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李宗利、迪力夏提和小海三人正式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攀登到第四天，他们爬到了海拔6700米的高度，距顶峰还有800米。这天晚上，三名攀登者在疲惫中睡去了。帐篷外狂风呼啸。

半夜12点，贡嘎山上的高空风把整个帐篷--连同帐篷里三个加起来有200多公斤重的大男人--硬生生吹飞了起来。帐篷被挪动了半米以后，三名攀登者瞬间清醒了。眼看帐篷就要滑入悬崖边，他们立即把帐篷杆折断，拼命挖着雪坑。帐篷还在往下滑。他们死死地抓着被折断的帐篷，不让身体被狂风吹飞。

这时，李宗利耳边传来了藏语的六字真言与穆斯林的祷告。他一边用身体拼命压住帐篷，一边凝听着小海与迪力夏提的祈祷，却不知自己该向哪位神灵求助

这一晚狂风不止。天亮后，大家开始清点装备。帐篷被撕开个口子，重要的装备都还在，唯有小海的一只高山靴被吹飞。李宗利给小海的脚上包上四层厚袜子，三个人开始苟延残喘地撤下山去。这只是李宗利登山生涯中许多个惊险瞬间中的一幕而已。

在小海心目中，李宗利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位有所成就的自由攀登者。这名登山者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身上压制不住的霸气与凌厉、常人少有的自律与执行力，全都令小海敬佩。小海刚来到自由之巅时，他的目标不是哪座具体的山峰，而是面前的老师。“我想成为李宗利。”小海说。

如今，小海已经在“成为李宗利”的路上走了两年了。登山公司的同事们来了又走，只有他和老师顶住了自由之巅的招牌。小海越来越熟悉李宗利的个性。这是一名能把员工骂哭的老板，一名骄傲到有些自负的攀登者。小海说，李宗利从不会等到完成一个成就之后，才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而是打心底知道他比别人要厉害，“锋芒毕露都不足以形容他了”。

李宗利偶尔也有柔软的时候。每当在学生面前提起小柳以及小柳的父母，这个男人的眼眶就有些湿润。他总觉得有些愧疚。小柳那两年进步太快了，作为老师，他没有及时发觉、并拉住小柳。“可能他总觉得这是导致那个事故的原因。”小海说。每年，李宗利都带着礼品去湖南看望小柳的父母。然而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李宗利总是把这份柔软紧紧地--用佯装愤怒与转移话题的方式 --包裹在心底最深处。

也许李宗利把这种愧疚之情，加倍补偿到了小海身上。在每一座山峰、每一年冰季，李宗利都手把手悉心教学。小海本就带着年少时的热情而来，再加上身体条件出众，进步非常快。小海对这种生活原本很满意，却在2017年夏天突然离开了自由之巅。他回家的理由很朴素，也很现实:工资太低了，只有两千多。李宗利对他说，你先不要辞职，先回家休息几个月吧。这一年，李宗利攀登贡嘎山的计划暂时中断。

小海回家待了小半年。有一天，小海在家里看到一则新闻捷克登山者登顶了贡嘎主峰，距上一次人类登顶这座巨峰已经过去十五年了。登山圈的各个微信群里热议着这次攀登。小海刚看这则新闻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李宗利在电话里说，操，小海，你看见捷克登顶了吗?你要不回来训练?这个山我们也可以登顶的。小海瞬间就被点燃了。李宗利的贡嘎山之梦，也传递到了小海的心里。

年底，小海回归了自由之巅。公司已经搬到了成都温江区的大别墅里，还来了不少新人。自由之巅俨然蜕变成了一支全新的团队。李宗利正忙着贡嘎山的训练，根本教不过来，索性把这些新生全都抛给小海去教。在双桥沟里，小海每天开车拉着一帮新生，带他们学习基本的攀冰技术。他成了自由之的大师兄。他是公司里唯一敢跟李宗利顶嘴的人，在旁人看来两个人吵得耳红脖子粗的时候，那只是他们在聊天而已。

自由之巅就像个小型的袍哥组织。每次做完大型活动之后摆的一道“生死局”--一直喝到死为止 --是自由之巅最有代表性的社交方式。小教练们都沾染着一些李宗利的江湖气息。李宗利从前剃个青皮短发，现在又留起了中长发，在脑后扎个辫子，露出饱满的额头。他身材精炼，眼神凌厉，如果不是脖子上挂着一长串念珠、脚下踩着布鞋，倒更像是个综合格斗运动员。开会的时候，他偶尔还敞着怀，坐在长长的木质办公桌前的头把交椅，招呼员工为“兄弟们”。兄弟们也给这位大哥和老师长脸，抽烟、喝酒、打架、爆粗口无一不精，再对比这些稚气未脱的脸，多少有些错乱感。在冬季的双桥沟，自由之巅的员工永远是最热烈、最社会、声势最浩大的一帮人。

