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这八年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的最私人化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慢慢地变成了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带有男性性征的小伙子，自然本能开始萌生出来。这种青春期的觉醒看似完全是个人之事，每个处在成长进程中的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与成长的烦恼进行斗争，一开始人们也根本不以为这个话题适于当众谈论。不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每一种危机带来的影响都超出了其自身范围。青春期同时也表明了另外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教会我们去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去带着批判意识来观察它的规范。一般来说，儿童甚至是年轻人都倾向于首先让自己去适应周围社会环境中的规则，他们对这些规则也心怀敬意。不过，只有当这些他们被要求遵守的规则也为其他所有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肯屈服从命。老师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个不真实的行为，都无可避免地让年轻人用狐疑，因而也更为尖锐的目光去看待整个世界。我们没用多久就发现，那些我们曾经予以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得很不诚实。更过分的是，在这件事上他们也要求我们和他们一样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们考虑事情的方式与今天完全不同。也许没有哪个领域如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因为一系列因素——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竞技体育对身体的膜拜、青少年开始独立自主——发生了如此彻底的改变。19世纪市民社会秉持的道德，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如果与今天通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观进行对比的话，也许这样的表述与事实最为接近：在那个时代，由于内心的不确定感，人们战战兢兢地避开一切跟“性”相关的问题。在更早，人们诚实地信奉宗教的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信仰环境下，这还算是蛮简单的。当时的人们坚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体情欲是伤风败俗和罪恶。中世纪的权威人士在处理涉及“性”的问题时，采取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来强制推行他们所倡议的道德信条——在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日内瓦，此风尤炽。我们所处的时代却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一个人们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实行这些极端的禁规。然而，“性”还是被当成一种不受管束，因而会带来干扰的因素，人们无法将其纳入这个时代的伦理范畴之内，不允许它得见天日，因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爱情都有悖于市民阶层的“体统”。在这种纠结中，人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虽然没有禁止年轻人去实现自己的情欲愿望，却要求他们采取隐而不宣的做法。既然无法将“性”从这个世界上铲除，至少不要让它大肆张扬，以免伤风败俗。于是，一种不必明言的默契就出现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场合，人们都不许谈这一令人懊恼的复杂问题，以免让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从有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后，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试图将本能驱动从意识当中压制下去的人，并不能因此将其消除，而是危险地将其推到潜意识当中。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去笑话那些天真的掩藏手段中的无知。但是，整个19世纪都顽固地囿于这样的妄想当中：人们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一切冲突；人们越是将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让其无序的力量变得温和；如果人们根本不给年轻人启蒙“性”的存在，他们就会将其忘掉。在这种以为通过无视就可以让年轻人驯服其情欲的妄想里，各方都对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条封锁线。学校和教会、沙龙和法庭、报纸和书籍、时装和风俗，它们原则上都避免提及这一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加入这一行列，尽管他们本来的任务就是马上不带成见地面对这一“天性并非丑闻”[文中为拉丁语naturalia sunt turpia，语出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连科学界也缴械投降了，他们为此找到的借口是：去处理这样的污秽题目有失科学的尊严。如果我们去翻阅那个时代哲学的、法律的甚至医学的书籍，马上就可以发现人们到处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性”这一话题。当刑法学专家在学术大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谈到教养院生活给人带来的道德损害时，他们会羞怯地快速掠过这个原本为核心节点的问题；那些神经学医生虽然在许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些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们也同样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我们从弗洛伊德的书里可以读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师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也曾私下里对他说，他虽然知道一些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说出来过。当时所谓的“精美”文学是最不敢有真实描写的，因为这类文学是专门以描写审美意义上的“美”为己任的。在此前的若干个世纪当中，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他们生活时代里诚实而宏大的文化图景。我们可以在笛福（Defoe）、普雷沃修士（Abbe Prevost）、菲尔丁（Fielding）、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 de la 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对真实状态不走样的描写，可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文学只可以让人看到那些“感觉丰富”和“高贵的”内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难堪的和真实的东西。在19世纪的文学当中，关于大城市青少年经历的各种危险、阴暗和困惑，几乎可以说踪迹皆无。即便有一个作家敢于斗胆提到妓女，他也还是觉得必须让她高贵，必须让女主人公成为香气缭绕的“茶花女”。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特殊事实：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样在生活中搏击过来的，于是打开那个时代的大师如狄更斯（Dickens）、萨克雷（Thackeray）、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Björnson）等人的长篇小说来阅读，他会发现这里只描写了那些被提炼过的、不温不火的情形。整个这一代人因为时代给他们造成的压力无法自由地言说表达，有所例外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作为俄国人正好站在欧洲的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上。那个时代对前辈的道德给予歇斯底里式的维护，这也最能说明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甚至文学上对性描写的如此克制仍不足以让道德家们心满意足。不然的话，怎么可以理解这些情况呢：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客观描写的小说会在法国一家公众法庭上被判为伤风败俗而遭到查禁呢？在我年轻的时代，左拉的小说被认为是色情淫秽的，那位更为平和、更为经典的叙事大师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竟然会在英国和法国掀起愤怒的浪潮。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怎么能想象得到呢？这些作家尽管已经那么节制，他们的书里还是泄露了太多的生活真实。

