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妨碍当事人在时代攸关的大运动之初就把它辨识出来，这一直都是一个无法颠覆的历史规律。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的。几年以来，我们每天甚至每秒的思考和言说，都不得不和这个名字产生某种关联。这个名字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灾难要超过一切时代当中的任何人。不管怎样，我听说这个名字肯定是相当早的，因为我们萨尔茨堡距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算是比邻而居，因此那里发生的纯地方性事件也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我只知道，某一天——日期我想不起来了——一位熟人过来抱怨说，慕尼黑又开始不安稳了。尤其是有个名叫希特勒的下作的煽风点火者，用最野蛮的殴打方式阻止聚会，用最卑鄙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和犹太人。

这个名字在我这里空洞而且没有分量。我根本没再多考虑，因为在当时动荡的德国出现了很多今天早已经不为人知的煽动者、暴乱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总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这里面有上校艾哈特（Kapitän Ehrhardt）和他的波罗的海部队，有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有政治谋杀团，有巴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者，有莱茵兰的分裂分子，有志愿军团的头领。上百个这样的小泡沫混杂在一起慢慢发酵，几乎都不怎么能膨胀起来，释放出来的无非是一股恶气，清楚地表明了在德国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悄悄腐烂的过程。当时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小报《米斯巴赫报》（Miesbacher Anzeiger，后来这份报纸发展为《人民观察家》），我也是随手而过，没有真正留意。米斯巴赫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子，那份报纸也写得很粗俗。谁会在意呢？

接下来，在相邻的边界地方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那边去——一下子就出现了小型的，而后越来越大的年轻人群体，他们穿长筒靴、褐色衬衫，每个人的胳膊上都带着颜色耀眼的“卐”字袖章。他们举行集会和游行，唱着歌或者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在墙上粘上大标语、涂上“卐”字符号。我第一次察觉到，在这些突然出现的乌合之众后面，一定是有金主或者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能把几千个年轻人耗资不菲地装备起来的，不是那个叫希特勒的人，他当时还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讲。一定有更强有力的手，在推动这场新的“运动”。那些所谓的“冲锋队”，制服是簇新的，他们被从一座城市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一个贫穷的时代，当时那些正规部队里的老兵还都身着破旧褴褛的军服，他们却有着让人吃惊的一大批崭新的小汽车、摩托车和载重车。此外，非常明显的是军队头领在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战术训练，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进行“准军事化”规范。这肯定是德国国防部本身，在提供物质装备以外再定期进行技术培训，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是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一个密探。不久以后，我恰好就有机会能提前观察到这种“战斗行动”。在边境的一个地方，社会民主党正在以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卡车飞驰而来，每辆车上都满载着手持橡皮棍的年轻国家社会主义党成员，他们快速冲向毫无准备的人群——这与我当初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所见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是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学来的方法，只是再加上军事化的精准训练，以及德国式系统性准备，直到最小环节。这些冲锋队的人，随着一声哨响快速跳下汽车，举起橡皮棍抡向他们路上遇到的人。在警察动手干预或者工人们汇集到一起之前，他们又已经跳上汽车，扬长而去。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们跳上和跳下汽车的精准动作，每次都是随着歹徒头目的一声尖锐的哨声来进行的。可以看出来，每个年轻人的肌肉和神经事先都知道自己应该用怎样的动作，在哪个汽车轮子的位置，跳上去到什么地方，以便不挡住后面人的路，不影响整体的行动。那绝不是单个人的身手机敏，而是每一个动作都提前在军营里、在演练场上几十次、几百次地训练过。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是为袭击、暴力和恐怖而受训的。

不久以后，人们对巴伐利亚的这种地下演习听说得更多了。等到大家都入睡了，这些年轻小伙子从房子里钻出来，聚集在一起参加夜里的“野外训练”；由国家或者纳粹党的秘密金主来出资雇佣在职的或者非在职的国防军教官来训练这支队伍，有关部门对这种少见的演习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他们真的是睡着了，还是只是闭上了眼睛？他们对这个运动袖手旁观，甚或秘密地对它的扩展予以支持？不管怎样，连那些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也震惊于他们的残忍和快速行动，而这些让他们成了气候。某天早晨当局才醒过神来，慕尼黑已经落到了希特勒的手中。所有的机关部门被占领，报纸被手枪逼迫着发布革命已经圆满完成的消息。当一筹莫展的共和国还光顾做梦一般地抬头往上看时，鲁登道夫将军如同从云朵中一般从天而降——他是那些自以为能周旋过希特勒，结果反被希特勒给耍了许多人当中的第一个。那天早上，这场意在夺取整个德国的著名啤酒馆暴动开始了，众所周知，到中午就结束了（我不需要在这里讲述世界历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以后被逮捕。这场运动似乎就烟消火灭了。在这个1923年，卐标记和冲锋队都不见了，希特勒的名字几乎被人彻底忘记了。没有人再想到把他当成一个可能的权力因子。

