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几年里，就流亡的含义而言，英国之于我正如当年索伦托之于高尔基一样。奥地利还存在，尽管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以后，纳粹党还试图通过袭击以及暗杀多尔富斯让这个国家倒向纳粹一边。我的故国的挣扎还将持续四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来，我没有遭到驱逐，没有被禁言。萨尔茨堡房子里的书，还都毫发未伤。我还有奥地利的护照，故国依然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它的公民，拥有一切公民权利。那种失去祖国的残酷处境还没有开始，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将这种处境解释清楚：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备受摧残的感觉，清醒地睁着眼睛踏入虚空当中，知道自己无论在哪里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间再被赶出来。我当时还刚刚处于这种处境的最初始阶段。不管怎么说，当我在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那种到达已经有别样的滋味。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来在其中生活的城市，与看待只是作为客人访问的城市，一个人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伦敦待上多长时间。只有一件事对我是重要的：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作，来保卫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我没有买房子，因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着束缚。我租了一个小公寓，刚好可以放下两个书柜，装下我不想放弃的书籍，可以放下一张写字台。这样我就有了一切，作为一个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里没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间。我更愿意住在狭小至极的空间里，以便能不时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觉当中，我的生活已经有另外一种取向：安顿下来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当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已经在昏暗中模糊起来——我走进这个终于布置停当的小居室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也是这么小的房间，唯一的美好问候是那些靠在墙上的和以前同样的书籍，以及布莱克的《约翰国王》上那双梦幻般的眼睛，无论走到哪里它都陪伴着我。我确确实实需要那么一刻才回过神来，因为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想到过那第一套公寓。莫非这是一种象征，意味着我的生活在经历了那么大的跨度之后要回到从前的状态，而我会变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了那个居室时，那是刚刚开始。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创作，或者说没有重要作品问世。我的书，我的名字还没有活在我的国家里。现在与当年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我的书又从这个语言当中消失了。我所写的东西，在德国不为人知。朋友们都保持疏远，从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连同所有的收藏和绘画作品都失去了。和从前一样，我的周围都是陌生人。我在这期间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学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风而散，五十多岁的我又面对一个新开端，如一个大学生坐在写字台前，每天疾步去往图书馆。只不过已经不那么充满信心，不再那么热情，头发上多了一层灰白，疲惫的灵魂上蒙上了一层沮丧的暗影。

关于1934年到1940年在英国的情况，我犹豫着不要去讲太多，因为这时已经离我们的时代很近了，我们大家都几乎经历了同样的，通过收音机和报纸挑动起来的不安，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都不会带着骄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将我们引向何方，会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谁要想说明这些过去，就必须控诉，可是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谁有这个资格！况且，我在英国的生活完全深居简出。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这些年，我中断了一切畅言无羁的群体交往，因为我有一个让人发狂的理念：在讨论时局方面，我身在外国，不能插言。我知道这想法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无法克服这种多余的阻碍。对于奥地利的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愚蠢，我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在这里，在这个我自己感觉是客人的美好岛国里，在对情况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们希特勒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呢？他们会把这当成我个人的看法。当然，面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要想保持嘴巴紧闭，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让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偏偏是英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他们的忠诚、诚实的愿望，在没有相反证据时首先给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人们不断地听到这样蒙人的说法：希特勒只是想把德国的边境地区要到手里，然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收手并且出于感谢之情将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个诱饵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希特勒只需要在讲话中说出“和平”一词，报纸就欢呼着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问为什么德国要这么疯狂地增加军备。从柏林回来的（英国）人——让他们看到的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而他们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会大力称赞那里的秩序和他们的新领导人。一来二去，在英国人们甚至开始默认，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国“要求”有其道理。没有人明白，奥地利就是墙上那一块特别的石头：只要有人将它挖掉，欧洲便会坍塌。我以焦灼的目光看着英国人和他们当中的领导者们因为天真和高贵的轻信而受人蛊惑，而我的眼睛曾经在家乡从近处看到过冲锋队成员的脸，听到过他们唱“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国；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回避与人谈话，回避公开活动。在旧大陆，唯独在英国，我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与时局相关的文章，从未在电台发表谈话，从未参加过公开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小房间里，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维也纳的那位大学生一样。因此，我没有资格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来描绘英国。况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争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英国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迸发出来的力量。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资格说什么了。

