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的初冬有些寒冷。队员们在清华东门外集合，计划从狼儿峪徒步穿越到阳台山。严冬冬是此次活动的队长。大一新生何浪第一次参加社团活动。何浪此前只看过活跃的“Vstarloss”发在B版上的帖子。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严冬冬，

在昏黄的路灯下，这位社团前辈身材微微胖，谈不上精干更不像是常年混迹山野的户外发烧友。严冬冬正穿着他那套标志性的红色冲锋衣。红色一直是严冬冬最爱的颜色。他说过红色是热烈的颜色。他喜欢这种生命在燃烧、跃动的热烈感，在之后几年中，身边的朋友们陆续见到严冬冬穿着红色的T恤:红色的冲锋衣裤，戴着红色的头盔、红色边框的雪镜，裹着红色的羽绒服，背着红色的背包，头戴红色的头巾。在清华大学出版的攀登报告《一步之遥》一书中，严冬冬还被队友们形容为“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队友们调侃严冬冬很“妩媚”。有时这妩媚是他的羞涩神情，有时这妩媚不过是他常常微低着头、眼神从镜框上方瞥过、一脸坏笑的样子。然而妩媚的严冬冬一张口，却不太招人喜欢。

“第一感觉就是他那种说话风格，有点剑走偏锋，又有点无厘头。”何浪说。这似乎是所有人对严冬冬的共同印象，“他的意见还特别多，特别特别喜欢评论别人。他觉得不爽的，就大加讽刺挖苦。他一直都这样”。

从大二开始，他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在山里，他还会精挑细选没有猪肉成分的火腿肠。这并非宗教的原因，也无关家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坚定地不吃猪肉。他在不同的时间点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最经典的一则回答是:“因为猪是一种懒惰的动物。吃猪肉，人也会变懒。”他有时还会振振有词地给出论据:《本草纲目》有云，其形象至丑陋，一切动物莫劣于此，人若食之恐染其性。其实真正的原因要追溯到2003年。那一年，清华大学学生科考协会更名为“山野协会”。他作为山野协会的科考队员，前往西藏的桑丹康桑峰参与为期三周的科考，后来他在科考日记中记录道:回民餐馆吃过几次之后，就开始不习惯吃猪肉了。

加入社团的三年来，严冬冬已经有过2002年西藏宁金抗沙峰攀登、2003年西藏桑丹康桑峰科考、2004年青海各拉丹冬峰攀登等几次高海拔经验。没人知道他到底逃过多少节课。与在山野中的自由相比，他认为在教室上课“没有任何意义，宁可泡在岩壁下，也不愿意学习”。每个周末，严冬冬都会出现在京郊的山里，参加社团大大小小的活动。他成了山野协会的骨干与核心。

然而户外运动之于严冬冬，只能算是一件喜欢但并不擅长的事情。他的体能平平，身体条件一般。刚加入社团的时候在5-8公里的长跑训练中，严冬冬只能跟在队伍后面。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跑进了前几名。这给后来的协会新人与同班同学们营造出一种体能强悍的假象。他的肌肉力量也很弱，引体向上只能做几个，后来才有点进步。或许耐力、速度和力量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来提高，但严冬冬的先天身体条件，比如协调性与平衡感，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在下山的路上遇到陡坡，他只能半蹲下来，一点点往下蹭。他的攀岩水平非常普通，苦练数年，迟迟未见进步。沉迷户外的严冬冬体会到身体在山野中的不自由，这与他的热情强烈不对等。也许他一度感到过痛苦，就好像造物主与他开了个玩笑。但这完全不妨碍他对山野的痴狂。

在毕业前夕，清华登山队即将攀登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海拔7117米)。这是严冬冬在大学期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登山活动了。尽管他对登山愈加狂热，但在每次攀登过程中，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最终冲顶失败。还有队友开玩笑说，冬冬与登山八字不合。一个月后，严冬冬即将大学毕业，他十分渴望在离开清华之前，能登顶一次雪山。

如今，他必须要在登山和学业之间做个选择。由于此前严冬冬学业落下太多，校方早在一年前就多次找过他，并下达了最后的警告:如果要拿到清华本科的毕业证，他在大四期间必须努力学习，至少要保证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做毕业设计，按时参加毕业答辩。但这些严冬冬都没有参加。为此，班长和辅导员帮他跟系里反复争取宽大处理，但这名沉迷登山的学生却表示，随便你们，清华大学的毕业证对我不重要。

