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自由后的第一年我要住在巴黎，我将这当作承诺给自己的礼物。此前我曾经两次到过巴黎，对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只有粗浅的了解。不过，我知道，有谁年轻时在那里生活过一年的话，他终其一生都会带着无可比拟的幸福回忆想到它；我知道，没有任何地方能有和这座城市一样的氛围，能让人在充满活力的感觉中感受到它那青春气息：它会接受任何人，又不会对任何人追根究底。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座在我年轻时代曾经美好而活跃，能让人轻松愉快的巴黎已经没有了。自从这地球上最坚硬的魔爪强硬地按在它身上留下印痕之后，那种美好的无忧无虑就再也不会回到它的身上了。我在写下这行文字时，德国的军队、德国的坦克正如同灰色的蚂蚁群一样向那里涌去，要将这座城市至美的斑斓、美好的愉悦，它的痛苦和这种永不枯萎的和谐之花从根上摧毁。现在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卐”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着黑色制服的冲锋队挑衅般地从拿破仑的香榭丽舍大道齐步走过。我在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住在城市房子里的人们内心会多么绞痛；那些曾经性情如此愉快的市民，在看到自己熟悉的咖啡馆和酒吧如今被侵略者的马靴踩踏时，会多么沮丧。几乎没有哪种个人的不幸比这座城市遭受的凌辱更让我备受打击，让我感到如此震撼、如此绝望。这座城市比任何地方都仁慈，让每一个来到它近前的人感到幸福。但愿，它曾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将来有一天它还能再给后来人：最睿智的学说、最美好的榜样，同时又让人感到自由和创造活力；它对每个人都敞开心扉，在这毫不顾惜的慷慨付出中却变得越发富有。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今天在遭受痛苦的不光是巴黎。巴黎以外的欧洲，在几十年以内不会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欧洲了。有那么一些幽暗的东西，它们一经出现在那一度如此明亮的欧洲地平线上以后，就再也没有完全消失过。怨恨与不信任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存留着，就如同吞噬肌体的毒素残留在被致伤残的躯体当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在社会、技术方面有了那么大的进步；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欧洲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不曾失去从前那么多的生活乐趣和悠然自得。好多天也描述不完，从前的那些意大利人哪怕处于最贫苦的生活状态当中，也那么互相信任，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他们是怎样在小酒馆里又唱又跳，开玩笑地讽刺糟糕的“政府”，现在他们得怏怏不乐地去为政府当兵打仗，仰起下颌，带着忧郁的心情。人们还能设想，奥地利人还会像从前那样性情愉快随和，对于给他们带来如此舒适生活的皇帝陛下和上帝持有虔敬的信任吗？那些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都不知道，那个没有人心、贪得无厌的“国家”从他们最内在的灵魂中吸走了多少自由和欢乐的精髓。所有民族的人都感觉到，有那么一片巨大沉重的阴影罩在他们的生活之上。我们——这些还知道有着个人自由的那个世界的人——知道也能见证，从前的欧洲曾经历了无忧虑地为那万花筒般的五彩斑斓感到喜悦；如今，我们的世界因为自杀式的怒火而阴影遍地，被奴役、被囚禁。我们这些在有过个人自由的世界生活过的人可以作证，从前的欧洲曾经因为它那万花筒般的斑驳陆离而无忧无虑地感到兴奋。我们的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怒火而变得暗无天日、饱受奴役和枷锁，这让我们不寒而栗。

可是不管怎样，再没有哪个地方会比巴黎更能让人幸福地感觉到，人生存在这种天真美妙的无忧无虑，它的形式之美，温和宜人的气候，它的富庶和传统都是辉煌的明证。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会将这轻盈之感带走一份，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份放进来。中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每个人在塞纳河畔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那里没有任何强制，一个人可以说话、思考、欢笑、咒骂，随心所欲。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生活，或者合群或者独处，可以铺张也可以节俭，可以讲究奢华也可以是波希米亚风格，这里为每一种特殊情形都保留了空间，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那里有高端的豪华餐厅，备有各种美食上的魔法精品，有两三百法郎的各种葡萄酒，还有贵得令人发指的马伦哥和滑铁卢时代的康涅克酒。不过，拐过街角的任何一家小餐馆也可以吃到同样丰盛的饭菜，也可以同样痛饮。在拉丁区人头攒动的大学生餐厅里，花上几个苏[苏（sou），中世纪的法国货币单位和硬币。自1795年，法国货币单位采用法郎和生丁（1法郎＝100生丁），但是直到20世纪初，人们仍然习惯上将5生丁称为1个苏。]就可以吃上鲜美多汁的牛排，餐前餐后还有最好吃的甜点，此外还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树棍一样长的美味白面包。在这里，人们也可以随自己所愿进行穿着打扮。大学生们可以头戴好看的贝雷帽在圣米歇尔大街上闲逛；画家们则头戴宽边大礼帽，身着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丝绒夹克，让自己变成人群中的一条厚重色带；工人们身穿蓝色的上衣或者卷起衬衫袖子，这身打扮走过最讲究的林荫大道他们也安然自得；保姆们戴着宽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系着蓝色围裙。年轻人在午夜之后开始在街上跳舞，用不着非得在7月14日这天不可，警察会笑着说：大街属于每一个人！没有人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最漂亮的姑娘一点儿也不会难为情地和一位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手挽手走进旁边的小旅馆里：谁会在意这些后来才被鼓吹起来的恫吓人心的说辞，如种族、阶级和出身呢？人们跟自己喜欢的人出门、说话、睡觉，才不去在乎别人做什么。一个人得先知道柏林是怎么回事，经历过德国那种心甘情愿的奴性——这里有着棱角分明、被痛苦地打磨出来的阶层意识——才会真心爱上巴黎。在德国，一位军官夫人不会和一位教师的太太交际，教师的太太不会和一位商人的妻子来往，而商人的妻子也不会和工人的老婆走动。可是，在巴黎，大革命的遗风还存在于血液当中。一个无产者工人感觉自己和雇主一样是自由而同等重要的公民；在咖啡馆里，侍者与身着镶边军服的将军像同事一样握手；勤劳、稳重、整洁的小市民妇女也不会对同一条街上的妓女嗤之以鼻，而是每天在楼梯上和她闲聊，还会让孩子给她送去鲜花。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玛德莲教堂附近的一家高级餐馆拉律餐馆（Larue bei der Madeleine）进来了一群参加受洗礼的诺曼底富裕农民。他们穿着本村的传统服装，沉重的鞋就像马蹄子一样踩在地上咚咚作响，头发上抹着厚厚的发油，那味道重得连在厨房里都能闻到。他们大声地说话，喝得越多声音越高，毫无顾忌地笑着摸胖太太的屁股。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坐在光鲜的燕尾服和浓妆艳抹的人群当中，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那些脸刮得像镜子一样平滑的侍者也不对他们撅鼻子，不像在德国或者英国侍者会对乡下人会做的那样，而是同样客气地、毫无瑕疵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仿佛他们是部长或者内阁成员一样。梅特尔大饭店甚至还特别欢迎那些不拘小节的顾客，把这当成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没有高下之分；在豪华的大街和旁边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看得见的界限，到处都同样活跃而愉快。在郊外的庭院里，有街头艺人在演奏，从窗户里可以听到缝纫女工边工作边唱歌。空气中不时飘荡着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唤声。当两位马车夫发生“口角”后，他们也会在事后握手言和，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上几颗牡蛎——那是极其廉价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棘手的或者难以通融的。跟女人搭上关系容易，摆脱关系也容易：每个锅都能找到锅盖，每个年轻男人都能找到一个愉快的、不装腔作势、不拘谨扭捏的女友。啊，在巴黎，人生活得多么轻松，多么美好，尤其是年轻人！东游西逛也是一种乐趣，同时也是在上一门课。因为所有东西都对所有人敞开：你可以走进一家街头书店，看一刻钟的书，店主人也不会有任何抱怨；你可以走进小画廊，可以在旧货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看东西；你可以到德鲁奥特大饭店（Hotel Drouot）的拍卖现场凑热闹，也可以跟花园里的女管家聊聊天。如果出来闲逛的话，街头会对人产生磁铁般的吸引力，向人展示出万花筒一般令人无法抗拒的新东西；要是感到累了，可以随便在上万家咖啡馆中某一家的平台上坐下，用咖啡馆提供的免费信纸写信，同时让街头小贩们向你兜售那些完全多余的破烂货。在巴黎只有一件事是难以做到的：留在家里或者动身回家，尤其当春天已经开始破门而入之时，阳光让塞纳河闪着柔和的银光，林荫大道上的树木开始吐出新绿，年轻的姑娘们胸前别着花一个苏买来的紫罗兰。不过，要想在巴黎过得心情愉快，真的用不着非在春天不可。

