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已经被掩埋了。

五个小女孩消失，日本司法系统把一名无辜的男子投入狱中十七年，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我在报道中一次次提出质疑；狱中的菅家与被害人家属要求破案；数位国会议员查问真相；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承诺展开侦查；日本首相发出指示；凶手的DNA型多次鉴定；时效的屏障已被打破……可案件还是逐渐没入黑暗。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

十七年间，五个小女孩在方圆十公里的土地上接连遇害。我们只能这么冷眼旁观吗？我绝对办不到。

我不遗余力地报道着。之所以执笔写书，是在已经看清事情的结局后，还想再努力一把。我决定把我知道的事与问题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所谓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采访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一直扪心自问。

拿多少钱办多少事，是这个时代常见的想法。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是记者，采访报道是本职工作——追逐谜团，奔赴现场，寻找真相。现场有被害人和家属，他们被凶手与不实报道所伤。我努力靠近这些受伤的灵魂，希望倾听并传播他们微弱的声音。

依附于权力与官衔的怒吼，纵然不予理睬也会响彻四方。可那些微弱的声音却无法轻易传到社会的耳中。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就是报道的使命。

“足利事件”中，广大媒体只听信警方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菅家的申辩。

四十五岁，失业，原幼儿园校车司机，周末躲在隐蔽住所里看萝莉控影片。

可菅家之所以失业，是因为幼儿园经营者被警方的秘密侦查吓到了。所谓的隐蔽住所，也不过是一名四十五岁男子离开父母后的独立住所。警方扣押的录像带中，更是没有一部萝莉控影片。

媒体报道了警方编造的故事，大肆宣传DNA型鉴定，为警察厅铸造的神话添砖加瓦。菅家被捕三周后，警察厅在次年获得了一亿一千六百万日元的鉴定器械预算。

在追求速度的报道初期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是无奈之举。可当菅家主张无罪时，媒体还是只报道警方和检方的说辞。我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有两件事令我相信菅家是清白的。

第一件，是我发现了“鲁邦”的存在；另一件，是我看到了菅家书信中的一句话：“我还剩两千日元的税没交，麻烦你们帮我交一下。”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很奇怪这人为什么要担心这样的小事。这封信是在菅家已经供述杀了三个女孩之后写的，如果他是凶手，要担心的可不是什么滞纳的税金，而是死刑。

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菅家虽然对逼供的警察感到绝望，可仍相信日本这个国家。他后来跟我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菅家相信出色的法官能识别有误的DNA型鉴定、严刑逼供下的虚假口供，自己很快就能重见天日。

因此，税金不能不交。

菅家无数次提出，只要再做一次DNA型鉴定，便会真相大白，可是，面对菅家的信任，日本的司法系统做了什么？媒体倾听过他的声音吗？

“饭塚事件”中，类似情形再次上演。

申请再审的辩护团举行了数次记者见面会，律师在会上告知公众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点、目击证词的听取经过等。每一次都是记者云集，内容却鲜少见诸报端。一些报社在久间被判有罪时，只报道来自侦查机关的消息，此时对于辩护团的主张，不过辟出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来报道。德田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一脸痛苦地批判了这种现状。“上次我告诉大家，检方写了反驳文，我评论他们的反驳非常可笑。可第二天的报纸上只出现了‘检方提出反驳’这样的报道。”他深深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各位是带着何种心思来听我们的讲述呢？你们听了辩方的话后仍然只写检方的反驳内容，那我们说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再审后证明久间无罪，报道此案的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成为焦点。请各位务必回去查证一下，自己的报社过去都报道了什么。凶手论的报道铺天盖地，导致久间的家人连这样的场合都不敢出席。”

究竟应该报道什么？

举个例子，家长去购物，将年幼的孩子留在车内，导致孩子高温中暑死亡。这种悲剧每年都在发生。接着，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新闻：“因涉嫌遗弃致死，某某警察局逮捕监护人某某某，于某某日起诉。”

看到这样的报道，人们想必会觉得报道里的家长无可救药，或者一笑置之，认为自己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这类报道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假设你要去超市，孩子在后座睡得正香，你不忍叫醒孩子，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来，打开车内空调后便悄悄地下了车。可超市里的人偏偏很多，你没办法按照预想的速度完成购物。孩子醒了，开始在车里哭着找你，到处乱碰想要打开车门，却误把空调关了，或者把车子熄火了。不久，车内温度攀升，车外春意盎然，车内却超过了五十摄氏度……