严冬冬并非完全笃定要走登山这条路，他也感到过迷茫。一方面，他越来越痴迷于登山这件事。他多次说过，在过去二十年里，登山所带来的存在感是他从未感受过的。进入实验班、名列前茅无法让他感到生命的热烈。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也无法让他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唯有登山能让他感受到自己活着。而另一方面，他“不愿放弃对安稳生活的追求或者至少是幻想”。大学四年期间，他陆陆续续在水木社区里接了一些翻译的小活儿。他暂时不想把翻译认作职业，只是告诉自己翻译不过是暂且糊口而已。他看不到前方的路。“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任何人过着几乎有一点点像我当时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严冬冬后来回忆道。

在父亲严树平看来，儿子的清华同班同学，要么是出国读名校，要么是去名企找工作，而他竟然在考虑去登山，简直是不务正业。父亲想要儿子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严冬冬却想过上自由的生活，而且在这份自由里，登山必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室友的印象中，到了大学后期，严冬冬与父亲就毕业出路的问题争吵得越来越严重。等到了毕业前夕，父子的争吵几近白热化。有一次，严冬冬对着电话里的父亲怒吼，再逼我，我就断绝父子关系!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登山机会来了。严冬冬任队长，何浪是队员。这是严冬冬大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攀登，也是最接近顶峰的一次。距念青唐古拉中央峰顶峰还有300米的地方，何浪在一处雪坡上高反严重到呕吐出来，必须要紧急下撤到下方的营地。登山队的队友们说，大家要么一起上，要么一起下。大家等待着队长的最终决定。严冬冬犹豫了一下，对着对讲机说，我们放弃，这个决定完全由我负责。

“如果只是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会冲的，一定会的,”严冬冬后来在登山日记中写道，“我也知道，协会的登山不是一个人的登山，我们的队伍不能够承受这样的风险。”

何浪后来回忆道，这是严冬冬经历的第四座雪山，所有人都明白四次都没到顶是什么滋味，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敬重严冬冬

从念青唐古拉山下来后，清华大学的毕业季也结束了。严冬冬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却失去了本科学位证。按照清华大学的毕业程序，由于严冬冬没有参加毕业答辩，他的清华大学本科学位证，自动转成了专科。严冬冬觉得无所谓。他不准备从事跟生物专业相关的任何工作。这或许也刺激了严冬冬把登山作为人生志业的想法。他人生的最高理想很简单:自由地攀登--想去登山的时候，就可以自由地去登山。

在中国，对于大多数心怀理想的青年来说，自由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实践自由意志的同时，他们还必须要摆脱外力的束缚:不用为了生计，或是基本的生存而忧愁烦恼;不被传统的家庭观念绑架;不被困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中。此外，就攀登而言，登山者还必须要努力习得更高的攀登技艺，解除技术、地形带来的受限感，从而实现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自由。

为了实现这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自由，严冬冬必须专注在攀登事业上，努力成为一名半职业运动员。从念青唐古拉山回来后，他立下了为期五年的“独身主义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都不会谈恋爱。在高中时期，严冬冬也曾情窦初开过，还给女生写过情书。在大学期间，严冬冬也曾对山野协会里的女孩暗生情愫。现在，严冬冬认为这种情愫会严重影响他对登山的专注。他要活得像个僧侣一般，在登山的修行之路上忠诚不渝。

即便是僧侣也要吃饭的。严冬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找了一份工作，在山东泰安的一家户外店做店长。这份工作只坚持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又回到北京，在一家英语报社实习，每周上三天班。这是严冬冬这辈子唯一一次坐班经历。在这12天里，他每天度日如年。“每周三天已经很受不了了，倒不是说它的精神内涵如何，是这种形式太可怕了，我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严冬冬说。

严冬冬辞去了工作，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搬到了清华大学14号楼的东楼楼顶，准备长住在这间山野协会的活动室，这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旧学生公寓。从一层到六层，层层都有学生寝室、盥洗室和公共活动室。只有山野协会的队员才会顺着回字形走廊爬到神秘的第七层楼。顶楼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装备。山野协会在这里定期开会。这是队员们的专属天地。严冬冬并没有独占这间活动室太久，很快就被赶出去了。

严冬冬又和队友在清华西门外，合租了一间小平房。许多毕业后无处可去的清华学生，会在这片农民自盖的平房里暂住下来。平房内没有暖气，他们只能自己在屋里烧煤取暖。在北京的寒冬，偶尔房间缝隙里吹来一丝漏风，都能入骨三分。好在严冬冬的食堂饭卡还能用。在食堂的经济窗口，打一个菜4毛，米饭5毛，这样一顿饭可以控制在1块钱以内。他把伙食不可思议地降低到了每个月30元的极限--这个数字在何浪看来，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幸运的话，他在犄角旯里抠出遗落的硬币，就仿佛中了头奖似的，可以去买个煎饼吃了，这样还能再挺个好几天。那是严冬冬最饥寒的一段时期。唯有在买装备的时候，他从来不手软，甚至豪气到购买几千元的冰爪和冰镐时，连价签都不看。

