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乡下也于事无补，整个氛围让人感到压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意识到，在对方进行粗野的咒骂之时，仅有消极的做法，不去参与其事，这还不够。毕竟，一位作家拥有了词语，他同时也就有了在这个言论审查时代于许可的范围之内运用词语来表达自身信念的责任。我尝试着去做这些。我写了一篇标题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出与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对那些国外朋友发出呼吁：尽管我们目前没有可能保持联系，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诚，以便日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始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共同工作。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报》不加删改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一个句子“管它谁会获胜”成了报刊审查的牺牲品，因为当时不允许对德国将在世界大战中胜出这一点有哪怕再小的怀疑。不过，即便没有这个句子，这篇文章也给我招来若干来自超级爱国者们出离愤怒的信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不会让我受到什么伤害。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试图说服别人接受我的信念。对我来说，把我的信念表达出来，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将我的信念公之于众，这就足够了。

十四天以后，在我几乎都已经将这篇文章完全忘记时，我发现一份贴着瑞士邮票、盖着检查章的信件，我从那熟悉的字迹上已经认出来这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是读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斩断和朋友的关系。”我立刻明白了，他这短短的几行字只是为了试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战争期间与一位奥地利朋友保持通信联系。我马上给他回信。从那时开始，我们定期给对方写信，这种通信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血腥——将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斩断。

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这封信就如一只雪白的鸽子，它来自那装满吼叫着、踢踏着、愤怒发作的动物的诺亚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独，终于又可以和有同样思想的人连在一起。罗曼·罗兰那超强的灵魂力量，让我感到自己变得更有力量，因为现在我知道，在国境线的那边，这位了不起的罗兰在守护着人性。他找到了一位诗人在如此情形下个人可以践行的唯一正确之路：不去参与摧毁和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参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经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伤员护理的工作。罗曼·罗兰生活在瑞士，由于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他被豁免了一切战地服务的义务，但是他马上去了日内瓦红十字会报到——在战争爆发之时，他住在日内瓦。他每天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后来在一篇题为《欧洲之心》的文章中对这一工作公开致谢。在谋杀性质的战役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各国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在所有国家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兄弟、父亲到底是阵亡了、失踪了，还是被俘了，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因为不能指望“敌人”会给出任何消息。在如此恐怖和残忍之时，红十字会承担起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至少让人们免于最痛苦的折磨：对自己心爱之人所遭受的命运没有确切的消息，那是如刑讯一般的折磨。红十字会将敌国战俘的信件带到他们的家乡。当然，这个组织才筹建了几十年，还不足以应对这么大规模的邮件转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信件量。每天、每个小时都得增加前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于那些在煎熬中等待消息的亲属来说，每一小时都长于百年。到1914年12月底时，每天到达那里的信件超过三万封，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拉特美术馆”里来处理和答复每天汹涌而来的信件。在这群人当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诗人，他和志愿者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位诗人便是罗曼·罗兰。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一种责任，那种应该大声说出自身信念的艺术家责任，哪怕这得面对来自自己国家的抵抗，甚至遇到来自整个战争地区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嚣仇恨、互相攻击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国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艺术家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也要主持正义和人道。在当时，没有哪篇文章像这篇一样引发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让整个文学界分成两个部分：要么赞同，要么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有所区别：词语在当时还有力量。当时，舆论还没有被组织化的谎言，即所谓的“宣传”送往死亡之地，人们还听信那些写出来的词语，也在期待着这些词语的出现。在1939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集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产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哪怕一本书、一个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能够触动大众的内心，甚至能对他们的思想有所影响；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诗，如利骚的《憎恨英国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宣言》，以及与之站在对立面上的如罗曼·罗兰八页长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长篇小说《火线下》都能成为大事件。当时道义上的世界良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枯干，对于任何公然的谎言，任何对国际法和人道的践踏，它都以几百年来聚集的信念力量竭尽全力做出反应。自从希特勒视谎言为理所当然、将反人道提升为法律以后，破坏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几乎不会受到严肃的谴责，而这在当时却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Edith Cavell）护士，使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船等行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谴责，让德国遭到的重创要甚于一次失败的战役。那位诗人、法国作家在那个时代发声，并非完全于事无补，因为当时人们的耳朵和灵魂还没有被收音机里不间断的胡说八道的浪潮所淹没。正好相反：一位大诗人发表的即兴宣言要比政客们的正式讲话影响大上一千倍。人们知道，后者的讲话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审时度势的结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实内容。那一代人还有着对诗人的无限信任，把他们看作是有着纯洁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如此失望。正因为军队和官方机构知道诗人有这样的威望，他们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声望的人都网罗在自己的动员机构下面：他们应该去声明、去见证、去证实、去发誓，一切非正义、一切邪恶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国家的一方。但是，在罗曼·罗兰这里，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强化这种充满愤怒的、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过激氛围，而是要去净化它。

