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悲剧作品《耶利米》在1917年复活节时以书的形式出版时，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情形。我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深处有与这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抵制，因而也必须得期待着它会遭到严酷的抵制。但是，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对于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公开褒扬这个剧作的人，不光有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也有那些先前站在另外一面的人，如拉特瑙和戴默尔。剧院的院长们——我根本没有将书寄给他们，因为反正在战争期间不可能上演——主动给我写信，请求我给他们保留在和平时期首演此剧的权利。甚至那些主张战争的对立者，也显示出了礼貌和尊重。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非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带来了残忍的清醒。经过战场上可怕的喋血，对战争的狂热高烧开始降温。人们现在用更为冷静、更为坚硬的目光去直视战争的面孔，与充满兴奋之情的最初几个月完全不同。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开始松动，因为人们看不到一丝一毫所谓的“道德精神上的净化”，这是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曾经大肆标榜的。一道深深的裂缝出现在这个民族当中，这个国家一下子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们在打仗，在经受着最为残忍的困苦；后方是留在家里的那些人，他们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去剧院里看歌舞升平，甚至还乘人之难而敛财。前方和后方形成的反差越来越分明。经由官厅的大门，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人们知道，有了金钱和得力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获利丰厚的物品；与此同时，那些已经濒于毙命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驱赶到战壕里去。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在无所顾忌地为自己谋利益。由于那些无耻的倒卖，生活必需品变得一天贵于一天，食品变得越来越少。在大众悲苦这惨雾萦绕的沼泽地之上，发战争财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仿佛闪烁不定的“鬼火”一般。在民众当中，开始出现深深的不满：不再相信货币，其贬值越来越厉害；不相信将军、军官和外交官；对政府和总参谋部发布的任何一项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报纸和新闻，不相信战争本身及其必要性。并非我的那部剧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上的成就，让它获得了这意外的成功。我只是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痛恨，对胜利的不信任。

然而，在舞台上以活的语言将这种气氛表达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演出肯定会遭到抗议的，于是我必须得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反对战争的诗剧能够首演。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城市话剧院院长的一封信，他想马上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去参加首演。我竟然都忘记了，还有那么一小块无比珍贵的讲德语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如此——还得到了可以置身事外的上帝恩赐，一个民主国家，在那里言论仍然自由，思想还没有成为一潭浑水。我当然马上就同意了。

我的同意当然也只能是原则上的，因为前提是我能获得许可，被允许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本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当时每个参战国都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处”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个部门。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的“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的国家是“文明国”。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得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因此，以参加本人戏剧作品在瑞士首演为理由提出请假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唯一可以设想的障碍便是，这是一出反对战争的戏剧。在这场戏里，一位奥地利人——哪怕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预期战争会失败。我去找了“文化宣传处”的负责人，向他陈述了我的愿望。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马上答应我的一切计划，以这个有点儿异乎寻常的理由：“谢天谢地，您从来也不属于那些愚蠢地叫嚣战争的人。好吧，您在外边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让这个事早晚有个尽头。”四天以后，我获得了休假批准，还有一份可以去外国的护照。

在战争期间听到奥地利政府一个部里的最高级别官员这么自由地谈话，这还是让我吃惊不小。不过，我不熟悉政治的秘密进程，没有预感到，在1917年新皇帝卡尔即位以后，政府的最高层已经有了些轻微动作，要摆脱德国军队的专制：它根本不顾及奥地利人的内心意愿，继续拖着奥地利加入它野蛮的兼并主义拔河赛。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人们痛恨鲁登道夫那种残忍的控制；在外交部里，他们绝望而徒然地反对无限制潜艇战，那肯定会把美国变成我们的敌人；甚至在普通人那里，他们也在小声地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所有这些表达，首先都只是以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以及似乎是无意之间的评论来流露出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天，我还能了解得更多，意想不到地比其他人更近地接触到那时的一个大政治秘密。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赴瑞士途中，在萨尔斯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座房子，打算战争之后在那里安居下来。在这座城市，有一小群严格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位曾经在战争之后担任了总理，在奥地利历史上担任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 Lammasch）和伊格纳茨·赛佩尔（Ignaz Seipel）。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经担任海牙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后者，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几乎可以说具有不可思议才智的天主教神父。