然而，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不健康的、充满了香水气味的沉闷空气中，我们在一天天成长起来。这种不诚实的、不符合青少年心理的缄默道德，这种不要去想性问题的要求，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我们青年的身上。由于这些缄默“技艺”步调一致，我们在文学和文化史资料中也找不到与实情相符合的资料。要想重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也并非易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锚点，那就是时装，因为每个世纪的时装都不由自主地将当时的道德观念展示在视觉口味上。在1940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1900年的男男女女身着当时服装登场时，观众——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会哄然大笑。即便今天最天真老实的人，也会将过去的那些形象当成漫画人物来嘲笑一番：那是一群在穿着上那么不自然、不舒适、不卫生、不实用的傻瓜。甚至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现在都无法想象，为什么整整一代人竟会毫无抵抗地屈从于如此愚蠢的服饰之下，尽管我们都看到过自己母亲一辈的人穿过这些古怪的晚礼服，我们自己在童年时也被打扮得如此怪气。当时男装的时尚是僵硬的高衣领，即所谓的“弑父者”（Vatermörder）[指男性衣着中的一种衣领形式，是一种坚硬笔挺的立领，可以单独取下配无领衬衫，在19世纪20—50年代广泛流行开来。这种衣领形式源自法国，因为衣领作为单独的部件可以配不同的衬衫，其名称为“寄生品”（parasite）。进入德语后被称为“弑父者”这一名称来源有各种不同解释。一种可能是，如果动作不当的话，衣领会对脖子造成压力引起肌肉反应，导致血压升高或者出现晕眩状况。]，这种装束让任何一个放松的动作都变得不可能，黑色燕尾服那长长的后摆，还有那让人想到炉筒子一般的礼帽，这些都让人感到好笑。不过，更好笑的是从前那些“淑女”费尽千辛万苦，粗暴地对天生之体的细节改造，那才真是难以理喻！她们用鲸骨做成的束身架将身体的中间部位勒紧，如同细腰马蜂一般，下装又会膨胀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铃铛，领口系得严严的直到下颌，脚被完全覆盖，一直到大脚趾，头发带有无数个发卷，高高地盘起来，头发上面是一顶颤巍巍的、尽显奢华霸气的大帽子。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手也要留在手套里。这些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淑女”，尽管她们周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尽管她们的服饰上有各种精致的花边、百褶、流苏，佩戴着各种首饰，她们却陷入可怜的无助之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全套行头在身的女人，就如同全副武装的骑士一样，她们再无法自如地、生气勃勃地、轻盈地行动。光是这套“淑女”的打扮，穿脱这些礼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烦琐麻烦的过程，没有外人的帮助根本无法完成，更不用说那些社交礼仪方面的培养了。首先，得把背后从腰身到脖颈的无数搭扣全部扣上；侍女要用上全身的力气将束身架扣上，让每天都被叫来帮助打理长头发的理发师用一大堆发针、发夹、梳子——借助于烫发钳、卷发筒的效力——将头发卷、梳、盘起来。我想在这里提醒年轻人注意的是，三十年前，除了一些俄国的女大学生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妇女都有齐腰的长发。打理完头发以后，再给“淑女”穿上洋葱一样一层层的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外衣，把她改造得直到任何女性天然的身形和属于她自身的身形都完全消失为止。这种无意义之举，实际上有其隐秘的意义：通过这种处理，一个女人的身体线条会被完全掩盖起来，即便婚礼上的新郎也无法知道他未来的生活伴侣到底是有着一副笔挺还是佝偻的身材，是丰满还是干瘦，长着短腿还是长腿。在这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人们根本不认为以让人产生错觉为目标，为适应普遍的审美理想而人为地强化头发、乳房或者其他身体部位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妥。一个女人越想显得像个“淑女”，就应该越少让人看出她的自然体形。在根本上，这种时装只是听命于这个时代普遍的道德趋势，而这个时代最大的忧虑便是遮盖和隐藏。