我滞留在巴黎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地铁和汽车融汇成一个整体。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仍然是公交马车，由那些肥壮的、浑身冒着热气的马来拉着。不过，几乎没有什么比从“帝国”双层公共汽车的顶层上或者从敞篷马车上能更好地发现巴黎了，它们也都行驶得不那么快。不过，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也算是一个小旅行了。考虑到巴黎小市民的节俭，我觉得这样的传说完全是可信的：住在巴黎左岸的人，从来没有到右岸去过；有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从来没见过杜伊勒里花园或者蒙索公园。真正的市民或者说守家在地的人很愿意待在自己的城区，他们在“大巴黎”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每个这种小圈子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甚至带着某些外省的乡土特色。所以，对于一个外来人来说，选择在哪里住下来，还真得斟酌一番。拉丁区对我已经不再有诱惑力了。先前，当我二十岁短期来巴黎时，一下火车就冲向那里，在第一个晚上已经坐到“瓦歇特”（Vachette）咖啡馆，满怀敬畏之情让人给我看诗人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地方，还有那个大理石桌子——魏尔伦在醉意阑珊时总是用他那沉重的手杖一边生气地敲打它，一边让别人尊敬他。出于对他的崇拜，我这位滴酒不沾的诗人追随者还喝了一杯苦艾酒，虽然这种绿色的酿物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我还是认为，作为一位满心敬畏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巴黎的拉丁区必须依照法国诗人的仪式行事。当时出于对风格的感觉，我宁愿住在索邦大学附近的一个六层阁楼上，以便能原汁原味地经历我通过书籍所了解的那种拉丁区的“真正”氛围。二十五岁的我就不再有那么天真的浪漫感觉了，大学生区对我来说太国际化、太不巴黎了。尤其需要考虑的是，我选择长期住处不要依据文学上的追忆情怀，而是要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我马上开始到处去看一番。从有利于工作的角度看，那个高雅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Café de la Paix）周围的那个地区就更不合适，那里是巴尔干半岛有钱人的聚会场所，除了侍者以外几乎没有人讲法语。倒是圣叙尔比斯（Saint-Sulpice）附近那种教堂和修道院遍布的气氛，对我更有吸引力：里尔克和苏亚雷斯[安德烈·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1868—1948），法国诗人。自1912年起，与安德烈·纪德、保罗·克罗岱尔、保罗·瓦莱里一起被称为著名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评论》的四大台柱。著有小说《马赛》。]也曾经喜欢在那里居住；我最愿意的是，但愿能在圣路易河心岛（Ile St.Louis）上找到一个住所，可以将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联结起来。但是，在第一个星期内，我在散步时就找到了一个更美的地方。我游荡在皇家宫殿的画廊，发现在那些由“平等公爵”[“平等公爵”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3），在法国大革命中支持第三等级，主动放弃贵族称号，更名为菲利普·平等。1791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后来自己被革命法庭以叛国罪处死。]在18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宅区中，有一幢当年的体面府邸，现在落魄为一家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带我去看一个房间，吃惊地注意到，这窗户朝向皇宫花园。花园在黄昏降临时就关闭了，只能模糊地听到城市隐约的喧嚣，那节奏如同无休止的波涛拍打着远处的海岸。雕像在月光中闪耀着亮光，有时候大清早风会将“市场大厅”里蔬菜的香味吹送过来。在这座历史性的王宫建筑中，18世纪、19世纪的诗人、政治家们曾经在这里住过。斜对面的那座房子，是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玛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曾经多次攀上近百个狭窄台阶造访女诗人；那个闪耀着大理石光亮的地方，是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向巴黎人民发出冲击巴士底监狱号召的地方；那里曾经是铺着地毯的通道，那位贫穷的小个子波拿巴少尉曾经在一群地位显赫，并不十分具有美德特性的太太们当中寻找提携自己的人。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能讲述法国历史，况且这里离国家图书馆只隔着一条街，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近在咫尺的，还有藏有绘画的罗浮宫博物馆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我终于住进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搏动法国热烈而有节奏的心跳的地方，在巴黎的心脏。我还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时曾经大为惊讶，原来在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的清静之处。他说：“我们得让外国人指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在哪里。”的确，可能除了这个位于最充满生机的世界之城的最中心圈里的浪漫工作间以外，我再也找不到这么有巴黎味，同时又这么远离人世喧嚣的地方了。

我当时那么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么多，寻找那么多！我不光要经历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灵去寻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们写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坚信，一种注重真实的伟大文学能回馈给它的人民以那么多永久性的力量。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在法国一直有这种感觉，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在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经由诗人的表达艺术、小说家、历史学家、风俗描写者的描绘，巴黎的一切都让我在精神上与它变得那么熟悉。在我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们又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实际上的看见，原本只是一种重新认出，是那种古代希腊戏剧式的“重逢”——这是被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誉为所有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巅。不过，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内在、最隐秘的内容永远无法通过书本以及哪怕最不怕疲倦的漫游而得到，要了解它总是要经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友谊，才能领会到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的真正关联；所有那些从外面观察到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太仓促的图景。