我在英国见到的作家也不多。恰好那两位我后来开始有交往的作家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带走了。年轻的作家我不经常能遇到，作为外国人的不安全给我造成负担，因而我回避一切会所、晚宴和公众活动。不管怎样，我还是经历过一次特殊的、真正难忘的享受，见到萧伯纳和H.G.威尔斯这两个真正头脑敏锐的人物之间分歧深刻却特别带有骑士风度的精彩交锋。那是在萧伯纳那里一个小圈子里的午宴。当时令我一方面感到有兴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尴尬，因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隔阂让两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这已经体现在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种浸透着些许讽刺的相熟：肯定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刚刚消除，或者正好要通过这次午宴来消除。这两位在英国享有盛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以前都在“费边社”为当时同样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照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越来越远。威尔斯一丝不苟地坚信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知疲倦地建构他那关于人类未来的愿景，而萧伯纳却用越来越怀疑和讽刺的态度看待未来和当下的事物，在它们身上来检验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游戏。他们二人在身体上的外形，这些年来也正好形成对照。八十几岁的萧伯纳精神矍铄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只吃坚果和水果。他身材高挑、清瘦，从不倦怠，滔滔不绝的双唇边总是带着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醉于自己制作的冲突焰火；威尔斯这位热爱生活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个头矮小，红红的面颊，在偶尔出现的轻松之后是极端的严肃。萧伯纳在进攻上让人眼花缭乱，他快速而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的强项在防卫战术上，坚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信徒。我马上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威尔斯不光是来这里参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为某种原则性辩论而来的。我因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冲突这一背景，所以对这种紧张气氛的感觉就更为强烈。他们二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语中，都经常带着一种冒失的然而又相当严肃的争斗情绪。就如同两位击剑手，在发动猛烈交锋之前，用小小的试探性攻击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应变能力。萧伯纳在思路敏捷方面更胜一筹。每当他作答或者防卫时，浓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他乐于使用笑话，玩弄辞藻已经达到了某种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练让他在这方面成为无人可以企及的大师。有时候他那白色的长胡子会在轻声的笑中颤动，他的头略为偏向一侧，好像在查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经击中靶的。威尔斯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而不动声色的眼睛，他的言词更为锐利、直接。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种耀眼的侧面进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从容。这场交锋既尖锐又快速，一刺一挡，一挡一刺，好像一直都在无限的乐趣当中，让旁观者对这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艺叹为观止。但是，在这种迅捷而且始终处于最高水准上的对话背后，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高贵方式将这种愤怒规范在修辞上最文雅的形式里。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这正是让这场讨论显得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这是两个极端的个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对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实际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只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无从知道而已。我看到了英国两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们最精彩的时刻。这场辩论的续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在《民族周刊》以书面的形式继续进行，但是它们给我带来的乐趣远不及这场激情对话的百分之一，因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观点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质的内容不再能为人所见了。我很少能如此这般地享受到思想与思想摩擦时发出的光芒，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都没有在任何戏剧的对话艺术当中看到过如此精彩的展演，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对话毫无意图，不追求戏剧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国生活仅仅就空间意义而言，并没有倾注全部灵魂。正是对欧洲的担忧，那种让人神经感到疼痛的担忧，促使我在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几年里多次旅行，甚至两次跨越大西洋。也许敦促我这样做的是那种预感，要赶在这世界还在敞开之时，在轮船还能和平地行驶在海上的时间内，要用上全部的心力来为将来更黑暗的时代积攒一些印象和经验；也许是出于满心的热望想去了解，在我们的世界因为不信任与不和睦而遭受破坏之时，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也许那是一种模糊的预感，我们的以及我个人的未来会在与欧洲隔洋而望的那个新大陆。一次穿越美国各地的演讲旅行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同时并存的内在团结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也许南美洲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我是应国际笔会邀请去参加大会的。对我来说，去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精神上的团结，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在出发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欧洲还让我带上一份令人忧心的警告。在那个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从表面上看，那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实际上那已经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在为未来的交战做准备性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发的，原以为这艘船会因为要避开战争地区而不会在平时的第一站维哥（Vigo）停留的。令我吃惊的是，船开进了港口，而我们乘客甚至被允许上岸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得很。但是，在这几个小时以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大楼上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大楼前面一排排地站着一身农民打扮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大多是被牧师带领着，显然是从附近农村召集来的。我一开始还没有明白，要让这些年轻人干什么。是招募他们当工人，完成某项紧急工作吗？或者，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者？一刻钟以后，我看到同样的小伙子们从市政厅大楼里出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身穿簇新的军服，佩带武器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管下，他们登上了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随后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我吓了一跳。我在哪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情景？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德国！突然之间到处是簇新的军服和崭新的汽车、机关枪。我再一次问自己：谁提供了，谁支付了这些新军服，谁组织起了这些满脸菜色的年轻人，谁在驱使他们去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出来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据我所知，国库以及武器库还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这也就是说，汽车和武器都是从外国运进来的，它们肯定是从离得最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线的。但是，是谁输送的，谁付的钱？一股力图获得政权的新势力，各处出击的都是这同一股势力，它喜欢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们认可并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里都是早已不合时宜的软弱。那是一些神秘的群体，他们隐蔽在办公室和大公司里，他们阴险地利用年轻人幼稚的理想主义来服务于他们的权力意志和生意。他们有使用暴力的愿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术让战争的原始野蛮性来覆盖我们这多灾多难的欧洲。一个画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对灵魂上的震撼要超过千百篇报纸上的文章和小册子。当我看到这些无辜的年轻人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武装起来，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轮船在停留几个小时再起锚之时，我上船后快速走进船舱。再去看一眼这个美丽的国家，它将由于外来势力而遭受残忍的蹂躏，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切肤之痛。我感觉到，欧洲，我们的神圣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为如此，瞥见阿根廷才让我感到更加幸福。那是另外一个西班牙，有着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辽阔的、还没有被鲜血浸透，没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食物、财富和盈余，也有无限的空间，因而也有了未来的养料。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明不一直在从一个国度向另外的国度游移吗？一棵死于斧斤之下的树，不总是能够得到某种存留，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吗？在我们之前和在我们周围，人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不会完全失去的。人们只是需要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时间跨度。我对自己说，人不应该只考虑到欧洲，而是要超越欧洲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趋死掉的过去中，而是要参与它的重生。这座新兴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对国际笔会大会表现出满腔的热情，从这种诚挚中我认识到，我们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对于精神上一体化的信心——我们为此献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在这里还存在，还有效，还在起作用。有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将我们分开。我们有了一个新任务来代替旧任务：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胆的设想来建设我们梦想中的共同事业。如果说，从看到那即将来临的战争之时起，我已经对欧洲放弃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星下又开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和希望一点儿也不亚于阿根廷。这个被大自然情有独钟的国家有着地球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空间广大，直到今天还有铁路、公路尚未通达的地方，更不用说飞机了。在这里，人们对往昔欧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欧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残忍还没有侵入这个民族的风习和精神当中。人们的共同生活在那里更为和平、更为礼让，即便是大相径庭的种族之间的交往，也不像我们欧洲人之间那样充满敌意。在这里，没有人以血统、种族和出身这些荒谬的理论来对人进行分门别类。我有一种奇特的预感，人们在这里还能和平地生活，这里为未来准备下了无尽的空间，而在欧洲，为了哪怕一点点儿可怜的空间，各国之间还要大动干戈，政客们还要喋喋不休。这里的土地还在等待着人，等待着人来利用它，等待着人以自己的存在来充实它。欧洲文明所创造的内容，可以在这里以另一种新方式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美让我感到赏心悦目，我已经将目光投向未来。

不过，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个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意味着逃离了欧洲以及对欧洲的忧心。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类最为恶意的报复：当人类通过技术创造所具备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时，这些技术也同时搅扰人的灵魂。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糟糕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离现实，哪怕一刹那也不行。我们的祖先可以在灾难性时代逃避到孤独和偏僻之处，可是我们却注定必须在同一个小时、同一秒内了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管我离开欧洲有多远，它的命运与我同在。就在我达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头顶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边是黑肤色的人在行走，如当头一棒一般，我在报纸上看到巴塞罗那被轰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枪杀的消息，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还与这位朋友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愉快时光。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语的旅客正好将火车上的收音机调到了德国电台，于是我在列车轰轰隆隆地经过得克萨斯平原时，还不得不听着希特勒发表的煽动演说。无由逃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总是不由得带着折磨人的焦虑想到欧洲，在欧洲之内总是想到奥地利。也许这显得有些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处境当中——其范围遍及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和曼萨纳雷斯城——我对奥地利的命运尤为关注。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都系于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国。如果现在回过头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失误的话，那么最大的错误便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实行威尔逊总统那个简单明了的和平计划，而是把它给肢解了。他的想法是，让小国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只有在所有的大国和小国都处于一个超越性的统一体之下受到约束，这些小国的自由和独立才能得到保证。由于这个超越性的组织——那个真正的、彻底的国际联盟——没能形成，他的计划中只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国的独立得以实现了。由此引发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宁，而是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比弱小国家的大国梦更危险的了。这些小国尚立足未稳，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钩心斗角，为了一块小小的地盘而争执不休：波兰针对捷克，匈牙利针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针对塞尔维亚，在这种敌对中，所有国家当中最弱小的奥地利面对的是超级强大的德国。这个被肢解、被弄残了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曾经在整个欧洲不可一世——是欧洲这座墙保持不倒的那块关键性石头，这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的。我知道，在这个英国百万人口大城市里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没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了，然后巴尔干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猎物。由于纳粹所具有的特殊结构，一旦维也纳在手，纳粹便能用这个杠杆撬动整个欧洲。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带着满是仇恨毒刺的贪婪向维也纳挺进，这座城市曾经见证过他的穷困潦倒，而今他要作为一个凯旋者长驱直入。每次当我匆匆前往奥地利，在返回时再越过边境时，都会长舒一口气说“这一次还没有”，然后回望一眼，好像这会是最后一次了。我看着灾难正在到来，无可避免。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满怀信心地打开报纸时，我数百次在心里害怕会出现这样的头条：奥地利沦陷。啊，当我假装成自己早已经与奥地利的命运脱钩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我从远方为它那迟缓而被发烧弄昏了的头脑所做的最后挣扎而感到痛苦，其程度远远超过我那些留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用爱国游行来欺骗自己，他们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沦陷的，尤其是墨索里尼决不会答应的。”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药物上的漂亮标签一样。他们幸福无忧地生活在那里，而将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却忧心得肝肠寸断。