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完全忽略了一种情况：如果魔鬼被关在房门外，它们大多会从烟囱或者后门强行进来的。用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拘束的眼光来看，这些服饰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费尽心机要将任何裸露的皮肤和真实的隆起的痕迹隐藏起来，结果根本不是它想要的风化，反倒是它的反面。每一种时尚都以挑衅般的方式凸显了性别的极端性，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个子高高，身材修长，留着短发，外表的样子已经让人感觉到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团队战友，而那个时代的两性哪怕彼此倾心也要保持距离。男人们蓄起长长的胡须为了显得好看，至少要留起浓密的上唇胡，以便来突出他们的男性性征，而女性穿的束身架则明确突出乳房这一女性性征，要让这一性征为人所见。在举止方面，强势性别与弱势性别的差异也得到突出强调：男人要豪爽，有骑士风度，有进攻性，女人要腼腆、羞怯，有防卫性。他们分别是猎人与猎物，而不是同类。由于外表上不自然地拉开距离，两极之间内在的张力即色情只会强化。当时的社会对性采取的违背心理学的缄默与掩盖手段，这导致的结果正好与其原本意图相反。由于当时的人们在任何生活形式、文学、艺术、服装方面都感觉到对有伤风化的强烈恐惧和羞怯，力图去遮掩任何形式的刺激，实际上这倒是真正迫使他们不可回避地产生那些有伤风化的念头。由于人们总得考虑哪些可能是不合适的，就一直处于不断的警醒状态。在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言词中，从前的“体面”世界总显得岌岌可危。也许今天的人们也还能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在体育或者游戏中要是只穿一条裤子，简直是罪不容赦；可是，怎么可以设想，当时她们连“裤子”这个词都不能说出口这种歇斯底里式的羞怯！如果她不得不提及比如男人的裤子这种能有引起情欲之虞的物件时，也必须找另外一个清白的词汇来代替，比如“腿装”（Beinkleid），或者选择用特定的生造出来的词汇来避开这“难以启齿的”名称。几个来自相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的年轻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出去郊游，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或者说，人们对此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这可能“会出什么事儿”。这样的聚会最多能在监护人——母亲或者女家庭教师——寸步不离的情况下才获得允许。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姑娘们要是想穿着露脚的衣服打网球，甚至在打球时光着胳膊，都会被认为是丢丑的。如果一位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让双脚交叉，人们也会认为这是严重地伤害了“风化”，因为这样一来，长裙底边下的脚踝就有可能暴露出来。即便那些大自然的要素，就算阳光、水、空气，也不得去触碰女人的肌肤。在大海里，女人们也得身着套服吃力地向前游泳，从脖子到脚跟都被遮盖得严丝合缝。那些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即便在室内洗澡时也得穿上白色的衬衫，为的是让她们忘掉自己还有肉体。当一位女人在年老去世时，除了她分娩时帮助接生的接生婆、她的丈夫和洗尸人以外就没有其他人见过她的身体，连肩膀和膝盖也没见过。这不是传说，也不是夸大其词。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都像是童话或者满含幽默的夸张。不过在当时，这种对肉体和天性因素的恐惧，带着一种真正的神经强迫症一般的力度渗入整个社会当中，从社会最高层到普通黎民百姓当中。不然的话，人们如何能够设想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当第一批大胆的女人敢于骑上自行车或者用和男人一样的姿势骑马经过时，会有农民向她们扔石头；当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维也纳报纸用整版的篇幅来激烈地争论一项可怕的、不符合道德风尚的革新建议：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在舞蹈时不穿套袜；当伊沙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穿着白色的，幸好还是长长下垂的舞衣跳最古典的舞蹈，露出赤裸的脚板而不是像通行的那样穿着丝绸舞鞋时，那便成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轰动事件。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警醒的监视目光下长大的年轻人，如果一旦发现人们神秘兮兮拿来包裹“性”的那件风化外衣其实已经破旧不堪，满是裂缝和窟窿，那种怕有伤体面的惶惶不安在他们眼里会显得多么可笑。毕竟，五十个中学生里难免会有人在昏暗的胡同中与老师相遇，或者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偶然听到那些在我们面前表现得一本正经的人，干过这样或者那样见不得人的事。实际上，没有什么比那些拙劣的掩盖伎俩更能激发我们的好奇。既然天性不能无拘无束地公开流露，这些好奇就会在大城市里找到地下的，大多并不干净的奔涌渠道。在每个社会阶层，人们都能感觉到一种隐蔽的过度兴奋，它们显得那么幼稚而且无助。几乎没有哪个栅栏或者某个不常有人光顾的地方不被乱涂乱画上不雅的词句和图画，几乎没有哪个女性游泳区的木板围墙上没有被钻出用来偷窥的“瞭望孔”。那些在今天由于回归天性而变得衰落的产业，在当时却悄悄繁盛起来，尤其是人体摄影和裸体摄影，在每个酒馆里都有小贩在桌子下向半大小伙子们提供这些图片。由于严肃文学注定得带有理想主义的、谨慎小心的色彩，那些所谓的“外套下面”的色情文学是所有书籍中最糟糕的种类，印刷用纸质量低劣，语言蹩脚，却有着极好的销路，那些“下流艺术”杂志也是如此，类似这样令人作呕的淫秽作品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宫廷的各剧院还在奉行着高贵的时代理想和像雪一样洁白的纯净，同时也有一些剧场和歌舞场专门上演最粗鄙俗气的内容。所有被阻碍的东西，在找寻自己迂回曲折的出路。这被禁止接受性启蒙，被禁止无拘无束地与异性相处的一代，其好色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这些享有较高爱情自由程度的青少年。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让人产生更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误导人们的欲求；眼睛看到得越少，耳朵里听到得就越多，在思绪中对此的梦幻也就越多。人们让身躯得到的空气、光线和太阳越少，它们在感官上的堆集就越多。这一切汇总到一起，这些社会压力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并没能提高其道德修为，反而激起了针对一切说教的不信任和鄙视。我们从觉醒的第一天开始就本能地感觉到：这个社会力图通过对“性”保持缄默和遮掩这种不诚实的道德剥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本该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为维护一个早已变得与现实脱钩的社会原则来牺牲我们想坦诚生活的意愿。

