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成为圣贤”，这样的志向一旦确定，就决定了王阳明一生的方向，也让王阳明一生都有着一种强烈的生命自觉意识。我们一般人，生下来活在世界上，往往按部就班，比如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基本上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读书，考试，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中状元，然后一路做官，到告老还乡。今天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一般人读完中学，上大学，然后找一份工作，一路做到退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少数人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成就一份事业，像王阳明那样，中了进士，后来三次平定叛乱，在古代已经算是做出了一番事业。今天一些人创业成功，或者在某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也可以算是做出了一番事业。

但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他们活着不仅做事，还要做人，对于他们而言，活着，不只是延续生命，而是成就一番事业。成就一番事业，不只是获得社会的认可，而是要在做事的过程里，成就一种人格。王阳明就是这样极其少数的人。

17岁那年，王阳明去江西成亲，迎娶诸养和的女儿。回余姚途中，经过上饶，听说理学大师娄谅在此地，就去拜谒，向他请教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娄谅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并告诉王阳明，成圣之路是内圣而外王，首先要“内圣”，怎么内圣呢？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

虽然后来王阳明对于格物致知有自己的理解，但娄谅那句“圣人必可学而至”，成了王阳明终生的追求，先内圣而后外王，也成了王阳明心学的大方向。据史料记载，王阳明从江西回到绍兴，整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之前他有点不拘小节、爱开玩笑，甚至还有点放浪不羁，但自从相信了“圣人必可学而至”，就变得端庄、严肃，生活也有规律了。他自己解释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为了做圣贤，为了成为圣人，王阳明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先后沉迷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家，寻找人生的出路，最终归于儒家，但又和当时正统的儒家朱熹理学有所不同，开创了自成一派的心学体系。而这个心学体系，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实际的生活方式，用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让自己像一个圣人那样活着。

王阳明曾经在辞章上下过功夫，苦读经典，写诗作文，到有一天突然领悟到：我怎么能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无用的虚文？从此对于辞章看得很淡。王阳明也在道家的养生上下过功夫，但深入修行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不是圣贤大道，不过是“簸弄精神”，很快就放弃了。

佛学，尤其是禅宗，对于王阳明应该有过很深的影响。只要我们把《传习录》中关于心、关于性的论说，以及“知行合一”的主张，和六祖惠能在《坛经》里关于心、关于性的论说，以及顿悟的主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惊人地一致。确如胡适先生、钱穆先生等前贤谈到的，没有禅宗，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也如太虚法师所言，“我国自晚唐、五代以入于宋，禅宗实为学者思想之结合”（《论宋明儒学》）。

但王阳明也没有成为禅宗的信徒。王阳明一生探寻生命的意义，最终在儒家的大框架里创造了心学体系，成就了一种知行合一的人生。这种人生的种子是：“我应该成为圣贤。”但这个志向，在一个具体社会里，还是要依附于具体的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明确了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接着要解决的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在这个社会里，我想要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既可以让我自食其力，又可以让我最终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

王阳明经过一番摸索，最终选择的社会角色是官员。王阳明人生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应该是科举考试与成圣之间的矛盾。宋代程颢遇到周敦颐之后，觉得圣人之学才是人生真正的追求，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一心自己做学问，探寻人生的真谛。宋代以后到明代，知识分子在要不要参加科举考试上，一直有分歧。

王阳明最初对科举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慢慢认识到，圣人之学和科举考试以及科举之后做官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必须抱着穷究圣人之学的心态去考试，去做官，而不是为了做官去考试，为了功利去做官。因为把科举考试看作是圣人之学的一个手段，所以，王阳明对于考试的心态就很放松，他两次考试都没有考中，尤其第二次落第的时候，按常理应该打击很大，但王阳明安慰其他落第的考生：“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阳明在《传习录》以及其他文章、书信中，多次谈及圣人之学和科举之间的关系。他总的看法是，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矛盾，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圣贤之志。如果你有圣贤之志，那么，无论做什么，都是在磨炼自己成为圣贤。不论顺境逆境，都是在磨炼自己的志向，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德行。同时，王阳明也认识到，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中，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很难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不去通过科举求得官职就放弃改变社会，就像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却抱怨天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