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慧回到美国后，又回归了她熟悉的优胜美地，继续探索北美的大岩壁。7月9日这一天，陈家慧和搭档攀登了优胜美地的大教堂峰，沿着扶壁攀向艾科恩峰顶(EichornPinnacle)这对经验丰富的攀岩者登顶后，一边聊着天，一边往山下走陈家慧走在搭档身后，突然从悬崖上跌落了100多米。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我看着她掉下去了，震惊又无助,”她的搭档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我不知道她掉在哪里，我根本望不到。”搭档朝附近的攀岩者呼喊，寻求救援。直升机在山下发现了陈家慧的遗体。

一周后，陈家慧的葬礼在斯坦福的纪念教堂举行。在网络上，人们为她建立了脸书纪念页面。近700名友人在这里缅怀回忆着与陈家慧的点点滴滴。噩耗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北京，北京的攀岩者们想起了陈家慧灿烂的笑容，忍不住扼腕叹息。她的男友小托在白河举行了一场追思会。生前与陈家慧打过交道的岩友们都来了。他还把白河岩友的纪念签名，带到了陈家慧遇难的山顶。在优胜美地的艾科恩峰顶，至今存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块黑色的金属牌子。牌子上印着一张陈家慧微笑的照片，以及她的生辰1979-2010。每一名爬到艾科恩峰顶的攀岩者，都会用攀登的方式，纪念陈家慧。

严冬冬出山后，才得知陈家慧两周前遇难的噩耗。严冬冬也把这个噩耗告诉了赵兴政。这次攀登过各拉丹东峰后，这两名攀爬能力平平，但对登山怀揣极度热情的年轻人熟悉起来在觥筹交错的庆功晚宴上，大家都在欢庆登顶成功，只有严冬冬和赵兴政在喝闷酒。这还是赵兴政第一次见到严冬冬喝酒。一瓶白酒下肚，两个人搂在一起。在烂醉之中，严冬冬搂住赵兴政说，be my partner(做我的登山搭档吧)。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赵兴政说，“他说死亡这件事情是登山者应该接受的，就应该把它放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许某一天他也是在爬山的时候死去。

陈家慧的死，再次让严冬冬重新思考“登山中的死亡”这一深刻的命题。这几年，先是李红学，然后是陈家慧，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过印记的登山者接连离开。

'她一定早就考虑清楚了climbing is inherently dangerous(攀登有内在的危险性)这句话的意义，早就以她的方式接受了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会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在《纪念ChristinaChan》一文中，严冬冬写道。即便最后死亡的场景并不一定如自己想象得那般壮烈，甚至可能就是一次简单的失误，“类比于登山的话--类似于走在积雪覆盖的冰川上，因为掉进暗裂缝这样简单甚至是初级的原因而挂掉”

这名自由登山者胆子并不算大。他在下坡时会害怕，在悬崖高处会恐惧，半夜还会从噩梦中惊醒，但他从不惧怕死亡他甚至还会和搭档反复探讨死亡的可能性，死亡发生的场景，“我承认它，承认我可能会死掉,”严冬冬说，“但是这个可能性接受了，并不代表我不去以任何我可能做到的事情来阻止它发生。”他无法预测不可知的未来，更不想犹疑不定地止步当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个结局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攀登,

严冬冬决心要完成失败的勒多曼因峰北壁。在得知陈家慧遇难之后，攀登这条路线的意义还多了一层别样的纪念性与信念感。也许他对陈家慧的情感--即便他们仅仅相逢过一两次 --还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登山搭档。他从未如此动情地写道:“我要记住她，拼命擦住这份记忆，就像有些时候需要紧紧地攥住冰镐柄或者岩点那样。我没有来得及知道该好好记住她，这一次我要记住她。

严冬冬在酒醉中对赵兴政说的承诺，并没有随着宿醉后的清醒而消散。在各拉丹东登山活动结束之后，严冬冬与李兰一起在新疆博格达峰经历了一次狼狈的攀登，之后又回到他熟悉的四姑娘山，尝试开辟阿妣峰新路线。在去成都的火车上，严冬冬想起了赵兴政。这位小兄弟对登山充满热情，对自由登山，阿式攀登一直充满向往。他给赵兴政打了个电话。

赵兴政刚徒步完墨脱，正在回拉萨的大巴车上昏睡。他睡眼惺忪地从速干裤里掏出手机，看到一小时前的未接来电。赵兴政把电话拨过去，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严冬冬热情洋溢的声音:“赵哥，你来不来成都啊?”

“啊?”

“我们去搞阿妣!

“这……”

“嗯?”

