耍，之后便下落不明。现场既无目击者，也无人听见哭喊声。一年零四个月后，有美在距离游戏厅两公里外的一块农田中被发现，彼时她已经成了一具白骨，死因不明。

小有美的父亲站在玄关看着我的名片，低头说道：“事到如今你还想问什么？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听警察说，凶手抓到了。他们做得很好。我们虽然恨凶手，可带有美去游戏厅的是我们，我至今仍十分自责……”

发现有美遗体的那块农田的主人十分同情有美的遭遇，在田间种了桃树，每年春天，桃树总会开出艳丽的粉色花朵。

菅家在审讯时供认了万弥与有美的案件，之后却翻供了。两起案件最终不予起诉。

然而，当时警方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与媒体报道却深深影响了民众的判断。我在足利市街头采访时，发现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三起案件已经全面侦破，甚至部分家属也深信不疑。

唯一被起诉的“足利事件”是如何审判的呢？

一九九二年二月，宇都宫地方法院进行初次公审，菅家承认全部起诉内容。同年十二月的第六次公审，他却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审讯的刑警实在太可怕了，我就说了谎。”面对菅家在公审中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的辩护律师都乱了阵脚。

到了这个阶段，自供加物证的双重证据保障已失其一，可是供述调查报告并不容易推翻，连辩护律师都质疑菅家的否认是为了寻求减刑。翌年一月的第七次公审中，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菅家再次承认供述内容的上申书。

我一向认为“上申书”这类定义不明的文件不可取。明明没什么法律依据，大家却认为它是“自己主动向上级机关提交的证明”，仿佛在告诉大家：“无人逼迫，我是主动说明情况的，这就是证据。”

可是，提交了上申书的菅家在六月的第十次公审中再次否认了供述。

即便如此，侦查人员坚信不疑的物证——DNA型鉴定——仍然是难以攻克的高墙。

“DNA型鉴定”到底是什么？坦白说，此前我也一窍不通。当听到警察说，“通过DNA鉴定，凶手在现场残留的血迹与嫌疑人一致……”，我就会认为“嫌疑人一定是凶手”，对“DNA鉴定一致=凶手”的公式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

请大家注意，我在上文提到的是“DNA鉴定”，而非本书一开始便多次出现的“DNA型鉴定”。加上“型”字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血型鉴定，以型号分类，即按DNA型将人们分组，再进行识别。

如果一个人的DNA型与凶手相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同一型号，不能断言“他就是凶手”。大家总以为DNA型是侦查工作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并非如此。与血型相比，DNA型的种类更多，型号一致无法指认凶手，但只要当中有一点差别，就是证明清白的关键。也就是说，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的证据。

另外，“DNA几乎一致”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错误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致或不一致。

我拜访了大学教授、DNA型鉴定专家以及熟知相关知识的律师，查阅了艰涩难懂的专业书籍，才终于厘清了“足利事件”DNA型鉴定的前因后果。

“足利事件”的DNA型鉴定是在案发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一年实施的。

凶手的样本是前面提到的被害人衣服上附着的精液，对照样本是菅家丢弃的纸巾上的精液。

县警察局将这两个样本交给警察厅的附属机构科警研进行鉴定（顺便说明一下，另一机构科学搜查研究所，即“科搜研”，则是日本各都道府县警察局的附属机构）。当时被调到栃木县警察局担任本部部长的山本博一，在“一一七号”事件中，就是通过DNA型鉴定确认被害人身份的，因此他非常信任科警研的DNA型鉴定。

科警研在“足利事件”中采用的DNA型鉴定方法是“MCT118法”。这是科警研自主引进的方法，如今已不再使用。我择其要点简略说明此法。

人体细胞中有个细胞核，内部存在DNA。DNA遗传自父母，由碱基构成，碱基的排列结构因人而异。通过查明该结构重复的次数，便可完成个人识别，这项技术就是DNA型鉴定。而要实施鉴定，用普通的显微镜是办不到的。为了观察DNA，科警研使用了电泳装置。这个装置中最关键的是被两块玻璃夹着的果冻状物质，即聚丙烯酰胺凝胶（Polyacrylamide Gel），简称“凝胶”。

