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完国民小学以后我被送入文理中学，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户殷实人家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都要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让他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精通音乐，首先给他们安排家庭保育教师，其后是私人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礼貌。但是，在那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能够通向大学文凭的所谓“学术”教育才具有完全的价值。因此，每一个“上层”家庭都有那么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儿子当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应该带个博士头衔，随便什么专业的都行。

通往大学的这条路相当漫长而崎岖。五年的国民小学，八年的文理中学必须得在木头长凳上坐过来，每天五六个小时的功课，课余时间还要完成作业。除此以外，在学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获得“通识教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除了这些“活”的语言以外，还有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五种语言再加上几何学和物理学，以及学校里的常规学科。那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没有给身体的发育、体育和散步留出空间，尤其是没有给兴奋感和愉快留出来任何余地。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我们在七岁时背诵了《快乐而幸福的童年》这首歌曲，必须表演合唱。这首歌那简单而单一的旋律还能在我的耳边回响，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在当时我就很难唱出口，更难觉得它让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实话实说，我的整个学校生涯，全是不间断的无聊厌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摆脱这种磨盘般的折磨；无聊厌倦的感觉却因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长。我不记得在那个单调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学校中有什么事情是“快乐”和“幸福”的，它把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岁月彻底败坏了。我甚至也会承认，当我看到这个世纪的孩子们，在童年时期能发展出来的幸福、自由和独立比我们那时要多得多时，我还忍不住嫉妒呢。直到今天，当我看见孩子们那么无拘无束，几乎可以说是平等地与老师谈话时，看到他们一点儿也不心怀恐惧地赶往学校，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一直怀着隔阂的感觉，看到他们在学校、家里可以随意公开说出那些来自年轻的、好奇的灵魂中的想法时，我似乎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自由、独立、天然的生灵，在我们踏进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须把它掩藏好，以免让自己的前额撞上那看不见的牛轭。对于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冷漠、无聊，是一个对“不值得了解的知识”准确地进行切割分块并死记硬背的地方；对于那些经院式或者被变成经院式的内容，我们找不到它们与现实或者个人兴趣有任何关联。那是一种迟钝枯燥的学习，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学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旧式教育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学校里唯一真正让我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也是我要为此感谢学校的时刻，就是学校的大门从此永远在我身后关上了的那一天。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谓的“教学计划”是在一百年经验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来的。如果这些内容能以富有启发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就可以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相当全面的教育基础。但是，正因为有死板的计划和枯燥的条条框框，我们的课程表变成了残酷的荒野，死气沉沉。一个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没有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调节，如同一个自动机器一样，只显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来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学计划上的“要求”。这种人与人之间爱心全无，这种清醒的非个人化，这种军营式的相处方式，正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倍感煎熬的东西。我们有固定的内容要学习，学过的东西要考试。整整八年，没有人问过我们自己愿意学习什么，一次都没有。每个年轻人都暗自渴望获得那种支持他们求知的辅助力量，偏偏在学校里完全没有。

这种冷漠的状态从学校建筑的外观上就可以一览无余。这是一座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以前快速、廉价的方式没多加考虑就搭造起来了。质量糟糕的阴冷石灰墙，教室低矮，没有一张画或者任何能让眼睛感到舒适的装饰，整座房子里都是厕所的气味。这座学习军营从旧宾馆拿来已经被无数人用过的家具，以后还将有无数人继续用下去，不管他们对此是无所谓还是不情愿。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座房子里那种令人不快的霉味，和奥地利行政办公室里的气味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将这种气味称为“衙门味”，是那种暖气烧得太热，多人聚集，从来没有真正好好通风的房间里会有的气味。这种气味首先附着在衣服上，随后也附着在灵魂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两人一组，好像摇橹船上的囚犯一样。这种座位让人后背弯曲，我们坐得骨头都发疼。在冬天，煤气灯的明火发出来的蓝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帘，好让我们的目光无法瞥见一小块四方形的蓝天，不让我们为此高兴。那个世纪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尚在发育的身体需要空气和运动。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期间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钟的休息，人们以为这就足够了。每周两次，我们会被带到体操大厅里，窗户都被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在地板上毫无意义地蹦来蹦去，每一步都会扬起一米高的灰尘。这样下来，健体举措就完成了，国家对我们尽了让“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体中”这一“责任”。多年以后，当我从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边经过时，还是能有一种获得救赎的感觉，我不必再走进这座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牢狱。当这座名校在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时，我曾经受邀作为出色校友当着部长和市长的面发表演说。我客气地拒绝了。我没有什么要感激这个学校的，每一个这类词汇都会是谎言。

学校生活让人感到的沮丧，责任也不在老师身上。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战友。他们是可怜的魔鬼，像奴隶一样被绑缚在一个程式里面，被绑缚在具有威慑性的既定教学计划上，他们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们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量一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等到中午学校里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钟响起来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几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名字他们都不知道。在那时的教学方法中，他们的脑子里只费心琢磨一件事，去确认“学生”在上一次作业中犯了多少个错误。他们坐在上面的讲台上，我们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长凳之间，在看得见的“上”和看得见的“下”之间，是看不见的“权威”，这阻止了任何接触和相互间的了解。老师将学生当作个体来看待从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对学生的观察写出“报告”——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了——既不是老师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个人谈话会减少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样一来老师就让我们“学生”同他们太平起平坐了，而他们本应该是“坐在上面的人”。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长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灵魂上都毫无共同关联。在我的记忆当中，如照片一样清晰的是讲台和班级记事本。对那个记事本，我们总是企图去瞄上一眼，因为里面写着我们的分数——就在现在，那个里面有分类标记的小小红色记事本还浮现在我的眼前；接下来便是在记事本中写进数字的那支黑铅笔。我眼前也浮现出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到处都是老师用红色水笔修改过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的脸庞。也许那是因为我们面对他们时，总是半闭着眼睛或者用漫不经心的眼睛看他们。