即便是在这样的饥寒条件下，毕业后的严冬冬还是会定期参加山野协会的训练。这名不定期出现的落魄学长，逐渐成为协会新生口中的传说。在他毕业后的这个冬天，严冬冬一整个月都泡在京郊的冰壁上训练攀冰。大学登山社团的技术训练大多比较基础。接触攀登四年来，这还是他头一次多段结组爬冰瀑，尝试更高级的攀冰技术操作。严冬冬和队友完攀了京郊的大冰壁天仙瀑。他初尝到了掌控攀登节奏的乐趣。那天下来以后，在吃饭的时候，严冬冬兴奋地对何浪等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攀登，以往的都不算。

严冬冬毕业离校后，何浪成为山野协会的骨干和领袖。来年夏天，新一届的清华大学登山队即将攀登四川的雀儿山(海拔6168米)，何浪被任命为登山队长。严冬冬以技术指导的身份归队，参与到这次雀儿山的攀登中。清华大学登山队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例子。

作为登山队的前站队员，严冬冬提前一个月去了四川。儿山前两年刚被刃脊探险公司开发成一座热门的商业山峰。每到夏秋季节，全国各地的商业登山公司会带领上百名登山爱好者攀登这座雪山。严冬冬却想尝试独自攀登雀儿山。等到了海拔5100米的冰川地带，他望着沟壑纵横的冰裂缝，幽深得透着一股寒气，如血盆大口般恣意张扬。他怂了。

严冬冬从雀儿山回到成都。为了省钱，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在成都的这段时间，他拜会了当时声名显赫的刃脊探险公司。严冬冬把自己私藏的一张雀儿山1:5万比例尺地图，赠给了刃脊探险的创始人马一桦。马一桦十分珍惜这张图。几年后，在严冬冬最需要的时候，马一桦也还了他这个人情。

一个月后，何浪率领清华登山队与严冬冬在成都会合。大家看到这名学长寄居的小旅馆，破旧得连窗户都没有，都很心疼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严冬冬和大部队重返雀儿山。在雀儿山最美好的攀登季节，山路明显好走了很多。有了登山队的支持，这次严冬冬信心十足。他们在营地里唱着队歌《白鸽》，再蹚冰河，穿裂缝，过雪桥，爬冰壁。严冬冬依然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冲顶那一天，他望到前方雀儿山的顶峰拨云而出，万分激动。这种激动一直持续到他站在顶峰的那一刻。这是他第五次攀登，却是他第一次登顶。严冬冬曾经以为，只要真心热爱攀登这件事，登不登顶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当他站在雾蒙蒙的山顶的这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严冬冬依旧穿着一整套红色的冲锋衣裤，说话时总时不时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他动情地说:“原先曾经有人这么说，登顶之后不过是一坨石头，一堆雪而已，觉得没什么。但我觉得有什么。”

经历过更完整的登山体验的洗礼，严冬冬的攀登欲望更强了。从雀儿山回来后，严冬冬继续蜗居在清华西门外的小平房里，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他时而跟着山野协会训练，时而接一些翻译的活儿。有些书没有出版，便没有稿费和收入。有些书即便出版了，出版社也不按期支付稿酬。严冬冬随着出版社打钱的周期，饥一阵饱一阵。

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严冬冬得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正计划招募一批大学生参与奥运珠峰火炬接力的活动。负责招募的罗申教练从多所高校中选拔预备队员。据说只要是拿到推荐信，并且有过高海拔攀登经验，人选火炬队的可能性就很大。

严冬冬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想方设法从清华校方争取推荐信。究其缘由，与其说他多渴望攀登珠峰，不如说在吃喝住不愁的集训队伍里，他暂时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了。此外，他还有个小心思，如果有机会登顶珠峰，或许还能“指望靠这个活动的社会影响，为自己赚点资本”。严冬冬最终鬼使神差地弄到了清华校团委的推荐信，顺利人选火炬集训队。

2006年11月12日，从七所大学选拔出的18名大学生预备队员 --未来的珠峰火炬手--来到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报到。这18名学生中，有17名汉族队员，1名土家族队员。那名土家族队员将是严冬冬未来的黄金搭档，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