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冬得知李红学的事故后，感慨不已,“去年么峰的事情，我跟周鹏是的的确确欠他很多的，我们之间有小的摩擦，本希望能找个机会冰释的。现在……”半年前，他们还在一起攀登。现如今，终极探险未完的幺妹峰南壁中央路线，已成为自由之魂的新目标。

最近这一阵，死亡的阴影一直在严冬冬的世界里挥之不去。在李红学出事之前，严冬冬和周鹏还参与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搜救行动。两名美国登山者迈卡(MicahDash)、乔尼(JonnyCopp)与摄影师韦德(Wade Johnson)在贡山域的爱德嘉峰失踪一个月了。四川当地派出了800余名官方与民间搜救人员，出动了130多辆车次。中登协动员了李宗利、次落、严冬冬、周鹏等实力强劲的登山者前去搜救，“登山双子星”李致新主席与王勇峰队长亲自坐镇。最终，搜救队在雪中挖出了乔尼与韦德的遗体，而迈卡却永远地留在了爱德嘉峰。

这次事故给几名参与搜救的青年登山者--李宗利、严冬冬、周鹏 --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深度参与了一场山难搜救，亲自把遇难者的遗体抬下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迈卡和乔尼已经是身经百战的高水平阿式攀登者了，如果他们都能遭遇不幸，那么很少有人能逃得过大山的审判。“再牛的登山高手也会死。”周鹏说。

爱德嘉峰搜救行动仅仅过了几周之后，李红学又在婆缪峰出事了。事故接连发生。严冬冬思考起登山与死亡的关系。他想起了曾翻译过的一段文字:攀登运动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参与攀登的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严冬冬并不惧怕死亡。他承认登山运动会带来死亡的可能性，但并不会就此被动地接受，而是尽其所能去阻止事故的发生。一个月后，在得知国内高山向导多吉、美国攀岩高手约翰·巴卡尔(JohnBachar)接连遇难之后，他再次鼓舞自己，要想面对攀登中的死亡，只有用攀登本身来回应，“我只知道攀登不息，与恐惧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攀登者可以控制恐惧，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他写道。

严冬冬或许可以抑制身体流露出的恐惧，但无法控制内心深处的梦魇。他开始做噩梦。早在火炬队的时候，周鹏就发现室友经常做噩梦。噩梦的主题还不太一样。如果严冬冬白天看了奇幻小说，晚上就会梦到书中的惊险情节。如果那一阵在山里，他在噩梦中就会遭遇落石、冲坠与雪崩。他经常睡着睡着“啊”的大喊一声，随即又沉睡过去。周鹏印象中最深的一次，也是严冬冬有史以来最震撼的一次噩梦经历，是在2009年5月当时他们二人在帮极度体验公司带队攀登雪宝顶。这天晚上队员们都在村里休息，第二天准备进山。大家并排睡在木板床上。严冬冬睡在最里面的角落中，紧挨着周鹏。半夜，严冬冬又做噩梦了，突然一声尖叫“啊啊啊啊啊啊 --”持续了很久。房间里二十来人全都被惊醒。院里的鸡鸭狗牛叫唤个不停。原本寂静的山村顿时热闹起来。几十名队员都很震惊，只有周鹏早已习惯。

“他的胆子就是很小,”周鹏说,“所以他要一个人去solo,一个人去山里。他要抗拒的、克服的就是这个。”严冬冬还跟周鹏说过，在清华登山队的时候，他为了训练自己的胆量，主动要求压队，心惊胆战地走在队伍最后面，故意把自己置于这利恐惧的环境中。

周鹏是严冬冬身边为数不多能与之倾诉内心的朋友。他们时常畅谈硬核的登山技术，也会把自己内心中最隐秘、最烦恼的事情讲给彼此。有一次，严冬冬对周鹏说，身边所有人都把自己当作天才和神童，他自己根本不这么想。他之所以能成为高考状元和英语学霸，完全是自己努力与刻苦的结果。比如，大家只看到了他的英语成绩与词汇量，却从未注意到他彻夜不眠地学习，在高中时期就背下了电子词典里所有的英文单词。每每此时，周鹏只能用自己童年下河游泳捉鱼的故事做交换。严冬冬听到这些，总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他的童年是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里度过的，只知一味地学习，没有太多自然而童趣的时光。

少年时期苦学的英语也造就了现在的严冬冬。二度尝试幺妹峰失败后，他回到北京，又接了本《登山手册》的翻译。他还开通了搜狐博客。第一篇博文就整理出了自2004年以来翻译的十多本译作--虽然其中一小半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他的翻译稿酬，以及给《户外》《山野》《户外探险》等杂志撰稿得来的稿费，加起来已经能勉强养活自己。期待许久的《极限登山》也马上就要出版。他意识到自己在出版界积累了足够多的人脉资源。翻译于他来说不再是赚个零花钱的手段。他转念一想，翻译是一件我喜欢做而又擅长做的事情，收人还算可以时间和方式又自由，为什么不把它干脆认作我的职业呢?