鉴定时，先从血液等人体样本中提取DNA。但提取的量不足以用来鉴定，需要通过“PCR增幅”技术让目标DNA数量增加，再用吸管将增量的DNA滴在凝胶上。

凝胶内部有极小的孔洞，一旦通电，DNA就会因其特性被正极吸引，在凝胶中缓慢移动，这个过程叫“电泳”。一断电，泳动便会停止。

由于DNA结构重复的次数不同，进行电泳的DNA前进的距离也相应有变。DNA分子越大越难移动，越小就能够穿过凝胶孔洞移动得越远。可是，DNA并无颜色，我们无法观察到电泳结果，因此还需要将凝胶染色。在紫外线照射下，与染料结合的DNA会发出荧光，DNA聚集的位置便清晰可见，形成“条带”。根据条带的不同位置，便可判定DNA的型号。

科警研将实验后的凝胶存照用作证据。根据他们的说法，MCT118法的DNA型在当时有三百二十五种。以往通过ABO与Lewis等血型系统进行的血型鉴定，重复率是三十分之一，与之相比，MCT118法的精确度有了飞跃式的提高。

而在“足利事件”中，鉴定结果显示，凶手与菅家的DNA型都是“16-26”，血型同为B型。DNA型与血型都吻合，达到了“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的精确度。

鉴定结果的照片我也看了，不过看的不是原版，而是经过多次影印、图像已经非常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用红笔圈注的方框，应该是为了强调关键的条带位置。

科警研将凶手的DNA与菅家的DNA同时进行电泳，菅家的条带比较清晰，凶手的条带颜色较浅，看不太清。如果凶手与菅家是同一人，DNA在凝胶中泳动的距离应当完全相同。可无论我怎么看，总觉得两者位置不一致。

DNA型鉴定成为棘手案件的定罪关键，在当时非常受关注。菅家被捕的第二天，报纸就刊登出相关报道。

《DNA鉴定成为王牌》——在此次“足利事件”中，DNA鉴定成为王牌证据，直接影响嫌疑人的锁定与逮捕，在日本犯罪鉴定史上可谓首创。（《每日新闻》十二月二日）

日本电视台也播报了类似的新闻。

负责此次鉴定的是科警研法医第二研究室的M室长、主任研究官S女士，以及根据美国的研究引入MCT118法的K技术官。警方给予了这项全新的侦查技术高度评价，媒体也盛赞不止。

一九九三年七月，久保真人审判长判处菅家无期徒刑。

法院认为科警研的DNA型鉴定是“由拥有专业知识、技术、经验的人员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的”，高度评价“MCT118法DNA型鉴定一致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间接事实”，决定对菅家从严定罪。

这是一份不容辩驳的判决书。

坚持无罪的菅家提起上诉。从二审开始，熟知DNA型鉴定的佐藤博史律师负责辩护，成立辩护团，为证明菅家供述的可信度奔走。佐藤律师还对证据效力提出质疑，认为科警研研发时间尚短的DNA型鉴定方法存在问题。辩护团极力主张无罪，与高举DNA型鉴定盾牌的检方展开正面对决。自由撰稿人小林笃也曾为杂志撰文，质疑一审判决，随后就相关内容出书。在众多为警方与检方摇旗呐喊的媒体中，小林笃可谓孤军奋战。他对DNA型鉴定所做的详细调查，为我的采访工作提供了线索和参考。

然而，二审中菅家的无罪上诉仍被无视。

一九九六年五月，与一审一样，东京高等法院的高木俊夫审判长认同DNA型鉴定结果，驳回上诉。辩护团上诉至最高法院，于一九九七年提出申请，陈言“菅家与真凶的DNA型可能不一致，请求再次实施DNA型鉴定”。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七日，最高法院以以下理由驳回该请求：“MCT118法DNA型鉴定在科学原理上是正确的，具体操作是由掌握相关技术的专业人员通过科学可信的方法进行的。”自此，“足利事件”成为日本首例承认DNA型鉴定具有证据效力的案件，“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决定”成为日后MCT118法鉴定的判例。DNA型鉴定完全正确、不容置疑的“神话”在这一天诞生了。