这种所谓的“社会道德”，一方面私下认可“性”的存在及其自然而然的进程，另外一方面又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这甚至可以说是双重的谎言。人们对年轻男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意鼓励他们去“出头增加历练”——这是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在家庭里善意使用的调笑语言；但是，对于女人他们却害怕地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老规矩也默默地认可，男人能够也可以感觉有性欲驱动，但是，如果坦诚地承认女人也同样屈服于这一天性，造物主为了其永恒的目标也需要创造出一个女性对立体，这就会冒犯“女性圣洁”这一概念。在前弗洛伊德时代，人们普遍认可的公理是：一位女性在被男性唤起肉体上的欲求之前，自身是没有肉体欲求的，而男性只允许在结婚以后再去唤醒她的肉体欲求。不过，即便是在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在维也纳尤甚——到处都是危险的色情感染源，因此一位出身上流家世的姑娘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到与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就要完全生活在被彻底消过毒的环境中。为了保护这些姑娘，她们绝不可以须臾独处。家庭女教师的看管职责在于，绝不让她们在不受保护下离开房前一步。她们被人送到学校，去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同样也要被人接回来。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尤其是年轻姑娘一定要有事可做，以便让她们尽量远离危险的想法。她们得学习钢琴、歌唱、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人们给她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多得过了头。一方面，人们极尽能事地将她们培养成有教养、举止得体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无恐惧地让她们保持对最自然之事一无所知，这种无知程度是我们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一位上流家庭出身的姑娘，对于男人的身体构成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孩子是怎样来到人世的，因为天使要保证她在进入婚姻殿堂时，不光身体没有被人触碰过，灵魂也要彻底“纯净”。“良好的教养”这个词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完全等同于对生活的无知。有时候，这种对生活的无知在一些女人身上终生保持不变。我的一位姨妈曾经有过一桩趣事，至今还让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半夜一点钟突然又出现在父母家门口，大吵大嚷，说她再也不要见到她嫁的那位丑陋男人，他是个疯子，是个坏蛋，因为他当真想让她脱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他那种病态的要求下逃脱出来。

无须讳言的是，这种无知也让那时的年轻姑娘们感到一种神秘的刺激。这些羽翼未全的生灵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她们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她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不允许她们有任何了解的世界，这让她们对那个另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渴望，对此喋喋不休，心向往之又手足无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跟她们打招呼，她们会脸红——今天还会有姑娘脸红吗？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像是喝醉了酒一样。对于那个她们自己被排除在外的世界，她们对未知的一切充满了各种期待，她们梦想着罗曼蒂克的生活，同时羞于让人发现她们的身体多么渴望温存，至于这温存究竟为何，她们并不清楚。一种悄无声息的困惑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她们的整个行为，她们走路的样子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因为体育变得强健，她们的行动轻盈自如，身处年青的男性当中，在运动方面与他们别无二致。那时的姑娘们，只要走上千八百步的路，人们就可以从步伐和动作上分辨出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更像姑娘，而不像女人。在本质上，她们与那些温室植物的纤弱是类似的，都是在人为的，过于温暖的环境里被保护着，在免受任何风霜的环境中长大：她们是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中，人为地培植出来的产品。

