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在此之前，人类曾幻想着登上高山，探索那些顶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人们在文艺作品里崇尚高山，却从未上过真正的山。1760年，瑞士科学家德·索修尔来到阿尔卑斯小镇，法国的霞穆尼。他提供一笔奖金，征召第一个登顶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海拔4810米)的勇士。当地的两名年轻人帕卡尔与巴尔马应征。直到1786年，这对霞穆尼当地的医生和猎人，才艰难地登顶了勃朗峰，由此拉开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

阿尔卑斯的登山者开始挑战这片山脉里一座又一座的山峰。在1854年到1865年的十一年当中，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山峰--包括36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尔卑斯高山--均已被人类首次登顶，史称阿尔卑斯的“黄金时代”。随着冰爪等技术装备的发展，人们不再以登顶山峰为目的，而是想开辟出山峰上最有挑战性的攀登路线。现代登山运动进入到阿尔卑斯的“白银时代”。最终，在1938年，阿尔卑斯群山中最艰险的三大北壁 --马特洪峰北璧、大乔拉斯峰北壁、艾格峰北壁--依次被登山者完攀。现代登山运动的“铁器时代”也落幕了。

阿尔卑斯登山者发现，这片山脉中最高的山峰、最险的路线都已经被人类攻克。他们望向世界上最雄壮的山脉，喜马拉雅山。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者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成功登顶了世界第十高峰，安纳布尔纳峰(海拔8091米)。从此，各国登山队开始以国家为单位，不惜耗费一切资源，攀登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攻克14座俨然成了一场彰显国格的竞争。小团队、轻装快速的阿尔卑斯攀登风格，不适用于喜马拉雅的巨峰。现代登山运动迎来了“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从尼泊尔一侧登顶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了1958年，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的11座8000米高峰，均已被人类登顶。全世界登山者只剩下了最后四个里程碑式的登山目标:喜马拉雅山脉的道拉吉里峰首登(世界第7高峰)喀喇昆仑山脉的迦舒布鲁姆I峰首登(世界第11高峰)，唯一-座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希夏邦马峰(世界第14高峰)的首登，以及中国一侧的珠峰北坡首登。

1958年初，苏联登山运动协会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请求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并争取于次年3月至6月，从中国西藏一侧进入，实现珠峰北坡的人类首登。苏联登协主席阿巴拉科夫在函中写道:

中国是世界上登山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此时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才刚刚起步，只有短短三年的历史。早在1955年4月，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属的阿尔卑斯协会，曾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发来公函。苏方邀请中国派出四名青年到苏联学习登山技术。一个月后，全总派出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赴苏联高加索山脉参加登山训练营。这四名青年和苏联登山运动员共同组成了中苏帕米尔登山队，登顶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十月峰(海拔6780米)和团结峰(海拔6673米)。在现代登山运动史上，这是中国登山者的首个登顶纪录。

1956年，四名登山者回国后，全总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登山训练班。日后著名的登山者史占春、刘连满、王振华都是这个班级的学员。同年4月，训练班中的32名学员组成了一支登山队，登顶了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成为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7月，中苏组建了联合登山队，登顶了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半个月后，这支队伍又登顶了公格尔九别峰(海拔7530米)。然而，国际上纷纷传言，中国登山者仍然没有能力登7000米级别的山峰:在这两次攀登过程中，中国登山者都是“被苏联人拖上去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攀登一座7000米级的雪山。综合考虑高度、交通、气候、科研价值与文化地位等因素，登山队最终选定了四川西部的贡嘎山。当时中国登山者考量一座山峰攀登难度的指标，大多是海拔高度和气候稳定性。至于攀冰难度、雪坡坡度、岩石难度、冰岩混合路线等技术指标，还未成为考量一座山峰攀登难度的主要因素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在贡嘎山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57年5月28日，在攀登贡嘎山过程中，登山队员丁行友遭遇雪崩遇难。6月13日，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师秀、刘连、刘大义、国德成、彭仲穆沿着1932年美国登山队的首登路线，登顶了贡山，这是贡嘎山的第二次登顶纪录。在下撤途中，师秀、国德成，彭仲穆三名队员滑坠遇难。在这支29人的登山队中，共有四名队员遇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起山难。