我得到了这种友谊，其中最为深厚的是与莱昂·巴扎尔热特（Leon Bazalgette）的。由于我和维尔哈伦关系非常密切，每星期两次去圣克鲁（Saint.Cloud，在巴黎以西10公里）拜访他，我有幸没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那个由国际画家和文学家组成的“忽悠”圈子。他们去多摩咖啡馆（Cafe du Dome），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在慕尼黑、罗马、柏林，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人。我能够和维尔哈伦一起去拜访另外一些画家、诗人，他们身居这座灯红酒绿、激情任性的城市，每个人都置身在自己富于创造性的静谧当中，如同生活在一座工作的孤岛上。他还看到了雷诺阿的画室，以及他最出色的学生们。这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今天人们会出上万美元，但是那时他们的生存处境与小市民或者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没有区别。他们住在某个小房子里，旁边搭建了画室，没有像慕尼黑的伦巴赫（Franz Lenbach）以及其他名人那样仿造庞贝城豪华别墅来炫耀“排场”。诗人们也和画家们一样过着简朴生活，不久以后我也开始与他们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们大多在国家机构里有一个低微的职位，只有很少的分内工作要做。在法国，从上到下都对精神上的成就予以高度尊重，他们多年来就有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文学创作中所获收益不大的诗人和作家以一份清闲的差事，比如任命他们担任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这样的工作薪水不高，工作也非常少，因为议员们很少会来借书。所以，这位幸运的清闲职位拥有者就可以坐在有品位的、古老的议会大厦里，窗外就是卢森堡公园，在工作时间内安静而舒适地写诗，根本没必要去考虑稿酬。这种水准不高的固定收入也够他们的生活所需了。另外一些诗人或者是医生，比如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和吕克·杜尔丹（Luc Durtain）；或者开一家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Charles Vildrac）；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Jule Romains）和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 Richard Bloch）；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上班，如保尔·瓦莱里，或者有的人给出版商帮忙。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位像后来的诗人们那样自命不凡。这些文学后辈被电影和批量印数给毁了，他们刚一显示出有那么一丝艺术锋芒，就马上自我陶醉地要过衣丰食足的好日子。当时的那些诗人，在那些位卑的，不带来任何虚荣的职业中所要的，无非是给外在生活带来的一点儿安全感而已，这是他们为内心作品的独立所必需的。有了这种基本保障之后，他们就可以对那些腐朽的巴黎大报不予理睬，不要任何稿酬为那些小文学杂志写文章，而这些小杂志的存在总是需要靠很多人牺牲个人利益才得以维持。他们也能平静地接受，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一个文学性的小剧场内上演，他们的名字刚开始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才为人所知。无论是克罗岱尔（Claudel）、佩吉（Peguy）、罗曼·罗兰，还是苏亚雷斯、瓦莱里，几十年之内只有极少数文学精英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人人行色匆匆的闹市里，他们是唯一一群不急不慢的人。安静地生活，安静地为一个远离“喧嚣之地”、默默无闻的圈子而工作，这对他们来说比去出风头更为重要。他们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的住房像小市民的住房一样狭窄而感到羞耻，这种生活却能让他们在艺术上自由大胆地去思考。他们的妻子亲自下厨并招待客人，一切都那么简朴，也正因为如此，与这些朋友聚会的晚上就更让人感到亲切。人们坐在廉价的草编椅子上，桌子上马马虎虎地铺着一块花格台布。这里的陈设一点儿也不比同一层楼里的安装工家好到哪里，然而人在这里感觉到自由和无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一切技术机器，同时也回避精神上的宣传机器；他们如同在几千年以前一样，用手来写书。即便是在大型出版社如“法国水星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也没有口授打字，没有复杂的机器。他们不为外表的东西、不为名誉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所有这些法国的年轻诗人，正如同整个民族一样为自己对生活的乐趣而活着，当然以其最精致的形式，带着创造性工作带来的愉悦。我新赢得的这些朋友为人清白，大大地修正了我对法国诗人的印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6）等同代名人所描写的生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对后者来说，“沙龙”就是整个世界。这些诗人朋友的太太们让我明白，以前我们在家里从书本上所获得的对法国女人的印象，是带着多么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那里所描绘的女人无非是艳遇、挥霍和照镜子！我再也没有在什么地方比在这个兄弟圈子遇见过更贤惠、更不声不响的家庭主妇，她们节俭、朴素，即便生活最为艰难时也保持性情愉快，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灶台上也能像施展魔法一样带来奇迹，她们精心地照料孩子，同时也能在精神上与丈夫心心相印。只有那些作为朋友、作为同道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能了解这个真正的法国。

莱昂·巴扎尔热特在这一代诗人当中的非同寻常之处是，他将自己全部创造力都投入外语作品中，为他自己所喜爱的人倾注所有。我经由朋友和他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如今已经被不公正地遗忘了。他天生就是一位“同壕战友”，在他身上我认识了一位有血有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他有一种真正的献身精神，他认为自己人生的唯一任务便是去帮助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发挥效用，而他自己连作为发现者和支持者理应享受的那份荣耀也不费心去获得。他那活跃的热情，完全是道德意识的自然表现。他看上去有些军人的气质，虽然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反军事主义的人；在与人交往中，他有着战友的诚挚。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助人，帮人出谋划策，在诚实方面不折不扣，像钟表一样准时，别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管，但是从来不牟取一己之私。如果是为了朋友的话，时间他不吝惜，金钱他也不吝惜；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一小群精心挑选的人。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撰写了一部里程碑式的惠特曼传记，以便让法国人能更好地了解这位美国诗人。他想以这位自由的、热爱世界的人为榜样，将法国人的精神视野引向超出自己国土的地方，让同胞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更像战友一般，这是他的人生目标。他是最好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反对者。

我们很快就成了情投意合、如兄弟般的朋友，因为我们俩都不去考虑祖国；因为我们俩都热衷于投身外语诗歌的翻译，不求什么外在的好处；因为我们俩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视为生活中最首要、最终极的价值。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地下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怎样面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描写的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的亲身经历。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最令我最难忘的是，它总能够战胜一个棘手的难点，而这个难点所具有的强大排斥性，在平时会让两个作家之间诚实而衷心的密切关系产生阻碍。这个难点便是：他对我当时所写的全部东西，都带着他那优雅的诚恳而予以彻底拒绝。他喜欢我本人，对于我投身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他也心存感谢和尊重；每次我来巴黎，他都心怀诚挚地站在站台上，总是第一个问候我的人。凡是能帮到我的地方，他都毫不犹豫；在所有关键性问题上，我们都意见一致，胜过兄弟。但是，对于我自己的作品，他坚决地说了“不”。他读过昂利·吉尔博（Henri Guilbeaux，此人后来作为列宁的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担当过重要的角色）翻译成法文的我的诗歌和散文，他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拒绝。我所写的都与真实没有任何关系，他毫不留情地说：这是玄奥文学（他从根本上痛恨的），而且正因为这是我写的，他才这么生气。他一定要对自己诚实，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任何让步，连一点儿客气都不要有。比如，当他在主编一份文学小杂志时，他请求我给他帮助，这种帮助是帮他在德国物色撰稿人，也就是说那些作品比我本人的作品要好的撰稿人。至于我，这位他最亲密的朋友本人，他从未向我约过一行字，也没有发表过我的任何作品，不过他同时却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文译本，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友谊，没有一分钱的酬劳。我们之间这种兄弟般的战友关系在十年当中未因为这样的怪事而受到任何损伤，这让我倍觉这种友谊的可贵。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成功地找到一种个人化的表达，哪怕这会将以前的全部作品清零时，也没有什么能比巴扎尔热特的首肯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对我的赞许是真诚的，正如他在长达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截了当地说“不”一样。

