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的家乡，奥地利的维也纳，在2014年举办了一场茨威格的纪念展览。该展览的初展在维也纳戏剧博物馆举行，题为“我们需要完全另外一种勇气！”——这是茨威格曾经说的一句话。该展览的策展人、萨尔茨堡大学茨威格中心的主任克莱门斯·雷诺德纳（Klemens Renoldner）要借此把维也纳之子、著名作家茨威格的被迫流亡生涯带回人们的记忆当中。在展厅中观众可以看到半卷起来的地毯，已经打包待运的家具，地上堆放着运输箱子，不少镜框已经从墙上摘下，总之一幅搬家在即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还特制了“大都会饭店”（Hotel Metropol）模型，这座犹太人投资的豪华饭店，在“纳粹”德国1938年3月占领维也纳之后被强行没收，“盖世太保”将其总部设在那里，也就是茨威格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遭受监禁之地。该展览于2015年1月12日在维也纳闭幕，此后在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举办了巡展。维也纳展览期间，主办方也举办了多种学术讨论活动，以便让观众更好地了解茨威格的生平和作品。本文即为其中一次圆桌讨论会的记录稿，参加者为：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的著名文学评论人丹妮拉·施特里格（Daniela Strigl），来自法国的德国语言文学和文化学家雅克·勒莱德（Jacques Le Rider），活跃在维也纳文化领域的作家、记者乌里希·魏因茨尔（Ulrich Weinzierl）。资深文化记者、编辑斯蒂芬·葛蒙恩德（Stefan Gmünder）主持了该讨论。——译者题记

斯蒂芬·葛蒙恩德：坚信自己是欧洲人的斯蒂芬·茨威格，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被迫流亡的犹太人，他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位作家，茨威格还有现实意义吗？

丹妮拉·施特里格：我真的以为，在阅读茨威格的著作时，读者不会觉得自己是徜徉在文学博物馆当中。在德语地区以外，读者对茨威格也兴趣盎然；在茨威格那里可以看到意味丰富的不同层面。首当其冲的是他关于欧洲的理念，这也是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毕竟茨威格在生前已经是一位地道的欧洲人了。不过，在今天，茨威格的和平主义理念，至少和在当时同样重要，同样符合现实需要。此外，茨威格的文学作品中还有着一种超越时间的内涵，那就是他对于自由的热切呼唤。他非常看重对自由坚守的意志，然而这种自由与现代世界和工业化立于无法消解的矛盾之地。他尝试着将这些东西注入作品的人物当中。我认为，就这一层面上而言，茨威格作品内容所具有的穿透力在今天仍然引人入胜。他在文笔上的不足——体现在不同文本当中，时多时少——让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并不轻松。形容词和重复之处经常出现太多。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本来已经说过的内容又来了一遍，又一次以更华丽、更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招摇方式再表述一番。也许，跟茨威格同时代人相比，我们今天对这种在表述风格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的做法更加过敏了——在同代人当中，他也已经收到了批评的声音。让人意外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茨威格的文风表示出多有理解甚至欣赏，尽管弗洛伊德本人的文风清澈简洁。也许这正如许多事情一样，无非每个人的偏好有所不同而已。

雅克·勒莱德：作为一位法国人我不得不说，斯蒂芬·茨威格如今不光是最受欢迎的维也纳作家，是所谓的维也纳现代派文学最著名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在法国最有知名度的德语作家。对于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轻看茨威格的德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是大为出乎意料的。他的作品被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纳入著名的“七星文库”系列当中，是采用高质量薄纸印刷的两卷本，收入全部短篇小说以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昨日的世界》，严格依据时间顺序编排并配有非常精辟的评论。甚至德文版都没有过这么高质量的版本。于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是：如何来解释在法国以及整个法语文化圈子里，茨威格受到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呢？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开始读大学时，法语文化圈里受到青睐的不是茨威格，而是另外一些作家。奥地利现代派文学中大名鼎鼎的是穆齐尔（Robert Musil）和布洛赫（Hermann Broch），施尼茨勒慢慢也被重新发现和重视起来，茨威格则完全在学术讨论之外。他的作品是青春期的读物，是火车上的读物，仅此而已。

如今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我认为，其中的一个理由在于，茨威格将维也纳的现代阶段——从1900年到1938年被“纳粹”德国接管之间——的遗产做了诗化式的浓缩。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把一切都吸进去，而后再在自己的文字当中将整个时代呼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事实以及文字表述上来看，这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因为他在人前展示出来的与同时代人的伟大友谊，原本掩盖着巨大的紧张关系。尤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许多与茨威格保持通信的友人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对他出言不敬，即便像罗曼·罗兰这位终身与茨威格保持通信联系的好朋友，在日记中对茨威格也不乏刻薄言辞。我相信，这些蔑视让茨威格倍感痛苦，而蔑视也许无非掩盖了对于一位成功的明星作家，一位畅销书作者的嫉妒而已。