对于学校生活感到乐趣全无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记得同学当中有哪位对学校生活没有反感，我们最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愿望在这个磨盘里受到阻滞和压抑，变得兴味索然。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我们青少年没有爱、没有灵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国家主管部门的不作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既定意图，只不过这意图是一个应该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们面对的世界，或者说，高居我们头上的世界将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这一偶像上，他们不爱年轻人，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年轻人始终不信任。他们热衷于系统性的“进步”，热衷于它的秩序；他们将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有条不紊和从容不迫当成人类唯一一个有效用的美德。每一种能将我们带向前方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老皇帝君临天下，由老首相实行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其他野心，只想通过抵制任何极端性的改变让自己在欧洲毫发无损地得以保全。年轻人在天性上总是想要快速极端的改变，因而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因素，他们应该受到排斥和压制，时间越长越好。没有人有理由让我们的学校生活变得愉快；任何升迁都要先经过耐心的等待。由于一切都在向后推，那时每个年龄阶段所具备的含义也与今天的完全不同。人们对待一位十八岁的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果被抓到在抽烟，他就会受到惩罚；如果需要离开教室去厕所的话，他得乖乖地先举手报告以便获得批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还会被认为羽翼未丰，甚至四十岁也还被认为没有成熟到足以担当责任重大的职位。当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外——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院长——发生之时，整个维也纳被震惊得一塌糊涂。人们到处窃窃私语，因为当局将这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交给了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三岁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里程碑作品）。这种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不那么可靠”的不信任，贯穿在各个圈子里。我父亲在业务中从来没有接待过年轻人，如果一个人不幸面相年轻的话，他在哪儿都得先克服人们对他的不信任。年轻成为职业进取上的障碍，年长受到优待，这种做法在今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的今天，一位四十岁的人会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显得像三十岁，六十岁的人显得像四十岁，年轻、精力充沛、行动力和自信是人们想要的、首选的，而在那个太平年代，每一个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尝试一切想得出来的面具来让自己显得老成。报纸推荐一些让胡子快速生长的办法，二十四五岁，刚刚完成学业的年轻医生留着大胡子，哪怕没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边眼镜，只是为了给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经“有经验”的印象。人们穿上黑色的长外套，迈着从容的步子，还尽可能地挺起微圆的小腹，以此来体现那种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进心的人会至少从外表上尽量去掩盖那让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轻。到六年级、七年级时，我们已经拒绝背双肩背的书包，改用单肩背的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不会马上看出来我们是高中生。所有在我们今天看来令人羡慕的素质——年轻人朝气、自信、大胆、好奇、生活的乐趣——在那个只讲究“持重”的时代，都让人觉得是靠不住的。

了解这些特殊看法给人带来的唯一收获是，可以从中明白国家利用学校为工具，来维护自身的权威。我们首先要被灌输这样的想法：一切现存事物均完美无缺，应该尊奉；老师的意见绝不会错；父亲的话语不容反驳；国家机构是绝对性质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那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这在家庭中也要实行）是：年轻人不应该过得太舒服。他们在获得某些权利之前，必须先通晓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完全听话的责任。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牢记住：在生活中我们还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还没有任何经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去追问什么，去要求什么，对于人们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唯有心存感激。在我成长的时代，在孩子们的早期童年，这种愚蠢的恐吓方法就被用在他们的身上了。仆人和愚蠢的母亲会恐吓三四岁的孩子说，要是他们不马上停止做坏事，就会有警察上门来。等到我们上了中学以后，如果某次在某个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绩，就会受到这样的威胁：让我们退学，去学一门手艺。这是市民阶层中最糟糕的威胁：落入无产者的生活状态。但是，当年轻人带着最诚恳的受教渴望，想从成年人那里获得对某个严肃的时下问题的解释时，一句高傲的“这你还不懂”就把他们挡回来了。年轻人所到之处，人们都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在家里、学校、国家。人们诲人不倦地让年轻人明白：他还不“成熟”，还什么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听别人的，什么时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驳。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学校里可怜的魔鬼教师高高地坐在讲台上，那是一尊我们无法接近的神像，他们把我们全部的感觉和心思限制在“教学计划”当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身心愉快，没有人在意。在那个时代，老师的使命不是要帮助我们前行，而是教会我们谦让；不是去培养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我们尽可能没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们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约束它们，使之趋同。

对年轻人这种心理上的（或者说，这是完全违背年轻人心理的）压力，只会带来两种效果：要么让他们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治疗的档案中看到，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结”。偏巧是在那些从奥地利旧式学校里走出来的男人发现了“自卑情结”的存在，也许这并非纯属巧合。在我本人这里，正因为有这种压力我才很早就带着宣言式的激情来主张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此外，对一切权威的痛恨，对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语的反对，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条性内容就像一种本能一样，我已经忘记它来自何处。有一次，我的一场演讲被安排到大学里的一个报告厅内举行，我发现，自己是从讲台上向下对人们讲话，下面坐在长凳上的听众就如同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一样，乖乖地听着，没有言谈，没有反问。突然之间，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涯中，这种非团队式的、威权性的、教条性的自上而下的说教，让我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一种恐惧感猛地向我涌来：我在这个高高的讲台上对下面的人发表的演说，可能会如同当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演说一样，完全没有个人化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阻碍，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直到十四五岁时，我们对学校忍耐得还相当不错。我们打趣老师，带着冷漠的好奇而学习每一课的内容。但是，再往后学校就让我们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是负担。在悄无声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了：我们这些在十岁进入文理中学的男孩子，只用了整个八年学制中的四年就超过了学校教学的知识水准。我们直觉地感到，在这个文理中学中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学习了，在某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那些可怜的老师还多，而这些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于自己的兴趣去翻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对比也能日渐一日地让人感觉到：我们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新东西，或者让我们觉得值得了解的东西，而学校外面则是一座充满了无数启发的城市，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带给人惊喜的城市。所以，我们身上那些被压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艺术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学校里找不到任何营养，那么就充满激情地去面对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发现了自己对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兴趣，后来是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几乎是全体同学。