不过，当时的社会就是要通过这种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教育把姑娘们培养成这个样子：简单而且知识贫乏，有良好的教养却对事物一无所知，好奇而害羞，犹豫不决而且不切实际，她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婚姻中被丈夫塑造、摆布，没有自己的意志。社会风尚似乎是要将她们保护起来，作为它最隐秘的理想，作为女性美德、贞洁、超俗的象征。如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错过了她的最佳时间，如果到了二十五岁，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会是多么大的悲剧！因为社会规范出于对“家庭”和“风化”的顾及还会无情地要求这位三十岁的姑娘一直保持着那种没有经验、没有欲求的天真状态。不过，这一纤柔的图像大多会变成一幅尖刻残忍的讽刺漫画。未婚女会变成“剩女”，“剩女”会变成“老处女”，会有连篇累牍的笑话不停歇地以她们为取笑对象。如果翻开早年的《街头快报》（Fliegenden Blätter），或者打开那个时代的其他讽刺刊物，每一期上都能找到最愚蠢的笑话残忍地嘲笑老处女：她们的神经有些不对劲儿了，她们不会去掩盖自然的爱情欲求。她们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不得不将天性的要求，对获得爱情和成为母亲的渴望压抑下去，人们从这些牺牲者身上看不到人生的巨大悲剧，对她们根本没有任何理解地去进行嘲笑，这种做法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恶心。一个以虚伪来摧残天性的社会，对于那些泄露并公示这一秘密的人总是进行最残忍无情的攻击，绝不手软。

当时的市民社会风尚竭力去维护这样的虚设：一位“出身体面”的女子在结婚之前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性欲，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成为“家丑”。但是，人们却觉得有必要承认，在年轻男人身上有性欲冲动的存在。人们从经验中得知，他们无法阻止已经长成的青年男子迸发他们的性活力。社会对这些年轻男人并没有太多奢望，只希望他们在神圣的风化以外的世界里来满足自己这些不体面的享乐。这就好比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林立的奢华店铺和优雅的林荫大道，地下却是藏污纳垢的阴沟。年轻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的道德表面之下来进行，至于这样做的结果会置年轻人于怎样的危险当中，会让他们陷入怎样的境地，社会都漠不关心。学校和家庭对此感到恐惧不安，避免在这方面给年轻男人进行启蒙。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些具有前瞻性的父亲，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是“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儿子刚刚开始出现胡楂时便试图帮助他们走上正途。家庭医生会被请到家里来，偶尔会把年轻人叫进一个房间里，给他们解释性病的危险，指点他们要适可而止，不要忽略某些注意事项。医生们会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才开口说这些内容，通常情况下这些内容在年轻人那里早就无师自通了。还有一些父亲用更为别致的方式：他们在家里雇用一位漂亮女仆，她的任务便是教会年轻小伙子这方面的实用知识。在他们看来，年轻人在自己的家里做了这些恼人的事情，向外还可以保持着应有的体面，同时也可以避免陷入鬼知道什么“骗子”的手里。不过，有种启蒙方式被社会、家庭各方义无反顾地鄙视，那就是开诚布公地谈论“性”的问题。

那么，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会有哪些可能性呢？在其他阶层，所谓的“底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乡下，一位十七岁的男佣工已经同女仆睡觉了；要是这层关系产生了后果，人们也不太在意，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要多于婚生子女的数量。在城市的无产者阶层，男工人在结婚之前已经同女工以“野婚”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那些生活在加利西亚的正统犹太教徒当中，一位几乎刚刚算得上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了亲，四十岁时已经当上了爷爷。只有我们的市民社会才鄙视早婚这种克服性欲问题的办法，因为没有哪个父亲愿意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位二十一岁或者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还不够成熟。这又暴露出来一种内在的不诚实，因为市民阶层的社会时间表与自然时间表根本不一致。就自然天性而言，十六岁、十七岁已经是男人，而在社会当中，如果一位年轻男人要想获得“社会位置”的话，在二十五六岁之前几乎不可能。于是，在自然的男性性征和社会认可的男性性征之间出现了一个人为的空档，这一时间空隙长达六年、八年甚至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年轻男人得自己去想办法，寻求解决性欲求的“机会”或者“冒险”。