在奥地利王朝瓦解之后，他被任命领导小小的奥地利，他在这一任职上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他们二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充满激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这样的人，他们发自内心最深处反对德意志的、普鲁士的、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它与奥地利的传统理念以及天主教的使命无法相容。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宗教信奉者——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得到了最强烈的爱戴，宫廷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访问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挚地谈到我的书：它体现了我们奥地利人那种友善相处的理念，他热切地希望，这本书会在文学以外的范围内发挥影响。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如此信任我这位此前未曾谋面的人，带着一种能见证其内心勇敢的坦诚来说出一个秘密：我们奥地利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自从俄国实行军事停火以后，无论对德国——只要它不再释放其侵略性的意图——还是对奥地利，都没有妨碍缔结和平的真正障碍了，这个时刻我们绝不应该错过。如果那些德国佬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奥地利就必须接手战争指挥并独立行事。他向我表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实现这一意图。也许下一步，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政治决策所带来的效果。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有足够的能量达成一种互谅性的和平，而不是德国军方根本不顾继续牺牲而要求的“胜利者和平”。在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拽进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他坚定而决绝地说：“我们已经死去一百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我们做得够多了！现在不要再牺牲生命，一个生命也不要再为德国的世界霸权所牺牲！”

我屏住呼吸，站在那里。这些我们都默默地想过无数次，但是没有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这句“我们要及时与德国的吞并政策摆脱干系”的话，因为这意味着对战争盟友的“背叛”。可是在这里，这些话却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奥地利为皇帝所信赖倚重，在国外因为他在海牙的作为而受到高度尊重——如此平静而坚决地在我这位几乎可以说还是一位陌生人的面前说出来。我马上就感觉到，奥地利想与德国切割的单方行动计划不是尚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付诸实施了。以单独媾和谈判为威胁来迫使德国同意做出让步，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这一威胁，这种想法是非常大胆的。历史可以作证，这是当时可以拯救帝国、拯救皇室也就是拯救欧洲的唯一的、最后的可能。可惜，在计划的实施上缺少了原初计划中的决绝。卡尔皇帝确实派皇后的哥哥帕尔玛亲王给克里孟梭送去一封密信，以便在没有征得柏林宫廷同意下打探缔结和平的可能，如有可能便开始谈判。这一秘密使命是如何被德国所获知的，我记得好像一直没能得到完全澄清。糟糕的是，卡尔皇帝没能有勇气公开主张自己的信念：要么是因为德国曾经威胁武装入侵奥地利——有些人这样说——要么是因为他作为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关键时刻取消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以抛洒那么多鲜血为代价订下的盟约。不管怎样，他没有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为内阁总理。只有他们这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出于内心的道德信念，才会有这样的力量来背负背离德国的恶名。这种犹豫最后毁了他。这两个人都是在后来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担任总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帝国时期。当时除了这两位有分量的、备受尊敬的人物以外，似乎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在世界面前来护卫这一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能够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存在，也救德国于其最内在的危险，即没有餍足的吞并企图。假如这位笃信宗教的智者当初对我坦言相告的计划没有因为软弱和行事笨拙半途而废的话，我们欧洲今天的处境会好一些。

第二天我继续行程，穿过瑞士边界。很难想象，从一个被封锁的，已经处于半饥荒状态下的战争国来到一个中立国意味着什么。从这边的最后一站到那边的第一站之间，只有几分钟。从过了边界的第一秒开始，人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好像从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中突然来到了一个满是白雪的清新环境，那种眩晕感从大脑穿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很多年，每当我从奥地利来瑞士途经这个火车站（不然的话，它的名字我是不会保留在记忆当中的），每次这种放开呼吸的感觉就会倏然升起。一下火车，第一个惊喜便是那食品柜上琳琅满目地陈列着的东西，这些曾经是生活中天经地义的东西，我几乎都已经忘记了它们该是什么样子：饱满的金色柑橘、香蕉，还有巧克力和火腿就放在那里，而在我们那里这是需要走后门才能弄到的，还有面包和肉，不需要面包票、肉票：旅客们像一群饥饿的动物一般向这些物美价廉的食品扑过去。那里还有一个电报局，一个邮局，可以将不被检查的信件发送到全世界的各个方向。那里放着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英文的报纸，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购买、翻看、阅读里面的内容。只是行驶了五分钟，被禁止的东西就被允许了；到了那边，被允许的就被禁止了。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由于空间的比邻而立变得如此昭然若揭。就在对面的那座边境小城，近得连招牌上的字还能用肉眼看到，从每一茅屋土舍里都会有男人被拉出来，被运送到乌克兰或者阿尔巴尼亚，到那里去杀人或者被人杀死。在离那里五分钟路程的这里，那些与他们同龄的男人们正怡然与妻子坐在长满爬山虎的房门前抽着烟斗：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在这条边界河流里游着的鱼，右边的是属于战争状态的，左边的是保持中立的。在跨过国界的头一秒，我的思考已经不同，更自由、更兴奋、更无拘无束。第二天我就知道了，在战争的世界里，不光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被削弱了那么多，甚至我们的身体机能也同样如此。当我受到亲戚的邀请，不加考虑地在饭后喝了一杯纯咖啡，还抽了哈瓦那雪茄之后，我突然感到头晕，心跳得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在经历过长期的代用品之后，对真正的咖啡和烟草已经没有接受能力了，连身体也得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切换到和平的自然状态。

