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幺跟着搜救队一起来到长坪沟的婆缪峰大本营。三十多人的搜救队，匆促地在山脚下扎下五六顶帐篷。徐老幺详细询问了和李红学一起爬婆缪峰的张或，山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张或告诉徐老幺，6月27日这天，他和李红学一直爬到傍晚5点多，眼看离顶峰还很远，两个人决定下撤。晚上七八点钟，天黑了，他们找不到来时的路线。李红学在岩壁上打了颗岩钉，打了三分之二，好像就打不进去了。

“他们就有点冒险,”徐老幺清晰地记得张或的描述，“李红学就绑在岩钉上面。他测试了一下，没事。他先下去。他(张彧)这样子说的。下了七八米，岩钉就飞了。只听到鸣鸣叫了一下的声音，然后等到七八秒后，就听到下面'’的声音。张彧一动都不敢动，一直等到第二天一早。他从山上下来，遇到一名马夫，二人立即上报给了四姑娘山管理局。

稍有点登山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失踪”可能意味着什么。徐老幺心情很差。他坐在婆缪峰下，闷了一口白酒，马上又呕出来了。么嫂得知李红学失踪的噩耗后，号大哭。邻居问她，出事的是外头登山的，又不是你的老公，你为啥子这么哭。么嫂说，你们就根本不晓得，李红学和我们这个感情是咋的。

李红学的女友把终极探险公司里能用得上的技术装备都带到了婆缪峰下。这些都是李红学用过的器材，如今被大家用来搜救李红学。她在山脚下铺了张毯子，每天跪在那里祷告，向她信仰的神灵祈求，保佑李红学平安归来。几批搜救的队伍在山上搜寻了三天三夜，没有找到李红学的踪迹。到了第四天，山里起了大雾，又下起雨。为保证搜救队自身的安全，众人决定放弃搜救。大家就地找些石头，把李红学曾经用过的头盔冰镐、登山杖等遗物堆在一起，垒成一个衣冠家。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每一名路过婆缪峰山脚下的登山者，都能看见这处坟冢。

李红学的追思会在成都华西国际大厦的终极探险办公室举办。追思会由李红学的父亲和哥哥操办。几乎所有跟李红学打过交道的成都本地登山者都来了。在追思会现场，墙上挂满了李红学的登山照片，最上方挂着“深深追思优秀的登山探险者李红学”的横幅。大家献上鲜花，点上蜡烛，垂头默哀。众人回忆着与李红学有关的往事，一阵唏嘘感慨。第二天，另一场追思会在李红学的母校 --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举办。许多四川的山友都赶来了，就好像赶来见李红学的最后一面。

追思会一结束，李红学的父亲孙龙华、母亲李玉又回到了四姑娘山日隆镇。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两场追思会虽然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追思才刚刚开始。他们始终坚信:小儿子李红学根本没有遇难，他只是在山里迷路了而已。

李红学出事后，两位老人接到大儿子李宏宇打来的电话他们当时正在老家江苏宿迁。只听大儿子在电话里说，李红学在婆缪峰登山的时候失踪了。两位老人不知道婆缪峰在哪里他们以为，所谓的失踪，也只不过是儿子腿脚受了一点伤，遇到些困难。他们立即乘车到南京，再赶飞机到成都，和搜救队众人会合。李红学的女友给两位老人打来电话，担心他们有高原反应，不让他们进山。两位老人执意来到了日隆镇，也随队走进深山。几天后，当搜救队宣布搜救结束时，孙龙华和李玉决定自己继续寻找李红学。

他们在白纸上写道:

这样的白纸从婆缪峰山脚下，零落地散布在回日隆镇的几十公里路上。婆缪峰脚下的石头上涂满了这类内容的红字。李父和李母千方百计地寻觅儿子的一切下落。两位老人先在日隆镇三嫂客栈 --当年户外爱好者的聚集地 --住了几个月。三嫂客栈的墙壁上，也写满了寻找李红学下落的字迹。后来，他们于脆在日隆镇上租了房子，一住就是三年。两位老人也没有把李红学在华西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退掉。这间办公室又续租了三年。三年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都说父母去世，儿子要回家守孝三年,”李红学的父亲说，“最起码我们先等他三年。”