“我要回去实习……这样吧……我知道我不大可能去，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去，今晚给你答复。”

“好嘞!”电话挂断。

赵兴政当然知道阿妣峰。去年(2009年)7月，严冬冬与何浪，两位山野协会的前辈在阿妣峰西壁搞得十分狼狈。如今:何浪在毕业后早已远赴挪威工作，但他当年在B版上发布的攀登报告《阿妣碎忆》，让赵兴政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感受到阿式攀的自由和畅快。在大巴车上那摇摆不定的几个小时里，赵兴政纠结着:要么是按时去实习，从清华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要么是跟严冬冬自由登山，开辟阿妣峰的新路线。这两个看似短期的决定，将会影响他长远的人生。前者是大部分清华毕业生成功的人生轨迹，后者是除了自由快乐便一无所有的自由登山世界。严冬冬曾对他说过，要想一直自由登山，就要做好一辈子只能坐绿皮火车的准备。对于赵哥来说，不去的理由有千千万，但去的理由只要有一个就够了，“我记得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不去，我会后悔”

赵兴政没有后悔，至少在迷雾中登顶阿妣峰的那一刻，他知道这趟来值了。真正让赵哥后悔的是登顶后的下撤过程。严冬冬、李兰、赵兴政下撒了几段绳距后，天色已晚，他们只能准备好在山上挖雪洞露宿。三个人轮流挖了几个小时的雪洞:一直挖到浑身湿透，高山靴里也积满了水，在寒风中冻得不住地发抖。赵哥不停地央求严冬冬，挖得差不多就行了。最后他们只挖好了一处双脚暴露在外面的雪洞口。三人勉强钻进雪洞。严冬冬说，不挤在一起我们都会挂的。两名小伙子坐在两边，中间夹着李兰。他们没有睡袋，只有一件羽绒服。后半夜严冬冬呕吐了两次，把苦腥的胃酸吐在了这件羽绒服上。凌晨3点后，三名登山者在疲惫和寒战中睡去了。下山后，他们把这条阿妣峰的新路线命名为“颤抖”。

“颤抖”是赵兴政用阿式攀登风格完成的第一条新路线。虽然经历了种种痛苦，但他还是觉得，“我操，自由攀登太爽了”在以往的大学生登山活动中，作为攀登队长，他必须兼顾到15人团队中的无数个细节。在自由攀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负责，他能尽情享受着攀登的过程。

下山后，赵兴政回清华继续他的大四生活。他迷茫起来，不知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在他看来，登山和工作最好的结合方式就是做一名登山向导，这样他就可以经常登山了。每每此时，严冬冬就劝阻道，千万不要这么搞，一定要把兴趣和谋生的手段分开，做协作或向导会极大地消磨你自由攀登的热情。严冬冬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对登山俱乐部从业者--而非针对某个人--的不屑与轻视。他说，登山不是他生存的方式他也永远不会让它沦落成生存的手段。这是严冬冬的底线。

但偶尔兼职带个队还是可以的。“十一”期间，严冬冬作为北面签约运动员，参加了品牌组织的哈巴雪山登山节的活动。哈巴雪山是国内入门级的雪山之一。正因为“入门”，许多初次体验高海拔攀登的登山爱好者都太过轻视它。在这次活动期间，一名女队员在攀登过程中滑坠，从雪坡一路滑到了碎石坡，脑袋撞到了冰川附近的石头上，最终遇难了。还有一名男队员滑坠到了冰川末端，身受重伤。由于医疗队无法及时赶到，三个小时后，这名男队员也离世了。

北面运动员严冬冬和孙斌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收敛遇难者的遗体。整个过程触目惊心。“当时脚放进去之后脑袋在外头，实际上是很吓人的，然后抬起来的时候脑袋就不停地掉下来，因为是软的,”孙斌说，“严冬冬后来把衣服脱了给它包起来、绑起来。还是不方便，因为老甩来甩去脑袋。”他们包裹好遗体后，再和当地村民一同把遗体搬下山去。

后来一位朋友问严冬冬，当时你害怕吗?严冬冬淡然一笑，说，有一天可能你听到山难消息，走过去扒开人群，看到那个人就是我。

继前一年爱德嘉峰搜救之后，这已经是严冬冬第二次直面登山遇难者的遗体了。很难想象，在面对惨烈的事故现场时，生性胆小的严冬冬内心经历了何等惊涛骇浪。如果说李红学陈家慧的悲剧，让他深刻感受到极限登山内在的危险性，那么这两次与死亡近距离的接触，则让他更加直观地看到，死亡并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与电话中的冰冷噩耗，而是一具近在眼前的尸体。

哈巴雪山活动之后，严冬冬留在了云南，并和李兰、赵兴政尝试攀登附近的玉龙雪山。玉龙雪山位于热门的旅游景区，但主峰扇子陡却是一座技术型山峰，山体破碎，难度极高。主峰目前只有两次无法确证的登顶纪录。三个人出发攀登时，又赶上坏天气。山里大雾弥漫，岩壁到处都在淌水，脚踩不稳，鞋底总是打滑。严冬冬从老布那里继承下来的“死磕精神”发挥余热，三个人在恶劣天气中继续坚持着。