我之所以在回忆巴黎生活的纸页上写下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是因为我在巴黎与他来往最多、相处最好。在巴黎这座城市的背景上，他的头像总是凸现出来，就像一幅古老的图画一样：他热爱巴黎超过任何其他地方。当我今天想到他和其他大师们如何以超凡绝伦的锻造之艺去打造字句，想到那些令我肃然起敬的名字——它们曾经如同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样辉映过我青少年时代夜空——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些忧伤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无所不在的侵扰随时可能发生的时代，还会有那些纯粹的、只考虑抒情诗画面的诗人吗？这难道不是踪迹湮灭的一代吗？我要心怀满腔的爱恋来哀诉，这一代人在我们当中后继无人。在遭受所有命运风暴席卷的日子里，这些诗人不渴求外表生活中的一切，不要成为凡夫俗子，不要荣誉、头衔、实利，他们别无所求，只是要在安静却充满激情的努力中，将一节一节的诗句连接起来，让每一行都浸透着音乐，闪烁着色彩，燃烧着画面。他们形成了一个“行会”，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喧闹时代的一个修道士般的教团，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日常事务。对他们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那最轻柔却盖过时代轰鸣存留更为久远的声音更为重要；当一个韵脚与另外的韵脚相合，一种无法描写的动人心弦从中挣脱出来，它比在风中飘落的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还要轻微，然而却能用它的回响轻抚那最遥远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得遇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令人兴奋，这些语言的仆人和守护人是多么堪为榜样：他们给予每一个入诗的词语以爱。这样的词语，不是写给这个时代和报纸的，只为久远、只为万古流芳。去看他们一眼，几乎都能让人感到羞愧：他们生活得多么不声不响，多么不引人注意，多么不出头露面。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在乡下，有的做着一份卑微的职业工作，有的作为满怀激情的朝拜者而漫游世界；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却被这些少数人满腔激情地热爱着。他们有的生活在德国，有的生活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不过他们又都生活在同一个家乡，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诗歌中。通过严格的放弃，他们避免生活中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像是在进行艺术品创作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我经常再次感觉到，在我们年轻的时代，还有这样纯洁无瑕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断地有一种隐忧：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新生活形式中——它毁灭性地将人从任何形式的内心聚拢中驱赶出来，就如同一场森林大火将动物从它们的藏身之所驱赶出来一样——这样一群全心全意承诺将自身献给抒情诗艺术的灵魂，还有存在的可能吗？我很清楚，每个时代总会有奇迹诗人出现。歌德献给拜伦爵士的挽歌中，那打动人的安慰之句始终不失其真：“大地会再生出他们，就如同他们一直以来生成世界一样。”这样的诗人会反复出现，因为永恒不朽总要不时地留下它的信物，哪怕是在那些最不体面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不正是这样的时代吗？这个时代不允许最纯粹、最不问世事的人以安宁，那种等待、酝酿、思考、聚集力量所需要的安宁，在欧洲的世界大战之前友善而放松的时代，诗人们还能得到这种安宁。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帕斯科里（Giovanni Pascoli，1855—1912）、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es）这样的诗人在今天还受到认可，不再拥有轻柔的音乐，涌入耳中的是聒噪无休的宣传风车以及两次战争大炮轰鸣的一代当中，能出现多少这样的诗人。我只知道，而且我也觉得有责任心怀感激地说出来：在一个正在走向机械化的世界当中，存在着那么一些追求完美的诗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好的教育，是多么大的幸福。当我回首自己的人生时，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财富对我更有意义：我有幸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走得更近些，多次能将早年的崇拜和后来的友谊联结在一起。

在这些诗人当中，也许没有哪一个比里尔克生活得更悄无声息、更隐秘、更不为人所见。但是，这不是那种刻意而为的、不情愿或者精心地打点成修道者般的孤独，就像德国的斯蒂芬·格奥尔格故意做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静谧是围绕着里尔克的，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何处驻足。由于他躲避喧嚣和荣誉——这种“围绕着他的名字聚集起来的所有误会”，他曾经这么优美地表述过——那汹涌而来的好奇波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碰不到他本人。里尔克是很难找到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人们可以去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常住的公寓，没有职务。他总是在漫游世界的路上。没有人预先知道他要去向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无比纤细，对压力十分敏感的心来说，任何计划、任何预告都是一种为难。要想与他相遇，那只能靠偶然。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画廊前，感觉到但是无法确定仿佛有人在发送给我轻轻的、友好的微笑，但是不能确认是谁发出的，直到我看见他的蓝眼睛。他的那双蓝眼睛在看一个人时，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外在样子就被内心之光赋予了灵魂。但是，正是这种不引人注意之处才是他这个人最深层的秘密。这位年轻人略为忧郁地低着头，金色的髭须，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注意的线条，有一点儿斯拉夫人的脸形，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是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跟他有更近的交往之后，你才会看到他的特别之处：他这个人的纤细。他走路和说话有一种难以描写的轻声。当他走进一个人群聚集的房间里，脚步如此之轻，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他进来。然后，他静静地坐下听着，当他开始考虑些什么时，会不自觉地抬起额头；当他自己开始说话时，总是不显露激情，也没有特别着重某些语调。他讲述的方式，简单自然，如同一位母亲给孩子讲童话一样。听他讲述，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哪怕一个最平常不过的题目，在他那里也能有画面感、有含义。但是，一旦他感觉到自己成了更大一圈人的注意中心时，他就立刻停下讲述，回到他那沉默的样子，对别人说话悉心静听。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都那么斯文；即便他发笑时，也只是刚好有那么一点儿笑的意思而已。轻声细语是他的一种需求。最令他受到打扰的就是噪音以及感觉上的强烈波动。“他们让我疲惫不堪，这些人，他们将自己的感觉像血一样吐出来，”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因此，我能承受俄国人的量，也就和小瓶装的利口酒那么多。”除了特别轻声以外，条理、干净、安静都是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必须乘坐人满为患的有轨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这会让他好长时间感到心神不安。一切粗俗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虽然他的生活不宽裕，但是他的服饰总是讲究、干净、品位的总和。他的衣饰同时也是一件精心考虑、精心构思的低调艺术杰作，还总是带着一点儿不显眼的、非常个人化的标记。一件会让他自己暗自高兴的小小配饰，比如手腕上一条细细的银镯。他对完善与对称的美感一直穿透到最隐秘、最个人化的地方。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他在出发之前是怎样装旅行箱的，他拒绝了我的帮忙，认为我做不好。那简直像是在做马赛克镶嵌画一样，他把每一件东西都小心翼翼地放置进事先划定好的空间。要是因为有帮手而破坏了他这种插花般的举动，我觉得那是罪过。他对美的这种根本感觉，伴随着他一直到最不重要的细节。不光他的手稿都是用书法艺术般的圆体字母写在最漂亮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间也那么一致，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哪怕一封最无关紧要的信，他也要挑选上好的纸张，他那书法般的手写字体均匀、干净、圆润、规整，连标点符号的间距都不马虎。哪怕是一张便条，他也不允许上面有被划掉或修改的字；只要他觉得有一个字或者一个表述不完美，就带着极大的耐心将整封信重写一遍。里尔克从来不让不完美的东西出手。