每天清晨，李父和李母从日隆镇的住处出发，沿着街道-直走到长坪沟，再徒步进长坪沟的深处，沿路挨家挨户打听。

每当听闻村民提及一丝不同寻常的线索，母亲都把它当作儿子还活着的证据，“他们(村民)讲话，好奇怪，怎么没看到成群的老鹰。按道理说，一个人万一……肯定有老鹰在他上面盘旋”。每当捕捉到四姑娘山地区荒野生存的传说，母亲都坚信儿子也会如此生存下来，“徐老幺女人的爸爸在山里失踪了好久，冬天就在那里面，打野兽吃。大雪封山。春天人家上山，又发现他，把他带出来，过一个冬天没死”

梦到李红学，母亲相信那是儿子在托梦。算卦有蹊跷，母亲相信定会有一线生机。一切不合理的解释都会变得合理，一切合理的解释都印证了之前的揣测。

“达维有一个男孩子也经常在婆缪峰的附近，后来就出事了，他家年年烧纸，到处烧香拜佛，结果几年以后带个女娃儿带个女朋友回来了。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就在宝兴县那里打工，结婚了。”李红学的母亲说，“我和他爸爸心里面就没有觉得红学出问题，他还是在哪里结了婚、有了孩子，过自己的日子。想起我们一忙起来就算了”。

没有儿子的确切下落，李红学的一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结。两位老人每一次得到的似是而非的消息，都是一次短暂的慰藉，也是长久的折磨。失踪比死亡更可怕。死亡的痛苦可以被消解，可以被发泄。失踪却同时剥夺了人们尽情快乐的能力与尽情悲伤的权利。李红学的失踪，消耗着两位老人余生中所有的信念、希望和喜乐。他们每次参加朋友家的婚礼宴会看到其他幸福的家庭，心里都很痛苦，在热闹的婚礼和寿宴上忍住不哭。“我们是很痛苦的，眼泪搁肚子里了，还不能流到外边去,”李红学的父亲说，“人家会笑你对不对?”

两位老人在日隆镇住了三年，前前后后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搜救。前几次没有任何进展。第四次搜救时，在张或描述的出事地点下方129米处，徐老幺与郑朝辉组成的二人搜救小队发现了李红学的遗物:蓝色水壶、上升器、国旗、海拔手表主锁、一包岩钉、岩锤，以及一只右脚的攀岩鞋。“这时老么感觉很快就要找到人了,”郑朝辉在搜救报告中说,“他害怕突然发现凄惨的场面不敢领攀，换我向上攀登并仔细搜索每个岩缝和岩洞，只要能藏住人的基本都要看一遍。”

徐老幺看到了李红学的攀岩鞋，心里渗出一丝恐惧。他不敢再往上爬了。他对搭档说，鞋子在这儿，人可能就在台阶上面，你先上。搭档比徐老幺还害怕。两名登山者畏畏缩缩地爬一段、找一段，担惊受怕地搜到一处光滑的岩壁下，却没有更多的发现。再往上，海拔高度就超过了出事地点。他们结束了最后一次搜救。

郑朝辉在报告中分析，从遗物散落的事故现场来看，当时山难发生肯定比较惨烈，至于为何找不到人，大家猜测有几种可能:一是李红学出事后当场没死，挣扎着爬到某个缝隙里藏身，这次搜索遗漏了某个地方。二是翻滚起来滑出岩槽尽头的悬崖，掉在下方4750米海拔某处台阶的缝隙里(距发现水壶垂直高度约400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李红学的父母在日隆镇住了三年之后，又继续住了两年最终回到了绵阳的家。他们住在西南科技大学青义校区的隔壁一栋六层小楼的二楼。自从当年大儿子考到了这所学校后，全家也从江苏搬到了绵阳。后来小儿子李红学也考到了这里。在李红学登山最狂热的时期，他想让父亲在五六十平米的楼顶打造一处小岩壁，再浇筑一小片冰壁。夏天岩，冬天攀冰。东边设计一排水景，面朝老家江苏的大海。西边放置几座假山，面对川西的群山。施工还未真正开始，李红学就出事了。如今李父想把整栋楼改造成李红学纪念馆，就叫红学馆。

李父和李母保存下了儿子所有的物品。他们还翻出了一张李红学生前和女友的合照。照片中，二人怀抱着一个小婴儿，但老人无法再跟李红学的女友确认小婴儿是谁。追思会后的某一天，李红学的女友突然消失了。或许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李父和李母还保存下了儿子从小到大所有的课本。在李红学的作文本中，有篇叫《人生》的小学作文，他曾用稚的字迹写道:“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我们就不怕生活道路的艰难坎坷，在长途跋涉中，绝不会落伍。让别人去做生活娇子(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