不过，从前的时代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可能。只有为数很少的、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才能享受“包养”一位姘妇的奢侈，这是说，给她提供一套住房和生活费。同样，也只有少数几个特别幸运者才能实现当时文学中的爱情理想，即与一位已婚妇女保持关系，这是唯一可以在文学中出现的罗曼司。剩下的人大多在与女店员或者酒吧女厮混，但是这又不能带来很多内心的满足。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女性还不能独立加入公共生活，因而只有那些来自最贫穷的无产者阶层的女孩儿才能一方面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做到保持暂时的性关系却并无严肃的结婚意图。这些姑娘衣着寒酸，在每天十二个小时薪酬低廉的艰苦劳作之后疲惫不堪，不修边幅（在那个时代一间盥洗室还是富人家才有的特权），她们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子里长大。这些可怜的生灵与她们的情人在各方面差距巨大，很多人自惭形秽，根本不敢公开和情人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那些设想周到的社会规矩，也发明了处理这种尴尬境况的特殊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单间餐室”，年轻男人可以在那里和一位姑娘共进晚餐而不会被人看见，剩下的事情就在偏僻小街上的小旅馆里解决，而这些旅馆则是专门为此设立的。但是，所有这些相遇都是快速的，没有什么原本的“美”可言，更多的是性而不是情，因为做这些事情时总是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像是在违禁。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与一个两栖人物建立关系：这些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跨在市民社会的门槛上，她们是戏剧演员、舞蹈演员、艺术工作者，她们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解放”女性。不过，从总体上说，当时在婚姻以外的基本色情生活还是娼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就是昏暗的地下室的拱顶，上面矗立的是市民社会这座门面耀眼无瑕的豪华建筑。

今天的一代几乎无法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娼妓业在欧洲是如何遍地蔓延的。今天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妓女已经不多见了，就如同马拉的有轨车也不多见一样，而当时满大街到处都有卖淫的女人，想要避开她们比找到她们还难。除此以外，还有无数个“密闭场所”、夜店、歌舞场、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应召女郎的酒吧。在当时，女性商品以不同价位全天候敞开供应。一位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费多少劲就可以买来一个女人的一刻钟、一个小时或者一夜，就像买一包烟或者买一份报纸一样。在我看来，当代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加真诚和自然，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有力地解释，为什么今天的青少年有可能，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远离那些当时不可或缺的场所：并非警察和国家法律将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上铲除掉了，而是这个因为假道德而造成的悲剧性产品由于需求的减少而自行日渐消亡，只剩下了很少的一部分。

面对这种并不光彩的境地，国家及其道德在官方上的态度从来都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女人有自我出卖的权利；从人的生理需求的角度看，人们又无法摆脱这种能够疏导婚外性生活的方式。于是，当局采取一种具有双重性的办法来处理卖淫业：从业人员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暗娼，国家权力将她们看成不道德的、危险的，从而要加以铲除；另外一类是获得权力部门许可的娼妓，国家给她们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向她们征税。如果一位姑娘决定去当妓女，她可以从警察那里得到一份特别许可和一份经营证书。只要她愿意接受警察的查验，并且每星期两次在医生那里接受体检，她就获得了经营权，允许以自己认可的价格将身体租出去。娼妓被当成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又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的邪恶马脚。比如，一位妓女将她的商品即她的肉体出卖给一位男人，而事后这位男人拒绝支付商定好的价格，她却不能对这个男人提起诉讼。在法律纠纷中，她的要求因为“有伤风化”而突然变成了不道德的行为，她也就无法获得权力机构的保护。

这样的一些细节已经让人感觉到国家在对娼妓这一问题上的两面性：一方面这些女人被纳入国家许可的经营范围内；另外一方面，她们作为个人却被置于普通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虚伪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当中，所有的这些限制都仅限于贫困阶级。一位维也纳的芭蕾舞女演员，可以以二百克朗的价码随时将自己卖给任何一位男人，这和一位街头妓女以两个克朗出卖自己的肉体没有区别，但是前者当然用不着有任何经营许可。那些著名交际花的名字甚至还会出现在报纸上，她们的名字在赛马报道中和显贵人物的名字并排出现，因为她们本身已经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也有若干最体面的皮条客，她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向宫廷、贵族和富裕市民提供奢侈消费品，这些行为原本是要蹲大狱的。严格的条例，没有任何同情心的督查，社会的蔑视，这些都只用于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身上，而这些人在用她们的身体和遭受侮辱的灵魂来护卫所谓的道德信条，在自由、自然的爱情形式面前，这些道德信条早已腐烂了。

正如正规军队会分成不同的骑兵、炮兵、步兵、防守要塞炮兵等兵种一样，这支浩浩荡荡的娼妓大军也分门别类。与防守要塞炮兵相当的是娼妓中那些占据城市中特定街区作为据点的人。这些地点大多是中世纪时设立绞刑架或者麻风病医院、墓地的地方，是那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遭受鄙视之人的栖身地。几个世纪以来，市民阶层都尽力避免在附近居住。政府主管部门允许将那里的几条小巷辟为色情场所：就像日本的吉原街或者开罗的鲜鱼市场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的小矮房里坐着女人向外瞭望。这些廉价的商品，两班倒提供服务。到了20世纪，那里还有两百到五百名妇女在从业。

