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王二和刘喜男从白马雪山出来时，非典正肆虐中国西南地区。只有大理依旧像是个世外桃源，人们无忧无虑地在城里纵情狂欢。三蓬来到这座古城。“那是一次迷幻的旅行。王大每每提起这个故事时，嘴角都荡漾起坏笑。

90年代末，世界各地的嬉皮士纷纷涌人云南的大理与丽江，发现种植大麻竟是云南少数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他们又惊又喜，似乎发现了合法的宝藏。云南本土的汉麻(也称火麻)不同于毒品大麻，而是云南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苍山脚下，到处都种满了麻叶。到了丰收的季节，大理的街头随处可见兜售大麻的小贩。嬉皮士们买来麻叶，用小锅烘干，卷起来吸食。2003年3月，云南省公安厅制定了《云南省工业用大麻管理暂行规定》，准许部分工业用大麻在合法的前提下生产。“由于云南人嗑食麻籽的习惯，遗落的种子，使得每年的野生大麻屡禁难绝,”《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写道，“在昆明，有媒体报道，野生大麻甚至长到了郊区法庭旁的田边空地上，数量高达三四百株。”

在美国的优胜美地，大麻、流浪与性爱共同组成了美国攀岩文化中最迷幻的一部分。无论是优胜美地的流浪攀登者，还是在阳朔和大理享受飘飘然感觉的老岩棍们，他们都很享受攀岩与叶子的完美结合。

“当有些时候，你在逼近自己极限时，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你可能已经忘掉你的动作、你的高度。眼前只有你的手指和岩壁上一两个岩点。呼吸你都会忘掉。这个时候往往是你发挥最好的时候，也是最享受的时候,”王大总结道，“你知道叶子会有一定麻痹作用。它会让你的肌肉--你知道爬的时候，脚尖、手指有时会很痛的，特别是像胀手这样的动作--忽略掉这种疼痛的感觉。”

刘喜男等人十分克制地使用自然赐予他们的享乐工具，但他们也目睹过很多一起混的朋友，太过沉迷，“整个人就松驰了”

大理不仅有叶子，有酒，还有朋友。三蓬赶到大理的时候，昆明的一帮朋友也陆续赶来。他们云集在大理酒吧街上的太白楼，给酒吧老板段王爷庆生。这帮精力充沛的小青年们都喝多了，在二楼胡闹起来。王二起着哄，聚会进入到互相抹蛋糕的环节。王大不喜欢这种吵闹的环境，一个人下楼独酌。不一会儿，二楼就冲下几个朋友，互相追打嬉戏，再跑到楼外。刘喜男最后一个冲下楼。他的长发上沾满了蛋糕和奶油，手持着两块大蛋糕追出去了。据王大后来回忆，刘喜男跑出门后，看到酒吧对面坐着两个姑娘，误以为是自己人，就拿着蛋糕抹到对方脸上。哪知这两个姑娘身边，还有几十名摩拳擦掌的高中小混混。

王大正喝着酒，就听外面吵吵嚷嚷。他走出太白楼，看到街对面二三十名小年轻正围堵刘喜男。刘喜男被打得头破血流，王大眼看兄弟要吃亏，借着酒劲“杀”了过去。王大一猛子撂翻好几个人，再一脚踹开对面酒吧的大门，把刘喜男拉进来。两个人在酒吧里面把大门顶住。王大这时有点清醒了，赶紧对酒吧老板喊，快报警。大门瞬间被撞开。外面的人一下子涌进来，认准大蓬头就是一顿打。王大和刘喜男扔酒瓶子还击。双方战作一团，几乎把街边的酒吧全部砸毁。

王大和刘喜男终究是寡不敌众，被打得浑身是血。他们冲出重围。后面的人边追边打。王大和刘喜男跑了一整条街，终于遇到了王二等人。众人赶紧把刘喜男送往医院。其中一哥们老向(向立敬)眼见没参与战斗，略有些遗憾，便与王大又重新杀了回去。王大回到酒吧街，认准其中一人，揪住一通猛打，这时，警察也来了。王大和老向被关了一晚上才放出来。

“2003年大理那会儿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会儿当地小孩也出来混了,”王二回忆当年，依旧愤慨,“我靠，我们家门口你这么放肆，那能行?”

这段嬉皮时光中最精彩恣意的经历，在当下却深刻地影响着刘喜男。这次街战过后，刘喜男性格大变，严肃很多，性格也变得更忧郁了，很快就试图找工作。在朋友们的观察中，一直以来，刘喜男的内心都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打开自我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不停地尝试新鲜的事物，努力融人“混子”和“鸟人”的生活，自由自在。同时，他也被现实拉扯住，没有像王大、王二一样无拘无束地飘来飘去。他一直在攒钱。或许他一直都有种危机感，避免成为真正的混子。“我实在不行了，我回我爸妈那蹭顿饭还是可以的，蹭个地儿、蹭个床肯定是没问题的,”王大说，“我感觉当时的状态下，还不是足够独立、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王二也是有稳定的家庭。”但刘喜男不一样。他少年丧母，平时也不怎么与家人联络。28岁时，他把长春的房子卖掉、离开家乡之后，便无路可退了。他品尝过了自由的美好，再也不想回到那种沉闷的生活状态中，刘喜男开始严肃地制订起攀登目标。他计划和王大、王二，挑战长达320米的昆明西山大岩壁路线。大岩壁登涵盖了耐力、操作、体能、风险、装备、技术等综合因素，是许多攀岩者追求的终极攀登形式之一。攀岩初学者往往会从运动攀起步，或是在攀岩馆里的人工岩壁训练，或是在野外的自然岩壁实践。等到技术纯熟、经验丰富的时候，一部分攀岩者还会精益求精，尝试更有冒险风格的传统攀。传统攀岩者不在岩壁上打膨胀螺栓，而是运用机械塞、岩塞等技术装备做保护，利用岩壁的自然特征与个人的攀岩技巧，不留痕迹地攀爬。这种攀岩形式风险更高，但在一些人看来更接近攀岩的原始形态。