若干年以后，希特勒再度出现，并将喧嚣的不满浪潮迅速地高高托起。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尤其是外国的愚蠢举措让德国民众沸反盈天。各个阶层的德国民众都强烈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为重要。就连歌德都曾经说过，他对无秩序的不待见甚至会超过不公正，谁能承诺秩序，谁就会从一开始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跟在自己的后面。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作家当中那少有的几个肯花时间真正读希特勒的书的人，对他的小报写手式的声嘶力竭风格嗤之以鼻，却没有真正去考虑他提出的纲领。大型的民主性报纸没有对读者发出警告，而是每天都安慰读者说，这场运动实际上只是艰难地靠来自重工业的钱以及靠胆大妄为的借贷才能组织煽动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在明天或者后天彻底玩完。不过，德国人为什么会在那些年里如此低估希特勒本人和他日益增加的权势，并对这一发展无动于衷，这里的真正原因也许在国外是难以理解的：德国不光一直是一个阶级社会，而且在这种阶级理念当中还有着不可动摇的对“受过教育”的高估和膜拜。除了少有几位将军以外，国家高级要职都要保留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时在英国却有一个劳合·乔治，在意大利有一个加里波第和一个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白里安，他们都是从平民走到最高政府首脑的位置；但是，对德国人来说，一个连公立学校都没有上完，更枉谈什么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在成年男子收容所里过夜，好长时间以至今仍不为人知的手段过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会靠近一个冯·施泰因男爵、俾斯麦、冯·比洛公爵担任过的要职呢。没有什么比对教育的高傲态度对德国知识分子产生的误导更大，他们在希特勒身上只看到一个啤酒馆的滋事者，从来也不会成为严肃的危险，而这时他早已经通过看不见的牵线人在不同的圈子里获得了强有力的帮助者。即使到了他在1933年1月成为总理以后，很多人，甚至那些将他推到这个位子上的人，也把他看成一个临时的占据者，纳粹的统治无非是一段插曲而已。

那时候希特勒的奸雄计策才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出来。多年来他四处承诺，赢得了所有党派里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这位“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这种手段给他带来了第一个胜利。同样的这个手段，希特勒后来也用在大型政治策略上，他以誓言和德国式的忠诚之心来结盟，而他的结盟对象也正是他所要消灭和铲除的。他完全明白用承诺去欺骗所有各方，等到他掌权的那一天，那些彼此最水火不容的阵营都一致向他欢呼。多伦的保皇派觉得，他是皇帝最忠心的开路先锋；那些性情愉快的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王族的君主派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也认为希特勒是“自己人”。德意志国家党希望希特勒会替他们劈木柴，然后他们可以好好烧炉子，他们的党魁胡根贝尔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以协议的方式，保证了自己在希特勒的内阁当中获得最重要的位置，认为这样他已经一脚踩在马镫上了。当然，几个星期以后，尽管有信誓旦旦的协议，他还是被从内阁当中踢出来。重工业家们看到自己多年来秘密扶持的人获得权力，感觉到因为希特勒他们可以不惧怕布尔什维克。同时，那些变得贫穷的小市民也兴奋地舒了口气，因为希特勒在无数次集会当中承诺要“砸烂赔款利息的桎梏”；小商人们想到希特勒曾经答应要关掉大商家，这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最欢迎希特勒的是军队里的人，因为他的思考是军事性的，他诅咒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对希特勒的崛起也并非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不情愿，因为他们希望他能消灭他们的头号敌人，在他们后面讨厌地跃跃欲试的共产主义者。这位“无名小卒”对每个阶层、每个政党、每个倾向都有过承诺和誓言，最有差异、最互相对立的各政党都视他为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没有太过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一位“入阁的雅各宾”就不再是一位雅各宾分子了，德意志国家的总理自然会放弃反犹煽动者的下作行为。再说，他怎么能让暴力行为得逞呢，毕竟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牢固下来，国会中的多数会站起来反对他，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都在曾经被庄严宣布的宪法保护之下。

接下来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议会被解散了，戈林让手下的暴徒四处出击，一下子将德国的法律砸得粉碎。人们浑身战栗地得知，就在和平环境之下，集中营已经存在，在军营中有秘密审讯室，不经过法庭和任何程序，无辜的人就在那里被秘密处死。人们对自己说，这可能只是丧失理智的狂怒的一次爆发而已。这种事情在20世纪不会长久存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开始。整个世界在关注着，一开始拒绝去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在那些天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者。他们在夜里攀爬过萨尔茨堡的山梁，或者游过边境的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情不安地盯视着别人。从他们这里开始，躲避惨绝人寰行径的惊慌大逃亡开始了，这后来遍及整个地球。看到这些被驱逐者时，我还没想到，他们那苍白的脸色已经宣告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那个人强权之下的牺牲者。

