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后来才知道刘兴和马科斯一起去攀登了日乌且峰(海拔6376米)。这座位于贡嘎山域深处的山峰曾吸引了米克·福勒、老布等世界级登山家。在2018年的某个时间点，它也吸引了刘兴。当曾山突然得知刘兴和马科斯搭档去爬日乌且峰时，他非常惊讶。他并非惊讶于刘兴选择了这座颇有难度的山峰，而是惊讶于刘兴竟然选择和马科斯搭档。“突然跟马科斯走，就好像他想证明他自己怎么样,”曾山说,“突然爬6000米的山，他真的没有什么6000米的经验。”

曾山第一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他们已经登顶了，但刘兴在顶上已经“有些垮了”。冬天，在贡山城深处，6000米绝顶上的寒风能把人撕碎。曾山告诉马科斯，在山顶上挖个雪洞，让刘兴在雪洞里避风，再给他一点吃的东西，把他放在睡袋里。

曾山第二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刘兴好一点了，他能说话，还能站起来，他们要尽快撒下山。曾山体会过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每一秒钟都像是在地狱。“当时晚上他们在顶峰，你知道什么样子，6000米，11月份。我天哪。”曾山说。也许马科斯担心他们俩都因失温而死掉，他和刘兴决定立即撤下山。

曾山第三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在下撤不久后，刘兴就不行了。刘兴死在了他的怀里。曾山流着眼泪听完马科睩苁法斯﹏傖墥咕骤忙洞啐最电话。

深夜，曾山把这个噩耗告诉阿左。阿左接到电话时，“大本营”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唯独少了刘兴。阿左接完电话后，把Ken拉到了房间里，说，Ken，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刘兴他们去爬日乌且峰，但是他们出事了……阿左话还没说完，Ken已经思绪万千:出事了?出什么事?我们要不要去救援?阿左接着说，刘兴死了。

刘 --兴--死--了。这几个字彻底把Ken震惊住了。“这句话简直是让我惊呆了，就完全是空白了好几秒时间，才反应过来。”Ken后来说。在这几秒钟里，他想过无数种可能，其中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是，阿左在开玩笑。可眼下这气氛完全不像。更何况阿左，以及任何一名攀登者，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愣了几秒钟后，Ken流下了眼泪。

阿左给远在深圳的小树也打了电话。阿左在电话里说，刘兴出事了。认识阿左以来，小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惊。“我当时也很天真，或者说我其实不愿意往那个方面去想，我以为的出事就像他当年大雪塘那种的出事,”小树说,“他也没有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刘兴走了，但是听得出来，他电话里面的声音是在颤抖的。”她明白，一定是出大事了。阿左还告诉她，他和曾山、古古、Ken、刘峻甫等领攀教练，计划分批赶往目鸟且峰。小树依然以为，他们是去营救刘兴。其实，这是一次搜寻行动。

阿左与Ken几个人一晚上都没有睡着。他们搭上第二天凌晨的飞机，飞往200多公里外的康定，下了飞机后直奔贡嘎山区，又辗转来到了日鸟且峰脚下。大家已经非常疲惫了。但在曾山的指挥下，几名攀登者甚至都没有适应海拔，直接冲上山顶，“都是solo上去，直接solo快到顶了”。他们找到了刘兴的遗体把他带到山下的冰川，安放在冰裂缝之中。刘兴最终留在了日乌且峰。

几天下来，曾山不知不觉老了许多，就像个60多岁的白胡子老人。领攀教练刘峻甫观察到，平时曾山经常刮胡子，而且刮得很干净，很显年轻。这次在山上久了，曾山下巴上的胡须都长了出来，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阿左也注意到，到了最后几天，曾山的声音变得异常沙哑。阿左还注意到，等大家撤回山脚下的大本营，曾山本想去弄点吃的，却累得几乎瘫倒在地，看起来孤独而悲伤。