1958年初，中共中央收到苏联请求组建珠峰联合登山队的公函后，随即批准了这一计划。4月，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贺龙，主持召开了登山运动座谈会。会议决定，中国要筹备成立全国性的登山运动组织。一个月后，隶属于国家体委的行政机构登山运动处与中国登山协会相继成立，栗树彬任主席，史占春为秘书长。7月，国家体委邀请苏联代表到北京会谈，双方商定组成中苏混合珠峰登山探险队，共同制订了联合考察珠峰的计划。

一个月后，史占春带领46名中国登山运动员，赴苏联参加集训。集训营的主教练是被誉为“苏联登山之父”的著名登山家维塔利·阿巴拉科夫。他发明了许多登山装备与登山技术，如现代登山者耳熟能详的阿巴拉科夫冰洞技术。他曾在193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罪名是宣扬西方登山技术。两年后，阿巴拉科夫出狱，不久后苏联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他成了民族英雄，并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他呼吁苏联登山界向中国申请从北坡攀登珠峰。半年后，46名中国登山运动员来到了集训营。阿巴拉科夫把他的登山技术教授给了中国登山者并带领集训营中的队员登顶了苏联第二高峰列宁峰(海拔7134米)。后来登顶珠峰的登山者王富洲、屈银华均在这46人之列。

在之后的一年里，经过了甘肃疏勒南山(海拔5808米)、西藏念青唐古拉山(海拔7162米)、新疆慕士塔格峰的历练，珠峰登山队终于在1960年来到了世界最高峰脚下。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退出了原定的珠峰攀登计划。“中苏混合珠峰登山探险队”变成了“中国珠峰登山探险队”。没有了苏联登山者的支持，中国登山队依旧按照原计划攀登珠峰。在中国困难时期，中央特批70万美元，派队员到欧洲各国采购最先进的登山装备。3月中旬，214名登山运动员与百余吨物资装备，沿着一年前刚修好的长达381公里的公路，进驻珠峰北坡大本营。经过两个月的侦查与拉练，5月25日凌晨，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王富洲、四川林场出身的伐木工人屈银华、西藏军区的解放军战士贡布从北坡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三名登山者站在海拔8882米的世界之巅。贡布从背包中拿出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再用五星红旗包裹好。王富洲颤颤巍地掏出体育日记本，几分钟才写好一句话:“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精疲力竭的王富洲与贡布两个人合力撕下这张薄薄的纸，再把纸片对折，塞进一只白色手套，连同石膏像一起塞进了顶峰附近的岩缝里。他们在顶峰停留了25分钟，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下撤，在五天后安全返回了珠峰大本营。

这次登顶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在这次攀登过程中，共有两名队员(汪矶与邵子庆)在拉练中遇难。200多人的大队伍中，其中半数人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下山后，王富洲的体重掉了60斤，切除了三根脚趾与四根指节。屈银华切除了十根脚趾与两个脚后跟。不过，与珠峰国人首登的宏大事件相比，失去了几根指节、冻掉了鼻子与耳朵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当王富洲被记者反反复复地问及因这次攀登而致后半生身体残疾，后悔吗?他总是回答，不后悔，让我重来一遍我还会这样。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民族情绪很快蔓延至全国上下。《我国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与《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周恩来总理抵达乌兰巴托》的新闻共同登上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一个月后，七万人聚集在一年前刚刚竣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庆祝这次胜利。贺龙副总理在现场发表贺词。董必武副主席亲自为登山队员颁发奖杯。登山队随后在全国各地参加了180多场报告。

在1963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贺龙对史占春等人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几十万人登山是不行的，新疆、西藏、(四川)甘孜、青海……”此时，随着珠峰北坡的完攀与13座8000米山峰陆续被人类登顶，全世界登山者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的首登。由于中国的山峰还没有对外开放，且第14高峰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全世界登山者都在等待着中国的行动。