一个人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改变三四十年中内心对世界的信念。我们相信存在一个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知，这植根于我们对法律的观念中；我们坚信反人性行为一定会有一个限度，哪怕其中最糟糕的行径也会在人类面前灭亡。我在这里尽可能地保持诚实，因而我得承认，在1933和1934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人当中，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会以为后来几个星期以后就接踵而来的事情有发生的可能性。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的、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始就料想到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烦恼和敌意在等着我们。“国会纵火案”刚一发生，我就对我的出版人说，用不了多久我的书就不能在德国出版了。我无法忘记他那吃惊的表情。“谁会禁您的书呢？”那是1933年，当时的他说这话时，还大为惊骇：“您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反对德国，您也不掺和政治。”人们可以看到：在希特勒上台一个月的时候，连那些深思远虑的人也认为像焚书、批斗大会等做法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几个月之后，这些都已经成为事实。国家社会主义邪恶的欺骗伎俩就在于，在让世界失去警惕之前，他们是不会暴露其目标的极端性的。他们很谨慎地采用这个方法：总是先给一份剂量，然后来一个小间歇；总是给一个药丸，然后就等上一阵，看药量是否太大，看世界良知还能否受得住。由于欧洲的良知——这给我们的文明造成了损害和羞辱——极力强调这与他们“事不关己”，因为这发生在“边界那边”，这种毒药剂量就越来越强，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彻底倒下了。希特勒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天才之举，他只是用这种缓慢的试探和越来越强力升级的策略来针对一个在道义上，后来也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连那个早就在内部决定了要在德国消灭一切自由言论和独立书籍的行动，也在遵循着这个试探着前行的办法。他们没有马上颁布法律来直接禁我们的书，是在两年以后才颁布；他们首先举办了一个不事声张的试探办法，看一看能走多远，他们将对我们的书发动攻击的责任推给一个无须正式负责的群体，即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学生。他们此前用这种办法，导演“人民的愤怒”来实行早已决定了的抵制犹太人的活动。现在他们给这些大学生一个秘密的关键词，要他们表现出对我们的书籍的“愤怒”。德国大学生对任何一个能表达反动观点的机会都兴奋异常，他们都很听话地在每个大学里聚众闹事，从书店里取走我们的书，在飘扬的旗帜下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走向公共广场。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世纪突然成了最有力的参照——或者将书架在一大堆柴薪之上（因为可惜不允许这样将人烧死），在齐声念诵爱国主义口号下将书焚烧化为灰烬。在我的手里，还有一本被钉子穿透过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位与我要好的大学生在死刑执行之后解救下来的样本，送给我作纪念的。尽管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久犹豫之后才对焚书表示同意，但是焚书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举措。没有什么比这能让人更明显地看到，当时的德国还完全没有认同这样的行动，大学生烧毁和蔑视我们的书籍的行动还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后果。尽管书商受到警告，不许再在橱窗中展列我们的书籍，尽管报纸都不再提及我们的书，但是这对于真正的读者却没有半点儿影响。在读我的书还不用进监狱或者集中营的时候，尽管有各种刁难和凌辱，我的书在1933和1934年的销量和以前一样多。只是等到那条赫然在目的“为了保卫德意志民族”规定变成了法律之后，去印刷、售卖、传播我们的书都成了侵犯国家利益的犯罪，旨在强行让几十万、上百万德国人远离我们的书时，读者还是更愿意读我们的书，而不是那些突然冒出来的赞美鲜血与土地的诗人，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的创作相伴。

同时代的卓越作家如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人也遭到了文学生涯在德国遭到完全毁灭的命运。我认为他们的著作比我自己的重要得多，能与他们有同样的命运我感到这种命运更多是一种荣誉，而非羞辱。我对任何一种受难者的姿态都反感，因而在一般性地谈及命运时我也不愿意提及。但是，罕见的是，恰好是我让纳粹党甚至是希特勒本人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当中。在这些遭到仇视的文学人当中，我反复成为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高层或者最高层圈子里引起最激烈的不安和无穷讨论的人。所以，在一生中很令我高兴的事情当中，我还可以再增加一份满足，因为我挑起了新时代中那位一度最有权势之人的愤怒。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纳粹政府刚刚走马上任的头几天里，我就无端地担上了引发某种骚动的罪名。当时整个德国都在上映一部电影，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Brennend Geheimnis）改编的，电影也叫同样的名字。对此谁也没有异议。但是，在国会大厦起火——纳粹徒劳地想将它嫁祸给共产党——的那天以后，在电影院的招牌和海报前聚集的人们，就会互相递个眼神，会心一笑。很快“盖世太保”的人也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个电影名而发笑。就在当天晚上，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还到处追击，上演被禁止了。从第二天开始，关于我的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的消息从所有的报纸和海报柱上消失得踪迹全无。去禁止一个让他们感到不快的词汇，甚至将我们全部的书籍焚烧或者销毁，对他们来说还算是小事一桩。可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没办法在击中我的同时不对另外一个人造成损害，而那个人正是他们在关键时刻要在全球最高层赢得声望的重要人物。这位人物就是当时尚在人世的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著名的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我刚刚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此前，自从《埃勒克特拉》和《蔷薇骑士》开始，就一直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给他写歌剧的剧本，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在霍夫曼斯塔尔去世以后，他通过我的出版人向我表示，他很愿意开始一部新作品，我是否愿意为他写歌剧的歌词。我觉得一份这样的请求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Max Reger）给我最初的诗歌谱曲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当中，生活中也和音乐家多有往来。我与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滨·贝尔格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创作家当中，没有谁能比理查德·施特劳斯让我更愿意为之效劳了。在从亨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伟大德意志音乐世系当中，他是最后的一位。我马上表示愿意，而且在第一次与理查德·施特劳斯见面时就向他提议，用本·琼森的《沉默的女人》作这部歌剧的主题。令我大为意外的是，施特劳斯对我的建议做出了非常迅速、非常清晰的理解。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敏捷的艺术理解力，一种令人吃惊的对戏剧艺术的见识。在我还向他讲述这部歌剧的题材时，他已经对其进行戏剧性上的组装，马上让它适合自己所能的极限。对此，他有着几乎不可思议的清晰头脑，这是让我更为惊讶的。我的一生中遇到过很多艺术家，但是，一位能对自己持有如此抽象的、不受蛊惑的客观评判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从一开始，施特劳斯就向我开诚布公地坦言，一位七十岁的音乐家已经不具备音乐灵感的原初力量。像《蒂尔的恶作剧》或者《死亡与净化》那样的交响乐作品，也许他再也创作不出来了，因为纯音乐对最高级的创造活力要求最高，不过词语依然能给他带来灵感。他还能用音乐将一种现成的，已经成型的主题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他还能从情景和词语当中临时生发出音乐主题，因此他在自己的晚年就只从事歌剧写作了。他也很清楚，歌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按说已经是过气了。瓦格纳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巅峰，没有人再能爬上他的高度。“但是，”他带着爽朗的巴伐利亚的笑声加上一句：“我可以对他绕道而行啊。”