我最后一次回奥地利去也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内心对于大难降至的恐惧临时性发作。我曾经在1937年秋天去维也纳看望我的老母亲。我在那里很长时间没做什么事，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从维也纳回来几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应该是11月底，我穿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过时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第一次试图与希特勒本人谈判的那一天。现在我的眼前还能出现那个画面，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右边版面上黑体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来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一致的几点内容。在字里行间我读到了，或者说我以为我读到了：舍弃奥地利！若不如此，与希特勒会谈还能有什么用？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是决不会让步的。奇怪的是，计划中的讨论题目只出现在《旗帜晚报》的中午版上，在午后印刷的同一份报纸上这些内容已经消失得踪迹全无。（后来我听到有传言说，报纸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国和德国背着它达成共识。）这份报纸上的这条消息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内容是否正确，我无从判断。我只是知道，一想到英国已经开始就奥地利问题与希特勒谈判了，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今天我也不羞于说出口：当时我拿着报纸的手在抖个不停。假也好，真也好，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紧张过。我知道，如果这个报道里有那么一点点真实在里面，那这就是终结的开端：那块石头就会被从墙里撬出来，而墙也会随之坍塌的。我马上转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辆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方向的公共汽车前往帝国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明天的飞机票。我还想再见一次我的老母亲、我的家庭成员、我的家乡。幸好我还得到了一张飞机票，我迅速收拾些东西放在箱子里，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都很吃惊，我怎么这么快，这么突然又回来了。可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我还一直是过去的那位“耶利米”，他们笑话我说。难道我不知道吗，现在整个奥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极尽能事地盛赞“祖国阵线”这一了不起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到，绝大多数游行者只是将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领口上，为的是不要对自己造成不利。与此同时，他们为谨慎起见，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记了。我学过的历史，我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会马上倒向当权的一方。他们今天会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也会用同样以排山倒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我在维也纳接触到的所有人，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身着晚礼服和燕尾服（他们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后他们就得穿上集中营里的囚服）；他们奔走于各家商店，购置圣诞节礼物，布置漂亮的房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几个月以后就会遭到洗劫）。古老的维也纳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欢，也是我一生都梦想拥有的状态。这种忧虑全无的状态，曾被维也纳的民族诗人路德维希·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为一句简短的格言：“你不会出事的。”这种无忧感第一次让我觉得疼痛。也许在终极意义上，所有这些维也纳朋友都比我睿智，因为他们在事情到来之时才去经历那种痛苦，而我事先已经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当发生之时会第二次感受到。不管怎样，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让他们明白。两天以后，我不再对任何人发出警告。为什么要去扰乱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扰的人呢？

在维也纳停留的最后两天里，我带着绝望无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条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个古老角落。当我说出这话时，不是事后的词语点缀，而是绝无虚言的真实。我在与母亲拥抱时，就带着这样隐秘的“这是最后一次”的感觉。我带着“再不能见”的想法来感受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明确地知道这是告别，永远的告别。火车经停萨尔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经在里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没有下车，都没有到站台上。我可以从车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岁月。但是，我没有去看一眼。为什么还要看呢？我再也不会住在那里。在火车驶过边境的那一刻，我像《圣经》中的罗得一样清楚地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是被凝结成苦涩盐柱的往昔。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预先感觉到能够发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会作为一个凯旋者占领维也纳，这座曾经将这个一贫如洗、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踢出去的城市。但是，与1938年3月13日所发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从此以后奥地利和整个欧洲成为赤裸裸暴力的猎物！——我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显得多么犹疑、多么弱小、多么可怜！现在，面具可以摘下来了。其他国家既然公开表现出了恐惧，那么，血腥的暴行就用不着再顾忌什么道德上的阻碍了，他们再不需要诸如在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欺骗性借口了：英国算得了什么？法国算什么？世界都不在话下。现在不光要抢、要偷，连那种私人性质的复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纵。大学教授们被逼着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着虔诚信仰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他们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轻人逼迫他们下跪并齐声喊出“希特勒万岁”的口号。街上无辜的人像兔子一样被抓到一起、被带走，让他们去打扫冲锋队兵营的厕所。种种病态而肮脏的仇恨妄想，以前人们在黑夜中无耻地想到的，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发泄。他们闯进住宅，从吓得浑身发抖的女人那里扯走耳环，对城市的同样劫夺可能也发生在几百年以前的中世纪战争当中。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们那无耻的乐趣在于对人进行公开的折磨，对灵魂的摧残，各种精心设计的侮辱。所有这些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这种苦难。不像我们这个道德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当一个更为宁静的时代到来时，人们会浑身战栗地读到，在20世纪的文化之城，一个仇恨狂人曾经犯下了怎样的罪行。这是希特勒在各种军事和政治胜利中最邪恶的胜利，这个人成功地用不断升级的办法将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在实行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杀人的话，还会让整个世界震惊，在人类的20世纪，酷刑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没收财产被明确地认定为偷窃和抢劫。可是现在，在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之夜”本义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国发生的天主教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信众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里借指大规模、集中的迫害活动。]以后，在冲锋队的监狱和铁丝网后面不断有人被酷刑致死以后，个别的不公正还算什么？人间的痛苦还算什么？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以后，我们的世界对非人道、无法无天、残忍的习惯程度，是此前几百年所没有的。假如在从前，维也纳这座城市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足以受到国际上的唾弃；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却缄口沉默，或者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几句，随即便忘记和原谅了这些暴行。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响彻着来自家乡的求救呼声，明知道最亲近的朋友们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无助地为每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感到战栗。我也可以毫无愧疚地说——这个时代已经将我们的人心如此反转——当我那年迈母亲的死讯传来时，我没有惊骇，没有哀伤。正好相反，知道她现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险，这令我感受到一丝安慰。她已经八十四岁高龄，耳朵几乎完全聋了。她住在我们自家住宅当中，所以就算依据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暂时也不用搬迁出去。我们寄希望于过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将她接到国外。维也纳被占领后的第一批法令就让她受到沉重一击。八十四岁的她已经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暂散步时，习惯每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坐在环城大道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希特勒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后，就发布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坐在长椅上，这是专门以折磨人取乐为目标的众多禁令当中的一条。对犹太人的抢劫还算有他自己的逻辑，尚可容忍，毕竟他们可以将工厂、住宅、别墅这些抢夺之物以及由此腾出来的职位留给自己的人，用来奖赏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绘画收藏能变得那么丰富而且堂皇，也主要归功于这种毫不手软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体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长椅上坐几分钟喘口气，这种事发生在20世纪，是由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个人，却被上百万人当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而受到顶礼膜拜。