在中国，经验丰富的传统攀岩者，会继续挑战更具探险精神的高山岩石路线(Alpine Rock)，如婆缪峰。登山与攀岩两种运动在这里相遇了。也有一些人选择在大岩壁上追逐攀岩的极致:连续数日在几百米高的垂直岩壁上攀爬，有时甚至重装拖拽数百公斤的补给物资。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就是全球著名的大岩壁胜地。在优胜美地的酋长岩和半穹顶上，已开辟了数十条经典的大岩壁攀登路线，让中国攀岩者心生向往。当中国第一代攀岩者成长为传统攀岩者不久之后，第一次大岩壁登也就应运而生了。

2003年5月28日，刘喜男、王大、王二计划用三天时间完成昆明西山大岩壁的攀登。三蓬平时虽是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无业青年，但他们也是中国大岩壁攀登的先驱者。攀登开始后这条路线的难度远超乎三人的想象。他们准备好了在山上煮面煮咖啡，没承想攀爬过程中，套锅掉下了悬崖。三兄弟只好吃着巧克力和面包充饥。他们一直爬，爬到日落西山。

第二天晚上8点多，在西山美人峰脚下，昆明武警第十黄金支队的家属抬头一望，只见绝壁中央有几个明晃晃的头灯在闪耀，于是赶紧报警。西山公安分局碧鸡派出所、消防特勤一中队立即出警，赶到山脚下。刘喜男等人根本没想到这次攀登，竟然惊动了山脚下众多人围观--尽管他们压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这时，三个人已经爬到170米高的地方了。等他们实在没吃的了，决定趁着天黑前下撤。晚上8点45分，刘喜男、王大、王二安全撤回到地面，无奈地跟着民警回派出所登记。中国第一次大岩壁攀登尝试，就这样在一场乌龙救援中结束了。

到了夏天，刘喜男找到了份正经的工作，在大连圣亚极限登山攀岩攀冰俱乐部任攀岩教练。这家俱乐部年初刚刚成立，与著名的圣亚海洋公园，同为大连圣亚集团的子公司。“2003年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的大连队员大刘(刘福勇)成为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刘刚组建好俱乐部，急需一名攀岩高手管理俱乐部的攀岩馆。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刘喜男，并邀请他来俱乐部的攀岩馆工作。刘喜男又从中国的西南角搬到了东北地区。

新开的攀岩馆着实吸引了不少新人体验。刘喜男平时就在岩馆里教初学者攀岩，给他们打一打保护，每个月工资3000元他是攀岩馆里唯一的教练。“他这人脾气比较倔。其实我也倔。我们俩有时候也吵架。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大刘说。虽然老板为人豪爽，请假时还会照顾他，但这种上班生活--白天要上班打卡，出去攀岩要请假，出差还要写假条--早就不适合这个嬉皮士了。有一天，刘喜男和大刘按照公司制度要求，都穿上西装上班。集团领导看到后，也觉得他们俩在岩馆里穿西服实在太别扭，批准他们成为圣亚集团里为数不多的不穿制服上班的两个人。

十一”期间，红塔集团在哈巴雪山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登山大会。大刘的俱乐部分到两个登山大会的名额。刘喜男代表俱乐部参加。他竟在山上巧遇了那两个好兄弟，临时来山上做登山协作的王大和王二。哥仨才阔别几个月，又在山上相聚了，当天晚上，三个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大本营喝得晕头转向，不知是高反还是醉态，最后一起登顶了哈巴雪山。这还是刘喜男第一次登顶一座雪山，虽然只是一座入门的雪山。

刘喜男在大连的日子大多是枯燥的。他很少有能聊得来的朋友，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工作。他在无聊的时候，就在路边耍一耍花棍。就连大刘也觉得，像他和刘喜男这种在公司里没有目标的生活状态，长时间被人养着，实在没有什么尊严。刘喜男需要一个目标，来支撑这种漫无目的的生活。

来到大连圣亚的第二年春天，刘喜男策划了华山西峰(莲花峰)的大岩壁攀登。他和阳朔的朋友一起搭档尝试这条600多米长的大岩壁路线。当时的中国攀岩者，还没有人爬过如此宏大的大岩壁攀登路线。陕西卫视的《勇者先行》节目组一路跟拍。二人从海拔2086米高的华山西峰顶，一段接一段地从悬崖上降下来，考察每一段线路的难点。晚上，二人就挂在悬崖上休息。到了夜里，“此起彼伏的风声，像是无数鬼魂哀号，令人毛骨悚然，恐怖的声音让他们联想到可能在晚上发生的重重危险”。他们在华山绝壁上熬过了两天一夜，决定这次还是先以考察为主。华山西峰的这条大岩壁路线，便成了刘喜男未来几年的夙愿。

回到大连后，刘喜男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攀岩和开线。攀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只是每次从外地回来后，他都要走一遍烦琐的报销程序。6月，刘喜男从广东英德开线归来，整理了不少麻烦的票据报销，而且这次费用又超过了公司的预算。工作的束缚感与往日的闲散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几个月后，刘喜男跟大刘提出辞职。他又过回了一路流浪、一路攀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