在我们谈清楚了剧本的基本轮廓之后，他还给了我几个小小的提醒。他要给我以完全自由，因为他从来不会像威尔第那样，从事先已经剪裁妥帖的歌剧剧本中得到灵感，而总是要一个诗歌式的作品。他只是希望，要是我能放进去几个复杂的形式，能够给色彩描画以最好的发挥机会。“我不能像莫扎特那样想到长旋律。我总是采用短主题。但是我所擅长的，是去对它进行变奏、去装饰，将其中蕴藏着的一切都发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我又一次吃惊于他的开诚布公：的确，施特劳斯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哪个旋律的长度超过若干节拍，但是，这不多的几个节拍——比如，蔷薇骑士华尔兹——却能如此升华，通过层层的叠加而达到怎样的完美！

每一次与他见面我都像第一次那样满怀崇敬之情，这位年迈的大师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显出如此自信和客观。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大剧院里听他的歌剧《埃及的海伦》的彩排。这里没有别人，我们的周围一片昏暗。他在聆听。突然，我注意到他在小声地、不耐心地用手指敲击座椅的扶手。之后他对我小声地说：“糟糕！非常糟糕！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几分钟以后他又说：“要是我能将这段删除就好了！啊，上帝，啊，上帝，这段又空又长，太长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说：“您看，这段好！”他评价自己的作品那么客观，那么不带任何倾向，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作品，好像这是出自一位与他完全陌生的作曲家之手。这种让人惊讶的，他用来衡量自己的感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总是非常清楚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至于别人能做多少，他并不太感兴趣，同样也不关心别人以为他如何。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工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过程。他的“工作”没有艺术家式的任何癫狂和冲动，没有任何抑郁和绝望——如人们在关于贝多芬和瓦格纳的生活描绘中所读到的那样。施特劳斯工作得客观而冷静，他按部就班地安静创作，就像塞巴斯安·巴赫一样，像每一个行当中技艺高超的手艺人一样。每天上午九点，他在桌子旁边坐下，精确地从昨天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作曲，有条不紊地用铅笔写下初稿，用墨水写下钢琴曲谱，中间没有停顿，一直到十二点或者一点。下午他打桥牌，抄写两三页乐谱，晚上可能要去剧院里指挥。他从来没有什么精神紧张的时候，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的艺术智慧都同样明亮、清晰。当侍者敲门给他送过来指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站起来离开创作去剧院，带着同样的把握和气定神闲去指挥乐队，和下午打桥牌时一样。第二天上午，他会在乐谱同样的位置上继续下去。用歌德的说法，施特劳斯能“给灵感发号施令”。对他来说，艺术就是“能做”（Können），甚至是“全能”（Alles-Können），他自己打趣说：“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也就必须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什么困难都吓不倒他，反倒会给他的精湛手法带来乐趣。我还能愉快地回忆起来，他某一次带着胜利的得意之情，一对蓝色的小眼睛闪着亮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我给女歌手出了点儿难题！她肯定得遭点儿折磨，才能唱出来。”在他眼光发亮的少有时刻，你会感觉到有某种魔力性的东西，深藏在这位不同寻常人物的身上。这种魔力一开始会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中的准时、方法、按部就班、手艺人特征，看起来缺少神经弦，让人对此有所怀疑。正如他的脸一样，一开始也让人觉得再平常不过，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脸颊，普通的圆润的线条，略微向后突起的前额。但是，你只要看到他的眼睛，这双明亮的、炯炯发光的蓝眼睛，你就能马上感觉到，在这市民的面具下面有某种特殊的魔力。也许那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清醒的音乐家的眼睛，它们所具有的不是魔鬼般的力量，而是某种洞穿性的，这是一双完全知道自己的使命的男人所拥有的眼睛。