如果今天来读这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也许人们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个人如果还有着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罗曼·罗兰所倡导的无非是最理所当然的简单道理。然而，他发出这些言辞的时代，正是一个大众精神疯狂的时代，这在今天几乎难以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文章一发表出来，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就好像无意中抓到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老朋友们的抵制，书店里不再敢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出来，正好需要以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经在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来针对他。鼓吹这样观点的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地出来：“在战争期间，爱国高于一切人道主义的价值。”像以往一样，这种叫喊只能证明，罗曼·罗兰的这一记重拳完全击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战争中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无法阻挡，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问题。

在回忆这些事情时，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现在无法看到罗曼·罗兰在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件。一想到它们可能在这场新的浩劫当中被毁掉或者丢失，我就感觉到一种责任的重负。我那么热爱他的作品，也认为以后这些信件有可能成为从他那伟大的心灵和充满激情的理性中表达出来的最优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这些信件是他写给国境线对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义上的“敌人”的，出自灵魂遭受同样痛苦所带来的无比震撼，出自无能为力的悲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个保持理性已经需要巨大的力量，仅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经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的时代，也许它们是最能打动肺腑的道德文献。过了不久，从我们的友谊书信往来中就产生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曼·罗兰建议，应该邀请各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来瑞士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以便他们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更为得体的态度，甚至也许能在达成相互理解的意义上向全世界发出一份团结合作的呼吁。他从瑞士对法国和其他外国思想界人物发出邀请，而我则从奥地利与德语界那些本人没有公开参与仇恨宣传的诗人、作家和学者取得联系。我马上就着手去做。当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便是盖尔哈特·豪普特曼。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去问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绝的决定时为难。我给我们的共同朋友瓦尔特·拉特瑙写信，请他私下询问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见。拉特瑙拒绝说，现在还没有到让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时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无从得知。这样一来，我的尝试就算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站在另外一个阵营里，并且不久前在一篇关于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国权益的立场；里尔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他原则上不参与任何公开的和联合性质的活动；戴默尔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信件落款上带着幼稚的爱国主义自豪签名为“戴默尔少尉”；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各布·瓦塞尔曼的私下交谈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会加入其中。在德语作家这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而罗曼·罗兰在法国遇到的情况也比我这里好不了多少。1914年、1915年，当时还为时太早，对于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是太遥远的事情。我们孤立无援。

孤立，但也并非完全孤立。通过信件往来我们已经有所收获：无论在中立国还是在参战国，已经有那么十几个人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互相关注到对方的著作、文章、小册子，可以从中看到某一结晶点。新的因素在这结晶点上聚集，刚开始带着犹豫，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的压力让这种趋势增强。这种并非完全站在荒无人烟之地的感觉给我以勇气，促使我更经常写些文章，通过回应和反响找到那些与我们有同样感觉的单枪匹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隐而未露之人。不管怎么说，我还可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从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圈，也不用害怕当局部门常规性的阻挠，因为我从来不去涉及当下的政治问题。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余韵之下，当时人们对文学人士还敬重有加。当我再读当时我悄悄地在广大读者当中传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官员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在世界大战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我居然还能热烈地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这位将战争指责为罪中之罪的人，还可以在一家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介绍巴比塞的小说《火线下》。我们想在战争期间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内，当然我们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要想在奥地利展现战争的残酷、后方的冷漠，在介绍小说《火线下》的文章里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国”步兵所遭受的痛苦。但是，上百封来自奥地利前线的来信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些士兵也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命运；或者，为了表达出我们的信念，我们就采取了互相攻击的手段，比如，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批驳我的那篇《致外国的朋友们》，在装模作样的论辩中，他将我的全文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发表出来，成功地把它在法国散布开来，让那里的每个人都能读到（这也是本来的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信号灯，这些无非是一些回忆的标记。我们的目标读者那么默契地领会了我们的意图，从后来的一桩逸事中我看到了这一点。当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它从前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这里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一切跟意大利有关的事物都遭到咒骂。碰巧，一位“复兴时代”的年轻意大利人卡尔·波埃里奥（Carl Poerio）描写他与歌德见面的回忆录出版了，我就在这仇恨的嘶喊声中写了一篇题为《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来表示，意大利原本和我们的文化是有着密切关联的。由于这本书的前言是出自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之手，我便趁机用几句话表达了对他的最高崇敬。在一个不许承认敌国的作家或者学者的时代，在奥地利发表对一位意大利人的钦敬之词，自然是在表达一种明确的抗议，国境线对面的那些人也领会了这一内涵。当时担任部长的克罗齐[贝内德托·克罗齐在1920/1921年才担任（教育部）部长。——德文版注释。]后来给我讲述说，当时部里一位不懂德语的职员惊惶失措地告诉他说，在战争敌对国的一份大报上有针对他的内容（因为他无法想象有指名道姓却不是当作敌人这种可能）。克罗齐让人给他拿来了《新自由报》，他先是吃惊，然后就感到非常愉快，他没有从中看出有任何敌意。