在刃脊探险解散之后，成都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登山探险公司。许多小型的“野鸡”公司，常年以低价为卖点，带领手在这间屋子里，Ken原本是最不可能加人这帮小圈子的人，他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Ken是地道的香港白领，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他在香港一家IT公司做网络工程师。每天清晨6点多，他就要告别父母和两个弟弟，拎上公文包，西装革履地从家里出发，匆匆赶往公司去上班。他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时间。只要接到英国公司总部打来的电话，哪怕是在半夜，他也必须立即上线解决对方的技术问题。他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好在他的年薪有60万港币。这在香港白领当中比较普通，但对于后来一起合租的这帮朋友而言--Ken的年薪几乎是阿左等人的20倍--已经算得上富豪了。他已经为这家IT公司卖命工作了五六年。“他们愿意付钱买你时间。Ken说。

每年年假是Ken唯一感到自由的时光。他背上背包，来到大陆，畅游祖国的大西北地区。2014年底，他在一篇公众号文章里偶然发现了领攀，这家登山学校即将举办一期元旦攀冰培训活动。Ken报名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攀冰，他成为班上爬得最好的学员之一。他还认识了班上的两名助教，刘兴和阿左。Ken私下里跟刘兴交流很多，两个人聊着彼此的家庭、生活与工作。回到香港后，Ken还常常和刘兴保持联络。

这次双桥沟攀冰改变了Ken之后的生活。“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导火索，本来之前就已经有想法，现在这种工作是不是要继续或者我能走下去多久，已经开始有些疑问,"Ken说，“接触了攀登以后，这个想法会更强烈。”回到香港后，Ken开始练习攀岩。他在紧张的工作中争取抽出一点点时间，跟朋友去香港的岩场野攀。有一次，刘兴来找他玩，Ken还请假带他去了香港各大岩场攀岩。Ken越热爱攀登，就越厌倦工作。他在心里挣扎着。这种情绪积蓄了一年多，最终爆发了。

Ken决定给自己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他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开了去攀冰、攀岩、登山。父母知道后非常不理解，甚至是愤怒，但Ken还是执意来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后，Ken暂住在华枫和晶晶的家里。除去孝敬父母的部分工资，他卡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足够他放纵半年时间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大不了回去再赚。他报名了领攀学校里所有的课程，和阿左、昊昕等人去四川各处攀登。

Ken只比昊昕大了两个月，他惊奇地发现，昊昕竟然还和自己的弟弟同一天生日。他觉得昊昕激情满满，这名同龄人很容易带动起气氛。但大多数时候，Ken把阿左和昊昕的组合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有阿左的地方就有昊昕。这一年年底，阿左和昊昕完成了幺妹峰之后，Ken也非常兴奋。“就感觉他们牛，很牛,”Ken说，“一开始可能没有这么强的感觉，但是他们真的登顶了以后，就开始感觉，哇，他们真的好牛。”

在四川的这半年时间过得格外快，Ken彻底沉迷在登的世界中了。他看着卡里剩余的存款，对自己说，OK，再给自己半年时间。他又续了半年。之后又是半年，半年，半年。他的存款不多了。他与阿左、刘兴、华枫、晶晶等好友合租了三居室的房间。刘兴成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两个人平摊700元房租。

Ken偶尔回香港看望父母，每次见面他们都要大吵一架。他有时会安慰自己，幸好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否则压力就更大了他的父母满心期望，儿子出去玩一阵很快就能回家，回到那个安稳的环境中来。到后来父母已经有些麻木，或是绝望。Ken在心里挣扎着:到底是要遵循父母的意愿，还是追逐自己理想的生活。他最畏惧的不是父母的愤怒，而是他们的哀叹。每次与家人争吵后，父母总会用失望的语气说，好吧，我管不了你，你好自为之。“他们对我、对我这个儿子的失望，其实对我来说才是最难受的。”Ken说。

Ken的存款就快花完了。他加入了阿左和昊昕的梦幻高山团队，学着拍摄和剪辑，并尝试以此谋生。阿左非常佩服Ken哥。这间三居室里的朋友们要么是四川人，要么是常年生活在四川的登山者。只有Ken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定居在他乡，一心为了攀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很不容易,”阿左说,“到一个陌生城市，而且本来香港人在内地很多地方不顺利，我们一起经常出去，他经常很恼火。”Ken至今也无法适应川菜，在川西地区住宾馆时还常常遇到麻烦。还有一件事让Ken无比烦恼:他虽然上遍了领攀学校的课程 --他的存款大多花在这里 --但他的攀登水平提高得并不快。

尽管如此，Ken还是愿意留在这里。他和朋友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当时那个房间，是我觉得最喜欢、最理想的,”Ken说，“在成都的朋友都会过来，到我们家，去聚一下。我们家的客厅就好像变成了一个BaseCamp(大本营)，大家会过来聚餐:或者吃完饭就到我们家聊天。”

只是，Ken发现，虽然刘兴和他拼了一间房，还睡在了自己的上铺，但他们俩反而没有之前那么无话不谈了。刘兴的生活重心总是围绕着领攀学校，跟着曾山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山区做培训，带客户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商业山峰。这似乎给朋友们营造出一种错觉:这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是个没有太多自由登欲望的人。大家似乎都忘了，当年刘兴加人领攀的初衷就是为了登。

当朋友们后来努力回忆起关于刘兴的点点滴滴，当曾山后悔为什么不多与这位学生谈谈心，大家才意识到，似乎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过刘兴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