这种眩晕，这种舒适的头昏眼花也传递到精神领域里。在我的眼里，每一棵树都更美了，每一座山都显得更自由了，每一处风景都更能让人感到幸福。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在阴暗沉重的目光下，草地上那透着幸福气息的和平也会被看成是大自然的冷漠无情，殷红的落日会让人想到流淌的鲜血。在这里，在和平的自然状态下，大自然那幽雅的低调也让人觉得原本就该如此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瑞士。以前我也总是喜欢来到这个面积不大但是了不起的，有无尽多样性的国家。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她[德语中瑞士的名称是die Schweiz，定冠词为阴性，所以这里的译文中采用了“她”来指代这个国家，这也更符合作者在这里表露出来的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的存在意义：在同样的空间里，各民族没有敌意地共同存在的瑞士理念，这个最为睿智的指导思想，即通过相互间的尊重和真诚地推行的民主，让语言上、民族上的差异提升为兄弟之爱，对我们这乱作一团的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几百年来，她就是和平与自由的家园，她以地主之谊最忠诚地存留着每一种思想特有的品质。存在着这唯一的超越民族的国家，这对于我们的世界何其重要！我觉得，这个国家拥有美丽和财富，实在是得其所哉。在这里，没有人是陌生人；在这个悲哀的时刻，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这里比在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的感觉。我还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和湖边徜徉了几个小时，直到夜里。万家灯火下一片和平，这里的人们还有着生活中的那种泰然自若。我仿佛能感觉到，在那些窗户后面，没有整夜无眠的妇女躺在床上想着她们的儿子；我看不到伤员，看不到残疾人，看不到那些明后天就会被装上火车运往前线的年轻士兵：这里会让人感觉到，人们有权利去生活，而在战争的国家，自己还没有变成残疾仿佛都已经是一种不当、一种罪过了。

但是，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不是那些因为演出的谈话，也不是去结识瑞士朋友和外国朋友。我首先要会见罗曼·罗兰。我知道他能让我变得更坚定、更清醒、更有行动力，我要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我的认可和友谊。我必须首先去看他，于是马上去了日内瓦。现在，我们这两个“敌人”处于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境中。可想而知，交战国政府不愿意看到，属于他们国家的公民在中立的第三国有私人来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哪条法律禁止这些活动。没有哪个法律条文规定，因为坐在一起就会受到惩罚。只有贸易交换即“跟敌人通商”是被禁止的，而且要以叛国罪论处。为了避免在这一点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都不互相递烟，因为我们肯定会不间断地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们害怕或者我们有什么心虚之事，我们这些国际朋友总是选择一个最为简单的办法：公开。我们的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也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公开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我到了日内瓦以后，也马上对旅馆的门房报上全名，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我这样做，对德语和法语的情报机构都方便，他们马上就知道我是谁，我要和谁见面。对我们来说，两个老朋友用不着因为各自碰巧所属的国家碰巧正处于交战状态就故意避而不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世界表现得荒谬，我们就随着它一起来做荒谬之事。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跟巴黎的那个房间是一样的。像从前一样，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满满的都是杂志、信函和纸张。他有着与从前同样朴素的住地，宛如隐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却连接起整个世界。无论他到哪里，都出于自己的想法把房间布置成这个样子。我一下子说不出来问候之语，我们彼此伸出了手：这是几年以来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但是，在这三年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近。跟他说外语让我感觉比跟在我自己国家同任何人说话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当。我完全意识到，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当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欧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说话。现在我才能看到，他为促进人类的谅解已经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样的大贡献。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关注各个国家发出的不同宣言，与无数在不同情况下向他咨询意见的人保持通信联系，每天在他的日记本里写满很多页纸。在这个时代，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强烈的见证历史时代的责任感，感觉到有向后来人有所交代的需求。（可是，到了今天，这些手写的日记本，这些能让人完整地了解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道德冲突和思想冲突的文稿，它们如今在哪里？）与此同时，他也在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国际反响。他还在创作长篇小说《克莱朗博》[这是罗曼·罗兰在1920年完成的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为法国17世纪作曲家克莱朗博（Louis-Nicolas Clérambault，1676—1749）。茨威格将该书翻译成德文，题名为《克莱朗博的故事：战争中的自由精神》。]。他的投入不遗余力，没有间隙，充满了牺牲精神，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种无比巨大的责任当中；在人类疯狂发作的时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为表率，都是充满人性的。每一封信他都答复，每一本讨论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阅读。这位身体乏力、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威胁的男人，这位只能轻声说话、一直轻咳不断的人，这位不戴围巾就无法出门的人，这位快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来的人，焕发出来的力量却能应对大得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任何攻击，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让他动摇，他无畏而清醒地看着世界的混乱。