相对来说，周鹏的职业道路就稳定多了。周鹏加入了中登协培训部，跟着马欣祥博士设计登山培训的课程与框架。他的登山理论多了，登山实践却少了。周鹏搬到天坛南门附近。严冬冬从狭窄的阁楼搬到了周鹏原来的房间。他终于睡在了舒服的床上。只不过，床上还是没有床单被褥，只有他那条有点发臭的睡袋。

周鹏入职登协后，自由之魂的进阶之路暂时停滞了。对于严冬冬来说，这段时间恰好是弥补二人攀爬能力和身体条件巨大差距的好机会。无论是在幺妹峰还是半脊峰，始终都是周鹏在前面攻克难点。也许这种实力不平衡的搭档关系，让严冬冬在每次攀登中都少了些自主的乐趣与自由的快感。“我跟的比较多，我们两个人明显在精神上是不平等的,”严冬冬说，“所以我需要破除这种感觉。

2009年的下半年，严冬冬给自己安排了很多次弥补差距的机会。7月，他与何浪尝试攀登四姑娘山双桥沟的阿妣峰。这是严冬冬第一次完全主导的登山经历:他来选择攀登路线，他来领攀，他来决定行进的节奏。两个人爬得很狼狈，但经历了这次攀登后，严冬冬信心大增。9月，他报名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的商业登山活动。临行前，他在博客里兴奋地公布了圣山探险公司安排的登山日程。这将是他第一次作为客户参加商业登山活动，也是他的最后一次。

希夏邦马峰是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且唯一一座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1986年，被誉为“登山皇帝”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耗时11年，首度完攀了地球上所有14座8000米级山峰，也掀起了此后数十年来登山者们争相竞逐14座的热潮。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挑战。在严冬冬报名参加希夏邦马峰商业登山队这一年，全球完成14座并且活下来的登山者，只有不到20人，而身于14座的登山者已多达400人。然而，超高的死亡率只会让绝大多数登山者更加垂涎14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完成14座的登山家大多依靠自身的能力，通过无氧、开辟新路线、独、阿式攀登、冬季攀登等颇有开创性的风格完成了一座座8000米山峰。而后来加人“14座俱乐部”的现代登山者大多通过报名商业登山队伍，背着氧气瓶，沿着提前修通好的传统路线，在夏尔巴或藏族向导协作下，推着上升器，一步步迈向顶峰。虽然14座8000米山峰的高度基本没有变化，但人们攀登它们的方式、难度与初衷却迥然不同了。尽管如此，字面意义上的“14座”还是吸引了众多登山者。严冬冬作为火炬手登顶珠峰后，也想成为14座俱乐部中的一员。希夏邦马峰则是这场征途的第二步。

严冬冬刚摆脱了穷学生的身份，但高昂的报名费用还是成为他加入这支队伍的最大阻力。圣山探险公司给出的4万元报价已经是谈判后的最底价。严冬冬根本负担不起。他只能想办法各处借钱、拉赞助，最后才勉强把钱凑齐，加入了这支六名客户组成的队伍。同在这一支希夏邦马队伍里的，还有北大山鹰社的前队员孙斌和李兰。

李兰是国内少有的女性硬核登山者，也许还是当时唯-的一位。寸头短发令她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个假小子。这与她细声细语的嗓音、柔软敏感的心思完全不相符。像严冬冬、孙斌、周鹏等大部分从社团走出来的骨干分子，每每回忆大学登山社团的时光，总是美好而富有青春活力的，而李兰在北大山鹰社的时光却是复杂伤感的。1999年，山鹰社组织了一次全女子登山队，攀登四川的雪宝顶。队员周慧霞在冲顶过程中不幸滑坠遇难。刚上大二的队员李兰见证了这起山难。2002年，北大山鹰社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五名队员遇难。李兰又是队里的幸存者。这场震惊世界的山难，令全国所有的父母从此谈“登山”色变，也给这位姑娘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毕业以后，李兰继续登山、攀岩，参加登山培训，做攀岩比赛裁判，给户外杂志撰稿。在同班同学都已朝九晚五工作、结婚生子的时候，她的一生却与登山这件事难解难分。如果不是孙斌打来的那通电话，她或许再也不会重返希夏邦马峰。