我现在根本无意于去高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尝试。它们当然对事件的发生没有产生哪怕最微小的影响。但是，这些努力对我们自身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读者有所帮助。它们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灵魂上的绝望：这便是20世纪真正有人之感觉的人在当时的处境。今天，在二十五年之后，同样的情形再度出现：面对超强势力，真正带着人之感觉的人如此无力，恐怕现在比以前更为糟糕。我当时已经完全知道，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小把戏无法将我内心真正的负担碾碎。慢慢地我有了要完成一部作品的计划：我不光要对个别情形发声，还要表达出我对时代和民族，对灾难和战争的全部看法。

为了能够以文学的手段全面地描写战争，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亲见过战争。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快一年了。在看不见的远方，“本质性的东西”即战争的现实和残酷，正在时刻发生。我曾经有过若干机会去前线，几家大型报纸曾经三次找我为他们做随军报道。但是，每一种描写都会带着一种义务，要从正面的、爱国主义意义上来入手。我曾经对自己发誓，绝不写任何一个字来认可战争或者贬低其他民族。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坚守不渝。现在有了一个机会。1915年的春天，奥地利——德国的强大攻势在塔尔努夫（Tarnow）突破了俄国的防线，一举夺下加利西亚和波兰。战争档案馆要将俄国人在奥地利占领区发布的各种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搜集到自己的图书馆当中，要赶在这些材料被撕下或者被销毁之前。馆长碰巧知道我有收藏方面的技能，就问我是否愿意去做这件事。我当然马上就同意了。于是，我有了一张通行证，可以乘坐任何一辆军车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不隶属于任何特定部门，不直接听命于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上司。于是，出现了一个最为特别的情况：我并非军官，只是一位名义上的上士，穿没有特殊标记的军队制服。每次我出示机密证件时，都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人和文职官员以为我肯定是微服私访的参谋部军官或者有其他秘密使命在身。我也不住军官室，只在旅馆下榻，所以我还能得到一种便利，那便是可以置身于庞大的战争机器之外，可以在没有“向导”的指点下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收集宣传海报这一本职任务对我来说不是太难。每到一座加利西亚的城市——塔尔努夫、德罗戈贝奇、伦贝格——火车站总有那么几个被称为“掮客”的犹太人，这个职业就是帮人们弄到想要的东西。我只需跟一个这样的万能人物说，我想要俄国占领军的宣传告示。这位掮客便像鼬鼠一样敏捷行动，以神秘的方式将这一任务分派给不同的“下线”。三个小时以后，我自己一步未出，已经把材料搜集齐备。正因为有这种出色的搜集渠道，我有很多时间去多走多看，我也的确看到了很多。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平民可怕的悲惨处境，在他们的眼睛上还能看到他们遭遇的残忍，如同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犹太人聚居区人们的悲惨生活，这是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他们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平房或者地下室里。我第一次看到“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遇到了押解首批俄国战俘的情形。他们坐在一块围起来的四方形空地上，抽着烟，说着话，被二三十位年纪较大，大多数胡子拉碴的蒂罗尔省（奥地利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一个省份）的“护卫军”（Landsturm）[在奥地利军事组织中，各省的“护卫军”行使保卫职责，成员包括所有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人。在1915年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之后，包括蒂罗尔等一些省份的“护卫军”也被调往前线。]看守着，这些人也和战俘差不多一样破衣烂衫、不修边幅，跟我们在家里画报上所见的那些体面讲究、头光脸净、身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种看守战俘一点儿也没有那些你死我活式的、苛酷的特征。战俘们根本没有人们平常所设想的那种逃跑企图，而奥地利的护卫军士兵也没有要严格看管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战友一样坐在一起，恰好是语言的不通，让双方觉得特别好玩儿。他们互相递烟，向对方微笑。一位蒂罗尔的士兵正从又旧又脏的皮夹子中拿出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们”看，“敌人们”一个一个地欣赏照片，用手指打着手势来问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自主地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底层的、简单的人对于战争的感觉比我们那些大学教授和作家要正确得多：那是一种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不幸，他们对此束手无策；那些也被卷入这一厄运当中的人，都像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一样。这一认识给我以安慰，伴随着我的整个行程，穿过那些遭受过炮击的城市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家具像残碎的肢体和被掏出来的内脏一样躺在街道的中央。那些位于战场之间、庄稼长势良好的田野又让我希望，在几年以内这些破坏都将会消失。我自然也没有估算到，正如战争的痕迹在地球上快速消失一样，对战争之残酷的回忆也同样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