他天性中那特有的轻声，专注对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有强制性的力量。就如同里尔克自己根本不会激烈地考虑问题一样，任何在他面前的人，因为他的安静带来的感召，也不会有任何喧哗和傲慢。他的斯文沉静散发出来，作为一种神秘的感召、教育和道德力量。每次与他长谈以后，我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无力做任何粗俗之事。当然，在另外一方面，他的这种不温不火，这种“从不愿全部给出”的本性也在早早地给交心之举画了一条界线。我相信，有自称里尔克的“朋友”这份殊荣的人，为数极少。在他出版的六卷书信集中，他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个称呼，而且自从中学毕业离校以后，好像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人用过那个兄弟般亲密、信任的“你”。他身上的特殊敏感，不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太靠近他，尤其是那种强烈的男性特征会引起他身体上的不快。跟女人交谈对他来说更轻松些，他给她们写了很多信件，在她们面前他觉得自由多了。也许是因为她们的声音中没有喉音，这让他觉得好受，因为每一种不愉快的声音都让他感到痛苦。我的眼前还能出现某次他和一位高级贵族谈话的情形：他全身缩在一起，双肩难受地耷拉着，眼睛从来没有抬起来过，以免从眼睛里流露出来，他在听这位贵族用公鸭嗓说话时有多么难受。但是，如果一个人能跟他处得来，跟他在一起有多么好！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美好，尽管他在词语和动作上都非常节俭：像一束温暖的、有疗效的光束，直达到一个人最深的灵魂。

在巴黎这座令人心胸开阔的城市，这最为开放的城市，里尔克显得谨小慎微而低调，也许这也是由于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在这里还不为人所知。作为一个无名者，他总是感到更自由、更自在。我在巴黎去过他的两个住处，都是出租房间。每个都很简单，没有什么装饰，但是通过他那特有的对美的感觉，一个地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风格，有了宁静。绝不可以是有着吵闹邻居的出租公寓，宁可是一处老旧的甚至不舒适的地方，一个他能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的地方。不管在哪里，他马上都能通过自己规整事物的力量，将室内变得意味深长并符合他的秉性。他周围的东西总是很少，但是花瓶里总会有灿烂的鲜花，或者是女人送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带回来的。墙上的架子上总是放着书，装订漂亮的或者精心包上书皮的书。他爱书，就如同它们是不吭声的宠物一样。他的写字台上，铅笔和钢笔都排成直线，空白纸张摞成直角。一张俄国的圣像，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我相信他无论旅行到哪里都带上这两件东西——给他的写字台带着一点宗教性特征，尽管他的宗教情结不跟任何特定的教派发生关联。每个细节都让人感觉到，这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是小心呵护着的。如果有人借给他一本他还不知道的书，在他归还时这本书会用缎面纸平平整整地包上书皮，系上彩色缎带，如同一件节日礼物一样。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他是如何将《爱与死亡的方式》的手稿当作一件贵重的礼物带到我房间里的，今天我还保留着扎过这叠手稿的缎带。不过最令人高兴的，还是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这也意味着，和他用同样兴奋的眼睛在最不引人注意的事情上看到深义。他能注意到任何细节，哪怕是公司招牌上的名字，如果他觉得听起来有韵律感，他也会愿意念出来。将巴黎这座城市的边边角角都了解到，这几乎可以说是我从他身上所看到的唯一的激情。有一次我们在一位共同的朋友那里相遇，我告诉他说，昨天偶然去了过去的“街垒”，在皮克普斯公墓（Cimetiere de Picpus）葬着断头台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遗骸，安德烈·谢尼耶（Andre Chenier）也在其中。我向他描述了这块令人感慨万端、散乱地布满坟墓的小小草地，这是外国人难得一见的，也告诉他回来的路上，在一条街上一扇敞开的门当中瞥见了一座“伯根尼”（Beginen）修道院[13世纪欧洲兴起的一种基督教修行运动，愿意加入这一修行共同体的女性被称为Beginen，男性被称为Begarden。其成员共同生活在修道院中，过虔诚禁欲的生活，与其他教团的修士修女类似。不同的是，这些修道者的身份不属于教团，可以退出回到世俗生活去。但是一般情况下，在脱离修道院时应该将财产留下。这类修道院至今仍然存在。]里的修女，她们安安静静地不说话，手里拿着玫瑰花环，像在一个虔敬梦中那样绕圈走。那是少有的一次，我在这个低声、克制的男人身上几乎看到了急不可待：他一定要去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墓，还有修道院。他问我是否愿意带他去。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带着一种内心起伏的安宁站在这寂寞的墓园前，称之为“巴黎最抒情的地方”。在回来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门却是关着的。现在我可以考验他那安静的耐心了，对此他在生活中也像在作品中一样精通。“我们等待偶然。”他说。他站在那里，头略微低下，以便大门一旦打开就能看到里面。我们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有一位教会修女沿街走来，按了门铃。“现在好了。”他小声地说，激动不安。那位修女注意到了他沉静的倾听——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从远处的气息就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于是向他走过去，问他是否在等什么人。他向她微笑——那种柔和的微笑马上就带来了信任——坦率地说自己很想看一下修道院的走廊。很抱歉，现在轮到修女对他微笑着说，她不能让他进去。不过，她建议他去旁边那个园丁小屋，从那里楼上的窗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件事也这么做成了，就如同许多次在他身上发生的那样。

后来我们还相遇过很多次。每次当我想到里尔克时，我看到的是他在巴黎。所幸的是，他可以免于亲历这座城市最悲伤的时刻。[“最悲伤的时刻”指的是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攻陷，当时作者正在流亡中写这本回忆录，而里尔克在1926年已经因病在瑞士离世。]

能够得遇这样罕见的人物，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但是，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的关键教益还没有到来呢。那是人生中的偶然带给我的礼物。在维尔哈伦那里，我们和一位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展开了一场讨论，他痛惜地说，产生伟大雕塑家和画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又激烈地反对。不比过去的伟大艺术家们逊色的罗丹，不是还生活在我们当中吗？我开始列举他的作品，就如同人们在进行反驳时常做的那样，几乎陷入了一种愤怒的激动当中。维尔哈伦暗自发笑，最后他说：“要是一个人那么喜欢罗丹，那就应该和他本人认识一下。明天我去他的创作室。要是你方便的话，我带你一起去。”