我在这里看到一种英雄主义，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精神上、道德上、纪念碑式的英雄主义——即便在那本写他的书里，我对他的描写可能还是不够充分（在盖棺论定之前，人们不太敢对一个尚在人世的人给予太多赞美）。当我在这个小房间里见到他时——从这里他将那看不见的强大光芒发散到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我当时受到了怎样的震撼！也许我可以说那是“净化”，直到今天这一震撼还流淌在我的血液当中。我那时很清楚：罗曼·罗兰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而形成的那种正直而强劲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万人的非理性仇恨，这力量是任何测度和计算都不足以估量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为表率的不可动摇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因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欧洲还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后来几天的谈话中，他的言词包裹下的内容给我带来淡淡的悲哀，正如跟里尔克谈到战争时一样。他对那些政客以及为了本民族的虚荣不惜牺牲他人的人感到愤慨；同时，他对那些难以计数的，为了一个他们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义——实际上的无意义——而受难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他把一份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在乘坐那辆广受非议的全封闭列车离开瑞士之前，列宁强烈请求罗曼·罗兰与他一同前往俄国，因为他完全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有多么重要。但是，罗曼·罗兰坚决地不听命于任何群体，只是以一己之力在为一个他发誓为之努力的事业而奉献：人类的共同事业。正如他也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屈从于他的理念，他也拒绝任何关联。爱戴他的人，本身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他要让人看到的，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哪怕为此要与整个世界作对。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两家小型独立报纸《叶报》（La 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几位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皮埃尔－让·茹弗（P.-J.Jourve）、勒内·阿科斯和弗朗斯·马塞雷尔（Frans Masereel）。我们彼此一见倾心，成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间缔结友谊才会出现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凭直觉感觉到，我们正站在一种新生活的开端。由于从前的朋友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我们的一些昔日朋友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新朋友，因为我们仍然站在同一阵线，在同样的思想战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我们马上形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谊。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彼此已经信任，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也都愿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称，像这个阵线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样。“我们为数不多，我们快乐，我们是兄弟一样的朋党”，我们都感觉到，这种不寻常而胆大妄为的相聚也有个人的危险；我们知道，在五个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每个德国与每个法国人在彼此虎视眈眈，他们要用刺刀将对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弹将对方炸得粉碎，他们会因此得到嘉奖；国界两边的千百万人都在做着这样的梦，将对方消灭，让对方从地上消失，敌对双方的报纸彼此都只有谩骂。在千百万人当中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同时也是有着最诚恳的、最充满激情的兄弟之谊。我们知道自己这样做与官方规定的内容多么不符，我们也知道，这样忠于友谊会让我们在各自的国家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正是这种危险让我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升级为一种亢奋。我们就是要铤而走险，并且要享受铤而走险的乐趣，因为单单这将自身置于险境的行动，就足以给我们的抗议以真正的分量。我甚至与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办了一次公开的朗诵会，这在这场战争期间是非常罕见的。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正因为我采取了将一切公开摊牌的做法，这也表明在这一场大胆的游戏当中，我们是真诚的。至于领事馆和大使馆的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那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哪怕我们这样做是像科尔特斯[科特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者。1519年，他让自己的队伍在登陆之后将船队摧毁，断绝一切后路，以示背水一战征服墨西哥的决心。]将返回家乡的船给烧毁。我们直到灵魂深处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一意外时刻背叛了诗人之人道使命的人。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生活得多么有英雄气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马塞雷尔以他那些反对战争残忍的木刻版画，在我们的眼前展示出永远的战争画面，其中体现出来的激愤和狂怒，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位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无言的木头上刻画着新的形象和画面，那窄小的房间和厨房里已经堆满了这些木板。每天早晨《叶报》上刊登出来的版画控诉，并不是在指控某个国家，所有作品的控诉对象都是一样的，是我们的共同对手：战争。我们梦想着能有人从飞机上将这些传单而不是炮弹投向城市和军队，让人们看到这些能让头脑最简单的人，无需有阅读语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愤怒而悲惨的画面。我敢肯定，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更早地被扼杀。可惜，这些版画只能刊登在《叶报》这张小报上，所及范围几乎都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所尝试的，都只局限于瑞士这个小圈子内，等到它们能有效应时，已经为时太晚。面对各国的总参谋部和政治机构这些庞大的机器，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对此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们之所以没有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变得危险，我们的言词被窒息，我们的影响无法得到发挥。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为数少，知道我们在孤军奋战，所以我们紧密相拥，肝胆相照。在成年以后，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像在日内瓦这个时候的热烈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都保持着这些关系。

