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中登协的教练、奥组委珠峰传递组的负责人，还是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孙斌都渴望登顶珠峰。他已经随珠峰传递测试的队伍，适应到了8300米的海拔，离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只有500多米了。2007年5月9日，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测试任务成功。早上8点14分，由突击组和高山摄像组组成的17名队员，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

17名登顶队员中没有孙斌。他没有获得冲顶珠峰的批准。珠峰传递测试活动结束后，第二天，大部队开始陆陆续续撤出营地。孙斌的工作结束了，但他没有随队离开。与珠峰传递测试同期，另有一支商业登山队伍驻守在珠峰大本营。这支“中国珠峰业余登山队”是西藏圣山探险公司负责的商业登山活动。这支队伍还配备了七名圣山探险公司的高山向导，以及八名尼泊尔的夏尔巴协作，只为了保证七名中国登山客户成功登顶。

为了再伺机攀登珠峰，孙斌索性赖在了这支队伍里，“在那儿找了个帐篷住，每天蹭吃蹭喝”。这个策略并不管用。圣山探险的教练对孙斌蹭吃蹭喝的行为有些不满。西藏登山协会不敢擅自批准他随队攀登珠峰，他们还需要奥组委的上级批文。

从2006年开始，孙斌就投身于珠峰奥运火炬的项目。作为奥组委火炬监理中心珠峰传递组的组长，他不仅要负责策划珠峰顶峰的火炬传递方案，做中间的协调，对接赞助商，还要负责新闻中心的媒体发布计划。孙斌本以为，既然他忙前忙后付出了一年多的时间，待工作结束后，趁此机会利用几天的时间间隙攀登一下珠峰，领导应该会批准。他跟领导解释说，他只需要七天的假期时间，就七天。孙斌还是被拒绝了。

“当时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愿望,”孙斌说，“我当时极其愤怒。”

这名29岁的年轻人，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社会资源。他从奥组委火炬监理中心，一路找到奥组委副主席，再到奥组委主席的好友，他一次次被拒。眼看圣山探险的队伍就要出发去5800米的过渡营地了，孙斌心急如焚。在吃晚饭的时候，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对孙斌说，明天有个车会拉你下山，你走吧。孙斌绝望了

在孙斌看来，珠峰不仅是海拔8844米的世界最高峰，更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回望2003年，那些第一批登顶过珠峰的民间登山者，如陈骏池和王石，有了登顶珠峰的光环之后都成了家喻户晓的“登山家”，还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了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在一个公众社会的评价体系中，你爬过什么呀，我跟人说我爬过好多次慕士塔格峰，九次玉珠峰:都没用，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孙斌说，“我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在2000年代的中国，攀登珠峰是极少数专业运动员与精英阶层的身份象征。登顶珠峰必然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资本与尊严。这资本既可以帮助孙斌实现阶层跃迁，也可以实现他多年以前的愿望。

孙斌小时候的愿望是成为化学家。他从小在浙江临安的小山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孙斌挑着重担，做农活放羊、种地。种地的化肥是氮磷钾肥料。于是，孙斌就想拥有更多的氮、更多的化肥。他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他在化学方面下过苦功，拿到了省化学竟赛的第一名。在高中的实验班里，他的学习成绩也排在前面，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1996年，孙斌从浙江的小山村来到北京，朝着他梦想中“充满智慧、充满理性的化学家”的目标而努力。然而，他不再是中学时期的天之骄子了。在班级里，他每天发奋学习只能冲到班上20名左右，而天天睡懒觉的同学比他考得更好。在宿舍里，五名室友都是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国家队队员，其中还有两名拿到了俄罗斯化学竞赛金牌。巨大的落差和挫败感冲击着刚上大一的孙斌。他在一年内就对化学彻底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沉湎于游戏，同时也思考着更深刻的人生命题。

有一天，孙斌偶然路过北大校园里的三角地，看到北大山鹰社正在招新。他被一张照片吸引住了。孙斌后来回忆起那神圣的一刻:“照片中裂缝密布，而在裂缝与裂缝之间站着一个登山者，与背后巨大而布满裂缝的冰川相比，人类渺小到如同沧海一粟，这样的对比似乎隐隐地诉说着一些由来已久的东西，潜意识中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也许有我苦苦追寻的东西。”

孙斌加入山鹰社后，接触到了攀岩运动。攀岩和化学不同他不用太多努力，就可以成为北大最好的攀岩者。他把所有的青春时光都用在了攀岩上。他每天早上8点在岩壁下与队员集合，一直爬到天黑，连续爬五天。周末，他还要参加山鹰社的户外拉练。一年后，他拿下了全国岩锦标赛的速度赛亚军之后又拿到了全国攀冰比赛的亚军。他成了山鹰社的攀岩队队长，还跟随山鹰社一起攀登雪山。山鹰社成了他大学生活的全部。然而等到了毕业的时候，他发现曾经热爱过的化学专业课挂了三科，还挂了两科政治课。尽管一阵恶补后他拿到了毕业证，却失去了北大的学位。

此后，这名险些肆业的北大毕业生牢牢把握住了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在1999年中日大学生联合攀登的活动中，孙斌遇到了后来的恩师马欣祥。马欣祥是中登协的培训部部长。人们都叫他马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学博士)，与他熟悉的后辈们都叫他马哥。自20世纪80年代起，马博士就先后参与过多次国家级喜马拉雅式攀登活动。这名和蔼的中年大叔真正为人称道的并非攀登经验，而是其渊博的登山知识、理论与历史。因此，当人们称他为马博士的时候，多半是尊敬他在登山知识上的博学。恰逢中国登山协会正在吸纳新鲜的年轻力量，孙斌应邀加入了登协的培训部，住进了北京怀柔登山基地。他与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次落，成了马欣祥的得力干将。

