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男来到湖南后，加入了刚成立没多久的长沙凌鹰户外运动俱乐部。俱乐部开在长沙天心区贺龙体育中心的攀岩馆里。白天，刘喜男成为刘教练，教授学生攀岩。晚上，刘喜男就睡在攀岩馆里。他每个月的收入有三四百块。在湖南这段时期，刘喜男开始集中训练攀岩，成为国内竞技场上最耀眼的攀岩者。

2001年1月，在哈尔滨的攀冰锦标赛上，刘喜男拿到冠军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参加比赛，从未跌下攀岩比赛的领奖台:4月，参加浙江诸暨全国攀岩邀请赛，获亚军;5月，参加北京大学全国攀岩邀请赛，获冠军，8月，参加湖北九宫山国际攀岩邀请赛，获季军;9月，参加南京第九届全国攀岩锦标赛，获季军;10月，参加湖州第三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获亚军，11月，参加桂林全国攀岩精英邀请赛，获亚军。也就是在桂林的这场比赛之后，这名国家级岩运动健将、攀岩竞技场上的奖杯收割机，决定留在广西。他被阳朔的岩壁和攀岩氛围吸引住了。

即便拿掉阳朔的攀岩文化滤镜，这里还是中国最美丽的小镇，以及20元人民币的背景所在地。阳朔曾被视为中国山水风光的代表。镇子里有错落安静的小巷、白墙灰瓦的房屋，镇子外有在漓江泛舟的渔翁，日出时分耀眼夺目的万重峰林。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托德·斯金纳(ToddSkinner)等国际攀岩者在阳朔开辟了若于条国际级别的攀岩路线之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角的壮族小镇就吸引了众多国际攀岩爱好者。越来越多的攀岩者留在阳朔，在阳朔的岩壁上开线，而日益增加的丰富路线又吸引着更多的攀岩者前往。正是阳朔的开放与包容，接纳了小众的攀岩群体，攀岩者也进而塑造了阳朔的气质。外国攀岩者白天在岩壁上攀爬，傍晚回到县城，在音乐、啤酒与聊天中开启夜生活。阳朔的西街也因此酒吧林立，显得洋气十足。

“阳朔是中国最早接触外国游客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正是因为文化交融，阳朔才多出了许多地方没有的奇观。”《阳朔攀岩路书》的作者安祖(AndrewHedesh)在书中写道飆胀鎌奸髓

1998年，西街“红星特快”酒吧的老板黄超，开始跟着经常光顾酒吧的国际攀岩者们学习攀岩，并成为广西地区最先接触攀岩的第一人。黄超后来在广西、云南等著名的岩场里开辟多条路线，并影响了许多像王二这样年轻的攀岩者。丁祥华等北京白河攀岩者领略到了阳朔国际级别的路线之后，在《山野》杂志发表了他们阳朔攀岩之旅的故事。安祖观察到，丁祥华的这篇文章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攀岩圈子接下来的五年，那是第一篇鼓励中国人出来旅游和户外攀岩的文章。

有了中国攀岩者的参与、外国攀岩者的传播，岩运动很快风靡阳朔。阳朔前街的餐厅老板吴小燕也常常带人攀岩，她经营的“喀斯特中西餐厅”成为阳朔--可能还是全中国--第一家攀岩向导俱乐部。后来清华大学登山队的元老吕铁鹏也在前街开了家“理查德攀岩酒吧”(Lizard Lounge)，并开办了中国攀攀岩俱乐部，一时成为阳朔攀岩爱好者的据点。从此以“带人攀岩”为盈利模式的攀岩向导俱乐部，开遍阳朔县李树的北线攀岩俱乐部、何凌轩的西唐攀岩俱乐部、邱江的蜘蛛人攀岩俱乐部、张勇的阳朔攀岩学校……

就在攀岩俱乐部开遍阳朔的同一时期，这个小县城也因温暖的阳光、慵懒的氛围、低廉的生活成本，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国内外嬉皮士云集的目的地。“音乐、酒吧，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流。在阳朔你会见到很多国际老炮，跟他们交流，晚上会有像party一样的感觉。”王大说。西街上常年飘散着麦芽糖的甜腻，时而伴随着奇异的化学烟雾，街上常常见到热带的人字拖、短裤和攀岩鞋，有暖昧而躁动的男男女女，还有终日回响的雷鬼音乐、红黄绿色的图腾和精神偶像鲍勃·马利。

在2000年初的阳朔，几乎无人不爱“雷鬼之父”鲍勃·马利，尤其是攀岩者。鲍勃·马利呼吁世界的和平与多元文化的包容而雷鬼音乐内在的自由，也与攀岩运动的自由高度契合。

“没有什么比内心自我追求更重要,”王大说,“我们对外界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是玩世不恭的，因为它们并不真实。你知道鲍勃·马利很多歌曲都带有很深的人生思考，甚至是政治色彩。它还代表了内心某种清醒或思考。所以喜欢雷鬼这类人，他们追求的一些东西，是物理上的自由，但更强调内心的自由，没有任何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跟攀岩文化是相通的。

2001年11月，刘喜男来到阳朔后，就被这里的攀岩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还有他儿时向往的自然岩壁。常驻在阳朔的王二也再次见到披着长发的刘喜男。

自从在白河攀岩节认识刘喜男之后，王二又在2001年4月

在许多非攀岩爱好者看来，攀岩是一项竞技性质的体育运动，直到王二在一篇名为《快乐至死》的文章里，把他们在泰国的攀岩生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许多人这才恍然发现，原来攀岩还可以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种无关竞技、只追求快乐的人生选择。