幸运的是我母亲得以避免长时间忍受这类野蛮行为和侮辱。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之后，她离世而去。与她的去世有关的一段小插曲，我没法绕过去不写。在我看来，正是对这些细节的记录，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才显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八十四岁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觉。被叫来的医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断，她可能活不过当天夜里，于是叫来了一位大约四十岁的女护理员来做她的临终陪伴。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无法赶到，因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为母亲守灵而回到奥地利，也一样以犯罪论处。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打算当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过，这样至少在她临终之际有一位家庭成员在身边。这位堂兄当时六十岁，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实际上他一年以后便去世了。当他准备在隔壁房间将自己准备过夜的床打开时，这位女看护的确感到很不好意思，过来解释说，按照新的纳粹法律，她不可以让他在临终者的床边度过这个夜晚，对此她感到遗憾。我的堂兄是犹太人，而她作为五十岁以下的女人不允许同他在一个屋顶下过夜，哪怕在临终者的床前也不行。按照那些坏蛋的观点，一个犹太人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对她性侵，玷污她的种族血脉。她说，她当然为有这类规定感到特别丢脸，但是她也不得不服从法律。这样，为了能让这位护理员守候在我母亲的临终病床前，这位六十岁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离开这座房子。也许人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庆幸我母亲不必在这群人当中生活更长的时间。

奥地利的局势也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改变，这些我一开始只是当成完全无关紧要的、纯粹形式上的一些改变。我的奥地利护照作废了，我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证，即一张无国籍者的护照。在我自己的世界主义梦想中，我曾经多次设想这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按照我内心的感受，无国籍便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责任，也就没有区别地属于所有国家。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这些人间幻想是多么不可行。只有当一个人亲自受过痛苦后，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觉。十年前，当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时，听到他向我抱怨他的书在俄国被禁，我这位没有经验的人还相当不假思索地企图安慰他说，相比于他的著作在国际上的传播，那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当我自己的书从德语世界消失时，我才再清楚不过地理解了他的那种抱怨：自己创作出来的词语只能以翻译本，只能以冲淡过的、改变了的介质呈现！同样，我也是在英国行政管理机构的等候室经过漫长等待才被叫进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将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份证明意味着什么。我对自己的奥地利护照拥有一种权利，奥地利大使馆的官员和警察都有义务给一位有完全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为这份我从英国当局得到的外国人证件，我必须得请求。那是一种我需要请求的恩赐，而且这种恩赐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剥夺。一夜之间，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级。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可以说是一位绅士，在这里消费外汇并且纳税；今天，我却成了外来移民，是一名“难民”。我被降至一个如果说不上是不名誉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类别当中。况且，持有这张白色证件的我，想获得任何外国签证都必须提交特殊申请，所有国家都对这一“类别”的人，这些没有权利、没有祖国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不予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惹下麻烦，滞留时间太长的话，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将他们遣返，将他们送回他所来自的那个国家。我总是不由得想到若干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国人所说的一句话：“以前，人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个护照，不然就不能被当成人一样对待。”

的确如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经历的能让人感觉到的最大倒退，莫过于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权利的缩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长时间就停留多长时间。没有所谓的许可，没有准入。当我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国，没有带护照，也根本没见过护照是什么样子，我总是看到他们脸上的惊奇。人们上车下车，不需要问什么，也不被人盘问；今天人们被要求填写的上百份表格，当时一份也不用填写。没有居留许可，没有签证，没有刁难。今天的国界线，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病态的不信任，已经被海关、警察、哨所变成了一道铁丝网，而那时的国界线无非是一条象征性的界线，谁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过，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线一样。直到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开始了对世界的搅扰。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对外来者恐惧症：对外国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对外国人的恐惧。人们到处都在防范外国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所有那些从前只会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现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间都必须领受。人们得允许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头发必须剪短，好让耳朵能露出来，必须留下指纹，一开始只是拇指指纹，后来则是全部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注射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推荐信，还要能够拿出邀请信以及亲属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财务上的保证，要填写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没戏了。

这些似乎都是琐事。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这些琐事，显得我自己小家子气。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来算一下，我在那几年里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税务申报、外汇证明、过境手续、居留许可、居住地登记和注销证明，我在领事馆和官署部门的前厅里等候了多少小时，曾经面对过多少个官员——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无精打采的和过分激动的都有——我经历了多少次过境时的检查和问询，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才感觉到，在这个世纪，在这个我们年轻时曾经坚信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一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公民的时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有多少我们的产出、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思想被这些没有产出，同时却让灵魂遭受凌辱的繁文缛节所带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研读的官方规定都多于思想著作，通往一个陌生城市、陌生国家的第一条路不再像从前那样是通往博物馆，通往某处风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馆、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领取一个许可证。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样的一伙人，从前会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歌，会带着思想上的激情来讨论问题，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入籍和居留许可，是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去结识一位在签证处工作，能让你的等候时间缩短的小职员，在过去十年内变得如此重要，甚至超过与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的友谊。人们不得不一直感觉到，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由灵魂，但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权利丝毫没有，一切皆为官僚机构的恩典。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直到今天，我这个不可救药的自由时代的人，一位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中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护照里的每一个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询问和检查都如同一场羞辱。我知道，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个人的价值暴跌得比货币还快的时代，这些都是微末之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不起眼的病症，后来的时代才能正确地描绘出主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思想状况和思想混乱的临床表现。

也许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给宠坏了，也许我的感受度因为近年来陡然而至的变换而太敏感。每一种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失衡。如果一个人脚下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就会失去挺直的身姿，就会变得没有把握，对自己产生疑虑——所有这些也都得亲自经历过之后才能理解。我毫不迟疑地承认，从我不得不使用外国颁发给我的身份证件或者护照的那一天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证件和我自己是属于一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身份认同，证件与原初的、本来的我相一致的身份认同被永远破坏了。我变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为拘谨了。从前我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可是现在我不断地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应该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这是我从一个陌生民族那里所夺走的。在清醒思考时，我当然知道这种奇怪念头多么荒谬。但是，什么时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觉呢！我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心，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这都无法给我以帮助。不，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一个人失去的祖国绝不仅止于那一块被划定边界的土地。