严冬冬在一次下降操作中，连接在岩壁上的岩塞-- 一种嵌在岩缝中以防攀登者坠落的保护装置--突然崩了出来。他瞬间失去了重心，坠在半空。他使劲把身体压在岩壁上，但潮湿的岩壁根本没有任何摩擦力。第一枚塞子失效后，巨大的冲击力也把第二枚塞子拔出来。严冬冬滚落悬崖，连在上面的赵兴政、李兰也陆续被拽下去。灰白的岩石在他眼前掠过。眼中尽是一片模糊的景象，直到头脑空白。

世界突然静止下来。严冬冬率先坠地。赵兴政和李兰又依次砸在他身上，就像叠积木一样。严冬冬躺在地上，渐渐感到手肘、膝盖、小腿传来的钝痛。过了一会儿，严冬冬问，都活着吧。赵兴政应了一声。严冬冬哆哆嗦嗦地扶着岩壁站起来。他的膝盖淤肿，手臂无法弯曲。好在他们都幸运地掉在一处平台上，没有继续坠落。落在严冬冬身上的赵兴政和李兰，几乎安然无恙。

三个人狼狈地撤到山下，再一路撤回到丽江。他们在青旅浑浑噩噩地窝了三天，吃了睡，睡了吃，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与身体上的伤痛相比，严冬冬心理上的冲击更为剧烈。“回到丽江后还带着这种shaken，尽管当时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种心情,”严冬冬后来说，“这一年里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培养这种坚持下去、无论怎么样都要往上冲的心态，但就是有点过了头……对危险的攀登机制被自己给，怎么说呢，给关掉了。”

严冬冬后来对周鹏说起这段经历时，还给出了他另一个反思:不要相信别人放的塞子。在这次攀登事故中，那枚塞子是李兰放的。

玉龙雪山冲坠的阴影伴随着严冬冬这一年余下的几次攀登一个月后，严冬冬随老布等人在贡嘎山城探索。四川登协派出李宗利做随队联络官。老布和搭档凯尔·登普斯特接连开辟了日乌且峰、爱德嘉峰东壁的新路线。老布将爱德嘉峰的这条新路线命名为“无人之地的玫瑰”。这是一条世界级的路线，也是老布在中国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攀登经历。老布描述这次攀登“野蛮而震撼，绝美又致命”。然而，严冬冬和搭档古古(古奇志)在爱德嘉峰北壁和白海子峰纷纷失利。严冬冬后来坦言在攀登时，玉龙雪山留下的心理创伤依然明显。

年底，严冬冬和李兰去了西藏的宁金抗沙峰。这是严冬冬大学期间第一次攀登、却没有登顶的雪山。在李兰的陪伴下此行几乎是为了解开他的心结。二人轻松松地登顶，完成了宁金抗沙的首个冬季攀登。

2011年的第一天，严冬冬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成长时写道:“这一年基本是跟李兰搭档，一年下来彼此的了解都深了很多我还是愿意纵容自己的少年之心想飞多久就飞多久。”严冬冬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少年之心”，指的是不考量现实的生活，尽情追求纯粹的登山理想。这一年，严冬冬和李兰总是混迹在一起:攀登，训练，旅行。二人在搭档攀登中，没有任何一人占绝对的主导，彼此相对平等。李兰本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登山搭档。只是后来，他们又不仅仅是搭档关系。

在2010年底、2011年初的某段时期--严冬冬当年立下的“五年独身主义”计划刚过五年--严冬冬和李兰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甚至微妙得没有任何朋友能说得清。

“之前他们是攀登搭档，包括五色山，包括博格达，那是一个纯攀登搭档的状态,”赵兴政说,“冬冬找李兰就是一个攀登搭档，包括他们最开始找宿舍看电脑研究路线，都应该是搭档。后来李兰应该是单方面有一些想法。”

实际上我还是对这个事情觉得比较质疑,”严冬冬的室友马伟伟说，“因为一起合租，你总归是要有一些时间去陪女朋友的，女朋友不会晾在那里的。在登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过去两年来，马伟伟一直是严冬冬的室友，虽然2010年严冬冬逗留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

'刚开始看到他们，(严冬冬)根本不可能跟李兰在一起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周鹏说，“但是他们确实在一起攀登的时间还挺长，他们去爬了五色山，又去爬了玉龙，还有宁金抗沙。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李兰说是有，但冬冬从来没有承认过。”

周鹏这一年几乎没有参与严冬冬的登山计划。他困在登协太久了。2011年初，周鹏终于下定决心，给马哥写了封万字的长邮件。在邮件中，周鹏条理清晰地“一、二、三”分段阐述,剖析他对登协的看法，并提出辞去中登协培训部的全职工作。他不想只窝在办公室里，每天只与培训理论、世界登山史、攀岩发展史打交道。没有登山实践，了解再多的历史和理论都没有意义。

在这封邮件的结尾，周鹏解释道，他本想调整下激烈的措辞，但既然全文一气呵成，索性就保持原样。马欣祥知道拦不住周鹏，也回了封长邮件，并在邮件的结尾处写道:批准了。

周鹏自由了。他回归到与严冬冬的自由之魂组合。自由之魂终于要放手一搏，尝试更宏伟的山峰、更具金冰镐风格的路线，而严冬冬的搭档也不再是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