“为什么攀岩?为什么追求难度?为什么?”王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发问道，“也许国内给攀岩者的空间本就狭小，这么做只不过想多吸一口空气而已?只有爬得好，人们才会说OK,这人很牛，攀岩者才有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你才会获得其他攀岩者的尊重?这他妈是什么阿Q精神!唯一的源泉是快乐!快乐!!他妈的快乐!!!如果没有快乐，这些事就他妈的毫无意义。”

回到云南后，刘喜男依旧和王二混在一起。王二效仿刘喜男，在昆明也烫了头。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美好了，必须叫上那个也爱喝酒、爱攀岩的兄弟一起加入。王大虽然已在自河置办了小院，但还是四处漂泊。接到王二的电话时，王大正在成都漂着。王二对王大说，你要来的话，你烫完了头再来。

王大以“烫头”纳投名状，顶着一头蓬松的头发来到昆明与王二、刘喜男会合。攀岩为盟，蓬头为誓，三蓬在昆明结义刘喜男在家里排行老三，王大王二调侃他为刘三。白河的岩友赵凯、赵雷兄弟也趁着假期，烫了头从北京赶过来会合。但在这些人当中，只有王大、王二和刘喜男三个人是全职“混子”。

混子这个词，是二十年后王大对当年生活状态的总结。一提起这个词，他就能想起那段不羁的青春时光，有点骄傲，还有点自豪。王二则将那段时期的自己形容为“鸟人”。他对鸟人的解读戏谑中更带有文化气息:“常人，两肋生有异翅，各长数丈，善飞，成对而行;好雨前穿梭于云端，声如雷鸣，震人心魄。行踪飘忽，无人能知其终。”用白话说，就是漂泊的普通人:鸟一样地迁徙，鸟一样地飞舞，鸟一样地振，鸟一样地生活。甭管是混子还是鸟人，王大王二都见证了东北人刘三如何一步步搬到中国版图对角线的另一端，又如何被这种散漫享乐的生活方式所俘获。王二还拿刘喜男的名字开玩笑道:“刘喜南，那不就是留西南嘛。”

或许只有攀登才会让这三名玩世不恭的小伙子严肃起来在爬白马雪山之前，王大和刘喜男还参与了王二的开线计划:在昆明市富民县开辟新的岩场。三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坐着驴车，一颠一颠地来到富民的红褐色岩壁。在烈日下，三个披散着头发的野人，几乎赤身裸体，系着安全带，腰间挂着一串丁零当啷的金属装备，手持着电钻，一边设计开发路线，一边在岩壁上打膨胀螺栓。

攀岩或攀登本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攀岩者会试着把私密的享乐空间扩大到公共层面，努力打造出共同的福祉，攀岩者此时蜕变成了开线者。他们不仅会获得运动本身的快乐，还能收获分享与创造的快乐。当年黄超启蒙了王二攀岩，后来美国攀岩者鲍勃·莫斯利(BobMoseley)教给王二开辟新路线的重要性。“我们之前并没有这个概念，是他告诉我们开线这事儿很有意义,”王大说，“如果你已经爬了很多，而且有自己的追求的时候，你肯定要用开线的方式把你的追求表达出来。”鲍勃的中文名叫木保山。他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西南地区的负责人，私下里还是一名攀岩高手。在昆明西山，鲍勃夫妇还给三蓬拍了张合照:三名头发炸开的年轻人站在红褐色的岩壁下，穿着不同颜色的棉质短袖T恤，嘴里叼着根烟，一脸不屑地对着镜头。那眼神就好像在说，万物皆可抛，攀岩最重要。

那段时期，三蓬就这么在云南浪荡着。他们饿了，就在路边摊吃碗便宜的小锅米线。刘喜男严格吃素。后来不同的朋友都问过他吃素的理由，刘喜男说，有一天突然就不想吃肉了觉得肉不好吃了，吃了会恶心。他还对王二说，吃素是因为母亲过世后，便不再杀生。他们渴了，就喝几瓶啤酒，偶尔也会喝点洋酒。刘喜男一喝龙舌兰就会醉，还会出一点小洋相，显得憨态可掬。大部分时候，由于预算有限，他们只喝便宜的洋酒。那段时期，三蓬喝酒讲究的是酒精摄入量:单位价格里能买到酒精含量最多的酒。

无论去哪，刘喜男总是随身带着一副灰色的花棍，一有时间就亮出来玩耍，就好像一名随身携带鼓槌的鼓手，总想敲打点什么。即便是在车水马龙的昆明市区，刘喜男也穿着那套标志性的蓝色灯笼裤，红色粗麻衣服，光着脚丫，披头散发地练习花棍的平衡艺术。有一天，刘喜男又是早早起床，在昆明市区的北广场上光着脚丫练习花棍。刘喜男一身肌肉、一头摇滚长发、浑身破烂的形象，再加上炫目的花棍技艺，迅速引起了一旁小学生们的围观。一名小学生走过来，问刘喜男，叔叔叔叔，你就是迪克牛仔吧?

2003年4月，终于到了约定好登山的日子了。三个人一路北上，来到滇西北的白马雪山。他们一边走在山路上，一边哼唱着他们自己改编许巍的歌曲《夏日的风》:午后一场雪，让这个山谷，更清爽/悠然白茫山，依稀在云里，缥缈/就在这山上，随便走走……

刘喜男第一次攀登高海拔雪山，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头痛得厉害。王大王二劝刘喜男撤下山。对于哥仨来说，只要混在一起，登什么山并不重要，甚至登山也不重要。他们上山时外面的世界还是一片祥和美好的乐土，下山后，非典正在云南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