在这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之后，我回到萨尔茨堡马上开始工作。我自己也好奇他是否能接受我的诗，于是在第一个星期以后我已经寄给他第一幕。他马上给我写了一张卡片，他引用了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一句歌词“首战告捷”。寄给他第二幕后，收到他更为衷心的问候，是他的歌曲《啊！我找到了你，亲爱的孩子！》中的开头。他的这种喜悦，或者说兴奋，给我接下来的写作带来了难以形容的愉快。理查德·施特劳斯对我写的歌剧脚本没有改动任何一行，只是在一个地方因为另外一个声部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我们之间这至为诚挚的关系让人非常放松，他来我们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我也去他在加米施（Garmisch）的家，他在那里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依照草稿几乎给我演奏了整部歌剧。用不着合同，也用不着任何协议，我们水到渠成般说好了下一步的合作：在完成这部歌剧以后，我马上就开始起草第二部，其基本构思他也毫无保留地同意了。

1933年1月，当希特勒掌权之际，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总谱已经基本完成，第一幕的配器也差不多了。几个星期以后下达了严格的禁令，在德国的舞台上，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犹太人以任何形式参与的作品均不得上演。这道骇人听闻的禁令甚至扩展到死者身上，让世界上所有的音乐热爱者感到痛心的是，莱比锡音乐厅前门德尔松的站立雕像不得不被拆除。对我来说，有了这道禁令，我们的歌剧就算夭折了。我理所当然地以为，理查德·施特劳斯也会放弃继续在这上面工作，会和别人一起开始另外一部作品。正好相反，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问我有什么想法。他不要放弃，我应该准备他的下一部歌剧的文本，这时他在做配器。他根本不让自己允许任何人禁止他与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他最大限度地对我保持了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而我对这些措施却少有好感：他接近权力者，经常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在一起，甚至在富尔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还在公开抵抗时，他就让自己被任命为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

在当时的那个节骨眼上，他的公开参与对于纳粹党来说至关重要。令纳粹恼火的是，当时不光是最优秀的作家，包括最重要的音乐家都对他们嗤之以鼻。少数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或者向他们投奔而来的人，都是一些无名之辈。在这样一个尴尬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的音乐家公开站在他们这边，对戈培尔和希特勒来说，就纯粉饰意义而言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收获。施特劳斯告诉我，希特勒在流浪维也纳期间，就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弄到钱去格拉茨（Graz）观看了《莎乐美》的首演，对他崇敬有加。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各种庆典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以外，节目单上几乎只有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加入纳粹党，完全有着自己的目的。他任何时候都公开而且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艺术利己主义，在他内心里哪个政府执政是根本无所谓的。他曾经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给德国皇帝的军队进行曲配器；而后又是维也纳宫廷乐队的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效力；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共和国时代，他也是备受欢迎的人。他对纳粹特别逢迎，也有其自身的重大利益在里面：用纳粹的语汇，他有一个很大的“负债”账户。他的儿子与一位犹太女子结婚了，他肯定担心自己至爱的孙子们会被当成低等人种被学校开除；他的新歌剧受到我的连累，过去的歌剧受到非“纯雅利安人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连累，而他的出版人是一位犹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找到靠山，而且他采用了最坚定不懈的方式。新主子要求他去指挥，他就会去做；他在用音乐给奥林匹克运动会写赞歌，同时在写给我的非常直率的信中坦言自己对这份委托并不感到兴奋。实际上，他在一位艺术家的献身投入中只在乎一件事：保持他的作品有活跃的影响力，尤其是要看到他内心特别珍爱的新歌剧上演。

他对纳粹做出这样的让步，理所当然地让我感到尴尬不堪。人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我在暗地里有所参与或者至少同意，以便让我本人成为这一无耻的抵制犹太作家中的例外。来自各方面的朋友敦促我，要对在纳粹德国上演这部歌剧表示公开的抗议。可是，我一是在原则上讨厌那些激情充沛的公开姿态，同时也不愿意给理查德·施特劳斯这样级别的天才出难题。施特劳斯毕竟是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已经七十岁，他在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时间，而且在这全部期间他对我表示出来的是友好的意愿、无可指责的行为，甚至还有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我认为自己保持在沉默中等待的做法是正确的，让事情顺其自然。况且，我也不知道除了完全的被动不参与以外，我还能用什么办法给德国文化的保护人带来更多的麻烦。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只是在找说得过去的借口，以便能够用这个关键词为理由将他们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禁掉。比如，相关机构和人员被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里有一个像《蔷薇骑士》里的场景，比如一位年轻男人从一位已婚女人卧房里出来，事情会变得多么简单。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说，德意志的道德必须得到守护。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我的书里没有任何伤风败俗的内容。而后，“盖世太保”那里所有的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书都被翻了一遍，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一句贬低德国（同样也没有诋毁过这个地球上任何国家）的词语，或者我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不管他们怎么做，怎样设法，最后他们得自己承担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要么他们在全世界人面前不给这位资深大师以上演作品的权利，而正是他们自己将国家社会主义音乐的大旗送到他手上的；要么，他们得让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作为歌剧脚本的作者与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名字印刷在一起，像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那样，让这个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国剧院的节目单，真是一个国家奇耻大辱之日！我在暗地里因为他们的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而高兴。我预感到，即便我不主动做什么，或者说正是因为我的“什么都不做”和“根本不反对”，会不可遏制地让我的音乐喜剧发展为一个纳粹党政治当中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对于做出决定一拖再拖，只要还能拖得下去。可是，到了1934年年初，他们就必须最终决定到底是跟自己的规矩过不去呢，还是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过不去。时间表不能再容忍继续延迟下去了。总谱、钢琴曲谱和歌词剧本早已经印刷完毕，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已经预定了演出服装，角色已经分派好了，甚至已经开始了排练。可是，主管者仍然举棋不定，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弦乐队都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沉默的女人》的事件最终成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国务，尽管这显得如此荒唐。所有的部门都不敢承担那份能带来解脱的责任，给出一个“同意”或者“禁止”的决定。别无选择，这件事的最后决定只能让德国和“纳粹”党的主宰者阿道夫·希特勒做出。在此之前，很多纳粹党员已经对我的书青眼相向，尤其是《富歇传》被读得最多，富歇作为政治上无头脑的典范反复地被研究、被讨论。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现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得花工夫来研究我写的那三幕抒情歌剧，这我可是真没想到。做这个决定，对他来说也不容易。后来我从各种渠道听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为此召开过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理查德·施特劳斯被召见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本人，尽管他的那部新歌剧有悖于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它还是被网开一面允许上演。这个决定，很可能正如他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那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不情愿、不真诚。