如今茨威格受到高度认可，该如何来解释呢？我倾向认为，茨威格掌握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叙述技能。他能抓住读者。他原本无意去写实验性的长篇小说，也不想做文学先锋者，但是他带着极大的天赋——有时候甚至可以说那是真正的不世之才——来推进德语中篇小说（Novelle）艺术，他精心地把握着节奏、带着悬念来讲述“极致情节”。我觉得，在我们的后现代时代也需要那些写给读者的文学，而不光是让文学研究者来读的文学。也就是说，茨威格的作品作为一种消遣而受到欢迎，这种倾向是回归于“文学作为娱乐”、文学作为生活的陪伴，而不光是研读的对象。另外一点，施特里格女士已经着重指出来了，即茨威格传达出来的欧洲讯息。哈布斯堡时代的神话在茨威格身上留有特殊的印记：首先他要摒弃民族主义，其次他更愿意看到多民族的和谐共处。这是奥地利神话在他那里的版本，而他周围的人轻看这一神话，认为那是对不可重来的往昔所做的怀旧式神圣化而已。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不过，面对民族主义如脱缰的野马，各民族和国家都在进行全面战争准备的地狱般现实，茨威格的设想更多地关涉到当下和未来，而非回望式的“乌托邦”。这些在茨威格20世纪30年代的演讲和呼吁中出现的内容，比那些对于哈布斯堡时代神话的怀旧看法——人们经常会从《昨日的世界》当中读出这些内容来——还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一个人们对欧洲疑虑日增的时代，茨威格像是一剂能让人解脱梦魇的良药，因为人们会突然明白：如此满怀鄙视、如此心不在焉地谈论欧洲是危险的。对茨威格来说，欧洲的理念关乎生死存亡问题，那是欧洲的唯一机会。历史地看，的确如此。

茨威格的论点一直不涉及政治（我会说，那是反政治的），这给其作品的命运带来一个饶有意味的生长节点。他始终因此受到指责。克劳斯·曼（Klaus Mann）与斯蒂芬·茨威格之间的争执，一直给人们对茨威格的接受带来负面影响。争执双方中的一方，是投身于同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战斗的知识界人士；另外一方则是一位犹豫、胆小怕事、迟疑之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怯懦的知识分子”（同时代人这样说他），只想尽可能地保住他那已有的优渥条件，不愿意斗胆地与任何人绝交。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些对欧洲弊大于利的政治死胡同，我们就能理解茨威格关于欧洲的设想：把欧洲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作为反政治的文化运动，以此来反对民族主义，主张世界主义，主张文明的国际性。对欧洲的这种设想，是对那些今天在欧洲推行无良无能政策的政客的严正警告。这是对欧洲各民族和各社会发出的一种呼吁，要让他们作为欧洲人组织起来。茨威格非常看重的那种欧洲公共空间，要人们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民族国家那坚硬的结构外壳，在今天的情势下，民族国家的结构外壳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已经不合时宜并具有破坏性。这也让我们从中看到，如何从茨威格作品中读出现实意义。

斯蒂芬·葛蒙恩德：魏因茨尔先生，在不同的角色——欧洲的世界主义者、“怯懦的知识分子”或者哈布斯堡神话的续写者——之间，您如何给茨威格以定位呢？

乌里希·魏因茨尔：他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受过老式精英教育的市民。在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之间需要建立纽带并为此付出努力时，在奥地利或者维也纳还没有人来考虑这些事情。这些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可是，他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撕裂：一方面在他身上还有着爱国主义的铠甲；另一方面，他也和罗曼·罗兰站在一起，他所倡导的几乎是和平主义的理想。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的道路，他的信念最终变得如此坚定并让他相信，若非如此他便无法活下去。

在欧洲的理念沉沦之际（1942年时，看起来的确如此），他也走向了毁灭。他没有勇气去相信新时代会到来。至少在他那一代不会。他写道：60岁的年纪，他已经太累了，不能再有个新开端。