年轻人的兴奋是一种感染现象一样。在一个班级里，它像麻疹和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还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虚荣的争强好胜，想要尽快在知识上超过别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进。这种激情会走到哪个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致。如果一个班级里有一个集邮者，那他很快就能让十几个人和他一样对集邮着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喋喋不休，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站在歌剧院舞台口前面。一个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班级，全班都对足球如醉如痴；比我们年级高的一个班，对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感兴趣。我所在的年级偏巧是一群对艺术痴迷的同学，这对我的整个人生道路也许是决定性的。

按说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痴迷在维也纳是极其理所当然的。维也纳的报纸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周围大人们在谈论歌剧院或者城堡剧院的演出，所有的纸具店都挂出名演员们的画像。在当时，体育还算是一个粗俗野蛮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会羞于热衷于此的，而有着大众理想的电影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喜欢戏剧和文学，也不用担心在家里遭到抵制，因为这算是“没有罪恶的”激情，与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毕竟，我的父亲以及其他生活在维也纳的父亲们，年轻时也曾经同样着迷于戏剧，在观看理查德·瓦格纳指挥的《罗恩格林》歌剧演出时的兴奋，一如我们观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的首演。每场首演我们这些中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去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个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学校里报告每一个细节，那么在那些幸运地看到首场演出的同学面前，他得有多么难为情！假如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稍微上心一点儿的话，肯定早就已经发现，在每个大型首演的当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神秘地生病了——为了能够得到一张站票，下午三点我们就得去排队。他们要是再严格地注意些的话，肯定也会发现，在包着拉丁语语法书的书皮下，我们藏着里尔克的诗歌；他们也会发现，在数学作业本里我们从借来的书中抄下了美丽的诗歌。每天我们都发明出一些新的技术，将乏味的课堂用于我们的阅读。当老师在老生常谈做着关于席勒《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报告时，我们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们的名字是这些迂夫子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像发了高烧一样，热切地要到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发生的一些有所知晓、有所了解；下午我们拥挤在大学生当中，去听大学里的演讲；我们去看艺术展览；我们去解剖学教室看尸检。我们伸着好奇的鼻子东闻西嗅。我们悄悄地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室，我们穿梭在古董店，我们每天都查看书店里摆放出来的图书，以便马上知道从昨天起又有哪些新书出版。最主要的是，我们读书，读一切到手的书。我们去每一个公共图书馆里找来新书，把自己能弄到的书借给别人。但是，获得一切新知识最好的教育场所，却是在咖啡馆。

要想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与之相比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性的会所，任何人只要买上一杯廉价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这笔小小的入场费让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几个小时坐下，讨论、写作、打牌、处理邮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诸多的报纸和杂志。一个比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会有城里的全部报纸，而且不光是维也纳的报纸，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报纸，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此外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期刊，如《法国水星评论》（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作室》（Studio）、《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我们马上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书，知道每一场随便在哪里的演出，我们比较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奥地利人能够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大量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在好友圈子里讨论这些事情，在形成奥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国际视野方面，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咖啡馆的贡献更大。我们每天坐在那里几个小时，没有什么能逃过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的兴趣是集体性的，我们追寻艺术活动动态用的就不是两只眼睛，而是二十只、四十只眼睛。一个人错过的事情，另外一个人会帮他注意到；况且，因为我们带着差不多像运动场上的争强好胜之心，幼稚而调皮地想要在新知识以及对最新情况的了解上超越别人。实际上，我们一直嫉妒羡慕能带来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比如，在讨论到当时尚被排拒的尼采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会突然带着一种做作的、高人一筹的模样说：“不过，关于自我主义的理念，克尔凯郭尔还是在他之上。”这句话马上就会让我们感到不安。谁是这位克尔凯郭尔，这个某某某都已经知道，而我们对他还一无所知的人？第二天我们就会冲向图书馆，翻遍关于这个不为人知的丹麦学者的各种书籍。如果一个陌生的名字已经为别人所知，而我们自己还不曾知道，那是会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锋的、最不同寻常的名字，那些还没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们尊崇的报纸上那些正式文学批评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去发现它们，早于别人去注意到它们，正是我们的激情所在（我个人在这方面的激情还延续了很多年）。我们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认可的事情，那些难以领悟的、异想天开的、新生的和极端的事物会挑起我们的特殊爱慕。因此，在我们集体性的、过于饥不择食的好奇面前，没有什么是隐而不现的、边缘的。比如，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和里尔克，在我们上文理中学时，他们的书总共也不过印刷了两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维也纳，没有哪个书店主人会把他们的书收在自己的库房里，没有哪个正式的文学批评者会提到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出于意志的奇迹，能够背诵他的每一首诗歌，每一个诗行。我们这些还没有长出胡子、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伙子，这些白天还得老老实实坐在中学板凳上的年轻人，的确是一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群：好奇、有鉴赏理解能力、能倾心投入，因为我们激发狂热的能力真是无边无际。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在课堂上、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里、在散步中，只是在讨论图书、绘画、音乐和哲学；哪个演员或者导演越来越有公众影响了，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是我们苍穹中的一颗明星。当我后来读到巴尔扎克在描写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句子“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时，曾经大为震惊，因为我们当时也带着这样的感觉。在大街上看到马勒是一桩重大事件，人们要在第二天一早讲给同学们听，就像是个人的某种伟大胜利一样。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有一次被介绍给勃拉姆斯，而且他还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为这个受宠若惊的经历而神魂颠倒了好几天。当时十二岁的我并未确切地知道勃拉姆斯有怎样的贡献，但是光是他的名声，他那创造者的灵光神采就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当霍普特曼的剧作即将在城堡剧院首演之时，我们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开始心神不安。我们悄悄地靠近演员和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能最早——早于别人！——知道剧情和演员阵容；我们让城堡剧院的理发师给我们理发（我并不怵于写出当年的荒唐事），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消息。在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在我们这里特别受欢迎、被看重，只因为他是歌剧院灯光师的外甥。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偶尔会在排练时被悄悄地带到舞台上。我们在登上这个舞台时所感受到的诚惶诚恐，与但丁在升入天国乐园中所经历的战栗，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家们的声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经过了七层折射，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受到敬畏。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就因为是舒伯特的孙侄女，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们也会在大街上对约瑟夫·凯恩茨的仆人久久凝视，就因为他能有这份幸运，能离这位最受人喜爱、最天才的演员那么近。