娼妓当中相当于骑兵或者步兵的是那些“流莺”，她们人数众多，是在大街上寻找顾客的卖身女孩儿。在维也纳，她们通常也被称为“白线女”，因为警察给她们画出来一条看不见的线，标明哪些地方她们可以用作经营。她们在白天、黑夜，直到凌晨时分疲惫地在冰霜雨雪的街道上晃来晃去，穿着廉价的冒牌货，每当有人路过时，她们那满是倦容，已经妆残粉乱的脸上就挤出卖弄风情的笑来。这些女人没有情欲，却要给人提供情欲，她们从一个角落转到另外一个角落，走个不停，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条路：前往恩慈医院的路。自从这群忍饥挨饿、愁眉苦脸的女人不再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以后，每个城市在我的感觉中都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人性了。

即便有这么多的供给，也仍然跟不上消费的需求。有些人不愿意在大街上追逐这些飘忽不定的蝙蝠或者悲伤的极乐鸟，他们希望能有个更舒适、更隐蔽的环境：要有灯光和温暖，有音乐和跳舞，有奢华的光环。给这些顾客提供性服务的是“密闭场所”，也就是妓院。在那里，满是虚假奢华设备的“沙龙”里聚集着姑娘们，她们当中有些穿着贵妇人式的晚礼服，有些穿着松松垮垮的清晨睡衣。一位钢琴师演奏音乐，人们在喝酒、跳舞、谈话，然后才成双成对地进入睡房。在某些高级的地方，尤其是在巴黎和米兰的国际知名店，这甚至会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自己被一位有些放纵的社交界名媛邀请到了私人宅邸一样。此外，这里姑娘们的处境也比外面的站街女要好一些：她们用不着在风里雨里，在肮脏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地方，穿着打扮漂亮，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够多的酒可喝。然而，她们在真正意义上是老鸨的囚徒，她们穿的衣服定价极其昂贵，计算她们的房租变成了一门算术，其价格之高，就算她们当中最勤勉、最不知疲倦地接客的姑娘也还是欠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债，从来也没法随自己的心愿离开这里。

把某些类似妓院的秘史写下来，那一定是引人入胜的，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最特别的，管理机构当然意会却不会言传的秘密，尽管它们在别处表现得规矩严格。这里有供最高层社会成员——人们私下里悄悄传言，甚至有宫廷里的人——使用的秘密之门、特殊的楼梯，以便他们不会被普通凡人所见。那里也有四面镶满镜子的房间，也有可以透过孔眼看向隔壁房间的地方，而在那个房间里一对毫不知情的男女正在寻欢作乐。那里也有最为特殊的奇装异服，从修女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短裙锁在箱子、柜子里，给那些有特殊偏好的客人备用。在同样的城市、同样的社会，出于同样的道德价值观，如果人们看到一位姑娘骑自行车，就会感到出离愤怒。当弗洛伊德以其冷静、清晰和透彻的方式说出他们不想知道的真相时，他们就声称这是有辱科学尊严的丑闻。一个要极力保卫女性贞洁的世界，却能容忍这种残酷的自我出卖，涉足组织这类活动并从中渔利。