有这种不安全感觉的并非我一人。慢慢地，不安开始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政治局势一直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寄望于借此为自己的国家换来和平的人，开始慎重考虑问题了。从1938年开始，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任何一个谈话，不管开头时话题多么遥远，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避免战争或者至少将战争向后推迟。如果我回头看在欧洲战争恐惧一直愈来愈强的这几个月，我能回忆起来，只有两三天人们有真正的信心；只有两三天人们有了这种感觉，战争的阴云会过去，人们又可以自由地呼吸。是非颠倒的可笑之处恰好在于，那两三天在今天看来恰好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几天。

我知道，今天人们不太情愿去想到那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被逼到墙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但是，因为我要提供文献式的真实，所以我必须承认，每一位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感觉美好极了。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局势令人感到绝望。张伯伦刚刚从他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回来，几天以后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张伯伦去见希特勒，为的是在戈德斯贝格（Godesberg）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几个星期以前还能让希特勒感到满意的要求，现在已经填不满他的权力欲壑了。绥靖政策以及“一再争取”的做法可悲地失败了，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之间就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无休止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来阻止他。英国似乎心意已决。他们不再讳言军备，而是公开地展示出来。突然之间工人们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尤其是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对付空袭轰炸的威胁。海军舰队也行动起来，总参谋部的军官穿梭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共同制定抵抗措施。开往美国的船上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让自己及时到达安全的处所。自从1914年以来，英国人还从来没有这么警醒过。人们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凝重。人们看着房子，看着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地想着：会不会明天就有炸弹落下，将这一切摧毁？屋子里人们或站或坐地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新闻广播。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看不到却能感觉到的高度紧张。

然后，就召开了那次历史性的国会会议。张伯伦报告说，他还会再一次努力与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的任何地方与希特勒会晤。对于他的建议，还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就在会议的中间——这太有戏剧性了——来了那份电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会晤。在这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国会情绪失控了。国会议员们跳起来，喊叫、鼓掌，大厅里一片欢呼声。很多很多年来，这庄严的建筑里还没有爆发过这种欢乐的情绪。从人性上看，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因为和平还能得到拯救而迸发出来的真诚狂喜克服了英国人的矜持和持重；从政治上看，这种欢乐情绪大爆发绝对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国会的狂喜欢呼暴露了这个国家对战争有多么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牺牲，能退让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严。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张伯伦就被当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争取和平的人。但是，还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投降。所有人都以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是去谈判，而不是去投降。接下来是两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时间，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公园里有人在挖壕沟，军工厂里在加工，防卫大炮被架设起来，防毒面具被分发下去，将儿童从伦敦疏散出去已经提上议程，秘密的准备已经在进行当中。人们也许并不对每项活动都理解，但是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什么。人们又在等待报纸，在细听收音机广播中度过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经崩溃的等着“是”与“否”的时刻，又再次回来了。

接下来，好像突然之间来了一阵飓风将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变得轻松了，紧绷的神经可以舒展了。传来了希特勒与张伯伦、达拉第与墨索里尼完全达成协议的消息。况且，张伯伦还成功地与希特勒达成一个协议，保证将来所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平庸的政府首脑那坚韧不拔的和平意愿取得了胜利，在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在收音机里，人们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一讯息，它要向我们这一代饱经磨难的人宣布，我们还能在和平中生活，还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帮一把手。那些后来试图否认我们曾经如何因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汇而欢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谎。事情过后，谁愿意相信一个战败了的人还会举行凯旋游行呢？假如当时的伦敦大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到达机场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致意，去向他欢呼，这位拯救了欧洲和平与英国荣誉的人。我们当时都是这么以为的。接着报纸出来了。报纸上刊登了照片，张伯伦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平时像极了一只被激怒的鸟的头，现在带着骄傲和笑容出现在飞机的机舱口，挥动着那个历史性的演讲稿，他要宣布“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要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带回来给他的民族。晚上，电影院里放映了这段录影，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在那种为了新世界的博爱感觉中，大家几乎要互相拥抱。对于每一个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人来说，那都是空前绝后的、心灵激荡的一天。

我喜欢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在大街上转悠，以便能更强烈、更直接地去感觉这种气氛，要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在公园里，工人们停止了挖防空洞，人们说说笑笑地围在他们的身边，因为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余的了。两个小伙子用地道的伦敦话开玩笑说，这些防空洞应该改作地下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厕太少。每个人都很愿意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如同雷雨后的植物一样。他们的腰板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显得更轻松了，他们那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都闪着愉快的光亮。自从人们知道那些房子不会有被轰炸的危险，房子似乎也更光鲜了，公共汽车也更漂亮了，太阳更加明亮了，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让成千上万的人觉得更加高昂、更加强大。我感觉到，自己也变得振奋不已。我走得不知疲倦，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挟着我。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过来。那是一位英国官员，本来我与他也只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内敛的人。在平时，我们彼此只会客气地互相问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跟我攀谈。可是现在，他两眼闪着熠熠的光亮朝我走来。“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他兴奋得神采飞扬，“谁都没相信他能做成。他做得对。他没有放弃，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大家都是这种感觉。我在那天也感觉如此。第二天仍然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报纸都在欢呼，股市疯狂上涨。多年以来，终于又从德国那里传来了和平的声音，在法国人们甚至建议给张伯伦设立一座纪念碑。啊，那只是火焰在最后熄灭之前的一点余烬而已。几天以后，糟糕的细节就慢慢地渗透出来，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么毫无保留的投降。人们曾经庄严地承诺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帮助和支持，现在这个国家却被卑鄙地出卖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已经很明确，英国的投降还是不能让希特勒感到满足。条约上的签字墨迹还没干，他已经在破坏一切细节。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在慕尼黑他们将英国人逼得退无可退。希望之光熄灭了，但是它曾经照耀了一天、两天长，我们的心得到了温暖。我不能也不愿意将这几天忘记。