如今，孙斌成了北面(The NorthFace)签约运动员。他的创业公司“巅峰探游”逐步走上正轨，并多次带客户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即“7+2”。“7+2”的产品客单价极高，却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企业家们最钟爱的户外旅游项目。孙斌也从登山者转型成为管理者。他不再频繁在雪山上死磕攀登的线路，而是坐在位于尼奥户外广场的办公室里筹谋商业上的思路。

这次希夏邦马峰登山活动，就是孙斌公司策划的重要项目他们要拍一部关于希夏邦马峰山难的登山纪录片。电影内容正如简介中写到的那样:在2009年，李兰和朋友们以纪念的方式登顶希夏邦马峰，彻底走出了心灵的困境。李兰是电影的主角，李兰的心灵变化是电影的主线。李兰必不可少。孙斌给昔日的老队友打去电话，李兰没有理由拒绝。

在希夏邦马峰脚下，严冬冬与孙斌再次碰面。二人聊起了两年来各自生活的改变，谈起如何在恶劣的社会大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他那种极致的甚至有些偏执的执着让我非常受震动,”孙斌回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如此纯粹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道路将会充满坎坷。”

最终，在中国最强大的喜马拉雅式登山团队的辅助下，孙斌、李兰、严冬冬在晨光熹微中顺利登顶了希夏邦马峰。在影片中，孙斌的公司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策划项目，严冬冬向着14座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李兰站在顶峰流下了泪水，与过往的伤痛记忆和解。可现实并没有电影这般美好。一年后，孙斌的公司资金链断裂，岌岌可危。严冬冬从此断绝了14座的念头。至于李兰，在希夏邦马峰与严冬冬相识后，只是她另一次伤痛的开始。

在《巅峰记忆》的登顶气氛中，李兰在影片中念了一段精彩的独白:“我们走进了山的内心，触摸了顶峰之上的天空，这空不是虚无，而是无边无际的自由，是所有攀登过的人们，都会向往的、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自由。”严冬冬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却感受不到这种自由。“他在攀登过程中，觉得自由是被限制的。”孙斌说。

严冬冬原本期待，作为交钱的登山客户，对登山日程和登路线多少总会有一点发言权。没想到，诞生于西藏登协体制内的“圣山探险公司”，在攀登日程、行进安排和登路线规划上十分死板。他们只想完成一次成功的登顶。若果真是如此，倒也还好。这支队伍登顶了希夏邦马中央峰(海拔8012米)之后，圣山公司就地宣布成功登顶，距真顶(希夏邦马东峰，海拔8027米)剩下那十几米的高差没有修路绳，不登也无所谓。然而，十几米的高差对严冬冬、对国际登山惯例与登山精神来说很重要。严冬冬坚持认为，既然8012米的“中央峰”离真正的顶峰还有如此之长的距离，那么这样的结果肯定不能算是真正的“登顶”。

严冬冬站在假顶上，望着那看似近在咫尺的希夏邦马峰真顶，离顶峰还有一段距离的山脊，却必须听命于登山公司的决定。在那一刻，他深感无力与无奈。

严冬冬在本就拮据的生活中，东拼西凑出了巨额报名费最后却遗憾地止步于此。这一度令他愤愤不平。他毒辣地讽刺道，希夏邦马之行浪费了他大量的钱和时间，换来的则是对商业登山的深刻认知，姑且还算够本儿吧。严冬冬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商业登山活动。他认为商业登山不是登山，而是登山旅游。两年前定下的“14座”目标，陡然间也变得索然无味。

“至于之前所想的靠传统路线、路绳和别人的脚印去搞14座，在真正弄懂了自己想要的登山是什么样子之后，就变得非常没有意义,”严冬冬写道,“过去对自己说的'14座’更多只是一个空虚时聊以寄托的口号而已。”

对于严冬冬而言，只有用阿式攀登风格完成一座未登峰,或是开辟一条新路线，才能享受到登山过程中酣畅的自由感。从希夏邦马下山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西藏的羊八井地区，继续攀登下一座山峰。在孙斌以往的经验中，通常登山者登个8000米下来，肯定要吃点好的，腐败一下，没想到严冬冬刚回到拉萨，第二天就进山了。“当时我还是蛮震惊的，这个人好历害，内心比我强大。”孙斌感叹道。

严冬冬匆匆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邀约。他与一名世界顶级登山家约好了一起探索念青唐古拉山。这注定是一次醍醐灌顶脱胎换骨的经历。他所学到的一切规则都将被打破。也正是日后成就他的这些理念，又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