人们不要被那个时代伤感的长篇或者中篇小说中的描写给带入歧途。对青年来说，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完全被家庭所控制，她们被严格地与真实生活隔断开来，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受到阻碍；年轻的小伙子却受一种根本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遵守的道德的逼迫，不得已去遮掩和欺骗。无拘无束的真诚关系，依照天性而言这正是最能给青年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生活内容，却是他们无法拥有的。那一代人如果要真想回忆自己与女性初次相遇情形的话，很少有哪一次是不带任何阴影的真正快乐。除了社会压力强迫他们一直要小心和保密以外，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哪怕是在最温柔的时刻也会让阴影从人的灵魂中飘过：对感染性病的恐惧。在这方面，当时年轻人的处境也不如今天的年轻人。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四十年以前，性病的感染范围是今天的一百倍，尤其是其结果要比今天危险、可怕一百倍，因为当时的医院在临床上对性病束手无策。当时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其进行快速彻底的治疗，甚至不让病毒有机会发展到下一期。由于采用了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治疗方法，在今天中小型的大学医院里，教授们经常好几个星期都无法让学生看到一个新感染的梅毒病例，而当时关于部队和大城市的统计资料则表明，在十个年轻人当中至少有一到两人成了梅毒感染的受害者。年轻人不断被提醒注意这种危险。走在维也纳的街道上，每隔六七个门口就会读到写着“皮肤病与性病专科医生”的牌子。在对梅毒感染的恐惧之外，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也是当时那种恶心而且剥夺尊严的治疗方式——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那些治疗方式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梅毒感染者全身被涂满水银。这样的做法又会导致牙齿脱落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后果。因为一个倒霉的机会偶然成为这种疾病的牺牲品，这让人感觉到灵魂和身体都受到了玷污。即便经受过这样可怕的治疗，感染者终其一生都没有把握那可恶的病毒什么时候会再度苏醒过来，它们会在脊髓里让四肢瘫痪，会进入颚骨之下让大脑变软。毫不奇怪，当时有很多年轻人一旦被确诊患上了梅毒便立刻拿起手枪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感觉：自己或者近亲被怀疑患有不治之症。那些总是在偷偷进行的性生活还带来了另外的忧虑。今天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想不起来哪个年轻时代的同伴未曾有过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的时刻，其原因是：一，因为他得了病或者担心得了病；二，由于跟他有关的堕胎而受到敲诈；三，因为他不让家人知道，所以没有钱去做治疗；四，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某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五，因为在妓院里被偷了钱包，却不敢报警。年轻人在那个假道德时代的生活，要比宫廷诗人写的小说和戏剧更有戏剧性也更为肮脏，更为惊心动魄也更为压抑。如同在学校和家庭里一样，年轻人在爱情方面几乎从来没能拥有他们那个年龄本来应该有的自由和幸福。

在一幅关于那个时代的真诚画面里，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得到突出强调。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和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代的年轻人谈话时，我不得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让他们信服的是，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青年时代并非命运的宠儿。的确，从国家公民这个意义上，我们享受的自由要多于今天的这一代。今天的一代不得不去服兵役、服劳役，在很多国家里都不得不接受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实际上完全受到愚蠢的全球政治的专横摆布。我们当时能够不受纷扰地将自己投身于我们钟爱的艺术和我们倾心的精神世界当中，让私人生活更为个体化、个性化。我们更愿意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生活，整个世界都向我们敞开。没有护照和许可证我们也能去旅游，随心所欲，没有人来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我们的确有不可估量的很多个人自由——对此我根本不要否认，我们不光热爱自由，也利用了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会儿缺葡萄酒，一会儿缺酒杯”。在同一代人当中，很少会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社会风习给人以自由，则国家便来对人实行强制；如果国家给人以自由，社会风习就试图把人变成其奴仆。我们的确经历了更美好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世面；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得更为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去经历自己的青春。每当我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挺胸抬头、脸色愉快灿烂地从中学、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看到他们聚在一起，小伙子和姑娘们没有虚伪的羞涩腼腆地结成自由而毫无纠结的伙伴团队，看到他们在学习上、体育和游戏中、在滑雪板上和游泳池里奋力竞争，看到他们成双成对地坐在汽车里遍游各地，有着健康而无烦恼的生活，没有任何外在和内在的压力，相处得如同兄弟姐妹一样，这时我就会觉得，好像在他们和我之间相隔着的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年的我们要想表白爱情、感受爱情时，总得去找躲避之地。我是多么由衷高兴地看到，社会风习在向着有利于年轻人的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在爱情和生活方面他们赢回了多少自由，而浸润在新自由当中的他们变得身心健康！自从女性被允许展示自身的体形，她们变得更加漂亮，她们的步态更加挺拔，她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她们的谈话不再那么做作。这新一代年轻人获得了怎样的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对自己以外不必对任何人有所交代，他们摆脱了来自父母、长辈和老师的控制，他们早已无从知道那些曾经让我们的自身发展变得如此沉重的各种阻碍、恐吓和紧张；他们不知道我们想要做违禁之事时那些拐弯抹角和偷偷摸摸的伎俩，他们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充满雄心、朝气、轻松而无忧无虑，就像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样子。在我看来，他们得到的最美好的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觉和渴望。也许，由于生活中了无烦恼，今天的年轻人缺少我们当年那种对精神世界的敬畏；也许，因为爱情的付出和得到都变得理所当然，某些我们曾经有过的感觉便因此消失不在：对我们来说尤其珍贵和富于刺激性的，有些是羞怯腼腆带来的神秘阻力，有些是含情脉脉中的温柔。他们也根本无法想见，也许恰好是禁止的风暴才神秘地提升了享受的感觉。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跟一种解脱般的转变相比，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这一转变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没有恐惧感和压迫感而尽情享受的某些东西，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是没有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以及对自身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