自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以后，矛盾的是我见到的英国人反而少了。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回避和他们的谈话，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敬他们。他们对那些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非常大度，表现出最高贵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内心生出一道隔阂：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我们已经被迎面撞击了，他们还没有被迎面撞击；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他们还在拒绝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违背其内心认知的。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们还是试图在疯狂中坚持，说话就得算话，和约就是和约；如果能够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与希特勒谈话，还是可以和他谈判的。几百年来英国的民主传统让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国的上层社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弄明白，在他们旁边一种新手段，充满恶意的无视道德正在形成，那个新德国在与周边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问题时，只要现有的游戏规则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将一切规则踢翻。在这些头脑清楚、富有远见、早已经拒绝一切冒险的英国人看来，一个那么快速，那么轻易得到了那么多东西的人，不会什么都不顾忌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和希望，这个人会首先攻击其他国家——最好是攻击俄国！——在这期间就可以与他达成一致意见。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要惮于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这个人。我们的眼睛都看到过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过的同伴，因而我们的眼睛更严厉、更尖锐、更不揉沙子。我们这些被蔑视、被驱赶、被剥夺权利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事关掠夺和权力，再荒谬、再虚伪的借口也不会让那个人感到难为情。所以，我们这些受过磨难的人与那些磨难尚未来临的人，我们这些移民者与那些英国人，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我相信今天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时在英国，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唯有我们对危险的范围和程度没有错觉。就如同当初在奥地利一样，在英国我也注定要带着一颗被摧毁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锐利目光，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来，只是在这里我是外来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发出警告而已。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到来的苦涩时，我们也只能在自己这群被厄运打上烙印的人当中自说自话。我们的灵魂因为对于这个国家的担忧而备受折磨，这个像兄弟般接受了我们的国家！不过，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与一位有最高道德标准的思想者谈话，能给人带来无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灾难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所度过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好几个月来，一想到八十三岁，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还滞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维也纳，就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学生，那位了不起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将这位在遭受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到伦敦来。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已经踏上岛国的土地，看到这位我最为尊崇的朋友又从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当中极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化和扩展了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在维也纳时，我已经与他相识。在那里，他被人们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难堪的个体户而饱受恶意。在求真方面，他是一个狂热分子，同时他也精确地意识到每一种真实的局限性。有一次他对我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根本不存在）！”他以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方式去探讨当时还没有人进入的，被人们充满恐惧地回避的、隐秘的本能驱动世界，那在当时是被宣布为“禁忌”的领域，他也因此与学院派以及学院学术的谨慎产生疏离。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潜意识地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精神大师以他深层心理学的论点在无情地挖掘着“理智”和“进步”所带来的对本能驱动的压迫，他会让那种将难堪问题干脆忽略的方法变得岌岌可危，因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纱的手法。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位令人不愉快的“离经叛道者”，不光是大学，不光是老派的神经学医生，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整个旧的思想方式、旧的道德“常规”——整个时代，都害怕这个能揭开人性面纱的人。慢慢地出现了对他行医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所提出来的最出格的问题，也无法在学术上被反驳，人们开始以维也纳的方式来对付他关于梦的解析的理论：把他的论点当成社交场合被讽刺挖苦的庸俗笑料。只有一小圈子忠诚者聚集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每个星期举办讨论会，而一个新学科精神分析学就在这些讨论中获得了雏形。在我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础上慢慢扩展开来的这一精神界的革命规模有多大时，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让我对他倾心敬佩。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人，一位堪为年轻人梦想中的榜样人物：只要没有最终的证据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说法时都小心翼翼；但是，只要假设已经变得有确凿把握之后，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反对时也毫无动摇。他个人像常人一样谦虚，但是为了他的学说中的某一个信条他不吝惜任何战斗，为了捍卫他所认可的内在之真，他会至死不渝。人们再想不到有像他这样在精神上更无所畏惧的人。弗洛伊德敢于在任何时候说出来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这种清晰而不顾情面的直言会让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来不想通过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让步来让艰难的处境变得容易一些。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愿意精心粉饰一下他的用词，用“情色”取代“性欲”、用“爱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并不总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后结论，只是对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论点当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会受到学术界阻挠的。但是，一旦涉及学说和真相，他从不迁就，抵制越激烈，他的决心就越强悍。如果我要为“道德勇气”这个概念——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人物时，我总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张美丽而阳刚的脸庞，那双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宁的目光。

这个人给自己的家乡带来的荣誉遍及世界、超越时代，现在他从那里逃亡来到伦敦。他多年来已经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我曾经暗自担心，在经历了维也纳那些备受折磨的时刻，也许他会变得愤懑满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见到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开朗，甚至幸福。他带我从这座伦敦郊外房子走出来，来到花园里。“我住过这么漂亮的地方吗？”他这样问我，从前那么严肃的嘴角露出灿烂的笑。他给我看他最喜欢的埃及雕像，这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在家里了吗？”他的写字台上摊开着手稿，已经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依然以圆润的字体来写作，如他在风华正茂的年月一样，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疾病、老迈、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被遮蔽起来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涌出来。他的年龄让他变得更加温和了，他所经历的磨难让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有时候他也有一些温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位不事声张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会将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闪光的眼镜后面看人时透出温暖。在那些年里，与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于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你能从中有所收获，同时对他钦佩不已，感觉他说出来的每个词语都能帮你理解这位不带任何偏见的伟人：对他来说，没有哪份自我坦白会让他吃惊，没有哪种见解会让他情绪激动；对他来说，去教会别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觉，这种意愿早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意志。这些长谈无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那段黑暗岁月里，我对此的感觉最为强烈。在走进他房间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疯狂一下子就不见了。最残忍的事情变成了抽象的，最混乱的事情变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让地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循环性阶段当中。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经历了一个人能超脱于自己之上，不再将疼痛和死亡作为个人的经历去感觉，而是作为一个超越个人的客体来审视、观察：他的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道德业绩，正如他的生一样。弗洛伊德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病魔让他不久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费力，按说人们应该为听到他说出来的每一个词汇感到羞惭，因为发出音节让他感到吃力。但是他不松懈。让朋友们看到他的意志比身体上有的低级折磨更强大，这是他那钢铁般坚强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他的嘴因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写字台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便在夜里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稳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绝服用安眠药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要用这种减轻痛苦的方式来减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钟也不愿意。他宁愿痛苦地醒着，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胜过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的一刻。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显得了不起。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将阴影投到他的脸上：它让他面颊塌陷，让他的额角干瘪，让他的嘴角倾斜，让他嘴唇说不出话。只是对他的眼睛，这无法征服的瞭望塔——这位精神英雄正是从这里去看人间世界——死神这阴暗的绞杀之力却无能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后一刻都完全清亮。有一次，也是在他临终前不久某次拜访他时，我带上了萨尔瓦多·达利——在我看来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赋的画家，他无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画了一幅速写。我从来没有敢给弗洛伊德看这幅速写，因为达利已经先知先觉地画出来他身上的死神。