从心理学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小组里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尔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让人看到一条历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时期，短时间内勇气和胆量可能比内在意义更有效力，大无畏的公民勇气能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意义。当时代潮流奔涌而来时，总是那些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激流当中的人能先行一步。有多少被历史的潮流裹挟而来的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如贝拉·库恩（Bela Kun）、库特·艾斯纳（Kurt Eisner），直到他们的才智无法胜任！吉尔博，一位瘦弱的、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充满不安，他能说会道，有说起话来活灵活现的口才，却并非天才人物。尽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将我的诗歌翻译成法语，但是我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华真的无足轻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养都不是特别深厚。他的性格当中有一种很不幸的禀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对意见，完全无所谓本来要反对什么。如果能真正像一个街头小混混那样到处寻衅，能碰上比他自己强的对手，那他就会觉得很舒坦。在巴黎，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不断地跟文学界的某个方向或者某个单个的人争来辩去，无论谁在他眼里都不够极端，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个心地不坏的小伙子。现在，在战争中，他这位原本的反军国主义者，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战争。与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怯懦形成对比的，是他在战斗中带来的无畏和勇猛，这让他在关键时刻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可缺少。吸引他的东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惧怕的：危险。别人缩手缩脚不敢去做的事，他一个人却做了那么多，使得这位原本没有什么文学地位的人变成一位大人物，让他的创作能力与战斗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准：类似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省的小律师和小法律人[在法国大革命中，三级会议中来自吉伦特省的代表最终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吉伦特派”。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师。]身上也可以观察到。当他人在保持沉默时，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在每个环节上都仔细去考虑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时，他却义无反顾地动起手来了。吉尔博留下的长久性的功绩是，他创办并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份在思想界举足轻重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任何想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须去读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一个在战争期间超越民族的国际性讨论中心。罗曼·罗兰对这份刊物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关系，他为这份杂志争取到来自欧洲、美洲和印度最宝贵的作者；另外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如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博的激进立场有所信任，定期为《明日》撰稿。这样一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这世界上没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独立。如果它能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也许对公众舆论的形成还会产生影响呢。同时，吉尔博在瑞士还代表着法国的激进小组，因为在法国克里孟梭强行让他们噤声。在著名的昆塔尔会议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是位于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镇。瑞士社会民主党于1915年9月5—8日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有来自12个国家的37位代表参加，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会议形成了《齐美瓦尔德宣言》，以列宁为核心形成了反军国主义、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运动，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由此开始国际工人运动开始分化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改革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这次会议上也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该组织1916年的会议在昆塔尔（Kienthal，也是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镇）召开。]——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从那些变成爱国者的成员当中分离出来——他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没有哪个法国人比这位金黄色头发的小个子更让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过那位后来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Jacques Sadoul，1881—1956）上尉。法国情报局最后终于成功地给他下了一个绊子。在伯尔尼一个德国间谍的旅馆房间里搜出来的几份报纸，这些无非能够证明德国机构订阅了几份《明天》而已。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就德国人的一丝不苟而言，这几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图书馆和机构所要求的。