今天我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狂热之中有多少荒谬，有多少内容不过是相互间的模仿而已，有多少只是出于要高人一头的竞技乐趣，有多少是出于孩子气的虚荣，对艺术感兴趣无非是要在周围不懂艺术的亲属和老师面前感觉到自己那凌驾于人的傲慢。不过，直到今天还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出于对文学的激情，我们这些小伙子曾经从中学到了多少东西！通过不断的讨论和条分缕析，我们早早地具备了批判鉴别能力。我在十七岁时，不光了解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还能背诵。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中，再没有过像中学和大学这样的集中阅读阶段。有些在十年以后才被人们普遍尊崇的名字，当时都理所当然地从我们这里滑过，哪怕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记忆中，因为我们带着热望去捕捉一切。有一次，我告诉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我与他在文学上的相识已经有多么久远，说我在三十年前已经读过并热爱他的作品。瓦莱里善意地笑着说：“您别骗人，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诗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当我接下来准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学杂志的颜色和版面时——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他大为吃惊。“可是，在巴黎都几乎无人知道，”他惊诧地说，“您在维也纳是怎么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个边远小城里读马拉美（Mallarme）的诗一样，那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界还不怎么知道的，”我这样回答他。他对此表示同意，说：“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诗人。”的确，这些新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已经嗅到气味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大张着鼻孔。我们发现新东西，因为我们渴望新东西，渴望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的一些新东西——不是那个父辈们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环境。年轻人如同某些动物一样，对天气的转变有着出色的直觉，因此，我们这一代赶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之前就知道，旧世纪结束了，在艺术观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一种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种价值转变正在开始。我们父辈那一代优秀而稳健的大师们，文学界的凯勒（Gottfried Keller）、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布尔（Wilhelm Leibl）、哲学界的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在我们的感觉中他们就体现那个太平世界中优缓的沉思。尽管他们在技术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直觉地感觉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与我们不安的血液中流淌着的东西是疏离的，与这个时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现在，在维也纳生活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机警的头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他正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进行愤怒的搏斗，为将要形成的和即将到来的一切扫清路障：在他的帮助下，艺术家中分离派运动的展览“分离”开幕了：让旧学派感到震惊的是，巴黎印象派画家和点描画派的画家、挪威的蒙克（Edvard Munch）、比利时的罗普斯（Felicien Rops）以及所有能想得到的极端艺术家都在这里展出了；同时，通往那些很少受到注意的现代艺术的前辈人物——如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埃尔·格列柯（Greco）和戈雅（Goya）——的道路也打通了。人们突然学会了一种新的“去看”的方式；同一时间内，在音乐界由穆索尔斯基（Mussorgskij）、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引入了新的旋律和音色；在文学界，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为现实主义破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旋风，魏尔伦（Verlaine）、兰波（Rimbaud）和马拉美展示了诗歌艺术当中至今无人知晓的简约和精致；尼采让哲学界发生了革命；在建筑界，一种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公开宣称不要古典的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没有点缀的实用建筑。突然之间，古老舒适的旧秩序遭到了破坏，那些迄今为止被认为颠扑不破的“审美上的漂亮”（此语出自汉斯利克）标准受到质疑。“稳健”的市民阶层报纸上的官方批评家对这些有时过于大胆的试验感到震惊，用一些类似“堕落”“无法无天”等驱逐式诅咒来遏制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之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则将自己热烈地投入这最为凶猛的激流当中。我们有一种感觉：这是我们留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始了，年轻人终于开始获得了自己的权利。一下子，我们那不安的寻找和搜索的激情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尚未离开校门的年轻人能够参与为新艺术而进行的战斗，而这些厮杀往往是狂野而毫无顾忌的。凡是尝试艺术实验的地方，不管是一场韦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演出，还是新诗歌的朗诵会，我们必定会带着全身心力量到场助战，这力量不光来自灵魂，也来自拳头。我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是：在一场勋伯格早期的无调性音乐作品的首演音乐会上，一位先生大声地发出了嘘声并吹口哨，而我的一位朋友布施贝克（Buschbeck）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记大大的耳光。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任何新艺术类型的带路先锋和先遣队，只因为它们是新的，因为它们要为我们——现在到了我们活出自己的样子的时刻——而改变世界，因为我们感觉到，这“跟我们有关”。