在法国怎么就有这种“茨威格热”，的确让人吃惊，不过我觉得这非常好。“七星文库”版的确是斯蒂芬·茨威格作品现有的最佳版本，《昨日的世界》的评论是值得一读的。相比之下，德语出版社还是落后了一步，尽管单本发行的全部作品都做得非常好。不过出版社也从来不曾有意做成一个文学批评式的版本。这些也许都与这一事实不无关系：茨威格是一位为读者写作的作家。专业人士和作家同行们（他对这些人有着不可思议的帮助意愿）有时候拿他打趣，并以令人汗颜的方式来责骂他。这样做的人，恰好是那些他帮助过的人。他是20世纪真正乐于伸出援助之手的作家。正是在流亡当中，他用自己的钱（他有很多钱）让别人活下去。他并不指望因此去收获感激之情。

外语版本的优势是，法国读者根本注意不到他文笔上的问题，因为每一个说得过去的译者都把那些啰唆之语删掉，让那些太花哨的东西消失。现在我们不谈法语版本。他的一本被严重低估，唯一完整的长篇小说是在1939年出版的，书名是《心的焦灼》。任何经验丰富的读者在看到这个标题以后，都免不了耸耸鼻子，可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长篇小说。也许除了个别段落以外，这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没有瑕疵的美文著作。它的英文版被翻译为《无由怜悯》（Beware of Pity）。这个书名好多了，因为它正中这本书的核心，避开了掺杂其中的感伤余韵，而那种感伤是茨威格的书（不是全部，但是某些书中）常常会出现的。

斯蒂芬·葛蒙恩德：我们还再简短地谈一下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丹妮拉·施特里格：如果从我们今天的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的话，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糟糕。茨威格笔下的女性正如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意愿。牺牲，是她们能力所及做得最好的事情。她们牺牲自己的生活，这是她们的奉献所达到的极致。

茨威格也主张以非道德化方式去看待女性性感。在他看来，这非常重要。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传记中，以非道德化方式看待女性性感被他用作历史描述的手段。他尝试着在“婚床的解剖台”上来解释世界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不利。如果往好里说，人们可以这么认为：他严肃地看待那些他自以为从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东西。弗洛伊德认可茨威格在书中对玛丽·安托瓦内特与路易十六之间这桩不如意婚姻的分析，认为那符合心理分析的标准。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将某种猎艳式的目光投向女性形象。这就是他身上的双面性，毕竟他也是时代之子。

斯蒂芬·葛蒙恩德：他的作品中男性形象如何呢？

乌里希·魏因茨尔：从女性主义意义上看，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肯定不是入时的，或者说，算不上是进步性的。在他生前已经有人说过，他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我无法用统计数字来证实这一点，但是他被认为是有女读者的作家。他很移情于作品中的人物，包括那些问题人物或者那些失败的人。

丹妮拉·施特里格：我只是还想再多说一句，他对自己塑造的那类女性没有保持距离。他没有对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1903年发表了有争议的著作《性别与性格》，里面有对女性非常负面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而是把他的观点褒扬为思想上的成就。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毒舌地说，他对于蹩脚的失败者情有独钟。伊拉斯谟也是这样的，最明显不过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丽亚·斯图亚特这两位头脑全无的王后：作为君主、作为统治者，没有比实实在在丢了脑袋失败得更彻底的了。

雅克·勒莱德：这里所说的，都正确无误。对于茨威格塑造的女性形象，我会出言谨慎些。首先，茨威格的作品中也有勇气十足的女人形象，比如说《变形狂热》中的女主人公，她是在一个堕落的男性世界当中唯一能将命运抓到自己手中的人物。此外，在《心的焦灼》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女性作为牺牲这一场景相对而立的，茨威格笔下的男性世界也并不美好。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茨威格笔下的女性形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也没有将男性价值给神圣化。正好相反，一切被描绘为具有男性特征的东西都是茨威格所憎恨的：战争、威权、法西斯主义——20世纪各种男性沙文主义的爆发，在茨威格眼中都无非是堕落和邪恶而已。

茨威格对男人的评判非常严格。我认为，在茨威格的作品中有把女性牺牲作为生活态度的情况，甚至在男性形象中也有。因此，他对失败者形象的痴迷未必一定是憎恶女性的表现，而是对那些占下风的人，那些历史上和虚构中的重大失败者在心理上的亲近感。但是，这些失败者都是在面对男性世界——在茨威格的笔下，男性世界在整体上是令人作呕的——时要拯救其尊严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泛泛之论的话。这是茨威格与魏宁格的重大区别。后者将女性完全抹黑，从纯男性立场上来定义文化。一切关乎价值、文化、理性、思想、精神的东西，都是男性的；一切关乎身体、本能、肉欲、放荡的东西，都是女性的。这才是真正的反女性主义态度，是憎恶女性。但是，在茨威格这里，我们不光根本找不到对男性世界的溢美之词，而且我们所能找到的恰好都是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