记者应该报道的，难道不是这些事实吗？从而促使人们思考事故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把孩子留在车里，是人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报道时不能无视这一点。要走近当事人，倾听他们在痛苦中发出的声音。

我想起采访横山由佳梨的父亲横山保雄时发生的一件事。

我硬着头皮问他，如今想起由佳梨是什么心情？如何看待自己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的行为？

横山先生顿时语塞，低头不语。良久，他才哑着嗓子说道：“是爸爸不好……”

面对摄像机，他潸然泪下，仿佛在向自己的女儿道歉。我把这个场景放到了专题报道的开头，因为不久前的报道收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是做父母的不对吧。你们应该播出这样的内容。”

的确，弹珠游戏厅不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如果父母不带孩子过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这是一起诱拐案，有个穷凶极恶的凶手做出了残忍的事。不对的难道不是凶手吗？

根本无须旁人指指点点，被害人家属一直在忏悔。他们为将最心爱的女儿带去游戏厅而懊悔不已，终日以泪洗面。听到“弹珠”，他们内心的伤口得多疼啊。记者们的报道，难道是为了对这些人穷追猛打、让众人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己无关吗？

小真实失踪的时候，面对拼命找寻爱女的父亲，警察是怎么咆哮的？

“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因为这些父母根本不知道足利市连续发生了几起未侦破的重大案件。

案发前四十天，小真实一家才从关西搬到了栃木县，新生活刚刚开始。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足利市发生过连环杀童案呢？

群马县的“大泽朋子事件”也是如此。

“那一带一向安全，我始终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大泽朋子的父亲大泽忠吾在家属会上这样说过。他也完全不知道邻县发生了未侦破的案件。

朝着小真实父亲怒吼的栃木县警方在之后做了什么呢？

他们逮捕了菅家，对外宣称足利的三起案件全面侦破。

“警方消除了十二年来足利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值得庆幸。第三起案件发生后终于逮捕凶手，全要归功于警方的执着与努力。”“三起案件全面侦破。十三年来坚持不懈的侦查工作终于取得成果，令人万分感慨。”这样“堂堂正正”抓捕凶手的警察获得了嘉奖，真实情况却是他们错抓了人，三起案件中只起诉了一起。

警钟从未响起。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由佳梨的父母怎么可能有危机感？谁又能够责备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七夕这天前往弹珠游戏厅的他们呢？

不能再有小女孩无辜丧命了。

我们迫切需要真相。

可警察厅甚至不承认这是同一个凶手连环作案。无论我如何报道，他们就是不承认“横山由佳梨事件”与之前几起案件的连续性。被害人家属召开记者见面会之前，警方拜访各个家庭做说明；T先生发表了有关松本女士证词的报道后，他们又拿出奇怪的物证来牵制报道。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大动干戈地将“横山由佳梨事件”孤立起来？

一九九〇年，“足利事件”发生。

一九九一年，菅家错误被捕。

一九九六年，“横山由佳梨事件”发生。

如果承认这两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就意味着“足利事件”侦查错误，警方根本没能防止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警察厅将会颜面扫地。

“足利事件”发生后，警察厅派侦查一科科长去栃木县警察局当本部部长，强行抓捕菅家，将尚未完备的DNA型鉴定用于侦查工作中。

即便之后被国会问责，警察厅还是搬出了追诉时效的借口，拒不查案。

他们只是怕“足利事件”的侦查错误暴露吗？

我想起“饭塚事件”中DNA型鉴定照片被篡改的事。

如果被剪掉的“41-46”是凶手的DNA型，久间就不是凶手，其他证据将不再有意义。

得知这个篡改行为时，我觉得自己触及了科警研的黑幕。难道是“饭塚事件”成了警察厅重点关注的案件，面对警方与检方的施压，科警研只能出此下策？

负责“足利事件”与“饭塚事件”DNA型鉴定的科警研主任研究官S女士，在“足利事件”DNA型鉴定成为神话的一年之后出了一本书，名为《血迹会讲话》，其中写道：

在“DNA型鉴定的陷阱”一章中，她这么写道：

我无法感受到她字里行间的痛心。

身为警方内部人员、科学侦查的专家，她在书里写下DNA型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不可能成为杀人案中的绝对证据，却在现实中将菅家送进了监狱，让久间走向了刑场。这些难道不是她在书里写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吗？