我们对这些新艺术的兴趣之所以如此彻底并如醉如狂，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那完全是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是要首先被“检验”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会那种放松的、稳健的品位方向，才能获得敬重。所有那些人们告诉我们应该去尊敬的男人，他们都做出会让人尊敬的举止和姿势。他们有着漂亮的、略为灰白的胡子，身体罩着充满诗意的丝绒外套——维尔布兰特（Wilbrandt）、埃贝斯（Ebers）、达恩（Paul Dahn）、保尔·海泽（Paul Heyse）、伦巴赫（Lenbach），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人物现在早已被淹没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他们在拍照时带着深思的目光，总是有着“尊贵的”与“诗人式的”姿势，他们的举止如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也像这些人一样佩戴勋章为装饰。年轻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最多会被标记为“满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阵才会得到正面的认可。那个时代的谨慎，让人们不愿意过早地给予好感，一个人得先经过多年的“稳健”成绩来证明自己才行。新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很年轻。霍普特曼，突然之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一跃而起，以三十岁的年龄占据了德国的舞台；格奥尔格和里尔克都以二十三岁的年龄——按照奥地利的法律，他们还没有获得成年人的权利——就获得了文学上的美誉，有了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通过把一切艺术手法精致化，他们让特殊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找到了欧洲式表达方式。在所有人当中，有那么一个人物让我们感到如此痴迷和沉醉，让我们感到迷狂和兴奋，这便是那位了不起的、非同凡响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这一形象中，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位几乎同龄人的身上，不光看到了自身的最高雄心，也看到了完美的诗歌成就。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天才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还找不到有谁在驾驭语言方面能做到如此完美无瑕；没有谁能让诗性因素如此这般贯穿全部作品，哪怕是最不经意的诗行；没有谁是如此这般的伟大天才，在他十六岁和十七岁时已经以不可磨灭的诗歌和至今尚未有人企及的散文诗，被永远地载入德语语言的史册当中。他的突然开始以及从一开始便如此完备，是一桩超凡脱俗的现象，在一代人当中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例出现。那些最先知道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出现令人难以置信，把这当成一个超自然的奇迹。赫尔曼·巴尔多次向我讲起，他收到一篇给他的杂志的投稿时有多么吃惊。文章出自维也纳一位他不认识的“洛里斯”之手——当时中学生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当中，他还从未看到过有人能以如此轻松飘逸的手法，用如此灵动而典雅的语言写出如此丰富的思想。谁是“洛里斯”？谁是这位他不认识的人？他这样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的认知无言地挤压浓缩，在一个秘密之地将这些认知注入最为浓缩的语言精华当中，将其培育成差不多是充满情趣的魔法。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受上天眷顾的诗人，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巴尔马上给这位素不相识者回信，约定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谈——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Griensteidl）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突然一个瘦高个子、尚未长出胡须、身着青年装短裤的中学生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他的桌子旁边，微微鞠了一躬，用高高的，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简短有力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很多年以后，当巴尔再讲到他当时的讶异时，仍然激动不已。他一开始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学生，能掌握这样的艺术，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在经历生活之前已经对生活有这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认识！阿图尔·施尼茨勒曾经给我讲过的情形也类似。当时他本人还是一名医生，他早期的文学成就看起来根本无法带来生计保证。不过，他当时已经是“青年维也纳”群体中的主要人物，还有更年轻的人来找他寻求建议和指导。在偶然相识的熟人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学生，这位中学生超凡的聪慧让他刮目相看。当这位中学生请求他允许自己朗诵一个小型诗剧时，施尼茨勒很高兴邀请他来到自己的单身汉住处，当然他也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的作品而已，他以为会是伤感的或者假古典主义的风格。他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他那青年装的短裤来了，有点儿紧张和拘束，然后他开始朗读。“在几分钟以后”，施尼茨勒告诉我说，“我们突然竖起了耳朵仔细倾听，交换着欣赏的，几乎是被镇住了的目光。这么完美的诗句，这么无懈可击的形式，这种音乐上的通感，我们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当世人那里听到过，自从歌德以后，我们以为再也不会出现了呢。但是，比这种诗歌形式上无与匹敌（自他以后，在德语文学当中没有人能再度达到）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知。对于一个整天要坐在中学板凳上的男孩子来说，这样的认知只能来自一种具有魔法般力量的直觉。”等到霍夫曼斯塔尔朗读结束时，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施尼茨勒对我说：“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天才，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过这种完全被征服的感觉。”有谁在十六岁开始——也许不应该说是“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成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应该是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兄弟。的确，成熟显得越来越趋于完善：在这第一个诗剧《昨天》之后，他完成了《提香之死》的华美片段，他将德语变成了意大利语的发音。他的诗歌创作，每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出来；然后还有小型的戏剧和文章，那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理解的精准，宽广的视野，如同着了魔法一样神奇地浓缩在几十页的稿纸里。总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东西，就如同水晶一样，从内里发出光芒，同时也显得深沉和炽烈。韵文、散文诗在他的手中犹如散发着芬芳的伊米托斯山的蜂蜡[伊米托斯山（Hymettos），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东南，在古代以盛产蜂蜜而著名。山上的木材被用为建筑材料，被称为蓝灰色的“伊米托斯”大理石，与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的诗中采用了这两个意象来描写大自然后写道：“艺术、名声和自由消失后，大自然却美丽依旧。”可能茨威格在这里使用这一比喻，意在表达霍夫曼斯塔尔的诗歌艺术比通常的艺术更胜一筹。]一样随心如意，总是通过一个不可重复的奇迹让每一首都恰到好处，一点儿不多，也一点儿不少。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肯定有一个不能把握的潜在力量在秘密地引领他走上一条路，去往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涉足的地方。