这场战斗——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与它的湮灭所进行的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这位将清晰视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认识到，他不再能继续写作，不再能有所作为时，他像一位古罗马的英雄一样，允许医生来结束这种痛苦。那是他那伟大人生的伟大终结。即便在这个横尸遍野、杀人如麻的时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里时，我们清楚是将自己家乡中的至尊精华托付给了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与弗洛伊德谈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战争的残忍。作为充满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为一位思想者，他对这种兽性的可怕爆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说，他总是被病诟为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够战胜本能。现在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他当然无法因此感到骄傲——那种野蛮，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更多考虑的是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们在当代的悲剧命运。对于这个问题，这位科学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不久前他出版了关于摩西的研究，他在书里将摩西描写为非犹太人，一位埃及人。这个在学术上几乎站不住脚的归类在同样程度上让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意识受到伤害。现在他感到很内疚，正好在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当口出版了这本书：“现在，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而我还夺走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变得更敏感了，因为就算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在遭难的悲剧当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者。在遭受打击之前他们已经惶恐不安，因为人们到处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会最先找到他们的头上，而且他们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那位亘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驱逐到世界的尽头，要赶尽杀绝。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逃难者越来越多，每个星期到达这里的逃难者都比此前到达的人更贫穷，更惊恐不安。那些最早、最快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抢救出他们的衣物、箱子、家什，有些甚至还带出来了钱。但是，一个人在德国待得越久，就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所受的摧残就越严重。他们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和博物馆，禁止犹太学者使用图书。这些犹太人留下来，或者因为对家乡的忠诚，或者出于懒惰，有的因为怯懦，有的是出于骄傲：他们宁愿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凌辱，也不愿意在异乡乞怜遭到蔑视。接下来，他们不得使用仆人，住宅里不许有收音机和电话，再往后他们不可以有住宅，他们被迫佩戴作为犹太人标记的“六角大卫星”。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应该能马上认出来他们是被扫地出门的人，是被鄙视的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暴力都可以当作取乐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成了残忍的现实：“谁也保不准不去要饭或者坐牢。”没有走掉的人，被投进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手段，让最骄傲的人也会屈服。最后，他们被夺走一切，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里带着十马克，被逐出国境，根本不问他们能去哪里。然后，他们站在国境线上，他们去祈求领事馆，几乎总是徒劳的，因为哪个国家愿意要被洗劫过的人，哪个国家愿意要乞丐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某一次走进伦敦一家旅行社时所看到的情景。那里挤满了逃难者，几乎都是犹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么地方。不管到哪个国家，北极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热沙漠也好，只要离开，只要继续走，因为居留许可已经过期，他们必须得离开，带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语的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人当中。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曾经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也是我们最有智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那么灰白，人变得那么老，那么疲惫。他孱弱得要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去哪里。“我不知道，”他说，“如今谁还会来问我们的意愿？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被揪紧：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孩子和孙子，战战兢兢地寄一线希望于能前往一个此前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正眼看过的国家，只是为了能在那里继续乞讨，继续流落异乡，漫无目标地漂泊！旁边的一个人，带着绝望的急切在打听如何能到达上海，他听说在中国犹太人还能被接受。那里就这样拥挤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庄园主、音乐家，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带着生活留给他们的废墟去漂洋过海，不管要去做什么，不管得去忍受什么，他们只想要离开欧洲，只是离开，离开！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样的人！可是，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这五十位备受折磨的人不过是一个零星的、小小的先头部队而已，在他们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队伍，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的犹太人。所有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战争中遭受践踏的数百万大众，在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有关部门的许可，等待着发放旅行费用，那是一个巨大的人群，他们如受惊的鸟兽一般在慌乱中要逃离希特勒的森林大火。他们填满了欧洲边境的火车站，填满了监狱。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一个得不到承认的民族，这个民族两千年来所要求的无非是无须一直流浪下去，让疾行的脚能感觉到大地，宁静而和平的大地，他们的愿望仅此而已。

不过，在20世纪的犹太人悲剧当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们承受着在自身当中看不到意义和罪责。那些在中世纪时代被驱逐者即他们的祖先，至少还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受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令。他们当时还有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的灵魂上的护身符，那是对自己的上帝坚贞不渝的信仰，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因为那个自豪的疯狂设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难。他们是被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优选出来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运和使命，《圣经》中的预言之词是他们的戒律和教规。当他们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们将圣典紧握在胸前，因为这内心的火热而感受不到外面残害之火的灼烫。如果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遭到驱逐，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家乡，在上帝那里的家乡：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权力，没有哪个皇帝、国王、宗教法庭能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只要宗教还能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就还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就有一种力量。如果他们遭到排挤和驱逐，那是出于与其他民族相异的宗教和习俗在为自己有意识的特立独行而遭罪。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早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感觉到作为犹太人的存在是负担，而不是骄傲，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方式，远离从前圣书中的戒律，他们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为之事，便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成为一体，消失在普通人当中获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驱逐，不再永久地处于不断逃亡之中。因此，他们彼此间已经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他们早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了。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到一起：他们当中有住在柏林豪宅里的银行经理，也有正统教区的教堂执事；有巴黎的哲学教授，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洗尸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音乐会的女歌手，也有葬礼上的职业哭丧人；有作家，也有酿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贫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启蒙者；有放高利贷者，也有贤明智者；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同化论者；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又称“德国系犹太人”），又有赛法迪犹太人（又称“西班牙系犹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在这些人之外还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们自以为早已逃脱了被诅咒的命运，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儿。几百年以来，他们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个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共同体，这个被驱逐者的共同体，自从在埃及遭驱逐以来就反复出现。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出现在他们身上，而且只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无端的迫害，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被从各个国家驱逐出来，却没有人给他们一块生存之地。人们对他们说：别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却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哪里生活。人们将罪责推给他们，却拒绝给他们以任何手段让他们来赎罪。于是，他们用灼烧般的眼睛盯视着逃亡：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没有任何关联。为什么我们都遭受这样的命运？没有人知道答案，我在这些日子里经常与我们时代头脑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谈到这个话题，连他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也看不出这荒谬中的意义。也许这正是犹太文化的终极意义所在：通过他们神秘的长久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约伯向上帝提出的那个永恒问题，以便它不会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约伯的主旨问题：为什么虔敬而无辜的义人要遭罪？为什么上帝缄默不语？为什么上帝不主持正义？]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那些人们以为早已经死掉和被埋葬的东西，突然之间又以同样的形象和方式呈现出来。1939年的夏天来到了，慕尼黑那个短促的“我们时代的和平”的癫狂早就过去了；希特勒不顾任何誓言和承诺偷袭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据为己有；梅梅尔已经被占领，被有意鼓动起来的德国媒体大肆叫嚣着要占领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忠诚的轻信中清醒过来，即便是那些最简单的，没有什么学问见识的人也出于本能厌恶战争开始激烈地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国人，照看我们这座公寓大楼的门房、开电梯的人，打扫房间的女仆，现在每个人都与别人攀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认的公开事实：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拯救和平三次飞往德国，但是这么诚心地对待希特勒还显得不够。在英国国会里，人们听到这种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为迎接（或者说，原本是为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漂浮，看起来仍像孩子们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样天真无邪；人们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细检查分发防毒面具。局势又变得如同一年前那么紧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次站在政府后面的不再是老实而轻信的民众，而是下定决心、不屈不挠的民众。