对巴黎来说，有了这个借口就足够将吉尔博说成是受到德国人收买的煽动者，并对他进行了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判决在十年以后的复审中被撤销了。此后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慢慢危及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与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被逮捕并监禁。列宁对他有好感，也出于对他在艰难时期所提供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于是大笔一挥让他变成俄国公民，让他坐上第二个封闭列车来到莫斯科。到了那里，他的创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他有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条件：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再次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正如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由于列宁的信任在俄国的建设中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另外一方面，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由于战争时期的大胆立场而在战后的议会和公众中受到青睐，并担任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所有极端性质的群体都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有行动力、有勇气的真男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然而，事实证明，吉尔博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者素质的人，他像许多战争诗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在经历了与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塌垮下来。吉尔博这位无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像他从前在巴黎那样，将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与那些曾经敬重他的勇气的人闹翻，最先同列宁，之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和我们大家。他终结于一个变得不那么波澜壮阔的时代，写些没有什么分量的小册子以及没有什么意义的争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样。在获得赦免以后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位在战争时期最无畏、最勇敢地反对战争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时代带给他的契机，知道如何使之发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今天他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他在战争期间创办《明天》这份刊物，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带着对这份功绩的感激之情来回忆他的人。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回到苏黎世，以便开始讨论我的话剧试演的问题。我一直都热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为它那高雅，略为保守的文化生活。由于瑞士位于各交战国之间，苏黎世也不再那么安静，一夜之间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欧洲各种思想运动的聚会所，当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机者、间谍、宣传鼓动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当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人。在餐馆、咖啡馆、电车里、大街上，人们听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会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当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被命运卷到这里的人，他们的生存都与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为受到迫害和蔑视。每个人都从原本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出来，被甩入偶然事件当中。由于没有家乡，他们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处；因为没有权力来影响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们日日夜夜在思想发烧的状态中讨论问题，这让一个人同时变得兴奋而疲倦。人们在自己的家乡里经历了若干年月的闭嘴不言之后，现在真的很难舍弃这种说话的乐趣。当一个人又可以不受检查地去思想、去写作之后，这让人不由得要去写作、去发表。每个人都开足马力，哪怕是中等资质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尔博——也变得比此前以及此后更有意思了。各种语言、各种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聚在这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 H.Fried）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Fritz von Unruh）给我们朗诵他的戏剧作品，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写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 Latzko）以他的《战争中的人们》引起轰动，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 Werfel）来到这里朗诵作品。我下榻的施韦德饭店（Hotel Schwerdt）历史悠久，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也曾经下榻在此处，这里能够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我看到过一些俄国人，他们后来现身在革命当中，他们的真实名字我从来不会知道；还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强硬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战争党。在瑞士方面，站在我们这边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以及作家罗伯特·费齐（Robert Faesi）。我在法语书店里约见了我的法语译者保罗·莫里斯（Paul Morisse），在音乐厅里得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Oscar Fried）：一切来来往往，你可以在那里听到所有的观点，有最荒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恼怒，也有兴奋。