菅家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千叶监狱。

梳理了一遍案情始末之后，我心中仍旧疑云密布。

警方办案时明明认定这是连环案件，侦破的却只有其中一起。他们认为菅家是三起杀人案的凶手，可手中的物证只有DNA型。

菅家从家中被带走后，警察搜查了他的老家与出租屋。在当时的新闻影像中，可以看到许多纸箱被警方收走。那么多纸箱中，难道没有别的物证吗？

有人始终相信菅家是清白的，一直在支持他。她就是足利市的西卷丝子女士，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曾给菅家写信，鼓励他在法庭上主张无罪。西卷女士以前也是幼儿园校车司机，不相信同为校车司机的菅家会杀害可爱的孩子们，便给看守所寄信，与菅家见了面。我拜访了西卷女士。

“菅家是个老实人，你见过他就会知道。他是那种只要人家强硬地说点什么，就会不自主地配合对方的人。”西卷女士说完，叹了口气。

审判结束后，警方返还了菅家的扣押物品。如今它们沉睡在西卷女士在栃木县租借的一个仓库中。

我与采访团队决定一同前往仓库，彻查这些扣押物品。

团队中，负责摄像的是资深摄影师手塚昌人。过去几年，从北海道到冲绳，我与他搭档过不少案件的调查报道，也被许多居酒屋拉入黑名单。高举收音话筒、脖子上挂着混音器的是音效师滨口真寿。他向来表情严肃，如果没有头戴式耳机，大家会误以为他是个便衣警察。这辆满载器材与团队成员的商旅车由中林康志驾驶。过去三十年，他曾驾驶新闻报道车赶往无数个事件现场，与我在各种场合有过密切合作。据说，他可以把车开过比车身还窄的小路。最后还有衫本纯子，我们一起出发，展开调查。

寒风中，我们把车停在光线昏暗的仓库门口，大家扛着器材，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了二楼。

一个角落里，蓝色罩布盖着数十只破旧的纸箱。箱体上贴着发黄的纸条：“真实事件No. 〇”。估计是当时警方贴的，如今大都脱胶，被风吹起一角。封箱的胶带已经变得脆硬，我们噼里啪啦一通乱撕，打开了箱子。箱子里有菅家的上衣、裤子、运动鞋，还有录像带，一盒挨着一盒，密密地排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之前采访的那个侦查队长的话：“我们有个非常优秀的警察，就是他打探出来的。真不得了，一个隐蔽的出租屋里堆满了萝莉控影片啊！”

菅家被捕后，有报纸写道：

报道的消息来源可能是警方。据西卷女士所说，出租屋内有两百多卷录像带，其中也有正常的影片，如《寅次郎的故事》《夺宝奇兵》《座头市》。但警察没有理睬这些影片，查抄了一百三十三卷成人录像带。我们现在看到的每卷录像带都套着一个塑料袋，上面写着证物的编号。录像带的包装上印着年代久远的淫秽图像，画面上的外国女子或熟女冲着我们搔首弄姿。为方便记录，衫本纯子高声念出每一卷录像带的名字，手塚在一旁拍摄。“《排行前十的巨乳》《E罩杯说》《大胸的逆袭》《G罩杯飓风》《妹妹是荷兰奶牛》……”

我们把一百三十三卷录像带检查了一遍，发现全都是熟女系影片，没有一部萝莉题材。包装上明码标价，是市面上可轻易购得的商品。

当时有家录像店接受了采访，说菅家曾去店里租过录像带，一个留着松田圣子发型的可爱店员对着镜头说了一些话。我们找到了那家录像店。令人吃惊的是，已经过去十七年，站在柜台后面满面笑容接待我们的，还是当年的那个“圣子”。

她如今已经是店长。

“他经常来光顾，每周五都会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案发后就接受了警察讯问和媒体采访的她如今还清晰地记着当年的细节。菅家常借的是成人影片与黑社会影片。“成人影片嘛，就是现在流行的巨乳。黑社会影片就是东映公司拍的惩恶扬善的那种。你说萝莉控影片吗？警察也这么问过我。没有的，一部都没有。”她说，“这个客人总是笑眯眯的，来去匆匆。”

是否是萝莉控，是构成凶手画像的重要因素。

之后，我向当时的侦查队长提出疑问：“菅家真的是萝莉控吗？”这位前侦查队长笃定地说：“我们搜出了那种东西，萝莉控影片之类的。”我继续质疑：“我们也调查了，可是一部萝莉控影片都没有。”一听我这么说，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不再解释什么，只是强硬地说道：“他就是个萝莉控！”