我在这个月里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乡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这个清醒的、思考着的、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人，曾经全身心投身到工作当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建设，将自己的岁月转换为作品。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问我，我是怎样想的；报纸来了，它们只是让人内心更加烦乱；收音机播放的内容，每种语言都与另外一种语言的内容相反。我来到街上，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让和他一样一无所知的我来说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自己在不安当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打听、在推测、在议论，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见识、经验和远见，在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决定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法在发疼的太阳穴上突突跳动。最终，我无法忍受大城市了，因为每个街角都张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词语像恶狗一样扑向我，因为我不由自主地从身边熙攘而过的每一个人当中，从他们的前额当中读出来他们所想的。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决定性的赌博当中到底是“红”还是“黑”。在这场赌博当中，押上的是我的整个人生，我的残年岁月，我尚未完成的书，一切我至今所感觉到的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不定地滚来滚去，慢得让人神经难以承受。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坏消息，仍然没有最后决定性的消息。忘掉吧！我对自己说。躲开去，逃到内心丛林的最深处，躲到工作当中，躲到最隐蔽之地，在那里你只是一息尚存的一个人，在那里你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不是这场地狱般游戏中的对象；只有在那里，在这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还能派上用场。

我手头不缺要干的活儿。若干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积攒材料，为写作一部两卷本关于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书，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做这个时间跨度大、耗时长的工作。恰好是沮丧给我了（做这件事的）勇气。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小地方曾经有许多英国文学中光辉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尔丁，曾经在这里创作，它比英国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实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个和平的世纪，让人获得18世纪的恬静视野。但是，这种幽雅、柔美的景色与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啊！正如1914年有着我记忆当中奥地利最美的7月一样，英国1939年的8月也美不胜言。多少次，那如丝绸一般柔软的蓝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帐篷一样；多少次，太阳的光辉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还有那难以言表的鲜花绚烂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却在为战争进行装备。面对这种宁静、持久而繁盛的景色，这种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这景致让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娇美景色——战争的疯狂也正如当初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我再一次不愿意相信真的会发生战争。我又像当初那样在准备一次夏季旅行。国际笔会大会定于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典文学界的同人们邀请我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因为我这个“两栖生物”已经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在那个即将到来的星期里，中午、晚上的每一个小时都由友好的东道主提前安排好了。我早已经预订了船票，这时传来了即将开始战争动员的消息。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则，我现在应该快速收拾起我的书籍、手稿，应该尽快离开英伦岛这个可能的交战国，因为我在英国是外国人，一旦开战我便是敌对的外国人，会面临各种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阻挡我逃离。一半是因为我的固执，我不愿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为不管到哪里，同样的命运都会尾随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它想带走你，你这位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与它抗争了！你最好的作品，你所经历的生活，它是无法抓走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在战争之前安排停当我外在的市民生活。由于我还有第二次缔结婚姻的打算，我一刻也不要再推迟去办理手续，因为我不想因为收容或者其他可以想象的措施而与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于是，我在那天早上——那是9月1号，一个美好的日子——来到巴斯的民政局，来登记结婚。那位行政官员接过我们的材料，表现得特别友好而热情。他和当时的任何人一样，知道我们的愿望是要尽快地办完手续。第二天就是婚礼。他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体字母在他的登记簿上写上我们的名字。

正在这时，应该是十一点左右，通往旁边房间的门被人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公务员走进来，边走边穿外套。“德国入侵了波兰。这是战争！”他在静悄悄的房间里大喊。这个词如同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了各种沉重的打击。“这还不能说是战争”，我真诚地以为会是这样。但是，那位公务员几乎已经出离愤怒了。“不，”他激烈地大喊，“我们受够了！不可以每过六个月就从头开始一回！现在必须结束了！”

这时，那位已经开始填写我们的结婚证的那位公务员若有所思地搁下了笔。他在考虑的是，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战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成了敌对国的外国人。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允许缔结婚姻。很遗憾，但他还是要向伦敦方面请示。此后，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恐惧，两天最可怖的紧张。在星期天的早上，收音机里传来这样的消息：英国向德国宣战。

那是一个特殊的上午。我无言地从那台将这个消息带到房间里的收音机旁走开。这条消息一定会完全改变我们的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些在沉默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当中，将有成千上万会因此死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消息是悲哀和不幸，是绝望和威胁，也许在经历过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从中生成出些意义。又是战争，一场战争，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又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这突然鸦雀无声的房间里，避免目光相遇。外面传来鸟儿无忧无虑的啁啾声，它们让自己在和煦的微风中沉浸在轻松的爱情嬉戏里，树在金色的光芒中摇曳，它们的叶子像嘴唇一样彼此轻柔地触碰。这古老的大自然母亲，总也无法知道她的造物有着怎样的忧愁。

我走到自己的房间，将我的东西收拾进一个小箱子里。假如那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以前对我所说的话并非无端妄言，那么我们这些在英国的奥地利人会被当作德国人对待，会受到同样的限制，也许晚上我就没法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了。我又被下调了一个台阶：自从一个小时前，我不光是这个国家里的外来人，而且是一个敌对国的外国人。我被强行流放到一个地方，一个我跳动的心不愿认可的地方。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记为与德国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经被德国排挤出去；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的科层管理条例却将他，一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的奥地利人，强行划归为德国人。这种荒谬的情形实在是难以设想。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我还在用德语写作，用德语思考，可是我的每一个想法，我能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属于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国家。任何其他的关联，所有过去的和曾经的东西，都已经被扯断、被打碎。我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一切都不得不重新开始。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都成了泡影。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现在是第二次开始发生了。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这个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的时刻，却因为这极度的排挤让我感觉到如此无用和孤独，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再一次走到下面的小城里，要饱览这最后的和平。小城安静地矗立在中午的阳光下，似乎与平时毫无二致。人们迈着平常的脚步，走在往常熟悉的路上。他们不慌不忙，不聚堆谈话。他们带着星期天特有的安详和从容不迫。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吗？但是，他们是英国人，善于克制自己的感觉流露。他们不需要旗帜和战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与1914年奥地利的那个7月里的日子是多么不同，而今天的我，也与从前那个年轻、没有经验的我多么不同。回忆让人感到多么沉重！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看到光鲜的、货物充盈的商店，脑海中又出现了1918年那个激烈的情景，商店里被抢购一空，好像张开的眼睛在盯视着行人。我像是在白日梦中一样看到食品店前排着长队的穷苦妇女，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伤员、残疾人，所有从前那些严酷的残忍图景，又在中午的灿烂阳光中如幽灵般显现。我想到从前的那些士兵，从战场上回来时疲弱不堪、衣衫褴褛。我那跳动的心，在今天开始的，它的令人战栗之处尚未为人所见的战争中，感觉到从前的一切。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化为云烟，一切业绩都将成为乌有。欧洲，我们曾经为它而活着的家乡，所遭受的毁坏不止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来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在通往这个新时代的路上，还有多少地狱和炼狱必须经过。

阳光照耀得充沛而强烈。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从就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看到另外一场战争的影子。战争的阴影会无时不在，它再不会离我而去；这个影子，会日夜笼罩在我的想法当中。也许，它那昏暗的轮廓也出现在这本书的某些书页里。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