这样一个超凡人物让我们——这些已经让自己学会去追寻价值的人——感到怎样着迷，我几乎都无力来重现当时的情形。知道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生活着一位天才的、精致而纯粹的诗人，一位人们会设想为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那般传奇的人物，一位不可企及、差不多如梦如幻的人物，还有什么能让一代年轻人更感到如痴如醉呢？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自己得以亲见霍夫曼斯塔尔本人的那一天。那时我十六岁。当时我们对这位理想中的导师的一切行踪都如饥似渴地追踪，因而报纸上的一条消息让我兴奋不已：这条消息通知说，他将在“学术俱乐部”做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样一位天才竟然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报告。按照我们这些中学生对他的崇拜程度而言，如果霍夫曼斯塔尔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话，最大的讲堂里也会爆满的）。这次报告会再次证明，在对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估值以及对这些艺术显示出正确的直觉判断方面，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中学生又走在大众和官方评论家的前面。在这个狭小的会厅里，一共来了差不多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位听众。我在焦急不安中提早半个小时就出发了，为的是能让自己有个座位，而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等了一阵，突然有一个瘦高个子，自身根本不起眼的年轻人从我们这些人之中穿过，走到讲台上便开始演讲。他开始得那么直截了当，我几乎都没有时间去好好打量他。霍夫曼斯塔尔的胡子还是软的，没有完全长成形，他的柔韧身躯让他显得比我设想中的还要年轻些。他的脸庞轮廓分明，长着一点意大利式黝黑肤色的脸，因为略为紧张而紧绷着，他那深色、柔和、高度近视的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也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他开门见山进入了演讲，如同一位游泳者投身于自己熟悉的水中一样；越讲下去，他的手势就越放得开，他的神态就越镇静自如。他的思路刚一展开，开始时的拘束就变成了一种了不起的轻松和机敏，如同那些灵感丰富的人所做的那样（后来我在他的私人谈话中也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从他的第一个句子我就注意到，他的声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甚至差不多像是假嗓子一样，很容易变得微微刺耳。不过，他的演讲让我们变得如此兴奋和激动，我们几乎不再注意他的声音，也不去注意他的面孔了。他没有演讲稿，没有提纲，甚至可能都没有好好准备。但是，出于他天然具备的奇妙的形式感，每个句子都有着精美的收尾。他提出大胆的反命题，令人眼花缭乱，以便在后来以清晰而出人意料的表述予以解答。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所使用的材料不过是那些丰富内容中信手拈来的一些东西，像他这样一位机敏而站得高远的人物，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内容也不会变得贫乏，水准也不会因此降低。在后来多年里的私人谈话中，我也领略过他的这种魔力，斯蒂芬·格奥尔格曾经称誉他为“气势磅礴的歌咏与妙趣横生的巧妙对话的发明者”。他焦躁不安、容易失控、过度敏感，不能承受压力，在私人交往中往往感到怏怏不乐和紧张，他不容易让人靠近。但是，一旦哪个问题让他感兴趣，他便是燃媒，他能让谈话像火箭般快速而灼热地升腾，一下子就达到他自己要的，也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高境地。除了与那位思想尖锐而且像水晶一样明晰的瓦莱里或者那位言辞激烈的凯泽林曾经偶尔有过这样高水平的谈话以外，我同别人的谈话都不具备与他谈话的思想水准。在这个真正的灵感勃发的一瞬间，所有的一切——他读过的每一本书，他看到过的每一幅画，每一个风景——都会在他那神奇般醒来的记忆中变得栩栩如生。他用的比喻如此贴切自如，就如同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样；他所展示的视野矗然而立，就如同在已经消失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舞台布景一样。在首次见到他的那个演讲上，以及在后来的私人会面中，我真正感觉到他身上的“气”，一个高不可测的人物所具有的那种能令人感到充满活力、感到欢欣鼓舞的气息，他身上那种用理性还不能完全把握的“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自己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我对他后来的某些作品也一样推崇有加，那些华美的论文，《安德烈亚斯》中的片段——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也许是德语作品中最美的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戏剧中的某些片段。但是，随着他与真实的生活剧场和那个时代的兴趣关联越来越紧，由于他的各种计划中有明显的意图和野心，他那如梦游者才会有的，只有在童真的诗歌中才有的纯粹灵感不见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沉醉和痴迷。了解他这位未成年人的创作，让我们早早知道，这个出现在我们青春时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性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它再也不会梅开二度。

巴尔扎克曾经以无与伦比的方式描写了一个拿破仑·波拿巴如何让整整一代法国人群情激昂。在巴尔扎克看来，波拿巴从一个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这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不光意味着某一个人的胜利，也是一种青年理念的胜利。一个人并非一定要生为王侯贵胄才有可能早日获得权力：哪怕出生于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小户人家，甚至穷人家，同样也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在三十岁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不久以后也能统治整个世界。这一不可复制的成功让成百上千的人抛开自己卑微的职业，离开边远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让所有的年轻人头脑发热。他驱动他们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庞大军队中的诸多将军，以及《人间喜剧》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云的人。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一下子就达到迄今无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让所有年轻人围在他们身边，跟在他们身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迸发出来的能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爱。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

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直到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时代就是成熟的诗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摸索、尝试、成型、提升。如果一个人眼下写出来的东西还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么有责任感，他也许不会成为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会重现里尔克那样平稳而寻常的成才之路。

我们所有的人都早已经开始创作或者写诗，开始演奏乐器或者开始朗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被动的、激情化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年轻人身上的本质就是不光要获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创造来应答。对年轻人来说，热爱戏剧至少意味着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梦想：让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参与戏剧演出。他们对各种形式的天才极端崇拜，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头，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躯体里或者在尚且半蒙昧的灵魂中看到这种出类拔萃特质的蛛丝马迹。与当时维也纳的气氛相符，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限定条件相吻合，我们班级里的同学中普遍都热衷于艺术生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寻着天分，并力图让它发扬光大。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模仿着城堡剧院演员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练习台词和朗诵，已经开始偷偷参加戏剧表演课，在课间临时分派不同的角色，临时表演经典戏剧中的场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构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观众。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是受到出色培训的音乐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去当作曲家、演奏家还是去当乐队指挥。正是由于他们，我才对新音乐有了最早的认识，而这些新音乐在爱乐乐团的官方音乐会中还是很受鄙视的——他们也从我们这里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词。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沙龙画家，他在上课期间将我们的作业本画得满满的，给我们这个班级里全部的未来天才画了肖像。不过，我们在文学上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由于我们彼此监督尽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对各自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十七岁时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个人作品的水平已经真正说得过去，并且得到了文学刊物的证明：它们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报纸所采用，也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学期刊所接受、被发表出来，甚至还得到了稿费——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Ph.A.，我曾经像崇敬天才一样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最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Pan）的首位，与理查·戴麦尔（Richard Dehmel）和里尔克并排；还有另外一位同学A.M.，曾经使用“奥古斯特·厄勒”（August Oehler）的笔名，打入了当时所有德语期刊中最难进入、最离奇的刊物《艺术叶片》（Blätter für die Kunst）——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门为自己那个超凡入圣、再三遴选才得以进入的文学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位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本关于拿破仑的剧本；第四位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完成了有重要意义的商籁体诗歌；我自己则在现代派的主流文学杂志《社会》（Gesellschaft）以及由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主编的《未来》（Zukunft）——一份在新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周刊——上发表了作品。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那些作品中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上的精致、艺术上的水准而言，它们出自年仅十七岁的人，这的确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只可以解释为，是霍夫曼斯塔尔那神奇的早熟榜样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谙熟语言的夸张和奔放；我们了解每种诗体的写作技术，从品达式的哀婉诗到民歌当中简单的口语表达，我们都无数次尝试、仔细推敲。在每天的作品交换中，我们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处，讨论韵脚上的细节。当我们那些尽职的老师还没有任何预感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在作文中缺少的逗号时，我们早已在相互进行文学批评，其严格程度、艺术上的见识以及审查之细微，是那些大报纸上的文学批评头领人物在对古典大师杰作的批评中所不曾有过的。在中学里的最后几年，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文学批评，在专业评判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这方面，也已经走在那些名声卓著的专业评论家的前面。