我再三要求他提供证据，他不耐烦地说：“被害人都是幼儿园小孩啊！三个小女孩！他绝对是个萝莉控！”

他判断的根据与结论完全本末倒置了。

我又去了几趟渡良濑川的岸边，踏着沙洲上的沙砾，拨开芦苇四处走，来来回回走遍了每一处地方。菅家供述的杀人地点是水泥护岸，如今那里早被大小石块掩没。河流尽情流淌，仿佛要将真相一并带走。

为了找出案发现场，我决定实地测量。我手上有警察提交法院的现场勘测调查书中的图纸，可是现场范围太大，卷尺根本不够用。于是我在东京租了一个电子测量仪，扛着这个大家伙来到沙洲。

我请同事拿着反射棱镜与无线话机，站到上游那座橘色的田中桥和堤坝上，逐点反复测量。测量仪很精确，测量五百米内的距离误差值不过几厘米。

四个小时后，终于锁定了抛尸地点。

我将三脚架上的测量仪转了个方向，对准河的对岸，机器上显示出一个红色数值：二百零八米。观测器中显示的地点是河岸的一片芦苇丛。那是松田真实案发生的十一年前，福岛万弥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此刻站在上游的田中桥看，两地位置尽收眼底：从群马县流经此处的渡良濑川上，有只白鹭展翅滑翔。两个女孩的尸体分别被丢弃在这条河的左岸和右岸，如此对称，隔河相望。

这是凶手有意为之吗？

我在小真实的抛尸地点敲进一根木桩作为标记，面向木桩，合掌祭拜。接着，我从口袋中掏出一只玩具小猫，轻轻地放到了木桩附近。前脚并拢、乖乖端坐的小猫仰着脑袋望着我。

后来，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独自站在沙洲上。茂密的草木挡住了月光，脚下一片漆黑。我的眼睛好不容易适应了黑暗，却不是被石头接连绊倒，就是在湿滑的草坡上跌跤。我跌跌撞撞走到木桩处，耳边只听见芦苇在风中摇摆的声音。

有个四岁孩子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每次一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跑去现场。并非沉浸在伤感中，而是要去确认是否有所遗漏。案件发生在夜晚，我站在夜色里的现场，反复思考菅家的供述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这是我查明真相的唯一方法。

那一晚我听着脚边草丛中微弱的虫鸣，在黑暗中向着木桩双手合十。

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晚我住在足利市的宾馆，大概太累了，睡得很沉。但我突然醒了，身体动不了，肩胛骨与脚踝仿佛跟床连在了一起，腹部和大腿再怎么使劲也无法动弹丝毫，脑袋也无法转动。这时，意识还算清晰的我突然察觉到什么。

床的周围有动静。

有好几个……小孩。

都是小女孩。

有笑声。

这几个小女孩在我床边蹦跳玩闹。

虽然很奇怪，可我居然不害怕，依然躺在床上，感受着她们的快乐。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说话了：“喏，给你！”

她递给我一个盒子——之前明明无法动弹的我，不知为何已经坐在床沿，伸手接过了这个铁皮盒子。

“你把盒子打开，好吗？”

把小盒子放到我手上的圆脸小女孩歪着脑袋抬头看着我，乞求我打开它。

这好像是个装糖果或饼干的可爱铁皮盒子，不过不是普通的四方形，而是个房子，确切地说，外形上是个房子，盖子就是斜屋顶。房子通体金黄，还画着色彩斑斓的瓦片与门窗。

我在小女孩的乞求声中伸手要去揭开盖子，这才发现盖子边缘缠了一圈透明胶带，盒子还有点生锈了。

我摸索着找到胶带头，慢慢撕下它。胶带非常柔软，在我手中一点点展开，缓缓从盒子上剥落。我用指甲抠住盖子边缘，稍一使劲，打开了……

就在这时，我醒了。

我还好好地躺在宾馆的床上。一束阳光照在一旁的小圆桌上。我摇摇晃晃地起床，拉开窗帘，渡良濑川就在眼前闪着波光，一如往日。

我的手心满是汗水，手上还残留着铁皮盒子冰冷粗糙的触感，以及慢慢撕开胶带的感觉。

“你把盒子打开，好吗？”

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那个孩子真的跟我说话了。

我真的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