自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中国近十年来，历经多次大型攀登活动，中国已深谙喜马拉雅式的攀登风格:希夏邦马登山队由206名队员组成;为准备这次攀登，登山队从各地筹集了150吨装备、食品与物资;在正式攀登前三个月，当地政府还修通了长达80公里的简易公路，直达希夏邦马登山大本营。1964年5月2日，在队长许竞的率领下，中国登山队首登了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这代表着人类登顶了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级的山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并测得珠峰高程数据8848.13米。从此，“8848”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数字。

1979年，中国登山元老许竞与王振华，来到素有“喜马拉雅王国”之称的尼泊尔考察登山旅游资源。这释放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讯号。这一年9月，国务院宣布，将于1980年开展外国登山队自费来华登山和登山旅游的业务，同时对外开放中国境内的八座山峰: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贡嘎山、阿尼玛卿峰、博格达峰。过去二十五年来，这八座山峰均已被中国登山队探索过。1981年，中国又开放了第九座鲜为人知的山峰，四川的四姑娘山。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登山队合作，先后组织了西藏纳木那尼峰(1985年)、新疆木孜塔格峰(1985年)西藏章子峰(1986年)、西藏拉布及康峰(1987年)、中日尼珠峰跨越(1988年)、中日梅里雪山攀登(1990年)、南迦巴瓦峰(1992年)等大型喜马拉雅式登山活动。这其中有站在顶峰摇旗呐喊的闪耀时刻，也有被雪崩摧毁、全军覆没的惨痛悲剧。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个为了登顶不惜耗费举国之力与生命代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然而人们对高海拔攀登的印象，依旧停留在喜马拉雅式的大型国家级活动。在中国民间，一提及雪山，老百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官方组织、耗资巨大的大规模体育运动。相对来说，攀岩作为登山附属的运动，倒率先在中国民间普及开来。

1989年，在北京怀柔的国家登山培训基地里，一块钢筋水泥结构的攀岩墙建成。中国第一个人工攀岩场落成了。1993年攀岩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体育项目。同年，长春地质学院用拱形石油钻井支架和玻璃钢，建成了中国第二个人工岩壁那一年，中国首届“豪爽杯”全国攀岩锦标赛在这里举行。丁祥华夺得中国第一个全国攀岩冠军。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岩馆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建成了。

这家场馆原来归中国木偶剧团所有，并由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开封、洛阳、安阳等七家群众艺术馆共同出资，联合建成了“七大古都文艺馆”。后因经营不善，“七大古都文艺馆”在1996年改建为“七大古都攀岩馆”。七大古都攀岩馆的场地并不大，只有130平方米，面积还不足标准篮球场的三分之一。钢架木板的人工岩壁上，分别有四条6米高和8米高的路线。攀岩馆每小时收费15元。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晚上，还有两名专家定期来攀岩馆里指导教学。

所谓的专家大有来头。其中一名是参加过1956年中国第-期登山训练班、见证了中国登山运动历史的国家队教练王振华，在1975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期间，王振华曾任总教练，之后他还作为总指挥参与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1988年中日尼联合攀登珠峰、1990年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的活动。另一名专家是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体育系教授朱发荣。与名头响亮的王振华相比，朱发荣的名字几乎隐匿在浩渺的登山历史中。

1958年，王富洲、屈银华等46名学员赴苏联学习登山技术朱发荣就在这“等”字之中。在几届全国攀岩锦标赛上，运动员们风光夺冠，朱发荣正坐在教练席中指导。在90年代初，朱发荣编写的《实用登山技术》《登山运动》等教材，成为当时登山运动员们的必修书目，后来很快又被更现代的登山教材所取代。许多像朱发荣一样的登山前辈，在历史中极少留下痕迹，却在默默地影响着登山历史的进程。

七大古都攀岩馆开放后，这两位登山界的老前辈定期来到宣武门这里，指导初次接触攀岩的年轻人。在20世纪90年代:攀岩对于北京青年来说还是个新鲜而时髦的运动。当时中国社会上的攀岩爱好者不过二十来人。王振华只是偶尔在馆里出现，朱发荣倒是常常过来教学。他每次只教一个多小时，教授一些最基本的技巧。

1996年的一天，马一桦正要去宣武门图片社打印照片，却无意间走进了街对面的七大古都攀岩馆。在他踏入这家攀岩馆的那一刻，中国阿式攀登与自由攀登的历史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