对于我们班级同学在文学上早熟做这种完全忠于实情的描述，也许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班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在许多学校，也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狂热和同样早熟的天才。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这座城市特殊的艺术沃土、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新取向扑面而来，这些因素与我们这一人生阶段注定会有的创作意愿连在一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我们班级里的五名校园演员没有一个成为舞台上的真正演员，登上《潘神》和《艺术叶片》的诗人们在令人震惊的锋芒初露之后变成庸常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他们今天在忧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讥讽着自己当年的野心[此处涉及在《艺术叶片》上发表作品的人奥古斯特·厄勒时，茨威格的记忆有误。——德文版注释。厄勒后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成为古典语文学的私人讲师，并翻译了古代希腊文的作品，不幸于1920年在39岁之际因肺病而英年早逝。]。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创作激情并让它成为整个生活中的意义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么充满感激地去想到这些同学啊！他们曾经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从这种火热尖锐的讨论当中，从这种狂野的你追我赶的劲头当中，从相互的欣赏和批评当中，早早地开始了练手和磨砺神经，领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辽阔和宽广，这些多么有力地促使我们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你这令人心迷的艺术，在多少个灰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时，我眼前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我们缩着肩膀，坐在学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后在放学路上，我们有着怎样放着光彩的、激动的目光，满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诵着诗歌，忘掉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

这种对艺术狂热的忠贞执着，对审美因素的过分看重，到了近于荒谬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在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平常兴趣才得以实现。当我今天回过头来问自己，当年我们的每一天都被学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与美式足球之间、曲棍球与马球之间的区别我还是分不大清楚；每张报纸上的体育栏目，对我来说都好像是用无法理喻的符号写成的汉语一样看不懂。我对于体育上的速度纪录和技巧纪录的理解，还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国王的观点上：某一次有人想动员他去看赛马比赛，他用东方式的智慧说：“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马比另外一匹马跑得快。哪个更快，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与身体训练同样遭到我们蔑视的，是用游乐来打发时间。在我们眼里，唯有国际象棋还多少能获得几分垂青，因为它还需要用上些脑力。而且，甚至可以说更为荒谬的是，尽管我们都觉得自己即将成为诗人或者感觉自己是潜在的诗人，我们很少关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当中，我几乎没有去看过维也纳城周围的美好景色。在最美丽、最炎热的夏天，当人们纷纷离开城市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为在咖啡馆里我们可以更快地将多种期刊、报纸拿到手。后来，我还用好多年、好几十年才达到一种平衡，来避免这种孩子气式的贪心阅读带来的过度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来消除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但是，从总体上，我对这种只用眼睛和神经来度过中学时代的极端做法从未感到后悔过。它把那种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当中，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后我读过的书、学到的东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坚实地基之上的。一个人肌肉训练上错过的机会，还可以在后来的岁月中补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灵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在那些决定性的年月里成形。一个早早地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的人，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收入自己的灵魂当中。

我们青春岁月真正的经历是，艺术领域正有新的东西在酝酿，一种超出让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环境满意程度的，更加充满了激情、更成问题、更有尝试性质的新东西。我们因为生活中的这一片段而陷入狂热的兴奋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内的转变不过是许多更为深远的变化中的余响和先兆而已，这些转变将撼动我们父辈的那个世界、那个太平的世界，并最终将其毁灭。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开始悄悄萌生。那些大众，那些几十年来任由被统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顺的自由市民阶层，突然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就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带着尖锐而狂暴的疾风打破了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新世纪想要一个新秩序，一个新时代。

在奥地利，这些大型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到那时为止，被我们错误命名的“普遍”选举权只是给了那些有钱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缴过某个额度税款的有产者。被这些有产者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却真诚地笃信，自己在议会里是“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骄傲；他们讲究尊严、体面、谈吐优雅，因而议会的讨论往往像一个高级会所的晚间讨论会。这些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带着自由主义的信念，真诚地认为宽容和理性一定会带来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微小的让渡和逐渐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为数五万或者十万，生活在大城市里境况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个国家里的那些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的人口。这时，机器已经大量使用，从前分散在各处的劳动力集中在工业产业周围。在著名人物维克多·阿德勒（Vicotor Adler）博士的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实现无产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对每个人都平等的选举权。这些要求刚一实行或者说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意识到：自由主义的那个阶层是多么单薄，尽管它是宝贵的。相安共处与自由主义一起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现在不同利益开始硬碰硬，战斗开始了。

