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性的问题非常复杂，西方和中国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但许多论述是在德国历史或思想传统抽出某一个方面某一条线索，加以强化，用来做整体解释。比如德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所谓“文化的诱惑”，历史主义的思潮，虚无主义的问题，政治神学的问题等。这些因素以单独的线索或主题构成问题意识，看上去重点突出，却有“事后明智”的自圆其说之嫌。

单世联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几乎是一种“全景式”考察，视野包括了民族历史和国家建构、思想文化、现代化模式、各种政治派别的对垒斗争、经济和工业技术以及一些历史偶然因素等问题。处理那么多复杂的层面，总需要一些概念工具。作者的问题意识很敏锐，紧紧抓住德国现代发展的独特道路问题，而且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

这部著作引人注目之处，是将德国问题与中国问题明确关联起来。这里所谓“中国问题意识”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称作“另类道路的诱惑”。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日本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一段迅速崛起的辉煌业绩，而且都对主流的现代性模式高度不满。很自然，就会有一种冲动，另辟蹊径。这里有一种对创造性和独特性的渴望，形成一种巨大诱惑。这种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值得钦佩，但是这种诱惑也蕴含着危险。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既有独特性又有相似性。如何把握另类道路与主流模式的关系？没有对这种关系的深刻把握，义无反顾地追求独特性，可能是一场灾难。德国的“反西方”走向纳粹的歧途，日本要超克现代性，但最终被现代性所超克，应该留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当下的讨论中，有一些论说和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另类道路主张惊人相似。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提供了一种警示。

对现代性的理解有不同方式。一种是说，存在某些现代性的标准（比如政教分离、法治、工业化、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福利国家、市民社会等），围绕着这些标准，形成各种在原则上大致相似的发展道路。在这种理解中，只要是致力于现代发展的国家，总是要多少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会大同小异。另一种理解现代性的方式，是把现代性本身看作具有自我紧张和内在矛盾的运动，现代性内部一直有无法自我克服的困境与危机，比如个人自主性的高扬和个人权利的神圣化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紧张，自利的消费者与政治公民的关系，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政治认同与多元价值的矛盾等。在后者的理解中，现代性的发展会伴随着对其自身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挑战与叛逆，也伴随着不断的应对和克服。于是，摆脱那种据说是普遍的标准版本的现代性模式，也必定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内在组成。那么，德国道路和日本道路的感召力会始终不断地重现。特别是在所谓主流模式发生问题时（比如这几年的金融危机），这种另类道路的诱惑会更加强烈。

作者不只是针对德国历史和思想的分析，而且主要是德国模式在中国的接受史、效果史或者说影响史。他特别指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中，德国始终是重要的参照。德国有这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那么灿烂的文化，又在近代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崛起。但后来，德国出现了纳粹的灾难，参照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作者实际上是邀请读者思考：我们从德国的教训中应当学到什么？纳粹的极权主义究竟是现代性的悲剧，还是所谓“反西方”的灾难？现代性自身有没有能力来驯服那种权力意志？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纳粹德国的兴起。按照作者的阐述，魏玛时代本来有走向西方现代性的可能，但是被纳粹中断了。直到战后，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才真正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说，纳粹是德国发展中的一个歧途。问题是这个歧途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有人会争辩说，纳粹就是魏玛的直接后果，正是因为魏玛不顾德国国情的特殊性，急切模仿英国和法国，才导致了纳粹。作者反对这种观点，他是将纳粹的兴起阐释为对魏玛理想的背叛或放弃，是一种不智的冲动和蛊惑的结果。这涉及一个重要辩论。如果魏玛的错误，是无视德国特殊性、急于模仿西方现代性的错误，那么我们获得的教训就是，要警惕西方模式，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者论旨清楚，并未否定每个国家的特殊传统和发展条件，但他质疑激进的另类现代性方案。他的论述有相当强的理据。但也许可以更深地介入与各种对立观点的辩论。对立的观点在中外学界都有，有些还很强大。

一种思想和抱负，转变为社会实践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一些关联环节。伟大的、卓越的、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在历史实践中会有不同的后果，有些会成为悲剧。纳粹德国的悲剧就是典型范例。但悲剧的因素，在思想源头的理念形态中往往是隐蔽的、难以辨认的。在纳粹上台前，德国就有了对“另类道路”的构想，这本来是解救德国问题的药方，最后却成了一服毒药。它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在最初可能是难以辨识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种药，它本身可能既是解药又是毒药。德里达在他著名的《柏拉图的药》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类道路的诱惑”本身就包含着危险，但未必注定是毒药，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许多复杂环节。作者对于思想观念和具体实践的论述相当充分，但对两者之间关联环节的把握相对单薄一些。这种关联环节本身也包含许多理念，更为具体地指向制度和政策层面。

严肃处理现代历史的教训，需要认识到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哈贝马斯在战后对德国问题以及对整个现代性的思考，都切入现代性内部的复杂性，充分注意到启蒙传统的自我紧张、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辩证关系。只要这种紧张是现代性的内在属性，德国道路的诱惑就不会终结。黑格尔说，重大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部著作激发的思考，以及我们的思想努力，就是要力争摆脱一种闹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