对纳粹德国来说，天昏地暗的一天就这么降临了：一部歌剧将要上演，在所有的节目单上都赫然印着被纳粹蔑视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我自然不会去参加首演，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会满是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本人也会亲临某一场演出。这部歌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必须在此向音乐评论家们表达敬意，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还兴奋地再次利用这个机会，最后的机会来表示他们内心对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想得到的最好的词语来评论我创作的歌词。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全德国的剧院都马上宣布，接下来要上演这部歌剧。

在第二场演出之后，突然之间晴空霹雳。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被禁止上演这部歌剧。更有甚者，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理查德·施特劳斯已经递交了辞呈，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我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封信，敦促我马上要开始写第二部歌剧的歌词脚本，他也在信里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中。这封信被摆到施特劳斯的面前，他必须马上提出辞呈，歌剧遭到禁演。在德语范围内，这部歌剧只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后来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还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当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完全屈从于种族论。德国人却再没有被允许听到出自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所完成的一出颇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

当这件事闹得沸反盈天之时我正好在国外，因为我感觉到，奥地利的动荡不安让我无法静心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房子离边境线那么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那里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么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邻居。离德国边境这么近，也让我对奥地利局势之险恶比那些居住在维也纳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断。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层人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那边”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碰不到奥地利。有着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追随者吗？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非难基督教文化，公开声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伟大”之后，奥地利跟教会相关的党派不是已经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了吗？法国和英国不还是奥地利民族联盟的支持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接手了奥地利保护者的责任，甚至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甚至犹太人也毫不忧心，好像犹太人被剥夺担任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距离自己三个小时车程，同样讲德语的地区。他们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此外，每个人都会说这样的安慰话：“这不可能持续时间太长。”我还能回忆起在那次短暂的俄国之行当中，在列宁格勒与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人，他拥有很多非常美的绘画艺术作品。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在革命爆发之初像许多人那样走掉。“唉，”他回答我说：“当时谁会相信，那么一个委员会和士兵的共和国闹的事情会超过十四天？”正是出于同样的生活意愿，人们才出现同样的错觉，也进行自我欺骗。

在紧邻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窄窄的界河上不断地有人过来过去，年轻人夜里渡河过去接受训练，煽动者开车而来，带着登山的手杖，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各个阶层当中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的成员，也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以后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让警察和国家公职人员感到被震慑住了。我感觉到某种不安全感在出现，人们开始动摇。生活中一些小小的个人经历总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位青年时期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三十年来我和他有着最密切、最诚挚的交往。我们互相以“你”相称，彼此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对方，每个星期都要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马上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橱窗前站住，将后背转向我，似乎在给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别有趣的东西。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也许是赶巧了。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这里来聊天。我同意了，有些吃惊，因为平常我们总是在咖啡馆见面。虽然是紧急来访，他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时我就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与我保持友谊，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为是我青年时期的朋友而受到怀疑，不想让这座小城里的人看到他与我关系密切。这件事让我警觉起来。我很快就注意到，过去经常来我这里的好多熟人都不来了。我的处境岌岌可危。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是，我比往常更乐于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以便逃脱所有这些小小的紧张气氛。不过我没有想到，当我于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家时，不久之后就与之诀别。

我当时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国工作。我热爱这个美丽的思想之国，把它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在那里的读者几乎与在德国同样多，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外国作家、异乡人。我热爱这个民族，热爱那片土地，热爱巴黎这座城市，我感觉到自己在那里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开进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种“回来了”的感觉。但是，这次由于特殊情况我提早就出发了，并且想在圣诞节之后再到达巴黎。这期间我去了哪里？自从大学时代以来，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去过英国了。为什么总要去巴黎，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在伦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用另外一种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馆，看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于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开往加莱的特快车，在一个11月不可或缺的大雾天中到达了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让我自己也吃惊的是，自己不像当初那样乘出租马车，而是乘坐出租汽车去了旅馆。这种雾，一种又冷又柔软的灰色，一如从前。我还没有去看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觉已经越过三十年的时间距离，闻到这种涩滞、浑浊、潮湿的气味，从周围的空气中我又认出了这座城市。