我还能回忆起在我记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给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的兴起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日子。工人们要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力量以及人数的庞大，他们提出口号，将5月1日定为劳动人民的节日；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列队经过普拉特绿地公园游行，而且队伍要行经主要的林荫大道。在以前的大型集会活动时，这条漂亮而宽阔的主街“栗树大道”是专门留给贵族和富裕市民阶层的华丽马车的。声明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层市民被吓得目瞪口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还暗含着一种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们在说到此前的“雅各宾派”或者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一样。人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些来自郊区的赤色分子怎么可能不在他们的游行中焚烧房屋、抢劫商店，干出一切能想象得出来的暴行呢。到处陷入一片惊慌，整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警力都被调到普拉特公园的大街上，军队也处于战备状态，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没有哪辆豪华的私人马车或者出租马车敢去普拉特绿地公园附近，商人们将铁制的橱窗护板放下。我还能回忆起来，父母严格禁止孩子们在维也纳可能会火光冲天的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进，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队伍整齐规范，每个人上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支红色的康乃馨，这是这个党的标志。他们在行进中唱着《国际歌》，但是孩子们一到了他们第一次走过的豪华林荫大道上，就开始唱他们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没有人遭到谩骂，没有人被打，没有人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对战友们那样对他们微笑。正是由于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阶层不能再将工人标记为“革命的暴徒”了，然后就有了来自双方的让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奥地利，总是如此。在那时，今天这个打压和剿灭体系还没有发明出来，人文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变得苍白）即便在政党领导人那里也还没有泯灭。

刚刚有红色康乃馨作为政党的标志出现，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种花插在上衣扣眼里，这是白色康乃馨，是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标志。（那时人们还选择花而不是长筒靴、匕首和骷髅来作为政党的标志，这不也令人感动吗？）基督教社会党一直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政党，本来是无产者运动的有组织对立行动，从本质上它和无产者运动一样，都是机器战胜手工带来的后果。当机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里从而提升了工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之时，同时也威胁了小手工业者。大型商店和规模化生产对于社会中层和小型手工业技师来说意味着毁灭。这种不满和忧虑让一位机敏的、广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卡尔·卢埃格尔博士脱颖而出，他以关键性的一句话“小人物们必须得到帮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阶层和被激怒的社会中层。在这些人身上，对有钱人的嫉妒要远远少于对自身从市民阶层落入无产者当中的恐惧。这一担惊受怕的社会阶层，也是后来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围的广泛大众阶层。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为希特勒做出了榜样，那便是教会希特勒打出反犹太人的旗号，让那些不满意的小市民圈有一个看得见的对手，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转移出去。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加以对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种粗俗和残忍，我们这个世纪可怕的堕落。卡尔·卢埃格尔留着柔软的、金黄色的大胡子，看起来仪表堂堂，被维也纳民间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在一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劳无益之举；他擅长在公众面前讲话，言辞犀利却不乏风趣，不过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说，在那些当时人们觉得激烈的——演讲中，他也从来不失体面的风度；他定出的调子（指反犹态度）也能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屠杀器具，来上演仪式性谋杀的童话和各种粗鄙之事，但他总是小心保管着，不让它刀剑出鞘。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简朴而且无可指责，对于对手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风度，政治上的反犹立场从来没有妨碍他去善待和关照早年的犹太朋友。等到他领导的政党最终赢得了维也纳的市议会选举，而他本人终于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之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经两次拒绝签署对他的任命，因为皇帝厌恶他的反犹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无可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典范。犹太人在这个反犹政党获胜之前曾经心惊胆战，此后仍然与以前一样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继续得到尊重。那时，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彻底灭绝的意志还没有进入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

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所钟爱的花，这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意识明确的革命党。它要以猛烈的冲击之力来摧毁奥地利的皇权，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基督教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个梦想。基督教社会党的势力发端于维也纳和农村，社会主义党发端于工业中心地区，德意志民族党的追随者几乎只出现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就人数而言他们处于弱势，但是，他们以野蛮的进攻性和没有底线的残忍弥补自己的分量不足。这个党的几位议员是奥地利议会中的恐怖和（传统意义上的）羞辱。在理念和技术上，他们构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滥觞——希特勒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那里接过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口号，当时曾经有几千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地遵循这一口号，从天主教转而皈依新教，只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视他为了不起的鼻祖，从他这里接受了“肮脏下流存在于人种当中”这样的断言；尤为突出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个完全无所顾忌、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来实行这一原则：用一个小群体的暴行来震慑一个在数量上胜出但在为人上忍让的群体。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的冲锋队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胶皮棍冲击人群集会、夜里袭击对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党这里是由属于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来完成的。他们在知识人享有的豁免权的保护下，制造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斗殴恐怖手段。每当有政治性的行动，一个召唤、一声哨响他们便能做到军事性地组织起来并出发前往。他们是按照所谓的“青年会”来编组的，脸上带着剑伤，酗酒而凶残，集会大厅由他们来把持，因为他们不光和别人一样戴着袖标和帽子，还佩戴着坚硬的、重重的棍子。他们不停地挑衅，目标一会儿是斯拉夫人，一会儿是犹太人，一会儿是天主教徒，一会儿是意大利人，将这些没有防卫能力的人赶出大学校园。每一次“游逛”（他们把每星期六的大学生检阅称为“游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可以进入大学教室，他们在只好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孬种大学生在里面犯浑；他们能做的，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党的坏蛋从台阶上扔到马路边，浑身流血的伤者运走。每当奥地利这个小小的、虚张声势的德意志民族党想强行达到某种目的时，总是先派出大学生冲锋队。当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 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国议会的同意之后，决定实行一道官方语言使用法规时——其本意是要缔结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和平，让皇朝的统治再延续几十年——一群被挑拨起来的年轻大学生占领了环城大道。骑兵不得不出动，军刀和枪击在镇压中被派上用场。但是，那个人道的自由时代有着可悲的软弱，也易于被打动，人们惮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骚乱和流血，这种倾向如此强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做了退却：首相被撤职，完全忠于皇权的语言规定被取消。残忍手段进入政治当中，第一次显示出成效。那些潜藏在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裂痕与缝隙，在相互让步容忍的年代曾经被人们花很大力气来弥合，现在一下子全部爆裂，变成了深壑与鸿沟。实际上，在新世纪开始前的十年里，在奥地利内部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伯沙撒国王的典故，来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当国王正在大宴宾客之时，宫殿的墙上出现神秘的阿比西尼亚语字符，预言了国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国的毁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画家的题材，伦勃朗曾经于1635年完成一幅该题材的油画作品，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画廊。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首叙事诗。]。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