战争的真正残忍我在最初的几天还没有遇到：它的面目超出了我做出的最坏的设想。由于常规的客车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有一次我乘坐了敞篷炮车，另外一次则乘坐了平时运送动物的列车。在这样的车厢里，极度疲乏的人横七竖八地睡在浓烈的恶臭中，正在被送往屠场，哪怕他们跟已经被宰杀的动物非常相似。但是，最可怕的还是运送伤兵的列车，我曾经不得不乘坐过两三次。这与我们在战争之初在画报上看到的那些公爵夫人和维也纳社交界名媛淑女当护士的军医救护车有多么不同！那些是明亮雪白、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车厢，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普通的货车车厢，没有真正的窗户，只有一个窄窄的通风口，里面是靠满是烟垢的油灯来照明的。最为简陋的担架一个挨一个并排立着，每个上面都躺着呻吟着，汗水淋淋，像死人一样惨白的人，他们在充满排泄物和碘酒的污浊气味中，拼命地吸着气。卫生员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在摇晃，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在哪里都见不到照片上那些雪白耀眼的床上用品。伤员们盖着已经浸透了血的毯子，躺在麦草上或者硬硬的担架上；在这样的车厢里，两三个死者躺在这群正在死去或者正在呻吟的人当中。我跟一位医生谈话，他坦承自己不过是匈牙利一个小村子里的牙科医生，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手术了。他感到绝望。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提前给七个车站拍了电报，要吗啡。但是，全都用光了，他没有药棉，也没有干净的绷带，而离到达布达佩斯的医院还有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他请求我帮助他，因为他手下的人已经疲倦得支撑不下去。我尽力去做，笨手笨脚的我至少可以让自己派上用场，在每个车站下车去拎上来几桶水。水质非常糟糕，而且很脏，那原本只是给机车加水用的，现在却成了甘泉：至少可以让人稍微擦洗一下，将滴在地上的血迹抹掉。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困难：不同民族的士兵都被扔进这个向前滚动的棺材当中，语言不通又给这些士兵带来人际沟通上的困难。医生和护理员都不懂罗塞尼亚语[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罗塞尼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下面的一种语言。奥匈帝国里通行的做法是，将皇室在东斯拉夫地区的臣民，尤其是乌克兰人，称为“罗塞尼亚人”，他们的语言称为“罗塞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唯一一位能帮上点儿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神父。他也倒出来自己的抱怨，说他没法行使自己的神圣职责，因为他没有油来做临终涂油仪式，正如医生没有吗啡来给伤员止痛一样。他一辈子经手“送走”的人都不如最近这一个月里那么多。我在他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再也不能忘记的，那是用坚硬的、愤怒的声音说出来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看到过很多东西。可是，我还一直以为这种人类罪行是无法想象的。”