我带来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样不多。在伦敦我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在文学上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与英国作家接触也很少。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有自己边界的生活，在他们圈子内的影响范围，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进入的传统：我想不起来，在我房间的书桌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当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国作家出于同行之谊寄来的。萧伯纳，我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赫勒劳（Hellerau）与他相遇过一次；威尔斯，曾来过我在萨尔茨堡的家一次。我自己的书，虽然都已经被翻译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国仍然是我的书影响最小的国家。我与我的书在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谊，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英国出版我的书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我也做好了准备，在那里会有陌生的感觉，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况大大不同。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伦敦有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因为伦敦有根本上的改变，是因为我自己改变了。我年长了三十岁，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岁月的各种紧张和挣扎，我彻底渴望能过上宁静的生活，不去听任何政治性议论。当然，在英国也有不同的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还有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之间的讨论与我不相干。毫无疑问，在文学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开的争论和隐蔽的敌意，可是我在这里完全置身事外。不过，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终于又能感觉到一种文雅、礼貌，没有激动、没有仇恨的氛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那种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里都感觉到的憎恨和紧张，我总得保护自己不要卷入这些争论当中。这里的居民还没有惊惶失措到那等份儿上，这里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规矩和体面要多于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的欺骗而变得道德沦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为安详，更为心满意足，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花园，自己喜爱的小玩意儿，而不是他们的邻居如何。在这里一个人能呼吸、思想和考虑问题。不过，真正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创作。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出版，我正在读那本关于伊拉斯谟的书的校样。我在这本书里尝试着去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任何专门致力于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时代的荒谬，可悲的是他无力做到带着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动。在完成这部暗含着自我描绘的作品之后，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计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已经够多了。但是，在我到了伦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计划。出于收集手迹的旧有激情，我来到大英博物馆浏览那些向公众展出的藏品，在里面看到一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手写报告。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根本没有？因为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本颂扬她的书，将她当成圣人一样为她辩护，一本肤浅而愚蠢的书。由于无可救药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里所主张的，几乎和前一本书完全相反。现在我开始对这个个案感兴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书。没有人能说出一本来，于是我在寻找和了解中不由得进入了比较当中，在不自觉当中已经开始了准备一本关于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这个工作让我在图书馆待了好几个星期。当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奥地利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再回到我已经喜欢上了的伦敦，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来完成这本书。

没用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能看出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局势正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从英国那宁静、安稳的氛围一下子回到这个到处充斥着狂热和争斗的奥地利，就如同人们在纽约酷热的7月，从一个空气凉爽，带有空调的房间突然来到火炉般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高压开始慢慢摧毁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经济上的压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国要闹腾得天翻地覆的压力。多尔富斯政府要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无望地寻找最后的支柱。法国和英国距离太远，内心上也对奥地利持无所谓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还充满了对维也纳的宿怨和敌意，这样就只剩下了意大利：它当时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对于这种保护，墨索里尼也提出了代价不菲的要求。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议会制和民主就要结束了。如果不对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强大、组织性最好的政党——进行铲除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话，奥地利就无法满足墨索里尼的条件。要摧毁社会民主党，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别无他法。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为实行这种恐怖行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所谓的“家乡护卫队”。从外表上看，那是一个人们能想出来的最为落魄的组织，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无正当职业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等人组成，每个人都是心怀失望的庸常之辈，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最终他们找到一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为自己的首领。这位公爵曾经坐在希特勒的脚下，煽动反对共和与民主；现在他带着雇佣而来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敌手，放言“要让人头滚落”。这些“家乡护卫队”的人要做什么积极的事情，还不十分清楚。事实上，“家乡护卫队”的目标无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们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墨索里尼的拳头，正是这拳头将他们推向前去。这些号称爱国的奥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给他们的刀锯，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树枝，竟然还浑然不觉。

社会民主党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哪里。按说他们用不着畏惧公开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过总罢工可以让铁路交通、供水、供电等瘫痪。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这样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个借口，作为“拯救者”挺入奥地利。于是，他们宁可牺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权利和议会，以便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鉴于当时迫不得已的情势——奥地利处于希特勒主义威胁的阴影当中，所有理性人当时都赞同这种折中方案。甚至多尔富斯本人——他是一个多谋善变、野心勃勃，同时也是一个有现实感的人——也倾向于奥地利国内达成一致意见。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Emil Fey，1886—1938）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色——却要求，“保卫同盟”（Schutzbund）[1923/1924年前后成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迹都要被消灭掉。针对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做了抵抗，两个阵营接连不断地向对方发出威胁。人们能感觉到，一场分出胜负的对决迫在眉睫。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紧张中，我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浑浊的天空，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只在萨尔茨堡待了几天，接着就马上去了维也纳。就在这2月的最初几天里，风暴爆发了。“家乡护卫队”在林茨（Linz）袭击了工人组织的驻地，他们认为那里有武器库，要将那里的武器储备拿走。工人们以总罢工作为回应，多尔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将这人为的强行造成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对准了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在西班牙内战之前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坚持了三天，后来由于对方技术上的优势而遭镇压。