杂志得以成立，辩论得以进行，不同观点在碰撞，或者对立在升级；各种群体在形成，或者在解散。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苏黎世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夜里），见识到这么丰富多彩而充满激情的人和观点的组合，这种集中而且热烈的形式。人们在贝莱菲咖啡馆（Cafe Bellevue）或者奥德翁咖啡馆（Cafe Odeo）一直待到打烊为止，还经常再到另外一个人的寓所里继续讨论。在这个着了魔的世界里，没有人再去注意风光、湖光和山色，以及这恬静的和平；人们生活在报纸中、在新闻和谣言里、在观点中、在争论中。非常特别的是：在这里，人们在思想上对战争的经历更为集中，甚至超过战争正在进行的本国土地上，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将问题客观化，可以完全不考虑胜利或者失败带来的国家利益。人们不再从某一个政治锚点出发来看问题，而是从欧洲的角度出发，将战争看成一种残酷的、暴力性质的事件，它所改变的不光是地图上的几条边境线，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命运一样，我最为之动容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家乡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个，而是有两个或者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在内心中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个。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当我在几天以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不用英语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对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因此进入一种传统当中。”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当时只是将他的那本《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阅读，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还有他的短剧《流亡》。为了帮助他，我当时甚至还想翻译这个剧本。我越了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语言知识就越让我不胜惊讶。他那圆圆的、高高凸起的前额，在电灯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额头后面的大脑里好像所有恰当表达其所具有的词汇都在跳舞，而且它们以最光彩夺人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次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个复杂句子该如何用德语来表达出来。我们一起尝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找到合适的句子构成。每个单词他都有四五个备选的词汇，甚至是方言词汇，他对这些词汇的色彩和分量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他身上很少会不带有某种苦涩的气息，但是我相信这正是这种躁动，这种力量让他内心里变得激荡而多产。对都柏林、对英国和对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变成了动力能量的形式，的确只是在诗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释放。他好像喜欢自己的不苟言笑。我从来没见过他笑，或者看见他高兴过。他总显得是一团纠结在一起，让人看不透的力量。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时，他总是双唇紧闭，总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去，这时我就会比在我们的谈话中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内心的离群索居。我后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正好是他写出了最孤独、最没有羁绊同时又如彗星一般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栖居于两个国家之间生活的人，是费鲁乔·布索尼（Feruccio Busoni）。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选择在德国生活。从我的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众多艺术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人。当他坐在钢琴前聚精会神时，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美的，如在梦境中的光彩。他的双手在下面轻松地弹奏音乐，绝对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倾听，他那漂亮的、装满思想的头略微后仰，在静听着自己演奏的音乐，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经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经多少次在音乐厅里如醉如痴般地看他那张神采焕发的脸，让他的琴音轻柔地升起，带着银色的清亮而进入我的血液之中。现在，我在这里又见到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里笼罩着哀伤的暗影。“我应该属于哪一方？”有一次他这样问我。“当我夜里从梦中醒来，我知道在梦里我说意大利语。我要写东西时，我在用德语词汇思考。”他的学生遍及各国——“也许一个正在对另外一个开枪”——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心思恍惚。他写了一个小型的轻音乐独幕剧，为的是让自己获得解放，但是在战争期间，乌云不会从他的头里散去。很少能听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悦耳笑声，他从前那种令我如此喜爱的笑声。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车站餐馆的大厅里碰到他，这时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那里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他指着酒瓶说，“不是酗酒！但是，有时候必须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音乐也不总能有效，创作的灵感只能在好光景时才降临。”

这种分裂的情形给阿尔萨斯人造成的痛苦最为强烈，而在他们当中最糟糕不过的是像勒内·席克勒这样的人，他们心里朝向法国，但是用德语写作。本来战争争夺的就是他们的地盘，感觉将他们的心从中间切开。有人想要把他们拉向左边，有人要把他们拉向右边，要强迫他们认可德国或者法国。但是，他们最受不了的便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想要的，和我们大家一样，那便是德国和法国作为兄弟，彼此间的互谅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在两边受苦，为两个国家而受难。

在他们周围还有一群无所适从的半敌半友者，混血的人，跟德国军官结婚的英国女人，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在有些家庭中，一个儿子在这边服役，而另外一个儿子在那边服役；有的父母在等着信件；这边不多的财产被没收了，那边的职位丢掉了。所有这些被分裂的人都逃到瑞士来，为了逃脱嫌疑。无论在旧的，还是在新的家乡，他们都同样遭到迫害。这些被摧残、被损害的生灵，为了避免羞辱这个或者那个人，他们避免说这种或者那种语言，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游走。一个人活得越欧洲化，那只要砸碎欧洲的拳头，对他就会教训得越狠。

