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反传统”运动，经常批评中国古代没有遵从儿童天性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王阳明的《教约》，证明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片面。王阳明的《教约》之外，还有一篇《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写于正德十三年（1518），是一篇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文章。此文开篇就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意思是，从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孩子怎么做人。也就是说，教育是为“成就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应试的机器”。

然后，王阳明批评了当时的教育风气：

“每天只是用标点断句、课业练习督促他们，要求他们严格约束自己，却不知道用礼仪来引导他们，只知道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培养他们的善良之心，只知道鞭挞束缚他们，像对待囚犯一样。于是，他们把学校看作是监狱而不愿去，把老师看作是强盗和仇人而不愿见，伺机逃避、掩饰遮盖来达到他们嬉戏玩耍的目的，作假撒谎来放纵他们的顽劣鄙陋本性。于是，他们得过且过，庸俗鄙陋，日益堕落。这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这怎么可能呢？”

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适合儿童的天性。

“一般而言，儿童的性情是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约束，就像草木刚开始发芽时，如果让它舒展畅快地生长，就能迅速发育繁茂；如果摧残，它就会很快枯萎。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自然能一天天地茁壮生长。”

根据儿童的天性，王阳明推出了具体的教育方法：第一是“歌诗”，第二是“习礼”，第三是“读书”。

“歌诗”在古代大约像我们今天的娱乐，被认为不务正业。但王阳明认为吟咏诗歌，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同时吟咏诗歌，有喊叫，有手舞足蹈，可以发泄孩子的精力，也可以宣泄他们内心的郁结。

习礼，可以严肃孩子们的仪容，也是让他们在作揖叩拜中活动血脉，在起跪屈伸中强健筋骨。

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孩子的智慧，也是为了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

所有这些教育的手段，在王阳明看来，都是用来顺应孩子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消默化他们的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逐渐接近礼而不感到艰难，性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中正平和。这才是教育的深意。

王阳明拟定《教约》，具体规定了如何上课。

每天上课之前，一定要对学生提问，比如：“在家的时候，自己那尊敬热爱父母的心，有没有懈怠的时候？能不能情真意切？每天早晚侍奉父母的礼节，有没有亏欠和疏漏？能不能按照礼仪的要求一一做到？在路上过往的时候，步履姿态有没有不检点的地方？能不能谨慎小心？言语行动和内心活动，有没有欺骗狂妄和非礼之处？能不能做到忠实守信、坚定诚敬？”诸如此类。

然后是背诵和朗读课文，然后是礼仪学习，有些孩子在这段时间完成课业练习，再之后是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和教师讲授课文，最后是唱诗。习礼和唱诗这类课程，目的是保存学生儿童的天性，让他们快快乐乐、不知疲倦地热爱学习，这样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不好的事了。教师了解学生的心理，就知道如何去进行教育了。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提到，在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时代，基于工作技巧层面的教育已经越来越没有什么意义，但基于生活技巧层面的教育越来越重要。

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越来越成为人存在的意义。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和他的心学一样，是要回到教育的本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会审美的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讲“诚意”，讲教育的核心是做人的道理。所以，做教育的人自己一定要表里如一，一定要言行一致，否则自己都做不到，怎么要求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