我方便还是不方便去？我高兴得无法入睡。但是，到了罗丹那里，我说不出话来。我无法好好跟他说话，站在那些雕像之间，好像我也是一尊雕像一样。我的这种羞赧似乎博得了他的喜欢，因为在告别时这位老人问我是否想看一下他在默东（Meudon）的创作室，那是他真正的创作室，甚至还请我一起用餐。第一个教益他已经给了我：伟大的人物总是最与人为善的。

第二个教益是，他们在生活中也总是最朴素的。这位誉满全球的伟大人物，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作品中的每一个线条我们都熟悉得如同老朋友一样，他的饭食却那么简单，就像中等农民家庭的伙食一样：一大块质量上乘而厚实的肉、几颗橄榄、饱满的水果，再加上味道醇厚的当地葡萄酒。这给我增添了很多勇气，到最后我已经不再感到拘谨了，好像我和这位老人以及他的太太已经相熟多年了。

吃过饭后，我们过去到他的创作室。那是一个巨大的大厅，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复制品都集中在这里，这当中也有上百个珍贵的小型单件习作：一只手、一只胳膊、一个马鬃、一个女人的耳朵，大多只是石膏做成的样本。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某些他自己练习时所画的素描图，关于这些可以讲上整整几个小时。最后，大师把我带到一个基座前面，在湿布下面隐藏着的是他最新的作品，一座女人的头像。他用自己那重重的、满是皱纹的农民般的手揭开湿布，向后退了几步。我情不自禁地从胸口吐出“美极了”这个词，马上又为自己有这样的蹩脚举止而感到羞愧。他带着非常平静的客观观察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丁点儿的自鸣得意，只是附和着我小声嘀咕一句：“是吗？”然后，他犹豫了。“只是这个肩膀……等一下！”他脱下外套，穿上白色工作服，手上拿起一把铲子，用他那大师的动作去刮一下肩膀上那栩栩如生的，像是有呼吸一样的白色皮肤。之后他又退回几步。“还有这里”，他小声嘟哝着。又是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效果得到了提升。然后，他不说话了。走向前，再退回去，从镜子里看着这座雕像，嘟哝着，嘴里发出听不清楚的声音，改变着，修正着。他的眼神在吃饭时显得和蔼可亲，现在却凝聚着奇异的光，让他显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工作着，工作着，带着满腔的激情，使出他那健壮而魁梧身躯里的全部力量。每当他有力向前或者后退时，地板都发出吱吱的响声。但是，他听不到。他也没注意到，一位年轻人无声地站在他的身后，心提到嗓子眼里，为自己被允许观摩这举世无双的大师在工作而感到无比幸福。他完全把我忘了。对于他来说，我根本不在；对他来说，只有那个雕像、那件作品在，还有藏在这个作品之后那看不见的绝对完美的设想。

过了一刻钟，过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伟大的时刻总是忽略时间的长度。罗丹如此全神贯注、如此完全地沉浸在他的工作当中，即便雷鸣也不能将他叫醒。他的动作越来越强硬，几乎是愤怒的。他好像陷入了一种狂野或者沉醉的状态，他动作越来越快。之后，他的手变得迟疑起来。他好像意识到了：他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一次，两次，三次，他退回去，什么也没再改变。然后，他的胡子后面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他说着什么。然后，他温柔地将湿布盖在雕像上，就好像给心爱的女人在肩上披上围巾。他长长地吐一口气，浑身放松。他的身躯似乎又变得沉重了。火熄灭了。接下来发生了对我来说无法理解的情况，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教益：他脱下工作服，穿上夹克，转身要出去。在这个精神完全集中的时刻，他把我彻底忘掉了。他根本不再知道，他自己把一个年轻人带到这个创作室，要给他看自己的作品。现在这位年轻人被震撼了，站在他的身后，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像雕像一般。

他向门口走去。要锁门时，他发现了我，甚至有点儿生气似的盯着我：这个悄悄溜进他工作室里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不过，他马上就记起来了，几乎有些羞愧地走向我。“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只是充满感激地抓住他的手：我甚至更想亲吻他的手。在这个时刻里我看到了所有伟大艺术的永恒秘密，按说这也是造就一项伟大成就的不二法门：集中，将全部力量、全部感官汇聚在一起，在每个艺术家身上能看到的那种忘我、那种出世。我学到了一些让我受用终生的东西。

我本意是在5月底从巴黎去伦敦。但是我不得不将行期提前了十四天，因为一件始料不及的麻烦让我那个可心的住处变得不那么舒服了。这发生在一段特殊的插曲中，在让我感到非常好玩的同时，也教会我法国不同社会阶层特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圣灵降临节的两天节日期间，我离开了巴黎，与朋友们一起去欣赏我还没有去过的壮丽的沙特尔大教堂（在巴黎以南70公里左右）。当我在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馆房间准备换衣服时，发现这多个月来一直静静地立在角落里的箱子不见了。我跑到楼下，找到这个小旅馆的主人，一个粗脖子、红脸颊的小个子马赛人，他整天和太太轮班坐在那间小小的门房里。我经常跟他有说有笑，有时候甚至和他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他马上变得特别生气，用拳头敲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出神秘的词语：“还真是！”他还快速地穿上外套和鞋子——他总是穿着衬衫坐在门房里——换下了舒适的拖鞋，向我解释事情的原委。也许我有必要先提到巴黎的住房和旅馆的一个特别之处，这样就容易让人理解。在巴黎，小旅馆和大多数私人住房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看门人”来关门，只要外面有人按门铃，门就会通过门房里的一个按钮自动打开。小旅馆和私人住房中的看门人不会整夜在门房里，他们大部分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会在卧室里通过一个按钮来给人开门。谁要是想出去，得喊一声“请开门”；谁要是从外面进来，也得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从理论上讲，夜里不能有陌生人溜入房子里。凌晨两点时，有人从外面按了我的旅馆的门铃，有人边进来边说了一个名字，听起来和住在这里的一个房客的名字相似，还拿上了在门房里挂着的房间钥匙。按说旅馆主人有责任从玻璃窗里确认来者的身份，不过好像他是太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又有人从里面喊“请开门”，要离开房子。守门人给开了门以后，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会有人在夜里两点离开呢？他起来了，从后面看到那个从旅馆里出去的人提着一只箱子走在巷子里。他马上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踪那可疑的人，直到他走进田园街的一家小旅馆。这时他根本没想到那人会是一个小偷或者强盗，于是又安稳地回到床上躺下来。

现在他为自己的误判非常生气，带着我冲向最近的警察站。警察马上去田园街那家小旅馆查问，发现我的箱子虽然还在那里，那个小偷却不在：他好像是去旁边某个酒吧喝早咖啡了。两个侦探在田园街旅馆的门房里等着这个坏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没有任何预感地回到这里时，立刻被逮捕了。