我返程时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于清晨到达布达佩斯。我马上去了宾馆，为的是好好睡上一觉。在那趟车上，唯一的座位是我的箱子。我累坏了，一直睡到十一点，然后赶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刚走出几步，我就一直有必须揉眼睛的感觉，证实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早上还是春天，到正午时已经如夏天一般，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过那么美丽、那么无忧无虑。女人身着白色的连衣裙与军官挽臂而行，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与我昨天、前天刚刚见到的军官肯定不属于同一个军队。我的衣服上、口中、鼻子里还带着伤员运输车上的碘酒味，看着军官们去买紫罗兰，在女士前殷勤奉上；看着无可挑剔的汽车载着修饰和穿着无可挑剔的先生们在大街上驶过。所有这些，离前线只有八九个小时火车快车的路程！但是，谁有权利去指责他们？他们在生活，在努力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这难道不是最理所当然的吗？也许正是出于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他们才享受一切尚且能够享受的东西：几件好衣服，最后的几个美好时刻！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人是一种多么脆弱、多么易于遭到毁灭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铅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内夺走一个生命，带走这生命的全部回忆、认知和狂喜，人们才能理解，在这样明媚的上午会有几千人来到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阳光，让自己以更强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对于那一开始让我感到震撼不适的景象，我几乎要感到释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厅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翻开报纸读起来，这才让我感到真正的愤怒，让我感到恶心。上面全是一些关于“不屈的胜利意志”这种说法，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很少，敌军损失很大。这战争的谎言，赤裸裸地、声势浩大地、恬不知耻地在我的面前跳来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闲者、无忧者没有过错，唯独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反击的话，我们也一样有罪。

这才给了我真正的推动力：必须反抗战争！我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还缺少最后这一能让我的直觉得到确认的形象性画面，就可以开始了。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入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同样的愚蠢总是再度出现，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对与他们处境相似的目前时刻，我对于这两个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和伟大之处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所谓的“胜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纵使能够在付出无尽的牺牲之后得到胜利，那也不足以成为牺牲的借口。我发出这样的提醒，在朋友当中总是处于孤立状态。人们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发出了乱糟糟的庆祝胜利的喊叫，在第一场战役之前已经开始分赃，这让我感到怀疑，到底是众人睿智我独痴，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将自身的、一个“无望主义者”——这个词是人们新发明出来，用来将“通向失败的意志”归咎在致力于谅解的人身上——的悲剧性处境以戏剧的形式描述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我选择了一位徒然的警告者耶米利这一形象作为象征。但是，我根本不要写成一个“和平主义”的剧本，用词语和韵文来说出人所共知的真话：和平好于战争。相反，我要表现出来的是，那位在群情激昂时遭到蔑视的软弱者、畏惧者，是唯一一位能忍受失败并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我一直都在重新思考“战败者灵魂上的优势”这一问题。总能促使我去写作的因素是，我要让人看到：有一种权力形式会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内心坚硬和灵魂麻木，全体民众都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决定了每一个胜利；与之构成对立的，是那种失败所带来的翻搅性的，让灵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躏的权力。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当别人都还在过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实胜券在握之时，我已经将自己扔到灾难的最深渊，寻找走出来的途径。

我选择了《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在无意识当中碰触到血统或者在传统上悄悄地形成的犹太人命运共同体，迄今为止在我这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个民族，我的民族，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所有民族所战胜，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那种通过意志来转化失败的力量，才使他们一直存留下来，超出那些曾经战胜过他们的民族吗？我们的先知，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人，他们不是已经预先知道，今天我们又像秕糠一样被撒在大街上，不正是他们没有认可对暴力的屈服，甚至将遭受暴力的命运赞美为通向上帝之路吗？磨难并非总能让所有人或者单个人从中获益，但是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伊拉斯谟》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

我丝毫没有想到这部作品能带来引人注目的成功。由于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由于结束场景采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为被战胜者献给命运的赞歌，这部作品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一般剧本的篇幅，要想真正上演，需要连续两场或者三场的时间。况且，当报纸每天都在叫嚣“胜利，或者沉沦！”之时，一出宣告失败，甚至颂扬失败的戏剧怎么能出现在德国的舞台上呢。要是这本书被允许出版，我就只得称之为奇迹了；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连这也做不到，它也至少帮助我自己度过最困难的日子。我把那些在与人们谈话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内容，全部写入诗的对话当中。我把压在自己灵魂上的重负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对这个时代无法认可之时，我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