在此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期也临近了。首演非常成功，甚至《法兰克福报》也阴阳怪气地向德国报道说，美国公使和协约国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观看了首演。这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们都感觉到，战争现在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参战国内部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对由鲁登道夫一意孤行而强迫继续进行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也不像在他风光无比的罪恶之始时那么危险了。在1918年的秋天，会有最终的决定。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在整个等待时期留在苏黎世。我慢慢地变得更为清醒和警觉了。在刚刚到达这里的兴奋中，我还曾经以为在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对军国主义者当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是为实现欧洲和解这一目标的坚定战斗者。很快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或者扮演成英雄信念的殉道者当中，也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混进来。他们是受德国情报机构收买来监听和刺探其他人的。很快，每个人都从自己遇到的事情当中看清楚了：这个宁静的、规矩的瑞士被来自两个战争阵营的情报人员给打通了无数个地洞。倒字纸篓的女佣、电话接线员、在服务时出奇地与人靠得近而且速度慢的跑堂，都在为敌对的某一方服务，甚至是同一个人为双方服务。箱子被神秘地打开了；吸墨纸被拍了照片；信件在路上或者在邮局里消失了；在旅馆的大厅里，举止文雅的女人以令人厌烦的样子向人挤出笑容；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和平主义者会突然来访，请我们在声明上签字，或者一副无辜的样子请求给他们那些“可靠的朋友”的地址。一位“社会主义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的工人组织做一次报告，他给出的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组织对此却一无所知。到处都得提防备至。没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那些能够当作绝对可靠的人，数量是多么少。由于不想再卷入政治当中，我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少。即便是在跟那些可靠的人交往当中，那些没有结果的无休无止讨论，那种一意孤行地局限在激进主义者、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无政治倾向的小圈子的做法，也让我感到无聊。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能观察那些永久型的职业革命者：只是作为反对者，他才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死守教条，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可以停靠的锚点。要是继续留在这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这种令人眼花缭乱、毫无把握的共同性就会继续发酵下去，自身的信念和道德上的把握就会受到损害。于是，我撤了出来。事实上，这些咖啡馆谋反者没有一个敢于真正谋反的，那些临时扮演的国际政治家没有一个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时该如何去从事政治。在积极的任务即战后的建设开始之时，他们还躲藏在自己那种吹毛求疵、满腹牢骚的消极情绪当中，正如那些日子里的反战作家一样，他们当中少有在战争以后还完成重要作品的。是那个发烧的时代，让他们创作、讨论、从事政治；那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造成他们形成共同之处的并非一个内在的理念，于是这些由有趣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组成的圈子一下子消散得不留任何痕迹，只要他们反抗的对象——战争——过去了。

我选择的适合我停留的地方是吕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家小旅馆，离苏黎世半个小时路程。从那里的小山上可以看到整个苏黎世湖，城市的尖塔显得又小又远，一览无余。在这里我只需见我自己请来的人，真正的朋友，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在这里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那些无情流逝的时间。只要本国的宣传还没有让他们的眼睛变瞎、耳朵变聋，美国的参战让所有人都看到，德国的战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他从此要“民主地”执政时，我们都知道，这钟声传达出来的是什么。我坦率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与德国人在语言上和思想上有密切关联，却变得急不可耐：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正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快点到来。曾经发誓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逃出国境线，那位为了他的“胜利者和平”而让百万人殒命的鲁登道夫戴上墨镜败走瑞典的那一天，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们相信——当时全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是一切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个蹂躏世界的野兽被驯服了或者已经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那了不起的纲领，那也正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东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为俄国革命还带着人道的理想主义理念在欢庆它的蜜月期。我们是太傻了，我知道。但是，这么傻的不光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回忆起来，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满是欢呼声，以此来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敌对双方的士兵都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人们从来没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几天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有那么大的信任。现在，在地球上终于有余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诺的公平与博爱的王国了，去建立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个共同的欧洲：要么是现在，要么便永无可能。我们已经走过地狱，地狱之后还有什么能吓住我们？一个新世界正整装待发。我们还都年轻，所以我们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