现在，旅馆老板和我两个人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们被带到了警长的办公室。警长是一位非常胖、性情愉快、留着胡子的先生，外衣的扣子敞开着，坐在他那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字纸的办公桌前。整个办公室里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有一大瓶葡萄酒。这个人无论如何不是不可冒犯的警察堆中那类残酷的、对生活充满敌意的执法者。他首先命人将我的箱子带进来，我首先应该确认一下，里面的重要东西是否缺了。箱子里面唯一看起来值钱的东西是一张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已经用去了不少。对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这个存折一点儿用也没有，实际上它也根本没有动过，一直放在箱子底。于是警长做了这样的笔录：我承认这只箱子是我的财产，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偷窃。警长让人将小偷带进来，我也带着强烈的好奇要看一下他怎么说。

这么做还是值得的。小偷原本就是一个羸弱的人，现在被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察中间，显得更加不堪，像是一个可怜鬼。他衣衫褴褛，连衣领也没有，蓄着小小的短髭，一张脏兮兮的、明显面黄肌瘦的老鼠脸。他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偷，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他那很不到家的技术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第二天一早马上带着箱子溜掉。他站在警察面前，低垂着眼睛，全身微微抖动，好像冷得浑身打哆嗦。我不得不羞愧地说，我可怜他，甚至对他还有些好感。当一名警察把从他身上搜到的东西在一块木板上排列开来时，我的同情之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这几乎可以说是令人无法设想的收藏：一块又脏又破的手绢；钥匙圈上一大堆仿配的钥匙和各种形式的撬锁钩，它们互相碰击着像音乐一样作响；一个已经用旧了的皮夹。幸运的是没有武器，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虽然是专门干偷窃行当，但他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行窃的。

首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被检查的是那只皮夹。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不是因为那里有上千法郎或者上百法郎的钞票，或者一张钞票也没有。那里面有二十七张照片，都是袒胸露背的女舞蹈演员和女戏剧演员的照片，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片。这个瘦削的、忧郁的小伙子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美人热爱者，而那些巴黎戏剧界的明星对他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不过，他至少要让她们的画片与自己的心贴近。除此以外，他似乎没有别的不法行为。警长在一张一张地查看那些裸体照片时虽然目光严厉，但我还是能观察到：这种处境的犯罪嫌疑人，竟会有这样的收藏兴趣，这让警长和我一样也觉得很好玩儿。我对这个犯罪者的好感也因为他的审美情趣而明显增加。当警长郑重地将笔拿在手里，问我是否要提起诉讼时，我非常快而且理所当然地回答说：不。

要理解这种情形，也许我又应该增加一些补充说明。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许多国家，刑事犯罪都是公诉案件，这就是说，由国家来掌握司法问题，可是在法国，受害人则被给予了自由选择，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我个人会觉得这种法律比那种僵硬的法律更好，因为它能让人有机会去原谅那个做了糟糕事情的人。比如在德国，一个女人因为嫉妒发作而开枪打伤了她的情人，受害人的再三恳求都无法保护她免于遭到审判。国家要介入，要把她从那个可能因为她的强烈感情而更爱她的被攻击者身边拉走，将她投进监狱里。在法国，在取得原谅以后两个人可能就挎着胳膊一起回家，这件事情就在他们之间自行解决了。

我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不”刚一出口，就发生了三种不同的突发反应。夹在两名警察之间的那个瘦男人突然挺起身来，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激目光看着我，那目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警长满意地放下手中的笔，看得出来，我不去追究这个小偷，也让他感到高兴，这可以省去他接下来的文牍工作。我的房东的反应却大不一样。他的头涨得通红，开始激烈地对我大喊，说我不能这么办，这种“坏蛋”非得彻底根除不可，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会带来怎样的损害。他说，一个正派体面的人必须日夜提防这种恶徒，放跑一个就等于鼓励了几百个。那是一个被妨碍了生意的小市民所具有的全部诚实、直率，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心胸狭窄，现在都爆发出来了。他粗鲁而威胁性地要求我收回免予起诉的决定，因为整个事情他也被卷进来了。但是，我不为所动。我语气坚决地说，我的箱子已经找了回来，没有任何财物损失，对我来说这个事情就算完结了。我坚持说，自己有生以来还没有对另外一个人提出过什么控告，如果我今天中午在吃牛排时可以这么想，没有人因为我的缘故去吃牢饭，那么我会感觉更加愉快。警长申明这事的决定权在我，而不是在我的房东，因为我不起诉，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时，我的房东变得出离愤怒了，他突然急转身离开房间，在身后把门重重地摔上。警长站起来，对着那个暴怒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他同我握手来无声地表示对我的赞同。这样他的公事就完成了。我伸手去拿箱子，要把它带回住处。这时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那个小偷羞惭地走到我跟前，说：“噢，先生，我把箱子送到您家里去。”于是我走在前面，那位满心感激的小偷提着箱子走在后面，又走过四条街，回到我的旅馆。

这个以恼怒开头的意外之事似乎有了最轻松、最令人愉快的结局。不过这件事立刻带来了两个余波，对我更全面地理解法国人的心理大有助益。当我第二天去拜访维尔哈伦时，他带着调皮的坏笑来问候我。“你在巴黎还真是有不少奇遇，”他打趣地说，“尤其是，我还根本不知道你是个巨富啊。”我一开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关于昨天这件事的详细报道，只不过在这种浪漫的编造中真正的事实几乎都看不出来了。这篇报道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新闻技巧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一位尊贵的外国人（有意思的是我成了尊贵的外国人）的箱子被偷窃了，箱子里有好多特别值钱的物品，尤其是有一张两万法郎的信用支票（原本的两千法郎在一夜之间翻了十倍）以及其他一些无法替代的物品（实际上里面只有衬衫和领带）。刚开始似乎完全找不到任何破案的线索，因为小偷的作案非常老练，而且似乎对本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某某警长先生以他那“众所周知的办案能力”以及“非凡的洞察力”立刻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通过电话通知，不到一个小时，巴黎的旅馆和客栈都得到了最仔细的检查。由于他采取的措施一如既往地周密准确，在最短的时间内罪犯就被抓住了。警察局长立刻对这位功绩卓著的警长予以特别的表彰，因为他的作为和远见是模范的巴黎警察局中又一个光辉榜样。当然，这篇报道一点儿真实内容也没有，那位出色的警长用不着离开他的办公桌一分钟，是我们把小偷和箱子送到他办公室里的。但是，他利用了这个好机会，给自己捞了一把宣传资本。