孙斌在登协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马欣祥编写登山培训教材这是一项等同于填补空白的工作。2000年初，中国民间登山刚刚起步。大学登山社团与户外俱乐部的攀登技术非常有限，且结构失衡、理论粗糙。而国家官方体系的登山理论知识，也因历史原因大多承袭自苏联，陈旧而死板。孙斌回忆，当时一期攀冰培训课程，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容填充，只能培训两天，到了后来，才逐渐扩充到12天。

加人登协两年后，孙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代表中国登山协会，前往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地阿尔卑斯山，接受了一整个月的培训。在这一个月里，孙斌头一次感受到了阿式攀登的风格与乐趣。与大规模作战、步步为营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阿式攀登的特点在于轻装快速。往往是两到三人组成的小团队，自主攀登一条颇有技术难度的登山路线。每个人在团队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它更接近登山的原始形态，也更加自由。孙斌在阿尔卑斯山接受了阿式攀登的洗礼。他形容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后来看到马欣祥从美国带回来的ExtremeAlpinism，孙斌一口气读完，竟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在霞穆尼培训时感受到的阿尔卑斯精神，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前向往和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在书中用更直接、更明确、更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孙斌总结那是他进步最快的阶段。

这一年，孙斌还前往美国参加了科罗拉多救援大会。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主持人在回顾全美户外救援的历史时，提及一位美国救援事业上的重要开拓者。在场的200多人纷纷起立、鼓掌，一位白发老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所有人依次来到他的身前，献上一枝玫瑰。从那天起，孙斌就渴望像这名白发老人一样，做一家登山学校，受人尊重，一直到老。

回到怀柔登山基地之后，孙斌又回到了那种单调乏味的工作状态中。平时，他要么在编教材，要么就在做培训。他偶尔也进城给清华、北大的大学生社团做技术培训，把自己学到的登山技术与理念，系统地教授给他们。每年春节，孙斌都在距市中心70公里的怀柔度过。大年三十上午完成一次培训后，马欣祥往往会带着培训部的教练们，在怀柔找一家饭馆吃年夜饭,再回到基地看春晚，打打麻将，喝点小酒。初一休息。到了初二，又要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培训了。如此周而复始，他在怀柔度过了五年。

到了2004年，孙斌必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是继续跟随马欣祥博士，留在怀柔的培训部，要么是跟随王勇峰队长，加人高山探险部，回到北京市区办公。孙斌纠结了很久，他想留在老师身边，但又不想驻守在郊区，逐渐与这个社会脱节。马欣祥与孙斌、次落也深谈了一次。他说，从中国登山培训事业的发展角度讲，我希望你们留在怀柔，但从个人发展角度讲，我希望你们跟着王队长回北京市区。

孙斌和次落跟随了王队长。他们的办公室搬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中国登山协会。在高山探险部，同事次落步步高升，而孙斌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山事故。在西藏启孜峰带队攀登期间，孙斌的一名队员因突发严重的高反，在下撤途中意外猝死。当时孙斌脑子里一片空白。“怀着无法面对的自责和痛苦，开始处理善后的事情，要去面对家人，最后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质询，于是，接下来的一年于我是黑色的。”孙斌写道。他形容自己就像被打入冷宫一样。他坐在办公室里，开始给《山野》杂志撰稿，发表了大量的登山科普文章。

一年后，孙斌终于获得了一次他梦寐以求的做登山培训机构的机会:协助筹备组建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CMDI:China Mountaineer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这是中登协和户外品牌奥索卡(OZARK GEAR)共同发起的合作项目，旨在培养中国的青年登山人才。孙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案头工作，也与奥索卡开了几次会。直到有一天，孙斌突然被李致新主席叫到了办公室。孙斌被告知，他被借调到了奥组委。孙斌先是一脸茫然，然后开始抗拒这个委任。他更想回去做培训。李致新说，你先回去再想想吧。孙斌回去以后，冷静地想了想。朋友开导他，这是个更加宏大的事件，很多人一辈子能碰到这样的机会不多。孙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参与了这个改变他一生的大型活动。

这名29岁的年轻人来到了奥组委，成为火炬接力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在工作组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在珠峰大本营:他碰见了培训过的大学生严冬冬。之后，孙斌回到了奥组委当中，而严冬冬则回到了大学生的队伍中。

珠峰火炬测试对于孙斌是工作，但对于大学生登山队来说，则是淘汰测试。那些到达营地速度过慢，或是未到达的队员都-一被记录下来。珠峰火炬测试之后，18名大学生登山队员淘汰至11人，队员们都开始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就在珠峰火炬测试的同一时期，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的一部分队员协助这场国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部分队员则作为向导参与“业余珠峰登山队”的商业登山队伍。在2000年代，有资本参加珠峰北坡商业登山活动的登山客户，大多是国内的企业家与商界精英。王秋杨就是这支商业登山队伍中的一名登山客作为今典集团的执行总裁、苹果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她同时也是一名登顶过欧、非最高峰，徒步过南北极点的狂热户外爱好者。几年前，王秋杨的今典集团号称投资近亿元，与中国登山协会共同创立了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

当绝望中的孙斌，找到了中国登山协会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也终于看见了登珠峰的曙光。王秋杨答应帮孙斌问一问。很快孙斌就得到了批准:明天可以随队出发。2007年5月24日上午孙斌登顶了世界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