在近三十年的攀登生涯中，曾山从未在攀登过程中出过严重的事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搭档。眼下，他的学生刘兴却在攀登中遇难了。这对于这名致力于做登山培训与技术传承的中年人来说格外难受。曾山还非常愧疚。他一点也不了解刘兴，反而是在刘兴走了以后，曾山通过他的父母和朋友才深入了解这名学生。

一行人从日乌且峰大本营回到了成都的大本营。Ken走进他和刘兴的房间。在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他以为刘兴还躺在上铺，正玩着手机。Ken晃了晃神。原来上铺是空的。“完全接受不了,”Ken说，“我还没习惯过来，每次进房间或者每次睡觉的时候，还是觉得刘兴在上铺。”

小树得知刘兴遇难的确切消息的时候正在上班。她坐在办公室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第一次经历人生当中有比较密切的交集，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离开),”小树说,“你心里面有很多疑问，然后又很遗憾。可能没有人给你答案。事情就是这样。”

日乌且峰山难没有事故报告。刘兴的遇难留下了许多疑问，他为什么执意要爬日乌且峰?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攀登计划?最重要的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曾山从马科斯那里了解到攀登过程，推测出刘兴是因体力耗竭，进而造成失温，最终失去了生命。曾山说:“从后面我听马科斯说的，他们不应该到顶。他们应该提前下撤。我觉得刘兴pushthemselves too far(把自已逼得太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保守的人。”

曾山认为，马科斯是一名非常强悍的攀登者，事实上，在这对搭档关系中，马科斯过于强悍了。也许刘兴一直在拼命跟上马科斯的节奏--或是要证明自己能跟得上。最终，他被这种“证明自己”的心态吞噬了。也许他太渴望能像阿左和昊昕一样，自主开辟一条新路线，完成一次精彩的登。在愈加疲惫的攀登过程中，刘兴的身体状态呈恶性循环，而马科斯却忽视了这点，直到刘兴的身体逐渐濒临那个临界点。“最后刘兴完全不行的时候，他垮在那儿了，马科斯1ike,oh,my god,what doI do?”曾山说,“然后马科斯没有能力去照顾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朋友们若是把心中的遗憾、不解和愤怒宣泄到某个人身上，比如幸存者马科斯，或许心里就好受多了。然而他们不能。从刘兴和马科斯决定搭档的那一刻起，二人都默认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也是所有自由攀登者们的共识。严冬冬曾在《免责宜言》中将此清晰地表述出来:他们理解登山本质上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他们清楚在极限环境中搭档“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他们认为搭档不应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曾山说，如果决定去这样的山峰攀登，那么就不能有“我要依靠你，你要带我”的想法，攀登者之间完全是平等的，百分百为他们自己负责。

虽然登山者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选择的恶果却再次由登山者的家属承担。关于登山者自私性的话题争论不休。在中式家庭里，这个矛盾又被无限放大。过去几年，一些学生的父母找到曾山，希望他不要再教自己的孩子登山了。曾山往往先用他的中式经验安慰这些忧心忡忡的父母，他可以培养他们用最安全的方式去攀登。同时，曾山也用他的西式理念恪守着自己的底线，坚定地告诉他们:他是一名登山者，登山与培训登山是他喜欢的事情，他不可能放弃。

“如果你放弃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个人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就死掉了。你变成了不完整的一个人。我相信登山也是一样的,”曾山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去登山，就让他去登山。如果父母不让他去登山，我觉得不让子女追逐他们热爱的事情，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曾山热爱中国的山峰、汉语、川菜与教育方式，他唯独不认同父母以自私为名干涉子女的热爱。曾山的母亲贝西也像中国的父母一般担惊受怕，从来没有支持过曾山的攀登生涯，但她亦没有阻止过甚至都没有把这种焦虑表达出来。“她知道不应该阻止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正是热爱才让人变得更加完整,”曾山说，“如果我阻止了我的女儿去做她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私。”