这种结局对小偷和处于高位的警察都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故事，对我来说可不是。从这一时刻开始，那位从前多么随和的房东开始想方设法让我觉得在这里住不下去。我从楼上下来，在门房里向他的太太客气地打招呼，她根本不理睬我，像是受到了侮辱一样将她那装模作样的小市民脑袋转过去；旅馆里的那个小伙计也不再认真地打扫我的房间；信件也会神秘地丢失。甚至在旁边的商店和烟草店里，原本我因为抽烟很多被当成“老主顾”受到热情招呼的，也会见到冷若冰霜的脸。那受到了侮辱的小市民道德感不仅是在我的旅馆里，也在整个巷子里。甚至整个街区的人都反对我，因为我曾经“帮助”过小偷。我别无选择，只好带着失而复得的箱子搬离那里。我不得不那么灰溜溜地离开一家舒适的旅馆，好像我本人是个罪犯一样。

在巴黎滞留之后来到伦敦，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人从炎热当中走入荫凉一样：一开始不由自主地一激灵，但是很快眼睛和感官就都适应了。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算，把在英国待上两三个月为己任。如果一个人对这个若干世纪以来将世界推入其运行轨道的国家不了解的话，又如何能理解我们的世界，能对它的各种力量做出评判呢？我也希望通过大量的会话和频繁的社交好好操练一下我那蹩脚的英语（我的英语从来没能变得流利过）。可惜我没能做到：我像所有欧陆人一样，此前与海峡对岸的文学界少有接触，在所有的早餐谈话或者在我们小客栈中的闲聊里，但凡涉及宫廷、赛马、晚会这样的话题，我都觉得实在无话可说。如果他们在讨论政治，我也跟不上，因为他们在提到“乔”的时候，指的是约瑟夫·张伯伦[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英国的政治家，曾经担任殖民地大臣。1906年担任反对党“自由统一党”的领袖，被认为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最有影响的英国政治家之一，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丘吉尔对他的评价）。茨威格此次在伦敦滞留是1904年，当时约瑟夫·张伯伦正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是沙龙闲谈的重要话题。他是后来的英国首相阿瑟·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在提到那些爵士时，他们也只提到名字，而不是姓氏。听那些伦敦马车夫的土话，好长时间我的耳朵就跟被用蜡堵上了一样。所以，我无法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取得进步。我也试着在教堂里从布道者那里学些好的表达方式；两三次去旁听法院的案件审理；去剧院听标准的好英语：那些在巴黎扑面而来的事情，在这里我总得努力去寻找——群聚、同道的友谊、欢欣。我找不到什么人来讨论那些在我看来重要的事情；由于我对他们关注的事情如体育、竞赛、政治都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在那些有教养的英国人眼里，我大概是一个相当粗俗、不好打交道的人。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能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与之有关联的圈子，所以，我在伦敦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或者在大英博物馆中度过。

我自然也首先试图通过步行来了解伦敦。最初的八天里，我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上，直到脚板灼痛。我带着大学生般的责任感去看“贝德尔克”旅游指南[“贝德尔克”（Baedeker）是一家旅游指南系列的专业出版社。]中提到的所有名胜，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到英国议会大厦；我学着去喝爱尔麦芽啤酒，用这里大家都抽的烟斗代替了巴黎的卷烟，我在诸多的细节上努力去入乡随俗。但是，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能和英国人有真正的接触。一个只从外观上看英国的人，无法了解这个国家的本质内容；就如同一个人在城市里从一家价值数百万的公司门前走过，所能了解的无非是擦得锃亮的写着公司名字的铜牌而已。有人领我去了某个会所，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人们在那里做什么。那种低矮的皮制安乐椅，就如同整个会所的气氛一样，一看就让我产生精神上的困倦感，因为我不配享有这种智慧的放松方式，我不像别人那样在经历了心思集中的紧张工作或者体育活动之后来到这里休闲。伦敦这座城市强行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位纯粹的观察者当成异体排斥，假如此人还没有富裕到足以将观察提升为一种高级的、能找到同类的艺术。相反，巴黎则会让这个外来人愉快地卷入它散发着温暖的各种活动当中。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我原本应该在滞留伦敦的这两个月内随便找个什么工作来做：到某个商店里当见习员，或者到某报馆当秘书。那样的话，我对伦敦生活至少可以了解一点点儿。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一个外乡人的我，所经历的东西非常少。直到很多年以后，在战争期间我才获得了些许对真正英国的了解。

英国的诗人当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通过他的介绍，我收到了叶芝的邀请。叶芝的诗我非常喜欢，而且纯粹是出于愉悦，我翻译了他的诗剧《影中之水》（The Shadowy Waters）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个朗诵会，只有少数被遴选过的人拿到了邀请。我们相当拥挤地坐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有人甚至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地上。终于，叶芝在点燃了立在黑色（或者被蒙上黑色罩布）讲台旁边两只胳膊一样粗的巨型圣坛蜡烛之后，开始朗诵他的诗歌了。房间里其他的灯都熄灭了，他那带着黑色卷发、充满力量的头颅像雕像一样映在烛光中。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嗓音慢慢朗诵，一点儿也不慷慨激昂，每一个音节都有着彻底明亮的音色和穿透力。非常美。真正的庄严。唯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在出场上的造作：那件修士般的黑色长袍，让叶芝显得像神甫一样；那慢慢融化的粗大蜡烛，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通过这些细节，这种文学享受更像是一场诗歌圣典，而不是即兴朗诵——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认知。我不由自主地在对比中想到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穿着衬衫，以便他那激动的胳膊能更好地敲击出节奏来，没有铺排，没有精心准备的出场设计；我也想到了里尔克，他也偶尔从一本书里读几首诗，简单、清晰，只静悄悄地服务于他的用词。这是我参加过的第一个“舞台式”诗人自己朗诵的活动，尽管我喜欢他的诗歌，同时还是对这种崇拜行为有所怀疑。不管怎么说，我这位当时叶芝的客人，心里还满是对他的感激之情。

不过，我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不是当时还在世的人，而是一位当时还被人们完全遗忘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是一位问题成堆的孤寂天才，他作品中的那种稚拙和精美的混合至今还让我着迷。一位朋友曾经建议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展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 Binyon）来管理——去看一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这些书在今天已经成为古旧书店中的绝世珍品。我像是被人施了魔法一样。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带有魔法力量的本性，他还不太清楚自己的路在哪里，愿景正如天使翅膀一样托着他穿行在想象力的荒野当中。很多天、很多个星期我试图更深地进入这个天真的，同时也如魔鬼一般的灵魂当中，将他的几首诗翻译成德语。想拥有出自他之手的纸张，这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求，不过这似乎只是一个梦中才会有的可能性。有一天，我的朋友阿奇博尔德·罗素（Archibald G.B.Russell，1879—1955）——他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布莱克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一个展览上，有一张“梦幻肖像”要出售。按照他的（也是我的）看法，那是大师最美的铅笔素描：

《约翰国王》。“您会对它百看不厌的。”他肯定地对我说。他没有错。在我的书籍和绘画当中，这是一张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作品，这位一直在不停追寻的国王，多少次在墙上用他那充满魔力的明亮目光望着我。在所有我丢失的或者不得不舍弃的财物中，我在流浪途中最为思念的莫过于这幅画了。我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徒劳地寻找英国的天才，却陡然间在布莱克这个天人身上昭示给我。我众多的俗世之爱中，从此又新增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