S女士在“饭塚事件”的调查书中写过，没有剩下足够鉴定的量。这行字与我曾听到的一句话重叠在了一起：“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

只要封存两起案件中凶手的DNA型，就能永远拉上鉴定的黑幕。

我也曾听过侦查机关的真实声音。

那天，我与衫本部长和侦查机关的高层碰头，告知对方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我注意到“鲁邦”的契机、被大家忽视的调查书、目击到“鲁邦”的证词、“鲁邦”的住所与姓名，以及他的DNA型是“18-24”。

这位领导并不知道在“足利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出现过目击到“鲁邦”的证词，听完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看了我带来的资料，他开口说道：“这人就是凶手啊！”“我认为他诱拐了小女孩，牵着她走到河边，然后杀死了她。”

他看着照片，深深叹了口气。“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然后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会想办法，你们能不能再等两个月？”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报道“鲁邦”。破案优先，这点我没有异议。至于时效障碍，他建议我们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解释入手。

可是，六天之后这位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打来电话，告诉我DNA型不吻合，言语中满是放弃的意味。

只是因为不吻合吗？致使那么多无辜女孩丧命的案件，他要就此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就这么不堪一击？

我回想起那位领导在餐厅里说的一句话：“那么，‘18-24’你们可以不追究吗……”

空气突然凝固。

“18-24”果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我并没有觉得和他们做了一场交易。为了抓捕真凶，破案当然应该优先于报道。于是，我暂时中断了“18-24”的报道。

结果，我们的约定破裂了。

如今想来，这个连环案被掩埋是有原因的。如果DNA型是“18-24”的“鲁邦”被捕，科警研的错误鉴定就昭然若揭。这一定会对死刑执行完毕的“饭塚事件”造成巨大影响。没有人会愿意冒着引爆这么一颗“炸弹”的风险下令逮捕“鲁邦”。

于是，“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炸弹”同归于尽。

可是，有些话我不吐不快。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我对冤假错案、DNA型鉴定没有兴趣。我执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五个孩子的生命。

孩子们做错了什么？

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没被问罪，没有忏悔，安然无恙。

日本司法机关就如此放任不管了吗？

一个法治国家，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吗？

***

我站在田中桥上，俯瞰渡良濑川。河水向右前方奔流，那里就是案发现场。

距离我第一次来，已经过去多久了？

我在枯萎的芦苇丛中踩出一条路，缓缓前行。湛蓝的天空下，寒风拂面。

五个圆脸小女孩：活泼的小万弥、爱撒娇的小有美、温柔的小朋子、爱猫的小真实、爱放烟火的由佳梨。

你们一头黑发，戴着红帽子，背着黄色书包，满脸笑容，晃动着小辫子。

你们出生时，父母沉浸在多大的喜悦当中啊。你们的笑容让他们无比安心。

你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手牵手走路，热热闹闹地围坐在餐桌旁；与朋友嬉笑打闹，睁大圆圆的眼睛观察小动物，手握小蜡笔开心画画。

你们本该拥有这样的未来：在教室里学习，在校园里奔跑，在礼堂里唱着欢快的歌；长大后或许会遇到一个优秀的人，与他结婚，成为母亲。

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一切被斩断了。

“鲁邦”，是你干的吧。

你为什么要带走她们？你对她们做了什么？她们在最后说了什么？你现在还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周末玩玩弹珠吗？你快乐吗？

这些小女孩会到你的梦中去吗？

你根本不懂她们的家人有多痛苦，他们突然失去了至爱，再也不能呼唤孩子的名字。你体会不到那种令人疯狂的失落感，不知道身处永无终结之日的地狱是什么滋味。你永远不会知道，通知死讯的冷漠声音、太平间的冰冷地面，还有回荡在那里的哭号是什么样。你也无法明白，发现曾经温热的身体只剩无尽冰凉、家中缺失一人后，那无处不在的寂寥。

你为什么要杀人？

由佳梨究竟在哪里？

我疯狂地想要知道一切。

寒风呼啸，我伫立不动。枯萎的芦苇丛沙沙作响，仿佛有人在低声呢喃。

“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

我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些微弱的声音传播出去。

“鲁邦”，你听到被害人家属的恸哭了吗？

我现在还不能揭露你是谁、你在哪儿。可是，我要在此记录下你的存在。

你逃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