由于刘兴的遗体无法被带下山，派出所无法开具死亡证明，保险公司也没有顺利理赔这起案件。这在后期引起了巨大的法律争议。过了很久以后，刘兴的家属才拿到保险赔偿。“当时我们没有把刘兴运下来，我们现在挺后悔的。”阿左多年以后说道。

阿左和昊昕见到刘兴遇难后纷扰繁杂的官司，不禁想起身为一名自由攀登者，说不定未来有一天自己也会葬身于大山。他们俩都觉得，“葬哪不是一样，这个无所谓”。同时，这对搭档还与彼此约定好:“如果我死在山上，要是保险需要我下来，你就帮我从山上搬下来。如果保险不需要我下来，你就不用管我。”

刘兴走后，朋友们把他的一张照片放在大本营的客厅里。在之后的几年里，这张照片一直陪伴着他们。刘兴的攀登生涯就像他的名字--流星--一样短暂。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实现埋藏在心底的攀登理想。从攀登的角度考量，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攀登，日乌且峰新路线，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攀登成就，虽然这次攀登并不完整:刘兴没有活着回来。

在刘兴离开后的一周，昊昕发了条朋友圈。他引用美国登山家海登·肯尼迪(HaydenKennedy)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纪念刘兴:

“过去的几年间，每当有朋友志存高山，却一去无返，我心里的痛苦便淤积更盛。努力追逐极限的自由探险与朋友消逝山巅的短暂生命，让我在矛盾的痛苦中无法解脱。”

海登·肯尼迪是世界一流的青年登山家。22岁时，海与凯尔·登普斯特(老布曾经的固定搭档)在巴基斯坦的食人魔峰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并斩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金冰镐奖海登在25岁时再度获得第二个金冰镐奖。第二年，他的老搭档凯尔·登普斯特在食人魔II峰遇难。2017年10月，海登在一家网站上撰写了一篇悲伤的文章，讲述了他的搭档们近年来陆续在山上遇难的故事。其中就包含昊听引用的那段话。写完这文章的一周后，海登与女友珀金斯在高山滑雪时遭遇雪崩。海登苟活下来，而珀金斯却当场被雪崩掩埋。海登在雪崩现场不停地挖掘。他一定知道被埋在雪崩中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15分钟，超过30分钟的生存概率微乎其微。海登搜寻了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走到山下，开车回到他们的公寓。或许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愧疚。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而是在公寓里写了15页便条，写明他已经搜索过的地点，并标好记号。之后，他服用了致命剂量的止痛药和酒精，离开了这个世界。海登离世后的第二天，人们在雪中挖到了珀金斯的遗体。

正如海登所言，攀登这件事对于刘兴来说，既是美好的礼物，也是可怕的诅咒。朋友们希望刘兴离世前体会到的是“美好”的那一部分。在山脚下的时候，马科斯提出，希望能在日乌且峰立一块刘兴的纪念碑。第二年，朋友们在山脚下找了一块巨石，在巨石中镶嵌了一块黑色的牌子，做成刘兴的纪念碑。

曾山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碑前看一看。疫情第一年的时候,曾山回到了美国。疫情第二年，曾山带领北大山鹰社的学生们攀登贡嘎山域的勒多曼因峰。下山后，曾山离开了大部队，独自来到这块碑前。刘兴已经逝去三年了，纪念碑保存得很完好。由于地处贡嘎山域深处，这块碑无人打扰。碑上放了一支冰镐。冰镐下是刘兴的照片。这是刘兴最阳光明媚的样子:戴着头盔和墨镜，背着背包，笑着望向前方。

碑上还刻着一些文字，这是朋友们对这名35岁自由攀登者的寄语:

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世界中，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纪念我们的朋友刘兴，在攀登日乌且峰时遇难，愿天堂也有你热爱的高山岩壁。

曾山望着他，心想，你怎么这么笨，就这么出事了……想着想着，他在碑前一个人默默地哭了。