那三天我在维也纳，因而也是这决定性的战斗，是对奥地利独立采取自杀行为的见证人。可是，我既然想当一位诚实的见证人，就必须承认一些首先显得矛盾的事实，那就是我自己一点儿也没有看到革命的景象。一个人若要挺身而出，给出那个时代尽可能真实而清楚的画面，也必须有勇气揭开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对我来说，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点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它上演在一个现代大城市巨大空间中少有的几个地方，因此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完全看不到的。这显得有些特别：我在1934年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几天里就待在维也纳，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发生在维也纳的决定性事件当中的任何一件，在它们发生之时，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也毫无所知。有炮击发生，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可是我一具也没看到。任何一位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过我们这些似乎应该是见证人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事件发生地十条街远的人对该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里之外的人所知还少，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以后一直不断地被证实。几个月后，多尔富斯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谋杀之时，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在伦敦大街上看到了这个头条新闻。我马上尝试着跟维也纳通电话。让我吃惊的是，电话马上就接通了；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身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隔着五条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伦敦街角的人少得多。我也只能以自己经历维也纳革命的情况来从反面说明：今天的人如果没有碰巧站在一个关键位置上，他对于那些让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发生改变的事件见到的会少很多。我所经历的全部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与歌剧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Margarete Wallmann）相约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步行去环城大道，正漫不经心地想准备穿过马路，这时突然有几个身着七拼八凑的破旧制服的人向我走过来，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向他们解释说，我要去J咖啡馆，他们就让我过去了。我既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区的枪战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而在城里大家都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当我晚上回到旅馆结账时——因为我打算明天回到萨尔茨堡——看门人才对我说，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而且城郊在发生什么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登载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暴动的消息，相当含混其词，声称暴动已经差不多被镇压下去。实际上，在这一天战斗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除了机枪以外也要用大炮来对付工人的住宅。大炮声我也没有听到。如果当时奥地利被占领了，不管是被社会党、纳粹党或者共产党，我对此都会毫无所知，正如当时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来后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知道，他们的城市已经在希特勒手中。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样那么安静，那么有条不紊；在郊区，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报，以为一切都已经解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因为要查阅一些东西去了国家图书馆，大学生们坐在那里像平时一样读书、学习，所有的商店都在营业，人们根本没有惊慌。一直到了第三天，整个事情都过去了以后，人们才一点一点知道了真相。第四天交通一恢复，我一大早就赶回了萨尔茨堡。在那里我在街上遇到了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一股脑地向我询问维也纳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我，按说曾经是革命的“见证人”，必须诚实地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最好买一份外国报纸。”

在事发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关联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让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决定。那天下午我从维也纳回到萨尔茨堡的家里，看到有很多校样和信件，于是一直工作到深夜来处理它们，以便把拖欠下来的工作都完成。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没有起身，有人敲门。如果不是特意说定某个时间的话，我们忠实的老仆人从来不会来叫醒我的，他一脸惊慌失措出现在门口，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们等在那里，希望跟我说话。我有些吃惊，穿上晨服走到楼下。那里有四位身着便装的警察，他们向我宣布，奉命来这里对我的房子进行搜查，我应该马上将藏在房子里的“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交出来。

我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如何回答。我的房子里有“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这太荒谬了。我从来没有属于过某一个党派，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萨尔茨堡住了。再说，将武器库放置在位于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里，好让每个拿着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吗？我只是冷冷地回答说：“请便，您去找吧。”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打开一些箱柜，敲打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的马虎方式上我马上就明白，这种查看无非是走形式而已，没有人真正相信在这座房子里会藏有武器。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离开了。

当时这出闹剧为什么令我如此愤慨，可惜这需要从历史上做一些解释性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和世界几乎都已经忘记，在从前私人权利和公民自由是多么神圣的事情。自从1933年以来，搜查、随便逮捕、财产没收、驱逐、遣送以及各种想得出来的摧残形式几乎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形式。我所认识的欧洲朋友们，几乎没有哪一位没有遭遇过这些。但是，在1934年初的奥地利，住宅遭到搜查还是一种奇耻大辱。一个像我这样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都没有行使选举权的人遭到了搜查，这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奥地利做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不得不对纳粹分子出重拳，他们多次在夜里用炸弹和爆炸物让民众感到不安。监视纳粹分子是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勇敢行为，因为纳粹党当时已经在采用恐怖手段。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如果他们继续“迫害”纳粹党，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纳粹党在涉及复仇的事情上，是会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诺的。希特勒刚一入侵奥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奥地利公务员就被送往集中营。所以我推测，对我的住房进行搜查只是一种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们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透过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已经变得多么严峻，来自德国方面的压力有多么大。自从警察来过以后，我不再喜欢这个家了。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小插曲只是一个带震慑作用的前戏而已，更多更深远的攻击还会接踵而至的。当天晚上，我开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决定从此一直生活在国外，而且这种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这座房子和这里的土地，因为我的家人将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她们热爱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把我的意图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两天以后返回伦敦。我到伦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萨尔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门我彻底放弃将萨尔茨堡作为我的居住地。那是我与家乡脱钩的第一步。我知道，有了维也纳的那几天，奥地利已经惨败了。当然，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会因此失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